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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畜悲歌:「過勞死」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為工作而活》

八旗文化_96
・2021/12/12 ・2081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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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 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
  • 譯者 / 葉品岑

對懷抱滿腔熱血報導戰區生死的一小群報社特約記者與獨立記者而言,遭流彈擊中、被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大吼大叫的人綁架,或是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風險,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至於那些致力於揭露(或掩埋)權勢者骯髒祕密的記者、直搗犯罪組織黑暗核心的記者,或是傳播意圖挑釁、擾亂和冒犯之觀點的記者,也都接受他們的工作可能使自己受到傷害。

但對多數人而言,新聞業應該是個安全的職業。舉例來說,記者不會預期在報導交通壅塞、金融市場起伏的過程中殉職,也不覺得評論最新技術裝置和時尚趨勢,或者記錄形塑市府微觀政治的沉悶鬥爭,會對自己造成生命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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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工作都有各自的職業風險,一般而言,新聞業不被視為高風險行業。圖/Pixabay

不幸的是,發生在日本公共媒體 NHK 的記者佐戶未和身上的事和期待不符。佐戶負責地方政府線的新聞,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報導東京都選舉的工作中死亡。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時,手裡還握著手機。

醫生很快確定佐戶的死因為心臟衰竭。但經過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後,官方將她的死因改為「過勞死」。在去世的前一個月,佐戶在正式紀錄中的加班時數為一百五十九小時。這令人筋疲力盡的工時,相當於連續四個星期的每個工作日都上了兩輪完整的八小時班。可想而知,非正式的加班時數大概還要更多。在佐戶去世後的幾週內,痛失愛女的父親查閱她的手機與電腦紀錄,計算她在去世前的一個月至少加班了二百零九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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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佐戶未和猝死的那年,還有許多類似的死亡通報。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承認,有兩種類型的死亡為工作過度的直接後果。「過勞死」是指由於疲勞、睡眠不足、營養不良和缺乏運動引起的心臟疾病導致的,佐戶的情況就屬於這類。另一方面,「過勞自殺」是指員工因工作過度導致的精神壓力,選擇走上自殺一途。

同年年底,厚生勞動省證實,二〇一三年有一百九十人死於過勞死或過勞自殺,前者與後者的比例為二比一,這與前十年的年均數字大致相符。然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向來只在特殊情況下宣布某人的死因為過勞死或過勞自殺,也就是只在能夠毫無疑問地證明死者的加班時數已遠遠超過了合理限度,同時也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致死因素(如嚴重高血壓),才會這麼做。

因此有些人認為,政府不願意承認問題的實際規模,譬如日本眾多反過勞死組織之一「過勞死辯護團全國連絡會議」的祕書長川人博就持此立場。他認為,過勞死的實際數字比政府願意承認的高出十倍。不意外的是,日本因過度工作導致嚴重精神失調或健康失調的人數,也被認為比官方實際承認的高出好幾十倍,而且因工作當下過於疲累造成職場意外事故的數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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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現象發生時,政府當局時常用其他疾病因子作為推託之詞,實際過勞的案例應該遠高於帳面上的數字。圖/Pexels

一九六九年,日本某大報貨運部有一名二十九歲職員,在令人聞之心痛地超時加班後,於辦公桌前倒地身亡,成為官方承認的第一例過勞死。隨著越來越多的死亡案例被直接歸咎於過度工作,「過勞死」這個詞很快進到大眾詞彙,進而逐漸成為日本國內的重要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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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與工作相關的疾病的詞彙越來越多。在這越來越豐富的詞彙庫裡,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是「經理病」,它被用來描述中階主管在面對職場升遷、辜負團隊期待、讓自己和家人蒙羞,乃至更糟糕的讓老闆失望、拖累公司等情況時,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但經理病的問題只會影響白領階級,反觀過勞死則是無差別攻擊的殺手,無論是藍領勞工,還是經理、教師、醫療工作者、企業執行長,都同樣可能遭殃。

在東亞,過勞絕非僅見於日本一國的現象。在其他東亞國家,也有許多壓力過大的員工一邊在工作崗位匆忙吃午飯,一邊思忖過勞的潛在致命後果。每年平均比英國人或澳洲人多工作四百小時的南韓人,也採用日文單詞「過勞死」的韓文說法來描述同一個現象。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自一九七九年戒慎恐懼地擁抱「國家資本主義」以來,中國的經濟以驚人速度增長,大約每八年成長一倍。儘管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律嚴明且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全球企業的製造業務進駐中國,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背後的動力,也將中國變成世上最大製造業生產國和出口國。但經濟成長帶來出人意料的後果,包括因工作過度而死亡的人數激增。二〇一六年,通常只在分享好消息時灌水的國家官媒中央電視臺宣布,每年有超過五十萬的中國公民死於過勞。

