• 文/洪郁真

說到「生孩子」，現代大多數人想到的畫面，應該是產婦與醫護人員在醫院手術房裡的畫面。

但在以前，產婦大多是在自己家中，依靠產婆或鄰里間有生產經驗的年長女性協助接生與後續照顧。由於協助者缺乏醫療知識的關係，產婦與新生兒都面臨驚人的死亡風險，如俗語「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所描述的，當年女性生產過程的順利與否，幾乎同等於生與死的差別。

到了近代，女性生產的場所從家中變成醫院，主要照護者由助產士轉變為婦產科醫師，這個生產流程由醫療體系介入管理的情況，稱之為生產醫院化（hospitalization of birth）或醫療化（medicalisation）。那台灣社會是在何時經歷這樣的轉變呢？

除了婦產科醫生，還有專業產婆的存在？

除了上述那種帶著簡易裝備，上山下海到產婦家中幫忙的傳統產婆外，台灣在日治時期逐漸建立起現代醫學系統。1897 年台北醫院設立「看護婦養成所」，開啟公立護士的教育制度，後於 1902 年制定助產婦的修業課程規範。

1923 年，臺灣總督府規定，除了從台北醫院助產婦本科及速成科畢業的女性^註可直接從事產婆工作外，曾通過產婆考試、或畢業於指定私立助產婦學校或產婆講習所的女性也可報名官方考試，取得合格證書後從事產婦相關的工作。隨著越來越多累積專業知識的助產士（又稱新式產婆）投入社會，產婦及嬰兒的死亡率逐漸降低，助產士也成為台灣婦女接生與照護的主力──咦？那婦產科醫生呢？

原來在 1920 年代的台灣，雖然已有少數通過完整醫療教育的婦產科醫生（例如台灣第一位女醫師，主攻婦產科的蔡阿信），但對於當時保守的風氣來說，「由男醫生幫女性接生」的觀念還是太難接受了一點，1960 年代初期由婦產科醫生接生的嬰兒還只占兩成。直到1972年，婦產科醫生接生率首次超過助產士，到了 1992 年醫院甚至直接取消助產士的編制，上醫院生孩子的模式變成台灣的常態。

原來台灣現在仍有助產師？

雖然產婆行業在台灣已沒落，卻沒有完全消失。2003 年，政府施行「助產人員法」（原名稱：助產士法），「助產師」（Registered professional midwife）位階出現，不過根據衛福部 105 年出生通報統計年報，2016 年由醫生接生的新生兒占整體的 99.87%，僅 0.07% 的嬰兒由助產師接生。相較於日本 2017 年的統計，助產師接生的比例達 4.8%。

現代的助產師與過去傳統的產婆不同，以產婦需求與身體狀況為主體，給予合適的生產指導，讓孕婦選擇在自家、助產所或配合的醫院中，根據身體的步調，較低醫療介入的方式生產，也成為到醫院以外的一種新選擇。

在陳育青和蘇鈺婷兩位導演拍攝的紀錄片《在祝我好好孕》中，就可看見助產師如何運用按摩、音樂或熱水澡等方式，讓孕婦與寶寶在安全又溫暖的氛圍中相見，成為產婦及其家人在懷孕生產過程中，除了醫療專業外，另一股輔助的力量。

「生產」是開啟我們生命的第一件大事，紀錄片《祝我好好孕》懷抱著「台灣囡仔和媽媽能笑著相見，生產不再是女人的苦難」這樣的願望而生。希望不僅僅是一部紀錄片，更成為一扇改變生產風景的視窗。《祝我好好孕》院線上映＆公益巡迴熱烈募資中！

• 註：當時助產婦講習所分成收日籍女性的本科與收台籍女性的速成科，兩者修業年限分別為 2 年和 1 年。

參考資料：

• 從穩婆到產婆—臺灣專業助產婦
• 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台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
• 不去醫院，在家裡生產？助產師如何實踐「以產婦和胎兒為主體」的接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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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梅林．謝德瑞克
• 譯者 / 周沛郁

最多產、最能有創意地操控動物行為的，是一群住在昆蟲體內的真菌。這些「殭屍真菌」改變寄主行為的方式，得到明確的好處──真菌綁架一隻昆蟲，就能散播孢子，完成自己的生命週期。

