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優化產線：即時監控製程，反應不間斷！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高端疫苗（MVC-COV1901）的緊急使用授權（EUA）由申請、審查到現在審查核可，緊急使用授權也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此外，也有人說高端疫苗是「趕鴨子上架」，是否是有這一回事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藥物許可的審核三個重點^[1]：「安全性」、「有效性」、「品質」來討論。

安全性（Safety）

臨床試驗上的「安全性」，主要觀察藥物在施打後，是否會有嚴重的不良反應，以及不良反應症狀發生的比例多寡。另外，也會考量該藥物針對的疾病，是否有其他可取代藥物？

過去有許多藥物因為安全性不合格而在臨床試驗失敗。例如 1960 年在美國進行的嬰兒 RSV 疫苗試驗中，「疫苗組」造成了比「對照組」更多的住院患者，甚至在 「疫苗組」中，還出現了死亡案例 ^[2]，1993 年試驗的 B 肝藥物 Fialuridine，15 名受試者中有 6 名產生嚴重肝毒性，且有 5 名受試者死亡 ^[3]。而在 2006 年，測試治療白血病的免疫療法抗體「TGN1412」的臨床試驗一期中，僅使用少於動物試驗五百分之一的劑量，就造成了 6 名受試者產生嚴重的器官衰竭 ^[4]。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通過試驗安全性的藥物，反而是在上市後才被發現有問題。例如曾經用於治療孕吐問題的沙利竇邁（Thalidomide），在 1960 年之後被發現會造成新生兒海豹肢症 ^[5]。又如糖尿病用藥 rosiglitazone（商品名 Avandia）在 1999 年通過以後，後續報告卻逐漸顯示此藥會增加心肌梗塞與心衰竭的風險 ^[6]。

相較於過去的臨床試驗，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與傷亡人數皆十分巨大，而疫苗研發在這段期間，也比往常來得更快。因此，有些疫苗在開始施打後，才發現其他安全性上的問題，例如 AZ 跟嬌生在上市後，才發現有些施打者出現了血栓 Throm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TTS）反應。

在近期的統計中，AZ 疫苗 TTS 的發生率約為百萬分之十，發生 TTS 後的總死亡率則高達 5~44% ^{[7] [8]}。另外，mRNA 疫苗也被報導出有心肌炎的風險 ^[9]。

在疫情仍肆虐的情況下，儘管接種這些疫苗有安全性的風險，但部分國家也有相對應的「解決方案」。例如因 TTS 的症狀多發生在年輕人身上，部分國家會給年輕人在疫苗施打通知書中加上警語，或是直接改打 mRNA 疫苗。

而根據食藥署所提供的會議紀錄，高端疫苗在臨床試驗第二期中總共有近 4000 名受試者，在這些受試者中，似乎沒有發現嚴重的不良反應 ^[23]。然而， AZ 、BNT、Moderna 不僅在第三期試驗中有數萬人進行測試，目前全世界施打這些疫苗的人口總數，已超過數億人，並有超過半年的觀察時間。相較於目前高端疫苗的受試者數量以及時間，其安全性仍應審慎評估。

有效性（Effectiveness）

藥物（疫苗）的發展目的是「治療或預防疾病的發生」，因此「有效性」（也就是常聽到的「保護力」）是必須考慮的重點。就當前各種新冠疫苗的三期數據來看， BNT 的有效性是 95% ^[10]、Moderna 為 94.1% ^[11]、AZ 為 70.4% ^[12]。

那麼，這些數字是怎麼跑出來的呢？假設有一個對照組與疫苗組各有 10000 名受試者（兩組人數相同）的試驗，若結果為對照組有 200 名感染者，疫苗組有 40 名，這表示在 10000 人中，原本應該會有 200 名感染者，但有 160 人因施打疫苗而避免感染，因此有 80％ 的有效性。此外，「預防重症跟死亡率」也是類似的邏輯，如果對照組有 20 名重症死亡，但疫苗組只有 1 名，那就有 95% 的預防重症跟死亡率。 

目前 WHO 的疫苗有效性標準是「能夠達到預防疾病 50% 的效果」，亦即在上述的假設中，對照組有 200 名感染者，而疫苗組有 100名感染者就能達標。

有效性評估是第三期臨床試驗的重要研究內容。 但隨著各種新冠疫苗陸續獲得緊急授權，這樣的實驗設計會在試驗倫理上出現疑慮，例如：明明就有獲得許可的疫苗，卻還讓受試者施打安慰劑暴露在感染風險中。因此，一些替代試驗也開始被提出討論，像是「非劣性試驗」，或「免疫橋接試驗」。