——本文摘自《為工作而活》/ 詹姆斯.舒茲曼,2021 年 11 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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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處理單元與人工智慧
賴昭正_96
・2024/06/24 ・6944字 ・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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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賴昭正|前清大化學系教授、系主任、所長;合創科學月刊

我擔心人工智慧可能會完全取代人類。如果人們能設計電腦病毒,那麼就會有人設計出能夠自我改進和複製的人工智慧。 這將是一種超越人類的新生命形式。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英國理論物理學家

大約在八十年前,當第一台數位計算機出現時,一些電腦科學家便一直致力於讓機器具有像人類一樣的智慧;但七十年後,還是沒有機器能夠可靠地提供人類程度的語言或影像辨識功能。誰又想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t,簡稱 AI)的能力最近十年突然起飛,在許多(所有?)領域的測試中擊敗了人類,正在改變各個領域——包括假新聞的製造與散佈——的生態。

圖形處理單元(graphic process unit,簡稱 GPU)是這場「人工智慧」革命中的最大助手。它的興起使得九年前還是個小公司的 Nvidia(英偉達)股票從每股不到 $5,上升到今天(5 月 24 日)每股超過 $1000(註一)的全世界第三大公司,其創辦人(之一)兼首席執行官、出生於台南的黃仁勳(Jenson Huang)也一躍成為全世界排名 20 內的大富豪、台灣家喻戶曉的名人!可是多少人了解圖形處理單元是什麼嗎?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黃仁勳出席2016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Nvidia 的崛起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圖/wikimedia

在回答這問題之前,筆者得先聲明筆者不是學電腦的,因此在這裡所能談的只是與電腦設計細節無關的基本原理。筆者認為將原理轉成實用工具是專家的事,不是我們外行人需要了解的;但作為一位現在的知識分子或公民,了解基本原理則是必備的條件:例如了解「能量不滅定律」就可以不用仔細分析,即可判斷永動機是騙人的;又如現在可攜帶型冷氣機充斥市面上,它們不用往室外排廢熱氣,就可以提供屋內冷氣,讀者買嗎?

CPU 與 GPU

不管是大型電腦或個人電腦都需具有「中央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 unit,簡稱 CPU)。CPU 是電腦的「腦」,其電子電路負責處理所有軟體正確運作所需的所有任務,如算術、邏輯、控制、輸入和輸出操作等等。雖然早期的設計即可以讓一個指令同時做兩、三件不同的工作;但為了簡單化,我們在這裡所談的工作將只是執行算術和邏輯運算的工作(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簡稱 ALU),如將兩個數加在一起。在這一簡化的定義下,CPU 在任何一個時刻均只能執行一件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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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電腦剛出現只能用於一般事物的處理時,CPU 均能非常勝任地完成任務。但電腦圖形和動畫的出現帶來了第一批運算密集型工作負載後,CPU 開始顯示心有餘而力不足:例如電玩動畫需要應用程式處理數以萬計的像素(pixel),每個像素都有自己的顏色、光強度、和運動等, 使得 CPU 根本沒辦法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些工作。於是出現了主機板上之「顯示插卡」來支援補助 CPU。

1999 年,英偉達將其一「具有集成變換、照明、三角形設定/裁剪、和透過應用程式從模型產生二維或三維影像的單晶片處理器」(註二)定位為「世界上第一款 GPU」,「GPU」這一名詞於焉誕生。不像 CPU,GPU 可以在同一個時刻執行許多算術和邏輯運算的工作,快速地完成圖形和動畫的變化。

依序計算和平行計算

一部電腦 CPU 如何計算 7×5+6/3 呢?因每一時刻只能做一件事,所以其步驟為:

  • 計算 7×5;
  • 計算 6/3;
  • 將結果相加。

總共需要 3 個運算時間。但如果我們有兩個 CPU 呢?很多工作便可以同時(平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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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時計算 7×5 及 6/3;
  • 將結果相加。

