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悲歌：「過勞死」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為工作而活》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延伸閱讀

• 「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吳介民，《地犬：吳介民詩集》，印刻，2017
•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2012
• 吳介民個人網頁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人工智慧讓羽球訓練更聰明！》
• 作者／郭雅欣｜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

「啪！」「啪！」在臺南新豐高中的羽球場上，球拍強力揮擊的聲響不絕於耳，幾位選手正奮力廝殺著。但這場羽球賽有點不同，因為旁邊還架著一具電視螢幕，而選手手上的球拍也不太一樣。練習賽結束後，教練與選手聚集在螢幕前，對著螢幕上的揮拍速度、爆發力指數等數據，熱烈地討論了起來。

會出現這麼特殊的景象，是因為新豐高中的羽球隊從去年（2019年） 5 月起，開始做為科技部計畫「從中樞系統建構雲端 AI 運動訓練歷程分析與疲勞診斷系統：以羽球項目為例」（以下簡稱「AIOT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的實驗基地，而這個計畫由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佳良領軍，希望利用人工智慧，將羽球的訓練科學化，達到最有效精準的訓練效果。

這項計畫包含五個部分，包括智能球拍、智能手錶、高速攝影動作捕捉，以及雲端 AI 運算中心和顯示各項運動與生理數值的 APP。智能球拍、智能手錶、高速攝影負責收集運動資訊，將資訊以 Wifi 網路上傳到雲端的 AI 運算中心計算後，結果呈現在電腦螢幕及專用的手機 APP 上，讓教練與選手一目了然。 

 計畫中使用的雲端計算中心是成大電機系教授王振興所主持的人工智能數位轉型研究中心 ，智能球拍、手錶等裝置不斷上傳的資料，會持續訓練 AI 演算法自身，讓演算法變得愈來愈精準。

為了讓訓練過程面面俱到，蔡佳良組了一支跨領域的「黃金陣容」，除了專研腦波與眼動的自己外，還找了工程專業的成大電機系教授王振興、負責 AI 演算法的逢甲大學自動控制工程學系副教授許煜亮、專研運動傷害的成大物理治療系副教授蔡一如，每位成員的專業領域都不一樣，在計畫中各司其職。

聰明的智能球拍

計畫中的一大重點，就是選手手上那支「智能球拍」，它可以收集選手的揮拍力道、轉動角度等數值，經過計算後，能知道揮拍速度、軌跡，還能分辨出九個不同的球種，這是因為球拍的握把中藏了一個感測晶片。

在握把中放入感測晶片就能做到，聽起來很容易，但在羽球拍上卻沒那麼簡單。蔡佳良說：「羽球選手對球拍的重量可是很要求的，一般選手使用的球拍大約 80 幾克，重一點輕一點，手感就差很多了。」而一個晶片動輒 10 幾克，直接放上球拍，不但影響重量，還改變了球拍的重心位置，「這樣的球拍沒有人會想用。」蔡佳良說。

後來，蔡佳良找了勝利體育公司合作，在以碳纖維為材料的握把中納入晶片，並盡量減少晶片重量，才做出了目前的智能球拍。蔡佳良說：「不過我們還是想再縮小晶片的重量，看看是否能讓晶片的電池小一點，希望能將球拍再減少 5 公克左右。」

你累了嗎？疲勞狀態對訓練來說很重要！

有了能收集選手打球狀況的智能球拍還不夠，蔡佳良還希望能將選手的「疲勞狀態」也納入訓練的參考，這也是接下來 AIOT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的發展重點。

蔡佳良與蔡一如指出，疲勞分成「中樞神經疲勞」與「周邊神經疲勞」，中樞神經疲勞反應在腦的專注力、心理上的鬥志等，例如比賽時間過長，或是選手心態上已經認輸等，這可以從選手的腦波及眼動訊號來判斷；而周邊神經疲勞則反應在肌肉的動作，例如選手的移動腳步可能變慢、揮拍動作變小等。此外，長時間受訓練的選手也可能慢性疲勞，儘管身體好像沒怎麼樣，但可能一早起床就覺得特別累，不想練球等。