非劣性試驗，是指將對照組的安慰劑，換成目前已經獲得許可的藥物（疫苗），來比較新藥與原有藥物的有效性，若兩組最終的感染人數沒有顯著差異，則可以說明新藥與原有藥物具有相似的保護力。目前，日本第一三共公司的疫苗第三期研究有打算採取此試驗方法 ^[13]。

而免疫橋接是指「用其他可替代指標來評估有效性」，在施打疫苗後，身體所引起的免疫作用包含產生抗體，也會引起Ｔ淋巴球的反應，這些都具有對抗病毒的效果。因此，理論上可藉由比較新疫苗與取得授權的疫苗，在人體施打後產生的抗體量等各種指標上是否有差異，來說明新疫苗的有效性。

目前認爲跟疫苗所產生保護效果相關指標包含：中和抗體的量 ^[14] 、 CD4 Ｔ淋巴球及 CD8 Ｔ淋巴球 ^[15]。不過，單用抗體似乎無法完整預測有效性，Curavac（CVnCoV）在第一期的實驗中看到很高的抗體效價^[16]，但實際上的有效性卻只有 47% ^[17]．由此可知，光是抗體效價並不能完全代表有效性。

不過，未來 T 淋巴球的相關指標，可能會是免疫橋接的重要指標。目前市面上的新冠疫苗，皆是設計成對抗最原始的病毒株，而在新冠肺炎流行一年多的現在，病毒也產生了變種，這導致施打疫苗後所產生的抗體，對於變種病毒的中和效果變差。但是，T 淋巴球的功能卻沒有減弱，因此 T 淋巴球被認為在對抗變種病毒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衛福部公布的「COVID-19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審查標準」中的「療效評估標準」提到，國產疫苗的有效性評估是使用免疫橋接來確認，將國產疫苗所產生的抗體濃度與 AZ 疫苗做比較，然此條件僅考慮中和抗體。另外，在「疫苗專家審查會議」的會議紀錄中提及，高端疫苗臨床二期試驗數據，並未包含相關 T 淋巴球及變種病毒株之相關資訊，因此疫苗有效性尚待更多驗證 ^[23]。

品質（Quality）

在確認有效性跟安全性後，品質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須確保藥物（疫苗）的「安定性」無虞。

「安定性」包含不同批次生產的藥物（疫苗），有效成分是否過低或超量，是否有其他物質或微生物污染之虞，以及包裝完整性 ^[18]。2018 年世界曾發生過多款血壓藥物因致癌物質污染而回收藥物 ^[19]，日前嬌生疫苗銷毀 6000 萬劑，便是因為生產線交叉污染而導致。去年國內知名藥廠也曾因製程異常及產品安定性規格偏離，而需回收藥品 ^[20]。

Novavax 疫苗在六月發表的第三期試驗，總試驗人數有 14012 人，實驗設計採 1:1 隨機分配，實驗結果說明其有效性可達 89.7% ^[21]。但因為必須向 FDA 展示製程的一致性，而再度延遲了向美國申請 EUA ^[22]。

在疫苗專家審查會議的會議記錄上，可以看到高端疫苗在原料製程放大的過程中（2L-50L）出現了不一致的結果，而 高端有條件通過 EUA 的「條件」，正是要求未來逐批檢驗每一批疫苗是否合於安定性，直至能確定 50L 製程穩定 ^[23]。

結論

根據以上三點，高端疫苗的安全性在目前臨床試驗二期中，似乎沒有出現嚴重的不良反應，但長期需要持續追蹤。有效性雖有中和抗體指標做為參考，但仍需更多證據支持，品質則為蛋白質疫苗的一大挑戰，因為高端及 Novavax 疫苗都出現了這個問題，尚須積極克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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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回復成國科會 臺灣科學發展會更好嗎？

• 廖英凱／非典型的不務正業者、興致使然地從事科普工作、科學教育與科技政策研究。對資訊與真相有詭異的渴望與執著，夢想能做出鋼鐵人或心理史學。

行政院於去（2020）年啟動組織改造，預計將廢除科技部並回復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從過去的長科會，一路改制為國科會，再到科技部，接著要再改回國科會。藉由訪談三位過去擔任過國科會與科技部的首長，道出臺灣科研發展與產業未來的走向，找尋帶領國家科技政策的最佳解答。