只需要 2 個運算時間,比單獨的 CPU 減少了一個。這看起來好像沒節省多少時間,但如果我們有 16 對 a×b 要相加呢?單獨的 CPU 需要 31 個運算的時間(16 個 × 的運算時間及 15 個 + 的運算時間),而有 16 個小 CPU 的 GPU 則只需要 5 個運算的時間(1 個 × 的運算時間及 4 個 + 的運算時間)!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為什麼稱 GPU 為「圖形」處理單元。圖一左圖《我愛科學》一書擺斜了,如何將它擺正成右圖呢? 一句話:「將整個圖逆時針方向旋轉 θ 即可」。但因為左圖是由上百萬個像素點(座標 x, y)組成的,所以這句簡單的話可讓 CPU 忙得不亦樂乎了:每一點的座標都必須做如下的轉換

x’ = x cosθ + y sinθ

y’ = -x sinθ+ y cos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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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一點均需要做四個 × 及兩個 + 的運算!如果每一運算需要 10-6 秒,那麼讓《我愛科學》一書做個簡單的角度旋轉,便需要 6 秒,這豈是電動玩具畫面變化所能接受的?

圖形處理的例子

人類的許多發明都是基於需要的關係,因此電腦硬件設計家便開始思考:這些點轉換都是獨立的,為什麼我們不讓它們同時進行(平行運算,parallel processing)呢?於是專門用來處理「圖形」的處理單元出現了——就是我們現在所知的 GPU。如果一個 GPU 可以同時處理 106 運算,那上圖的轉換只需 10-6 秒鐘!

GPU 的興起

GPU 可分成兩種:

  • 整合式圖形「卡」(integrated graphics)是內建於 CPU 中的 GPU,所以不是插卡,它與 CPU 共享系統記憶體,沒有單獨的記憶體組來儲存圖形/視訊,主要用於大部分的個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上;早期英特爾(Intel)因為不讓插卡 GPU 侵蝕主機的地盤,在這方面的研發佔領先的地位,約佔 68% 的市場。
  • 獨立顯示卡(discrete graphics)有不與 CPU 共享的自己專用內存;由於與處理器晶片分離,它會消耗更多電量並產生大量熱量;然而,也正是因為有自己的記憶體來源和電源,它可以比整合式顯示卡提供更高的效能。

2007 年,英偉達發布了可以在獨立 GPU 上進行平行處理的軟體層後,科學家發現獨立 GPU 不但能夠快速處理圖形變化,在需要大量計算才能實現特定結果的任務上也非常有效,因此開啟了為計算密集型的實用題目編寫 GPU 程式的領域。如今獨立 GPU 的應用範圍已遠遠超出當初圖形處理,不但擴大到醫學影像和地震成像等之複雜圖像和影片編輯及視覺化,也應用於駕駛、導航、天氣預報、大資料庫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加密貨幣挖礦、及分子動力學模擬(註三)等其它領域。獨立 GPU 已成為人工智慧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及許多行業的遊戲規則。英特爾在這方面發展較遲,遠遠落在英偉達(80%)及超微半導體公司(Advance Micro Devices Inc.,19%,註四)之後,大約只有 1% 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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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CPU與GPU架構

事實上現在的中央處理單元也不再是真正的「單元」,而是如圖二可含有多個可以同時處理運算的核心(core)單元。GPU 犧牲大量快取和控制單元以獲得更多的處理核心,因此其核心功能不如 CPU 核心強大,但它們能同時高速執行大量相同的指令,在平行運算中發揮強大作用。現在電腦通常具有 2 到 64 個核心;GPU 則具有上千、甚至上萬的核心。

結論

我們一看到《我愛科學》這本書,不需要一點一點地從左上到右下慢慢掃描,即可瞬間知道它上面有書名、出版社等,也知道它擺斜了。這種「平行運作」的能力不僅限於視覺,它也延伸到其它感官和認知功能。例如筆者在清華大學授課時常犯的一個毛病是:嘴巴在講,腦筋思考已經不知往前跑了多少公里,常常為了追趕而越講越快,將不少學生拋到腦後!這不表示筆者聰明,因為研究人員發現我們的大腦具有同時處理和解釋大量感官輸入的能力。