分析選手的疲勞狀態，還可以進一步預防選手受傷，在選手有一點點受傷徵兆時，例如動作稍微改變時，就及時察覺，讓選手休息或就醫，這對於延長選手的運動生涯來說是很重要的。

你的疲勞，AI 比你先發現

為了偵測選手的肌肉疲勞狀況，重建選手的動作也是這次計畫的重點之一。蔡佳良說：「一般來說，我們是用『光學式動作捕捉系統』來重建選手的運動姿態。」這是一套專門的系統，選手的身上會貼滿光點，由四面八方的攝影機拍攝光點的移動，來重建選手動作。「不過這套系統太昂貴了，」蔡佳良說：「因此我們希望用一般的高速攝影機來取代。」方法是先以光學式動作捕捉系統找出界定選手疲勞與否的標準（稱為黃金標準），再將黃金標準與高速攝影機的影像共同輸入電腦，訓練電腦以高速攝影機的影像重建選手動作，並判別選手疲勞狀態。

 蔡佳良補充說：「等到我們把高速攝影機這一塊做起來，就會推廣到一般球館。」換句話說，未來一般民眾在運動中心等球館打球時，或許就能透過場館附設的高速攝影機，看見自己的動作及打球狀態，雖然不是職業選手，也可以研究自己的動作，享受運動科技帶來的好處。

智能手錶則由選手整天佩戴著，記錄選手日常的心跳及睡眠狀態，教練可以據此觀察選手生理狀況，也能輔助判斷疲勞狀態。計畫中使用的智能手錶由王振興研發，蔡佳良表示：「我們自己研發而不採用市面上的手錶，這樣可以依據我們的需求來收集資訊，也可以避免個資外洩的問題。」 

至於中樞神經的疲勞，可以透過腦波與眼動的狀態來發現，這也是蔡佳良的研究專長。但是蔡佳良說：「我們若要收集這些訊號，得讓選手戴上特製眼鏡，並在頭上貼特殊的貼紙，這會對選手打球造成影響。」因此，蔡佳良希望先將腦波及眼動的訊號，和智能球拍的感測訊號做連結，找出彼此的關聯，建立一個演算法，再將這個演算法寫入智能球拍的晶片中，「如果我們的演算法夠強，球拍感測訊號與腦波、眼動的關聯準確性夠高，就能直接從球拍的訊號，計算出選手的中樞神經疲勞狀況。」

學術與運動的跨領域溝通

AIOT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發展到目前的階段，已經可以從智能球拍的訊號，計算出個別選手的最快揮拍速度、最大擊球力道，以及爆發力、攻擊力、反應力等指數，蔡佳良笑說：「我們和教練也有一段磨合的過程，因為我們做研究的，想的都是怎樣的數據合適發表，卻不一定是教練真正需要的。」

 新豐高中羽球隊的教練李宜勳也對此舉例：「一開始蔡教授的團隊提供過一個數據叫做『積極度』，判別的方式就是一場雙打比賽中擊球次數多的，就是比較積極。可是事實上，我們比賽的時候，會故意將球打給比較弱的選手，所以他們的擊球次數自然比較多，這不代表他們比較積極。」

不過，李宜勳認為將 AIOT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納入訓練，對選手的練習的確有幫助，「有時候教練說破了嘴，還不如數據直接攤開來看。」李宜勳笑說。看到明確的數據，選手之間也會有正向競爭，覺得不想輸給同儕，對於自己的動作或缺點也有更明確的認識。

