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鳥沒有國界，政治影響保育？中華鳥會被國際鳥盟除名始末

2 月 24 號，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當世界開始祭出各項制裁時，各國科學界也正在動作——終止與俄羅斯的科學合作計畫。

停止多項與俄羅斯的科學合作

2 月 27 號，烏克蘭教育和科學部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呼籲歐盟「緊急暫停與俄羅斯機構的各種國際合作」：包括終止俄羅斯參與全球最大型的科研架構計畫「展望歐洲」（Horizon Europe） ^{[註 1]} ，並督促將俄羅斯從兩個國際研發企業——法國的國際熱核融合實驗反應堆（ITER, 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和瑞士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核研究中心（CERN,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驅逐。

為期七年的展望歐洲（Horizon 2020, H2020）計劃，目標在投資研究與創新計劃，投資實驗室中具高潛力和前瞻性之技術，協助產業創新與提升市場規模。

歐俄聯合火星任務取消

歐俄聯合火星探測計畫（ExoMars, Exobiology on Mars）是一項調查火星過去居住環境的天體生物學專案計畫。此計畫原定 2020 年啟動，在 COVID-19 疫情影響下延至 2022。如今，俄羅斯的這場軍事行動為這項計畫又添變數。

歐洲太空總署（ESA）於 2 月 28 日宣布，「火星探測器」的發射受西方對俄羅斯的國際制裁及其後續效應影響，將至少再延後兩年。

與此同時，美國麻省理工（MIT）也結束了一項與斯科爾科沃科技學院（Skoltech）長達十年，具爭議的合夥關係。 這項始於 2011 年的計畫旨在莫斯科附近打造另一個矽谷。儘管外界擔心該計畫可能以國家安全及人道主義問題換取經濟利益，麻省理工仍在 2019 年同意與 Skoltech 的合作延長五年。

這是在對俄羅斯政府侵略烏克蘭的行動表示拒絕。

過去，MIT 常被指控以金錢導向，專門與有爭議但富有的對象，例如，中國、新加坡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專制國家、性犯罪者傑佛瑞．艾普斯汀（Jeffrey Epstein） 建立夥伴關係。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認為，Skoltech 計畫起源於特定的歷史時刻。當時，美國正致力於重設與俄關係，而俄羅斯也正積極尋求建立創新經濟。

如今，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讓西方高等教育機構開始從新審視與俄關係。

對俄羅斯轉讓技術的制裁

除了學術性的計畫受阻，俄羅斯科學事業的附帶損失正在增加。

德國研究部下令暫停與俄羅斯的合作後，馬克斯普朗克地外物理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xtraterrestrische Physik）關閉了俄羅斯 Spektr-RG 研究衛星上由德國運營的 eRosita X 射線測量望遠鏡。

幾個國家的數學學會也宣布不參加原定於 7 月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並改以線上方式進行。

俄羅斯科學家的聲援

即使俄羅斯科學家將因為聲援烏克蘭而被指控叛國罪^{[註 2]}，仍有超過 6,150 名俄羅斯科學家和科學記者連署公開信。他們認為發動這場戰爭只會把俄羅斯推入絕境（a step to nowhere）且被國際社會唾棄孤立。

根據 2 月 24 日公開信中所言，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意味著俄羅斯科學家再也無法正常工作。

畢竟，做科學研究不像走獨木橋，它仰賴著不同國家間的合作。

• 延伸閱讀：俄烏開戰！俄國科學家連署「要求國家和平」

烏克蘭科學家何去何從？

面對俄羅斯的侵略，烏克蘭科學家則面臨了誓守故鄉、或是到鄰國展開新生活的兩難選擇。

在歐洲，部分機構為烏克蘭科學家提供避難所。波蘭科學院下的青年學院（PAN,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安排了數十間願意收容難民科學家的研究所及大學。PAN 生物有機化學研究所的雅切克．科拉諾夫斯基（Jacek Kolanowski）表示：「我們希望協助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找到工作。」

到目前為止，波蘭科學院已經協助了一些人到華沙擔任心理學家、到盧布林擔任癌症研究員，和到波茲南擔任法學教授。

很多烏克蘭科學家誓言捍衛自己的國家。

隨著俄羅斯軍隊持續侵入基輔，堅守家鄉的神經生理學家奧列格．克里斯塔爾（Oleg Krishtal）表示：幾乎所有人都拿起了武器。基輔植物研究所所長謝爾蓋．莫西亞金（Sergei Mosyakin）擁有四國國籍，但他並未撤離，他說：

