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科普影視如何突破、創新？科技部邀 6 團隊談製作甘苦

108 課綱開啟全新閱讀素養時代。

科學素養不再侷限於考試的解題方法，學生閱讀科學讀物時,如何在氾濫資訊中找到高品質、適合學習程度的科學素材，是教育現場至關重要的課題。

臺灣師範大學 SmartReading 團隊將 AI 讀物難度分級技術，透過測驗、選書、閱讀、讀後回饋四大功能，完整記錄孩子的學習歷程，提升中小學生科普閱讀動機，成為自律自主的科普學習者。

臺灣師範大學於 110 年至 111 年間，與國科會、新北市、臺中市等單位合作，連續辦理三屆「SmartReading 科普閱讀力大賽」，每屆競賽歷時半年。競賽組別以國小三年級至高中一年級共分七個組別。參賽學校涵蓋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花東等十九縣市，報名參賽人數累計八千餘人。

由系統建置適合學生閱讀的兩千多本科普讀物

競賽期間，參賽學生使用「SmartReading 適性閱讀」系統,透過精準快速的中文閱讀能力診斷，將閱讀程度與讀物難度適配。藉由系統已建置，適合國小三年級至高中一年級的 2,180 餘本科普讀物，不僅能激勵其學習動機，更可有效提升選擇的效率，降低科學閱讀恐懼。第三屆科普閱讀力大賽不受疫情波擾，採實體與線上兩種施測方式，於 111 年 5 月份圓滿完成賽事。

111 年 9 月 24 日於臺灣師範大學舉行頒獎典禮，邀請新北市教育局張明文局長、臺北市教育局鄧進權副局長、臺灣閱讀協會陳昭珍理事長、康橋國際學校秀岡校區卓意翔副校長、親子天下兒童產品事業部副總經理林彥傑、新北市信義國小陳桂蘭校長到場擔任頒獎嘉賓。參賽學校師生、家長齊聚典禮會場，為優秀的得獎同學喝采。

臺師大宋曜廷副校長表示，數位閱讀邁向新時代,團隊使用「SmartReading 適性閱讀」系統作為科普賽競賽平台，期望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藉由測驗、選書、規劃的「智慧閱讀三步驟」，培養學子的跨領域閱讀力與閱讀習慣，讓學生們手握知識大門的鑰匙，成為自律自主的「SmartReader」。

科普閱讀競賽的三大特色

一、適配閱讀能力與圖書難度，擴增多元書籍與文章素材

參賽學生首先須參加中文適性閱讀能力診斷（DACC），依據診斷結果,配合其當前閱讀能力的科普推薦書單，讓學生選書有依據、個人化。本競賽目前共有「推薦書單」、「推薦文章」等 2 種閱讀素材，主題包含植物／動物、數學、天文地科、物理／化學等 8 大類別。「推薦文章」功能，則與「PanSci 泛科學」及「數感實驗室 Numeracy Lab」合作評選，當前提供 600 餘篇線上科普短文,競賽期間提供已超過 4,000 人次的瀏覽次數。

二、綜合性閱讀五力分數，開啟學生全方位閱讀力

本競賽賽程為期半年，學生透過「前測、閱讀任務挑戰、後測」三個階段。競賽期間，系統詳細記錄每週閱讀歷程，並產出線上「閱讀五力分數」報表。自主規劃閱讀期間計算為「規劃力」；讀後評量填答結果計算為「執行力」；閱讀多元書籍類別的結果計算為「博學力」；閱讀單一書籍類別的深化成果則計算為「精進力」；前後測成長結果計算為「成長力」。將閱讀能力數據化、可視化。

三、閱讀任務徽章，深化學生文化素養與科普閱讀興趣

本競賽內建徽章蒐集系統，參賽者於指定時間依據提示完成閱讀任務，即可獲得期間限定的特色科普徽章。任務內容包含閱讀指定的書單及文章類別、世界性科普節日、科學家生辰、台灣重要節慶與其他隱藏任務。本屆各年級累計獲得徽章達 20423 枚，因設計活潑及任務類型多樣，大受參賽者好評。

競賽結果發現學生的閱讀偏好

一、科普閱讀參與，國小男性最踴躍

活動期間參賽者共完成約 21,153 本的書籍評量。以不同學習階段來看；國小參賽者整體閱讀平均本數為 24 本，男生平均閱讀本數為 28 本，女生平均閱讀本數為 20 本。國、高中參賽者因科普讀本難度較高，需要較長的閱讀時間及一定的科學基礎知識，國中參賽者整體平均閱讀書籍數為 10 本；高中參賽者中女性平均閱讀本數多於男性，整體平均閱讀書籍數為 7 本。