去年 11 月初，媒體報導行政院將啟動組織改造，預計廢除科技部，回復成過去的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並將部分業務移轉給新設立的「數位發展部」。在人事布局上，國科會主委預計將由負責督導科技業務的科技政委兼任，若組織改造順利完成立法，則 2014 年才成立的科技部將成為歷時最短的部會。

無論是科技部或國科會，以及與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行政院科技會報，對我國科學研究、科技發展與產業應用皆影響甚鉅。《科學月刊》本次訪談了陳建仁、張善政與陳良基三位歷任國科會與科技部首長，以了解過去國科會改組成科技部的原因與影響，以及他們對目前科技部再改組回國科會規畫的觀點。

從「長科會」到「科技部」

科學發展是國家長期實力提升的基石，開發完善的國家，無不成立負責科學發展，擬定國家長期科學計畫的專屬行政組織。如美國國會在 1950 年創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是美國聯邦政府支持與贊助科學、工程及技術等學科基礎研究與教育發展的獨立政府機構。

1958 年，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吳大猷的協助下，擬定〈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促成行政院在次年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簡稱長科會）」，由中研院院長胡適兼任主任委員，教育部長梅貽琦兼任副主任委員。

1967 年初，「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成立，下設「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簡稱科導會，現已廢除）」。科導會建議將長科會的職權擴大，於同年將長科會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是委員會性質，由行政院遴聘政務委員、中央相關機關首長（如交通部、經濟部與衛福部等）、研究機構首長（如中研院院長）及學者專家組成，具跨部會、跨產官學性質，擁有穩定的經費且專注於學術研究，是臺灣半世紀以來科學發展的基礎。

2006～2008 年間，陳建仁院士擔任國科會主委，彼時行政院開始組織改造的討論，立法委員呂學樟以重視科技發展為由，力主成立「科技部」。經過多年討論與協商，於 2014 年將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由時任科技政委張善政轉任首任科技部部長。

去年 5 月，科技部部長陳良基卸任後，由時任科技政委兼科技會報副召集人吳政忠轉任科技部部長。同年年底，政府宣布預計將科技部改制回國科會，國科會主委由科技政委兼任，具體細節仍規畫中尚未定案。

從基礎研究到商業應用

關於逾半世紀的國科會與科技部兩組織的主要業務目標，三位歷任首長的觀點相似。陳建仁認為，國科會在看待科技預算與科技發展，須從上游的基礎研究、科學發展；中游的科學轉譯、將科學化為技術；下游的技術商品化、產業化，三層面並重且銜接。陳良基也認為無論以何為名，科技主管機關的三大關鍵業務，分別是主導國家長遠的科技發展計畫；協助國家應用新興科技，並妥善分配與審查科技預算；以及管理科學園區。此外，科技的發展從來沒有速成的路徑，應著重以數年為期的長期深耕。張善政也提出國科會的一重大任務，就是要提出國家的科技白皮書，訂定國家長期科技發展策略，絕不能短視近利尋求速成。

然而，科學知識的探索與科技產業的應用是截然不同的施政邏輯。近年來國家的科技預算分配中，最大宗是科技部以數百億的規模，支持科學技術的研發；其次則是經濟部技術處也有數百億的規模，支持產業技術的商業應用。兩種不同施政邏輯與相關組織如何有效合作，成了基礎研究到商業應用是否一氣呵成的關鍵。張善政認為，科技部大部分的司處應聚焦在學術研究的補助與國家科技預算的管理，不宜分神處理跨部會協調、跨部會預算分配和產業開發。對於科研成果的應用，可透過與產業相關的公家法人協助，如由工研院檢視學術研究成果，協助大學申請專利或成立公司。

但對於更大規模或全新領域的科研發展，陳建仁則強調了「國家型科技計畫」的重要。國家型科技計畫仰賴各部會資源與預算的投入，需要一個跨部會的組織，整合來自學術研究上中下游的多方資源。

陳建仁以「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所支持的臺灣特定疾病臨床試驗合作聯盟（TCTC）為例，TCTC 是一個兼有科學研究、臨床應用與產業開發的聯盟組織，無法單純從學術補助或產業扶植即可完整建立，生技醫藥的發展規畫更須仰賴跨越數年的前瞻眼光。

面向學校的學術補助，和以國家之力推動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意味著兩種科技發展的方向。陳建仁認為基礎研究絕不能少，但也必須同時構思轉化為科技應用的方式。

支持基礎研究的學術補助本質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科研方式，目的在持續推動基礎研究，由學術研究者自發設想最前瞻的研究主題，國家更應確保每年有 3～5％ 的經費成長，可視為一種探索未知的科學精神實踐。