運動訓練科學化

儘管 AIOT 智能羽球訓練模式還未真正完成，但蔡佳良對於這項研究的未來發展深具信心，他說：「我們的研究成果在其他有球拍的運動上都可以應用，例如網球。」

蔡佳良並且認為，運動科技的蓬勃發展下，未來的運動訓練一定也都會走向科學化。「其實我一開始做運動科學時，接觸過一些國家級的教練，他們對運動科學有點排斥，認為運動科學發展起來之後，會搶了他們的教練工作。但其實運動科學只是用數據輔助訓練，真正的訓練專業還是在教練身上。」蔡佳良希望現在還在起步階段，就有機會經歷科學訓練的選手，未來若是成了教練，可以經由自己的經驗，明白如何運用科技，讓訓練變得更有效率。

「我們還希望我們的成果也能普及到一般民眾，因為運動科學的市場是很大的。」蔡佳良希望將智能球拍研發完整後，普及到一般運動用品店，讓民眾也能買來使用。他說：「即使是一般民眾，若能看看自己今天打球的狀況，也是很好玩、很有趣的事情。我相信會有人想買這種智能球拍的。」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龔雋幃；美術編輯｜林洵安

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你累了嗎？過勞、高工時是台灣長年以來的勞動代名詞，年輕人常以鬼島戲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明璋研究員認為，若要更適切理解工時過長的議題，不要侷限在台灣自身的觀察，他的策略是將中國、韓國、台灣、日本一起納入做比較，探究東亞國家的勞動狀況。

中韓台日加班時數比一比

愛拚才會贏，這或許是過去台灣社會普遍信服的觀念，為了賺錢沒日沒夜是家常便飯。然而，對於時下年輕人來說，工時長、薪水低、爆肝過勞沒假放，勞工被迫忍受各種低劣的勞動處境，恐怕更接近真實的心聲。年輕世代無從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鬼島之名也因此不脛而走。

但，台灣真的是一座過勞的鬼島嗎？

蔡明璋和其他三國的研究員進行跨國合作，他們藉由 2008 年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四國使用同一份問卷蒐集來的資料，以實證研究方式比較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的加班概況，並針對職業類型和僱傭地位（employment status）、契約身分等變項，進一步分析影響加班工時的關鍵因素。這一年正值全球財政危機，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至此時已成為「世界工廠」，有其關鍵意義。

中、日、台、韓在地理上很接近，西方學者也時常以儒家文化圈一概而論。但蔡明璋認為，東亞四國的勞動型態極為不同，包括國家勞動政策、企業組織的形式，以及勞工與資本家的相對權力，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工時差異。

因此，研究團隊分別提出了三組研究假設，進行跨國比較。

首先是經典的剝削觀點，並區分出自我剝削與階級剝削兩個競爭假設。前者假定自僱者（self-employed）、為自己的家族工作者（working for family）較有可能加班；後者則是推定低薪的受雇者較可能加班。

第二，考量到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他們假定高階主管或是專業白領比較有可能加班。

第三，則是因應現代組織人力的彈性需求，推測臨時契約工比固定工作者（permanent workers）更有可能加班。

這三項假設，在東亞四國的調查中有哪些獲得印證？

中國工時最長 南韓爆肝 No.1

首先，先來看看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攤開數據來看：日本每週平均工時最短只有 47.8 小時，台灣以 50.4 小時居次，南韓 53.1 小時，中國則是達到 55.3 小時，一週工時整整比日本多了快要一天。

若以每週 40 小時作為標準工時，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都不低。即便是日本，也只有近 40％ 的上班族每週工時符合標準，台灣約為 35％，南韓和中國則低到只剩下 26% 左右，超時工作的情況顯然比其他兩國更為普遍。

進一步分析這些加班者的過勞程度，檢視每週工時超過 70 小時的勞工比例：南韓（12.5%）比中國（10.1%）來得更高，名列榜首。換句話說，真的加起班來，韓國人恐怕最爆肝！