二、學生偏好閱讀動物／寵物類與地球生態／天文類書籍

整體參賽學生對於科普書籍的喜愛程度，以植物／動物類（男生 28.19%、女生 27.91%）最能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如：《昆蟲老師上課了！：吳沁婕的超級生物課》、《小島上的貓頭鷹》、《神奇樹屋》等系列）。在次要類別，男女皆喜好生態／生命科學類的書籍（男生 15.20%、女生 16.87%）。

三、參賽學生閱讀歷程的質與量均佳，表現令人驚豔

本次參賽學生皆積極參與競賽。

以三年級組第一名得主，臺北市立大同國小的林靖軒同學為例，競賽期間閱讀書籍本數高達 383 本，書籍讀後評量的通過率更高達 95%，書籍不僅讀得多，更是能讀得要領。

四年級組第一名為第二次參賽的新北市信義國小謝秉言同學，本次競賽期間共閱讀 427 本書。

其中五年級組為本次競爭最激烈的一組，臺北市立長春國小的黃葦川同學以及高雄市立集美國小的吳勁毅同學，兩者僅以極小的分數差距位居第一及第二名。

此外，第一次參與競賽的高雄市立正義國小的孫政遠，競賽期間閱讀 281 本書籍，通過率達到 97%。

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師長及家長支持鼓勵，帶動學生優異表現

新北市教育局致力於推動智慧閱讀教育，不遺餘力，成果豐碩。本屆競賽全台共 2,104 人報名參與，全國賽獎項獲獎學生共計 36 人，其中新北市得獎學生便囊括 14 位，表現相當亮眼。

家長與學校師長共同陪伴，使得學生能專注於本次競賽，並有相當卓越的成果，例如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臺中市明道中學、臺中市葳格國際學校、臺北市東山中學等校，皆因全力推廣閱讀活動，才能有優異的競賽成果。以新北市康橋國際學校國中部為例，此次七年級組參賽者，全國賽前5名得主中，康橋中學就獲有 3 名的佳績。

第四屆科普閱讀力大賽即將開跑

延續前三屆廣受好評之科普賽事，第四屆科普賽將擴大辦理，邀請「PanMedia 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馮瑞麒總經理、「數感實驗室 Numeracy Lab」賴以威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賴亦德執行長，持續提供參賽者更生活化、趣味化的科普文章，預期第四屆科普閱讀力大賽將能讓全球讀者有更高品質的閱讀體驗和更充實的閱讀收穫。

活動詳情請參閱官方網站。
新聞聯絡人：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鄭德蓉 02-2366-0916 #111

這個迷因你看過了嗎？

現在網路上被廣為流傳複製的各種哏，都被通稱為「網路迷因」。而其實，「迷因」一詞，出自於演化生物學的討論，最後導出了「迷因論」這樣的概念，曾被一些學者用以探討文化演化。

在這篇文章，我將說明為什麼迷因論不管在科普、研究、還是作為一種世界觀，都不是很好的學說。

簡介迷因論的內容與起點

迷因論主要認為，文化是由一個個可以在人腦間傳播和複製的小單位構成，稱為「迷因」；迷因就如同基因一樣會演化，只要把迷因假想成自私、只追求自我複製、不顧基因或個人的利害，就可以分析什麼樣的迷因最能有效率地自我複製，從而理解文化的演化。

迷因論者更認為迷因接管了人類的大腦，讓人做出許多不利於自己的生存或基因傳播的行為，道金斯等人用這樣的論述來主張宗教是一種對人有害的「迷因病毒」。

自1976年，演化生物學者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提出此概念至今，已過了四十五年。在科普、科幻等學術之外的圈子，迷因論有一定的流行，包括TED演講、道金斯等人的科普書、科幻集體創作「SCP基金會」、及許多網路討論中都可以看見。

還有許多人基於這個概念，把在網路上流傳複製的各種哏稱為「網路迷因」，而數位政委唐鳳也利用這個概念，發展出一套政令宣導的手法，被一些人稱為「迷因治國」。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迷因論其實並不是一門成熟的科學，自從2004年《迷因學刊》（Journal of Memetics）因為收不到好的稿件而停刊後，學術圈更有不少人認為它是「已被放棄的科學」。