人工智慧是一種讓電腦或機器能夠模擬人類智慧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科技,因此必須如人腦一樣能同時並行地處理許多資料。學過矩陣(matrix)的讀者應該知道,如果用矩陣和向量(vector)表達,上面所談到之座標轉換將是非常簡潔的(註五)。而矩陣和向量計算正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的基礎!也正是獨立圖形處理單元最強大的功能所在!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 GPU 會成為人工智慧開發的基石:它們的架構就是充分利用並行處理,來快速執行多個操作,進行訓練電腦或機器以人腦之思考與學習的方式處理資料——稱為「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黃仁勳在 5 月 22 日的發布業績新聞上謂:「下一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企業界和各國正與英偉達合作,將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傳統資料中心轉變為加速運算及新型資料中心——人工智慧工廠——以生產新商品『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將為每個產業帶來顯著的生產力提升,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和提高能源效率,同時擴大收入機會。」

附錄

人工智慧的實用例子:下面一段是微軟的「copilot」代書、谷歌的「translate」代譯之「one paragraph summary of GPU and AI」。讀完後,讀者是不是認為筆者該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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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圖形處理單元)和 AI(人工智慧)之間的協同作用徹底改變了高效能運算領域。GPU 具有平行處理能力,特別適合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所需的複雜資料密集運算。這導致了影像和視訊處理等領域的重大進步,使自動駕駛和臉部辨識等技術變得更加高效和可靠。NVIDIA 開發的平行運算平台 CUDA 進一步提高了 GPU 的效率,使開發人員能夠透過將人工智慧問題分解為更小的、可管理的、可同時處理的任務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不僅加快了人工智慧研究的步伐,而且使其更具成本效益,因為 GPU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執行與多個 CPU 相同的任務。隨著人工智慧的不斷發展,GPU 的角色可能會變得更加不可或缺,推動各產業的創新和新的可能性。大腦透過神經元網路實現這一目標,這些神經元網路可以獨立但有凝聚力地工作,使我們能夠執行複雜的任務,例如駕駛、導航、觀察交通信號、聽音樂並同時規劃我們的路線。此外,研究表明,與非人類動物相比,人類大腦具有更多平行通路,這表明我們的神經處理具有更高的複雜性。這個複雜的系統證明了我們認知功能的卓越適應性和效率。我們可以一邊和朋友聊天一邊走在街上,一邊聽音樂一邊做飯,或一邊聽講座一邊做筆記。人工智慧是模擬人類腦神經網路的科技,因此必須能同時並行地來處理許多資料。研究人員發現了人腦通訊網路具有一個在獼猴或小鼠中未觀察獨特特徵:透過多個並行路徑傳輸訊息,因此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多任務處理能力。

註解

(註一)當讀者看到此篇文章時,其股票已一股換十股,現在每一股約在 $100 左右。

(註二)組裝或升級過個人電腦的讀者或許還記得「英偉達精視 256」(GeForce 256)插卡吧?

(註三)筆者於 1984 年離開清華大學到 IBM 時,就是參加了被認為全世界使用電腦時間最多的量子化學家、IBM「院士(fellow)」Enrico Clementi 的團隊:因為當時英偉達還未有可以在 GPU 上進行平行處理的軟體層,我們只能自己寫軟體將 8 台中型電腦(非 IBM 品牌!)與一大型電腦連接來做平行運算,進行分子動力學模擬等的科學研究。如果晚生 30 年或許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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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補助個人電腦用的 GPU 品牌到 2000 年時只剩下兩大主導廠商:英偉達及 ATI(Array Technology Inc.)。後者是出生於香港之四位中國人於 1985 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成立,2006 年被超微半導體公司收購,品牌於 2010 年被淘汰。超微半導體公司於 2014 年 10 月提升台南出生之蘇姿豐(Lisa Tzwu-Fang Su)博士為執行長後,股票從每股 $4 左右,上升到今天每股超過 $160,其市值已經是英特爾的兩倍,完全擺脫了在後者陰影下求生存的小眾玩家角色,正在挑戰英偉達的 GPU 市場。順便一題:超微半導體公司現任總裁(兼 AI 策略負責人)為出生於台北的彭明博(Victor Peng);與黃仁勳及蘇姿豐一樣,也是小時候就隨父母親移居到美國。

(註五)