東亞老闆、自雇者更常超時工作

理解各國的加班情況後，接下來研究者要探究的是：到底是誰在加班？依照原本的假設，可以從三種不同分類方式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用僱傭身分區分，究竟是雇主更賣命，還是員工較血汗？

統計顯示，比起受雇者，四個國家的雇主工作時間都更長。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三國的自僱者也比一般上班族更常超時工作。甚至，那些在自家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工時也比受僱員工還要長。

在東亞國家，當老闆、自己做生意的人，多半工時都很長，呈現出自我剝削的傾向，尤其在中國最明顯。

第二個假設是從職業類型作觀察。研究發現，已經邁入後工業社會的日本，專業白領比非技術性工人的工時更長。雖然台、韓並未呈現相同趨勢，專業白領的加班情況不顯著；但兩國高階經理人的工時都是加好加滿，尤其是韓國的主管最操勞！

相較其他三個國家，中國完全落在光譜的另一端。無論是高階主管、專業白領或資深技師，加班時數都比非技術性工人少。蔡明璋解釋，這並非意味中國的職場菁英都不用賣命工作，而是因為「中國低端工人用體力換工資的情況更嚴重。」

無止盡加班趕工是這些中國底層階級的日常，過長工時對健康與家庭必然造成很多負面影響。蔡明璋直言，雖然共產黨宣揚的理念之一即是「打倒階級專政」，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到頭來被剝削最嚴重的卻是這些底層階級的工人。

同時，對照日本與中國在勞動型態上形成強烈對比，恰恰反映出後工業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日本的數據驗證了研究的第二組假設：

在勞動保護較為健全的現代化國家裡，專業白領的加班時數比非技術性勞工還要長。

至於第三組假設：契約勞工更常加班，在中國確實出現這個模式；意外的是，日、韓完全顛倒過來，固定工作者更常加班，即使超時的時數不是那麼高，但日韓顯然有特殊迥異的影響因素。

台灣是過勞之島嗎？值得持續追探

最後，回到一開始的疑問，台灣的勞動情況到底如何？

從資料上來看，6 成以上的工作者要加班，但約 7 成的人每週工時在 50 小時以下。雇主、自僱者工作時數都比受僱者長（雇主約多了 9 小時、自雇者約多了 8 小時）；從職業身分來看，除了高階經理人的工時相對多了快 4 小時，其他並無太大差異。蔡明璋總結，

台灣還是這樣，要增加你的收入，就需要增加很多工時。

綜觀各國數據，「以東亞四國做比較，台灣大概是在中間值，低階工人的工時情況不是最惡劣，白領專業人員過勞的企業文化，也不像日本那麼極端。」

看看中國、想想日本、問問韓國、反思台灣，比較研究的價值就在於從他者的視角，重新為自己找到定位。蔡明璋身兼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發展與人口研究」計畫召集人，希望藉此研究更了解東亞文化差異，他認為「社會學沒有透過比較，很難提出什麼特色。」這也是跨國比較困難但深具意義之處。

所以，台灣真的是過勞之島嗎？透過過往實證資料，或許仍有討論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台灣的經濟起飛，很大程度確實仰仗勞動力的長時間投入，以勞力剝削來換取整體經濟成果。

「從勞基法立法以來，台灣有進步，但我們相較於那些更發達的國家，工作時間還是很長。」蔡明璋說。

依照 2008 年的實證資料，對比於中國低技術工人的高工時、韓國瘋狂加班，台灣或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近 10 年來，我們可能又增加更多創業家、自雇者、非典型的派遣勞工，整體勞動條件也發生變化，東亞四國的勞動環境是否又有新面貌？仍值得後續研究者持續追蹤。

延伸閱讀

• Ming-Chang Tsai, Michio Nitta, Sang-Wook Kim, Wei-Dong Wang, 〈Working Overtime in East Asi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16
• 蔡明璋個人網頁
• 東亞社會調查網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中日台韓，誰是瘋狂加班王？》，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