迷因論不是好的科普內容

「迷因論」用於科普不適當之處在於，科普的重點在於介紹科學研究的方法、思考方式、以及當下的學界共識，為了讓沒有相關背景知識的讀者也能讀懂，最大的挑戰往往是在易懂性和嚴謹性之間取捨。

然而，許多新聞媒體為了吸引讀者，對於科學研究往往只報導研究的結論並且予以誇大，卻隻字不提研究方法和侷限。這樣的情況在演化論（以及心理學）的研究更是如此，造成許多研究成果，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常常只是一些難以證偽、「都你在說」的故事（just-so story）。在這樣的影響下，有些人以為只要自己編出一套聽起來合理的故事，那就是一套可以跟科學研究平起平坐的有效觀點，甚至覺得自己的故事就是真理。這樣的觀點也就使有些人以為他們自行套用的「迷因論」故事符合科學方法。

但即使看起來成果就是在講故事，迷因論背後依據的演化生物學是一門科學，科學假說就需要能以事實證據來驗證其解釋效力。在檢視「為什麼會演化成這樣」的各種假說時，有些解釋是正確的（真的曾發生過，造成我們看到的現象）、有的是合理但不正確的（可以造成此現象，但其實不曾發生過）、還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就算真的曾發生，也不會造成此現象）。而科學家的目標就是用實證研究以及模型分析，來驗證究竟哪些假說正確、哪些合理。

例如狗的性格差異，動物行為學的開山祖師勞倫茲在 1949 年曾主張認為這是因為有些狗是灰狼的後代，對主人忠誠，不信任陌生人，有些狗則是豺狼（Canis aureus）的後代，只要你有食物就會湊上來。然而勞倫茲後來更仔細研究了豺狼和狗的差異之後，發現兩者的差異很大，於是放棄原先的假說。現代研究分析狗和其他犬科動物的基因序列後，也證實那些曾被勞倫茲認為有豺狼性格的狗全都是灰狼的後代，他們的性格差異只是不同品系在各自環境中演化的結果。也就是說，勞倫茲原先主張的「狗有不止一個演化來源」雖然可以「合理」解釋狗的性格差異，但透過證據我們發現這不是「正確」的解釋。

如果要科學地用演化論分析人類行為，也必須建立同樣具體的假說，並同樣嚴謹的科學方法來檢驗各假說是否合理、是否正確。

例如與迷因論同樣是探討文化演化，1980 年代美國加州有四位學者用嚴謹的分析建立「雙重遺傳理論」（Dual Inheritance Theory），其研究和迷因論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用社會科學、傳播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領域的實證資料來建立文化演化的基本原理，思考許多基礎問題。例如行為間的差異是連續的還是離散的、哪些因素會改變不同行為在族群中的頻率、人們怎麼學習、怎麼創新、如何驗證不同的假說、現有的資料可以推論什麼……

另一個例子則是同一時期在法國巴黎，李維史陀的門生丹·斯珀伯（Dan Sperber）將認知心理學帶入社會學，發展出「文化吸引理論」（Cultural Attraction Theory）。相較於雙重遺傳理論著重於行為的傳播率，文化吸引理論更專注於大腦中的想法怎麼轉變成行為，觀察到行為的人們又是如何在腦中重組出類似的想法，並認為是每次重組過程中的小變化逐漸累積造成文化改變。文化吸引理論的研究因此更專注於在實證資料，找尋心理學以及社會結構中，哪些因素會讓人們調整或強化既有的想法、或是得到新的想法。

迷因論從來沒有發展到這樣的嚴謹度，道金斯、丹奈特、布拉克莫等人用模凌兩可的言語描述，從基因演化的類比來想象各種難以證偽的「都你在說」故事。例如布拉克莫主張我們會有各種藝術，是因為這些東西能顯示出良好的模仿能力，而良好的模仿者又因為更能接收迷因，會在擇偶時得到擇偶相關的迷因的青睞，藝術就這樣因為能吸引異性而演化出來。這樣的故事雖然乍看之下或許「合理」，但他們很少能用實證資料確認這些故事是否「正確」。