延伸閱讀

  • 熱力學與能源利用」,《科學月刊》,1982 年 3 月號;收集於《我愛科學》(華騰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出版),轉載於「嘉義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 網路安全技術與比特幣」,《科學月刊》,2020 年 11 月號;轉載於「善科教育基金會」的《科技大補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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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昭正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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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學士,芝加哥大學化學物理博士。在芝大時與一群留學生合創「科學月刊」。一直想回國貢獻所學,因此畢業後不久即回清大化學系任教。自認平易近人,但教學嚴謹,因此穫有「賴大刀」之惡名!於1982年時當選爲 清大化學系新一代的年青首任系主任兼所長;但壯志難酬,兩年後即辭職到美留浪。晚期曾回台蓋工廠及創業,均應「水土不服」而鎩羽而歸。正式退休後,除了開始又爲科學月刊寫文章外,全職帶小孫女(半歲起);現已成七歲之小孫女的BFF(2015)。首先接觸到泛科學是因爲科學月刊將我的一篇文章「愛因斯坦的最大的錯誤一宇宙論常數」推薦到泛科學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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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上班!週休三日有可能嗎?有沒有更好的做法?——專訪中研院經研所陳明郎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10/04 ・5021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王舜薇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休假是越多越好?

2023 年有網友在公民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讓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週休三日』的國家」,獲得 5 千多人高票附議通過,雖然最終遭到政府否決,卻引發人們對現行勞動政策的檢討。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經濟研究所陳明郎研究員,分享過去的「週休二日」實施前後研究,比較分析縮短工時對勞動生產力的影響。此外,陳明郎認為,比起縮短工時,勞工更該爭取的是「薪資合理化」,這也是改善勞動問題的關鍵!

臺灣有可能成為亞洲第一個週休三日的國家嗎?圖|iStock

2023 年 3 月 7 日,有網友在公民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週休三日」,最終獲得 5,736 人附議支持、通過提案。提案人認為,增加休假日可減少員工離職率、提升工作效率,並增加陪伴家人的時間、提升生活品質,擺脫上班族的「Blue Monday」夢魘。

網友的提案訴求以「增進生活幸福感」為出發點,但這項公民提案在行政院召集相關部會、民間團體討論後,在同年 6 月 26 日遭到否決。

行政院表示,目前尚未有其他國家的公、私部門全面實施週休三日,缺乏相關經驗或統計分析數據可參考、判斷對政府運作效能的實際影響。此外,週休三日攸關人民生活作息、工商運作、運輸調度、金融結匯、股市交易及學生受教權益等問題,影響層面廣泛,配套措施未臻完備前,不宜貿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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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陳明郎研究員直言不意外,因為從過往經驗來看,臺灣的勞動政策不可能走太前面,他認為:

比起縮短工時,勞工更該爭取的是「薪資合理化」,這也是改善勞動問題的關鍵!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陳明郎研究員。圖|研之有物

休假大夢再等等!台灣的週休演變史

為何臺灣的勞動政策不可能走太前面?陳明郎舉臺灣實施週休二日的歷程為例,當初是受到外部因素與國際趨勢影響才逐步落實。

1998 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先行實施隔週休二日,而部分在臺外商則率先比照母國實施週休二日,再慢慢擴散到本地同業,最後其他私營企業也漸進式跟進,帶動民間單位共同縮減工時。

2001 年起,政府單位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勞動基準法也修改工時上限為雙週 84 小時。2016 年起,勞動基準法再修法為「一例一休」,每週工時上限縮減為 4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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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臺灣的勞動法規呈現工時逐步縮短的趨勢,但陳明郎認為,在週休三日的倡議上,除非具指標性或競爭性的國家開始實施,臺灣才有可能跟進。綜觀全球,除了英國、冰島、日本等國曾實驗性試辦,尚未有任何國家正式將週休三日入法,代表勞工朋友想多休假的夢想還要再等等。

另一個現實因素是,臺灣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讓我們成為「勞動政策後進國」。臺灣自 1960 年代經濟起飛以來便以製造業立國,接單代工是主要生產方式,因產品本身的附加價值不高,需要維持大量產能才能增加利潤,這也意味著勞動力的需求相當大。

因此,即便近年受到新冠疫情衝擊,臺灣勞工的工作時數仍居高不下。根據勞動部的受僱員工年總工時統計,自 2016 年實施一例一休以來,臺灣的年總工時持續微幅下降,但與他國相比仍偏高。

勞動部 2021 年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 2021 年總工時排名全球第 4,僅次於新加坡、墨西哥、哥斯大黎加。與鄰近國家相比,南韓的年總工時為 1915 小時,排名全球第 7;日本則為 1607 小時,名次遠在 20 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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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實施一例一休以來,臺灣的年總工時持續微幅下降,但與他國相比仍偏高。圖|研之有物 資料來源|勞動部

解決低薪問題才是當務之急

臺灣的長工時又扣連到另外一個週休三日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的原因:全球缺工。近年來,製造業、服務業等勞力密集產業,都面臨人力短缺的問題,遑論配合週休三日調度人力。

造成缺工的原因,除了人口高齡化、少子化、非典型就業盛行等因素之外,「薪資太低」也是關鍵之一!