而國家型科技計畫則是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科研方式，如今日的前瞻建設、5G 科技，或是早期的防災科技與肝炎防治等，必須由政府擬定重點研究方向，規畫鉅額專用預算，協調跨部會分工，是一種目標明確志在實踐的政策工具。

然而隨著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後，國家型科技計畫即不再提新興計畫，陳建仁認為這間接導致基礎研究的經費減少。科技部也因成為一獨立部會，削弱了跨部會協調的能力，而須仰賴科技政委與科技會報的跨部會協調機制。張善政與陳良基也認為獨立成部後，並不適合干涉或管理其他部會的科技研究，這可能使科技部反而降低了對全國科技發展的掌握程度。

部與委員會的權責差異

全國性科技發展的宏觀規劃，與轉型成科技部後獨立管轄範圍的衝突。揭示了「部」與「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上的根本差異。

科技部行政團隊由部次長與轄下司處首長組成，預算由行政院決定，立法院通過，是獨立行政運作的單位。但國科會的委員會形式，委員由與科技相關組織的首長組成。國科會主委定期召開跨部會會議，具有與各部會保持密切關係的正式管道。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將導致跨部會運作程度的重大差異。

以輔助國家科技發展的目的來說，國科會的職責在評估國家值得或有必要發展的科技方向，透過跨部會的委員會，說服其他部會實踐科技趨勢。張善政以自身在國家高速電腦中心擔任主任時，推動臺灣基礎網路建設為例，1992 年經濟部成立 SEEDNet 網路提供工商業界使用，但電信業者未提供連線國外的服務，而電信服務管理的主管機關是交通部，也尚不理解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當時國科會主委郭南宏即以國科會的委員會機制，邀請時任交通部長劉兆玄與會，聽取張善政簡報網路發展的必要性，而促成民用連外網路與 HiNet 的誕生。

以同樣的經驗看待預計新設的「數位發展部」，則也有可能會遇到類似困境，陳良基認為數位發展部的重要目的，是督管隨數位科技發展而生的各種數位業務與衍生問題，如協助政府各部會處理影響甚鉅的資安問題。張善政則認為每一個部會都與社會息息相關，不可能將數位業務獨立成部，例如智慧交通與智慧醫療等專業業務，應讓既有交通部及衛福部主責，數位主管機關則應以跨部會，由政委督導的「委員會」編組形式，擬定國家長期數位發展計畫，協助各部會處理數位業務。

從國家科研經費分配的角度來看，國科會或科技部因其具有的科技專業，負有為行政院審查或管理科技預算的重大任務。張善政認為科研經費的分配與管理，取決於科技政委和科技部的分工，科技政委應負責「政策審查」，判斷政策上某一科技方向是否應該投入發展；而科技部則負責「技術審查」，對於政策上已確認執行的科研計畫，評估合理與可負擔的支持經費。陳良基則認為在科技部的架構下，科技部長並不適合審查其他部會的經費運用方式，但若是以代表行政院的角度時，比較適合對各部會科研計畫做整體規畫。這導致雖然科研經費會分配到部分部會，但理應管理經費運用的科技部，不盡然能善盡管理責任。

不是科研的科研經費

由於國家的科技預算並非全由科技部或國科會所使用，以108年科技預算案為例，科技部約使用 420 億，其次為經濟部使用 280 億科技預算著重於產業開發和技術商轉，中研院使用 110 億，衛福部與農委會也各有 40 多億規模的運算，負責各自業務範圍內，例如疫苗開發、傳染病防治、食品安全與農業育種等的科技研發。

對於大學端的研究者來說，陳良基認為雖近年全國的科技預算有增加，但增加的部分多支持其他部會的研究計畫，導致科技部本身的經費持平，當考量物價成長與立法院統刪預算時，就會使學術研究者的科研經費受到影響。此外，當制度上使科技主管機關無法善盡宏觀的管理之責時，將致使計畫零碎重複而虛耗資源，長期性的科研計畫也難以延續銜接，經費濫用的情形也會隨之出現。

從過往公開在網路上的資訊也發現，有數個中央三級機關的機關內科研計畫或科技預算編列，雖名為科技研究，但實則為該機關公關使用、新媒體經營，或是委外設計政令宣導圖文等，且該機關或計畫也不屬科技部管理。雖說政策施行需要必要的政策行銷，與科技有關的政策推動，也會仰賴科學普及與傳播等方式來做政策溝通。然而科技預算是否適用於政策行銷，又能到何種程度？對於非科技部的其他部會，又該如何以科研為前提來審查管理預算？讓科技經費有效運用在合適的地方，是接下來不論是科技部或是國科會，都無法再逃避的問題。