相較之下，雙重遺傳理論實際量測了文學和流行歌創作中各主題出現的頻率，看它們如何隨時間改變，並藉此推論人們在創作以及閱聽文學和流行歌時，是否會跟風，還是特立獨行，亦或是根本不受其他人的創作影響。文化吸引理論也分析了歐洲中世記的紋章設計，是否會偏好特定的組合，還是說每種元素的出現率都是獨立事件，藉此分析人們在學習藝術創作時，是一次學一整套包裹，還是不斷在腦中將各種概念重組。諸如此類的具體研究，穩紮穩打地給文化演化建立了許多基礎知識和理論。

而迷因論的研究者除了使用「迷因」這個詞來表示某個抽象概念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領域共識。科普素材應該要源自於可靠的科學學理認知，迷因論在此付之闕如。因此，不論是要介紹科學研究的方法、思考方式、或是學界對某個主題的主流意見，迷因論的研究中都無法找出合適的科普教材。

迷因論不是好用的研究範式

迷因究竟是什麼？考古學家看到許多陶器上印了類似的花紋，語言學家看到許多不同語言中有類似的詞彙，人類學家看到兒童模仿大人用菜刀處理食物，政治科學家看到網路上的假消息被全文轉貼……在這些現象中，「迷因」是什麼？是印出的花紋和貼出的文章？是可以讓別人觀察和模仿的發音和行為？是腦中關於這些行為的抽象記憶和想法？還是某組讓人做出這些行為的神經元或電訊號？

基因複製的過程中，是由 DNA 直接作為模版複製出更多的 DNA（而且雙股螺旋還會半保留），天擇則是作用在基因製造出的性狀上。然而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迷因和性狀難有明確的區分，人腦中是否真的有完全一樣的東西被複製，是未解的心理學問題。

迷因論曾為迷因的定義問題爭論許久。有些人把迷因定義成腦中的信念，認為這才是讓人行動的原因，有些人則把迷因定義成可以觀察到的行為，認為只有用這種定義才能進行實證研究。迷因論者後來決定擱置這個爭論，反正重點是有某個會自我複製的單位存在，這些單位中比較會自我複製的會勝過那些比較不會自我複製的，於是造成演化。

然而，就算擱置此爭論，用「自我複製越多越好」去分析迷因如何追求最大「迷因適應度」，仍是過度簡化的分析方式。

雖然在理想化的情境，我們可以想像有個叫「適應度」的概念，決定了某個基因或迷因能不能在演化上成功，但某個基因或迷因會不會在演化上成功，其實取決於很多因素，除了自我複製的多寡，還有複製的速度、環境穩定度、其他基因或迷因的影響、有限資源的取捨、競爭或合作的對象有多大機率帶有跟自己相同的基因等等。分析這些因素才能了解基因或迷因如何演化；迷因論把這所有因素的總和稱為適應度，說適應度高的就會成功，那只是套套邏輯（tautology），在實際的科學研究中難有應用。

更糟的是，因為文化演化和基因演化會交互影響，若只問「怎樣最能自私地自我複製」，往往必需在基因或迷因中二選一，演化心理學把文化當作基因的延伸性狀，而迷因論則認定迷因壓過了基因、讓人做出對基因不利的事。但這兩種立場都缺乏證據。相較之下，雙重遺傳理論在這個問題上不選邊站，而是強調基因和文化的演化會彼此影響，至於在各個實際案例中究竟會產生什麼結果，那要收集數據來分析之後才知道。

總歸來說，迷因沒有公認的定義，大多數研究者也沒有像雙重遺傳理論或文化吸引理論那樣根據實證資料來定義合適的分析單位，因此難以嚴謹分析各種心理機制和社會環境怎麼改變迷因在族群中的頻率或其內容，更無法發展出像族群遺傳學那樣具體的理論來描述迷因演化，只能當作比喻、一種解讀事物如何運作的世界觀。

迷因論不是好用的世界觀

迷因論作為世界觀，主要的核心宣稱是：我們所有的行為都能簡單地用「迷因試圖自我複製」來解釋，人類的意識不重要，基因的傳播也不重要。由此出發，迷因論進一步認為迷因「接管」了大腦，讓我們做出許多對自己或自己的基因有害的行為，並且宗教就是一個例子。

就如基因演化不足以全面解釋人類從何而來，迷因論作為一種世界觀也很受侷限。人類社會是一套很複雜的系統，裡面有基因、行為、信念、大腦、生育、學習、競爭、合作、個人、社會制度等事物互相影響，產生我們看到的結果。試圖用其中任何一部份來解釋一切都不完整。