全球性的發展暨人力資源顧問機構 ECA International 於 2022 年底公布的「薪資趨勢調查報告」顯示,臺灣的名目薪資調薪幅度僅 3.7%,低於亞太地區的平均漲幅 5%。

整體調薪幅度少之外,若從個別產業來看(2021 年統計),近年缺工嚴重的住宿及餐飲業,年薪中位數只有 36.8 萬元;營建工程業則為 46.6 萬元,皆低於全體勞工年薪平均中位數 50.6 萬元,而就業人數較多的製造業也僅有 51.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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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偏低、加上新興平台經濟與創業趨勢興起,年輕基層勞動力傾向進入多元與彈性的就業模式,不願屈就薪資較低的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形成缺工現象。

陳明郎表示:「臺灣現在勞動政策的重點,不在休假不夠,而是薪資太低。如果週休三日真的通過,資方可能會調降薪水以因應提高的人力成本,這絕對不是民眾想要的後果!

疫情解封後,一般民眾明顯感受到通貨膨脹導致物價接連調漲,但每月的薪水卻沒有跟著漲。陳明郎認為,與其談週休三日,勞動政策的倡議重點應該訴求「薪資合理化」:

政府與主計單位應該提供企業指引,根據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率計算相應指數,透過調整薪資抵銷通貨膨脹、反應經濟成長,讓員工共享經濟成長果實。

缺工怎麼解決?適度開放移工!

至於缺工問題,適度引進外籍移工是值得持續研擬的解方。陳明郎曾探討 1992 年臺灣開放引進移工後,對於本國勞工的影響。研究顯示,引進移工會產生「互補」作用,補上臺灣所缺乏的基層勞動力,基本上未發生本國人所擔憂的因競爭所產生的「替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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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對照組是日本,日本在 90 年代浮現人口高齡化現象,因沒有即時引進移工,導致製造業逐漸空洞化。隨著高齡化問題日趨嚴重,日本也不得不於近期修改移民法,開放移工進入農業、醫療等特定領域工作。

陳明郎認為,相對於本國勞工,移工在沒有人脈背景可依賴的情況下,工作動機與生產力通常較強。引進移工可以減緩缺工問題,不過前提仍是「適度引入」,確保本勞的工作權益。

目前缺工問題的解方已反映到政策上。2022 年 4 月 30 日起,勞動部已正式實施「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適用製造業、屠宰業、營造業、農業及長照等已聘有移工的產業,只要符合在臺工作 6 年、技術純熟、薪資在一定標準以上等條件,經申請後再工作 5 年,就可銜接永久居留制度,試圖解決藍領技術人力的缺口問題。

研究顯示,引進移工會產生「互補」作用,補上臺灣所缺乏的基層勞動力,基本上未發生本國人所擔憂的因競爭所產生的「替代」問題。圖|iStock

如何有效調整工時?

陳明郎主要的研究領域為稅制改革,曾針對廢除兩稅合一、改革所得稅等政策提供專業意見。此外,他也跟現任職於師大企業管理學系的妻子徐美教授,合作研究勞動經濟學相關議題,分析 2001 年週休二日實施前後,製造業各類型產業的勞動生產力變動情形,可作為工時調整政策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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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生產力是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指數除以受僱人數指數」,為勞工在一定時間內創造出的勞動成果,可理解為「每工時的產出」。

不同於既有研究主要使用「OLS 迴歸模型」(OLS 全稱 ordinary least squares 普通最小平方法)分析勞動生產力概況,陳明郎與徐美的研究增加使用「分量迴歸模型」(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s)進一步比較製造業中不同產業在週休二日實施後的勞動生產力變化。

「OLS 迴歸模型」僅能呈現外生變數變動對勞動力影響的平均值,得出「縮短工時會降低勞動生產力」的概括性結論,卻忽略了影響勞動生產力的各項因子、難以凸顯細節。「分量迴歸模型」則能呈現整體生產力分配上各分量的反應,分析週休二日實施前後的影響,提供政策制定者更細部的參考資料。