研究最透徹的殭屍真菌是偏側蛇蟲草菌（Ophiocordyceps unilateralis），這種真菌的一生都繞著巨山蟻（carpenter ant）打轉。巨山蟻受真菌感染之後，會失去自己怕高的本能，拋下相對安全的巢，爬上最近的植物──這症狀稱為「登頂症」（summit disease）。在適當的時候，真菌會迫使巨山蟻用大顎鉗住那株植物、「死命一咬」，菌絲體從巨山蟻腳上長出來，把巨山蟻固定在植物表面。真菌接著消化巨山蟻的身體，從巨山蟻頭上發出菇柄，孢子撒向經過下方的巨山蟻身上。如果孢子錯失了目標，就會產生次生的黏性孢子，在作為引線的細絲上向外延伸。

殭屍真菌極為精準地控制它們寄主昆蟲的行為。蛇形蟲草（Ophiocordyceps）會強迫螞蟻去溫度、溼度剛好的區域死命一咬，讓真菌結實──就在森林離地二十五公分高的地方。真菌利用太陽的方向來引導螞蟻，在中午時分同步感染螞蟻。螞蟻不會咬進葉背的任何老位置。百分之九十八的情況下，螞蟻會咬住主脈。

殭屍真菌如何控制寄主昆蟲的心智，一直令研究者大惑不解。二○一七年，真菌操控行為的一位頂尖專家大衛．休斯（David Hughes）帶領的一支團隊，在實驗室裡用蛇形蟲草感染了螞蟻。研究者在螞蟻死命一咬的那一刻，把螞蟻的身體保存起來，切成薄片，重建真菌住在螞蟻組織中的三維圖像。他們發現真菌變成螞蟻體內的一個假體器官，占據螞蟻身體的程度令人不安。受感染的螞蟻生物量之中，高達百分之四十是真菌。菌絲從頭到腳蜿蜒鑽過螞蟻的體腔，纏住螞蟻的肌纖維，透過互連的菌絲體網絡來協調螞蟻活動。然而，螞蟻的腦中居然沒有菌絲。休斯和他的團隊完全沒料到這情況。他們預期螞蟻的腦部會有真菌，才能那麼精細地控制螞蟻的行為。

結果真菌似乎是採用藥理學的方式。研究者懷疑，真菌雖然沒有實際存在於螞蟻腦部，但還是靠分泌化學物質，影響螞蟻的肌肉和中央神經系統，進而操控螞蟻的行動。但究竟是哪些化學物質，還不清楚。也不知道真菌能不能切斷螞蟻腦部和身體的連結，直接協調螞蟻的肌肉收縮。不過，蛇形蟲草和麥角菌是近親，瑞士化學家艾伯特．赫夫曼（Albert Hofmann）最初正是從麥角菌分離出用於製造 LSD 的化學物質，繼而做出一類化學物質，LSD 正是衍生物──這類化學物質稱為「麥角鹼」。在感染的螞蟻體內，負責產生這些生物鹼的蛇形蟲草基因組啟動了，表示這些基因組在操控螞蟻行為的過程中，可能扮演了某種角色。

不論這些真菌是怎麼辦到的，它們的干預以人類的任何標準來看，都十分驚人。經過幾十年的研究，投入數十億美元的經費，用藥物調控人類行為的能力還完全無法微調。比方說，抗精神疾病藥物無法針對特定的行為，其實只有鎮定效果。相較之下，蛇形蟲草百分之九十八的成功率，不只是讓螞蟻向上爬或是死命一咬（這百分之百會發生），而是咬到葉片特定的部位，並且是對真菌最理想的環境。不過公平起見，蛇形蟲草和許多殭屍真菌一樣，其實有很長的時間可以微調它們的做法。受感染的螞蟻行為有跡可循。螞蟻的死命一咬在葉脈上留下明顯的疤痕，依據化石化的疤痕，這種行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八百萬年前的始新世（Eocene）。真菌很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操控動物心智，可能自己也有心智。

——本文摘自《真菌微宇宙：看生態煉金師如何驅動世界、推展生命，連結地球萬物》，2021 年 8 月，果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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