人類會思考，我們的行為有目的，所以我們會說是人類用白飯來補充能量、製造更多人類，而不是白飯用人類來栽培和烹飪出更多白飯，或電鍋用白飯吸引人類製造更多電鍋。只有在不在乎人們的行為動機，例如想要強調我們是被口腹慾望牽著走時，後兩種描述才有意義。

迷因不會思考，「自私的迷因」只是修辭手法，這種目的論的修辭有時可以給人豁然開朗的感覺，但其實這沒有解釋任何事情。稱大腦是「迷因用來複製出更多迷因的工具」或「迷因的奴隸」沒有任何意義，就像稱「感冒是飛沫用來製造更多飛沫的工具」或「白飯是電鍋的奴隸」一樣沒有任何意義。

迷因論者又認為迷因「接管」了大腦，迷因演化勝過了基因演化。但所謂「迷因勝過基因」這到底是什麼意思？看數量的話，世上最成功的迷因，數量大不了等於地球的近80億人口；然而一個人身上就有5兆份基因。看演化速度的話，有研究顯示生物性狀和文化性狀的演化速度不相上下。追根究底，迷因論只是把「人的行為是先天決定還是後天決定」的爭論重新包裝成更難用科學分析的抽象描述。

迷因論的世界觀也被常用來推銷新無神論，道金斯和丹奈特把宗教比喻為「迷因病毒」（布拉克莫早期也這樣認為，但後來放棄了這種想法），他們說宗教在人腦間複製和傳染，就如病毒在人體間複製和傳染，暗示宗教和病毒一樣，都是對人、對社會不好的東西。

然而，就算宗教是個自私的迷因，並不足以證明宗教有害；就算進一步說明了宗教和病毒一樣會干擾基因的複製，也還是不能證明宗教有害。

為什麼呢？因為從迷因論的角度，世俗進步派的「安全性行為」和宗教保守派的「禁慾」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兩者都會在人腦間複製和傳播，兩者都降低基因的複製。甚至，安全性行為是比禁慾更自私、更像病毒的迷因，因為它在實務上更能有效壓制基因的複製。然而兩派人都不覺得自己的觀點是一種病毒，反倒認為對方的想法是病毒。

如果安全性行為和禁慾都可以稱作迷因病毒，那這個詞就完全沒有提供什麼新的見解。除非你真的認為安全性行為和禁慾一樣不好、生命的意義就是要生一堆小孩把基因傳下去。

由此可見，所謂「迷因病毒」只是新無神論者的一種話術，無法用來評斷宗教是好是壞。

事實上，雙重遺傳理論的研究者在許多心理學實驗中，都發現宗教讓人更遵守約定、對陌生人更友善、能提高社會的凝聚力；並且在分析歷史資料後，也發現世界各地的社會都是先相信有賞善罰惡的神明存在，然後才從大家都彼此認識、不超過兩百人的小型部落，轉變成上千人的村落，以至於上百萬人的都市，並進一步發展出用法律、學校、商店等複雜的體制來進一步取代宗教規範。

相較之下，迷因論者不曾用這樣的研究來了解宗教實際上是怎麼演化的、對人們有什麼影響，而是先入為主認定了宗教有害，然後花數十年的時間爭論宗教是一個迷因、還是一組迷因、還是迷因的性狀。

總結

不可否認，迷因論曾經吸引許多研究者的注意，也確實對於生命的意義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然而迷因論並未發展成一門成熟的科學，少有嚴謹的學術研究，因此不適合作為科普教育的材料。而若把迷因論當成某種可以解釋一切的世界觀，也是非常侷限的。或許，把它當作類似哏圖、諧音笑話、長輩圖、洗腦短片那樣不用太認真看待的網路迷因，就是最好的處理方式了，畢竟網路迷因中偶爾也會有些不錯的深度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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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esoudi, A., Whiten, A., & Laland, K. N. (2006). Towards a unified science of cultural evolu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9(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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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cherson, P.J. & Christiansen, M. H. (2013). Cultural Evolution: Society, Technology, Language and Relig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35–49.
11. Sender, R., Fuchs, S., & Milo, R. (2016). Revised Estimates for the Number of Human and Bacteria Cells in the Body. PLoS Biology 14(8): e1002533.

•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終篇）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¹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²，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³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⁴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⁵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⁶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⁷，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⁸，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