該研究蒐集 1987 至 2006 年間,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工委員會歷年出版的薪資、國民所得、生產力、物價統計等資料,以正常工時、加班工時、時間趨勢、高低技術工僱用人數比例等不同變數,建立分量迴歸模型,描述產業勞動生產力分配中不同的分量位置上,受到週休二日政策外生變數變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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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週休二日政策實施後,整體製造業的相對勞動生產力提升,但不顯著。在工時因休假日增加而明顯減少後,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僅在政策初期有短暫衰退現象,隨即反彈回升

週休二日實施後,三級產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皆呈現先降後升的態勢,尤以製造業反彈幅度最大。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由 2000 年的 103.08 下降至 2001 年的 100,2002 年的勞動生產力指數上升至 109.3,其增加變動率為 9.3%。工作時數縮減僅造成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短暫衰退。圖|研之有物 資料來源|徐美、陳明郎,2010:530

再詳細分析製造業各產業類別的受影響程度可知,縮短工時造成的變動效果有明顯不同。資訊電子業的勞動生產力,於週休二日實施前後沒有顯著改變;化學工業受到部分影響;民生工業和金屬機械業則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其中,食品、紡織、非金屬製品等民生工業的勞動生產力降幅,又比金屬機械業更大。

本圖凸顯製造業各產業類別的差異性,也反映 OLS 和分量迴歸估計的不同結果。從分量迴歸係數估計值(綠線)的變動幅度,可判別縮短工時對生產力變動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民生工業和金屬機械業受到顯著的負面影響。圖|研之有物 資料來源|徐美、陳明郎,2010:552

研究也顯示不同變數在產業之間的細部差異。例如增加高、低技術工的僱用比例,會顯著增加資訊電子業、金屬機械業的勞動生產力,卻對民生工業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可能原因是,對以低教育或非技術工為主的民生工業來說,增加高技術工的相對僱用量並無太大助益,反而會增加人力成本、降低勞動生產力。

OLS 迴歸係數估計值(橘線)顯示,資訊電子業和金屬機械業的高、低技術工比例提升,有顯著正面影響。但化學工業和民生工業的影響效果則顯著為負。另由分量迴歸係數估計值(綠線)可知,增加高、低技術工比例,有助持續提升資訊電子業和化學工業的勞動生產力。圖|研之有物 資料來源|徐美、陳明郎,2010:553

在討論週休三日的各方意見中,不少人質疑增加休假日會導致整體勞動生產力下降,而陳明郎與徐美的研究則提醒我們關注不同產業的狀況:

細部分析製造業分項勞動生產力變動後,突顯出各項變數與產業特性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並非簡化概括就能判斷,這對日後工時相關政策的研擬具參考價值。

週休三日提案如同一面放大鏡,讓我們看到臺灣長期存在的工時、薪資與勞動力困境,也看出勞動政策環環相扣的特性。

週休三日是否可行?尚需綜合考慮國家經濟、勞工權益和產業需求等複雜因素,陳明郎也期待,專業研究能更有效地回應公共討論,協助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解決方案。

陳明郎期待,專業研究能更有效地回應公共討論,協助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解決方案。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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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如何刺激中國經濟起飛?——吳介民解析中國的「官僚尋租」現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2/16 ・6667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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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歷經舉家欠債、還債、輟學做工,吳介民回憶起成長歷程,「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圖│研之有物
歷經舉家欠債、輟學做工,「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吳介民回憶自己的成長歷程,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
圖│研之有物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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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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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直到考入台大,吳介民仍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他笑說自己從小特別愛讀書,高中讀的是被體制放棄的「流氓補校」,仍立志考上大學。進入台大後兩度休學,他依舊不改其志,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吳介民
考入台大後,吳介民仍日日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但他依舊不改選擇政治系的初衷,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為翻拍人間雜誌社報導,當時吳介民與學運夥伴從鹿港調查反杜邦運動回到台北,整理問卷資料後,在消基會舉辦的記者會上報告。
圖│吳介民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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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圖│吳介民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
圖│吳介民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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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圖│吳介民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
圖│吳介民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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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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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引入農民工,持續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圖│吳介民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常見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大量引入農民工(簡稱民工),持續提供勞動力。
圖│吳介民
民工、職工被國家區隔,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民工、一般勞工被國家區隔分開。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圖│吳介民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
圖│吳介民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數十年磨一劍,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科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圖│臺大出版中心
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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