科技發展的雙頭馬車

國家型科技計畫的中止與科技預算的濫用，代表宏觀規畫與管理科技研發的機制失靈。既有組織設計上，僅存科技政委與科技會報能有協調各部會的高度。

科技政委可視為行政院長在科技業務上的代理者，負責督導科技部、經濟部（科技）、教育部（產學研）、國防部（產業）與智慧機械等業務。科技會報則是設置於行政院，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科技政委及中央科技主管機關首長（如科技部）兼任副召集人，有中研院院長、相關部會首長與相關產學代表擔任委員，提供國家科技發展決策諮詢及專業建議，並下設「科技會報辦公室」，處理各項幕僚事務。

分析科技部、科技政委、科技會報和科技會報辦公室，則可見此四單位∕職位在制度設計對管理與規畫國家科研發展的缺陷設計：

• 科技部擁有最充足的人力，且長期專司科研經費分配和管理，但獨立為部後僅能管理所屬研究單位和研究計畫的資源分配。
• 科技政委擁有協調部會的高度，但僅督導四個部會，並非所有與科技研發有關的部會。
• 科技會報與其辦公室有協調部會的高度，涉及部會也最多，負責審議國家科技政策與重大科研計畫。但陳建仁認為科技會報的本質為院長的幕僚，其編製規模不足以管理全國科技預算，也缺乏協調的功能。

在制度有所不足的狀況下，艱鉅的國家科研規畫，仰賴科技部（國科會）首長與科技政委的密切合作。若部會首長與科技政委的合作不夠流暢或有施政理念衝突時，很可能因此弱化國家科研實力。陳建仁提及在國科會主委任內，與時任科技政委林逢慶的密切合作；張善政也強調科技部長任內時，與時任科技政委蔣丙煌的交情而促成政務上的良好搭配。

因此，縱然處理的是探索未知前沿的科技業務，但政通人和仍是科技主管機關的首長不可或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從制度上讓科技主責機關，既有謀策科研的前瞻性，亦有協調各部會的高度，還要能輔佐各部會研發應用科技，與管理全國科技預算的能力。

誰來帶領國家科技發展？

過去將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的規畫，張善政認為這是一種「大科技部」思維，認為科技太過於重要，因此將科技事務由一獨立部會包辦。然而，所有的部會都需要科技，科技發展也需要所有的部會，獨立成部的組織形式，反而阻礙了科技發展的群策群力，而不利於科技發展。

因應本次科技部改組回國科會的討論，陳建仁、張善政與陳良基三位歷任首長均支持應回復國科會形式的跨部會委員會編制，且由國科會主委兼任科技政委。陳良基認為恢復國科會形式的重要差異，是能把中研院、大學校長等地位超然的卓越學術研究者找進政府的科技決策體制中，短期來看各部會看似會減少科研相關的政績，但長期來看對國家科技發展有利。張善政則主張可以考慮把科技會報併入國科會中，但強調科技首長應充分尊重學術界，且具有跨部會協調的耐心與身段。陳建仁則認為科技首長應具備四項特質：

1. 掌握科技，理解基礎研究、技術開發與產業製造的關鍵，了解不同科技發展趨勢和需求。
2. 善於溝通協調，能理解不同部會的需求與原因。
3. 能在立法院捍衛科技預算，不僅捍衛所屬科技法人、研究單位的預算，還要能捍衛其他部會的科技預算，要能在國會殿堂講道理講到通。
4. 具有國際觀，開創與領導跨國合作的能力。

作為一個理想領導者的信念，陳建仁也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話：「好的領導者都要像一個好的牧羊人，要沾染羊群的氣息」，科技首長要能照顧到各領域的學術研究者，還要能代表學界與社會溝通，排除科技發展的阻礙，解決科技發展的危害。

回到科技發展核心的基礎研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基礎研究的工作，是為了獲得新知識，並無特定的應用目的，是研究者在未知前沿領域的自由探索，不易有短期成效，而仰賴長期穩定的經費投入。無論未來科技主管機關的命名為何，無論國家科技政策的野望如何迭代，期許我國未來的每一任科技首長，洞悉科技發展的進程，克服部會協調的艱難，持守科學的本質，莫忘科學發展的漫長獨行與無用之用。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1 年 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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