我是烏克蘭人。而我認識的大多烏克蘭人並不怕為自己的祖國而死。

註解

• 註1：截至目前（2/28），俄羅斯仍然是 Horizo​​n Europe 和其它歐洲資助計劃的一部分。
• 註2：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宣布，任何向反對俄羅斯聯邦的國家或組織提供援助的人都可能被指控犯有叛國罪。當局逮捕了數百名街頭抗議者，包括著名的演化遺傳學家 Georgii Bazykin，他於 2 月 27 日在莫斯科市中心手舉「今天就停止戰爭」標語後被拘留。現已釋放正等待進一步的審判。

參考資料

1. After invasion, Ukrainian researchers turn into resistance fighters and refugees
2. EU should sever scientific ties with Russia, says leading German MEP
3. Horizon Europe
4. ExoMars2020: how coronavirus played a part in postponement of Mars mission
5. MIT ends Skoltech partnership over Ukraine war
6. An open letter from Russian scientists and science journalists against the war with Ukraine

文／呂翊維（中華鳥會副秘書長）

2020年9月7日，中華民國野鳥學會（以下簡稱中華鳥會或本會）被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全球理事會片面決議解除長達24年的伙伴關係。

為了讓國際社會與國內大眾了解事件的過程與中華鳥會的立場，本會先後已於9月15日及9月24日發布了聲明。泛科學本次邀稿，讓我們有機會分享這段事件的心路歷程，及如何看待台灣近年的鳥類保育成就。

由國際鳥盟被除名事件是怎麼發生的？源起與過程

中華鳥會於 1988 年成立，是由全台灣 21 個地方野鳥學會與環境團體共同組成的聯盟。主要負責全國性與國際性的事務，並在 1996 年正式加入全球最大的鳥類保育組織國際鳥盟。

2019年底，國際鳥盟聲稱「中華民國」帶來風險

本次事件源自 2019 年底開始，國際鳥盟執行長以聯合國與英國慈善法規的規定為由，片面聲稱本會的「中華民國」的中文註冊名稱對國際鳥盟的組織經營上有「風險」，要求中華鳥會更改註冊名稱外，並在網站、宣傳品、出版物及報告等等所有的媒材都不許有「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且更改的名稱也不能帶有宣示台灣主權的意味。

甚至，後來還追加要求簽署一份政治聲明文件，要本會承諾不促進或倡導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及台灣脫離中國獨立。而無論是否有配合上述的指示，只要國際鳥盟單方面認為中華鳥會是風險，我們仍有被移除會籍的可能性。這些政治打壓讓本會陷入艱難的立場與困境。

積極溝通並討論於大會更名

實際上，我們也在溝通的過程中得知，這些要求都只是希望中華鳥會自行退出，且聲稱都是基於解除風險的考量，而非政治因素。

我們明白不能因為少數國際鳥盟高層的激將法，而貿然放棄這維繫二十多年的伙伴關係，因此始終抱持慎重的態度與對方嘗試溝通。由於更改中文註冊名稱茲事體大，我們回覆國際鳥盟，改名必須基於正當程序與全體共識，要經由理監事會以及會員代表大會等程序來討論與決議，才能提送我國內政部申請改名。

至於簽署文件，本會作為一個致力野鳥保育的非政府組織，不涉入政治主張，同時這份聲明直接危及到國家的尊嚴，我們只能拒絕簽署。

2020年9月，遭國際鳥盟片面除名

最後，在本會預定 9 月 19 日舉辦會員代表大會之前，國際鳥盟卻先在 9 月 7 日的全球理事會投票決議，以中華鳥會尚未解決「風險」為由，決定移除夥伴關係。令人不解的是，聯合國與英國法規究竟在何處有明文限制，使得中華鳥會成為國際鳥盟的風險，即便我們反覆的詢問，這些鳥盟高層自始至終都沒有給過清楚的答覆。

由於中華鳥會並沒有具體違反任何國際鳥盟的組織規章，便遭到國際鳥盟少數高層以不合理且含糊的理由而片面除名，決議過程也未公開透明，絕大多數國際夥伴成員都未被告知此事，這也讓本會有充分的理由對外公開作出聲明，期望國際鳥盟總部的高層能夠正面回應將台灣除名的正當性何在。

離開國際鳥盟會影響台灣的保育工作嗎？

總結來說，脫離國際鳥盟對於我們的保育士氣是種沉重的打擊，但由於台灣既有的鳥類保育工作較少依賴國際鳥盟，加上我們也無須透過總部與其他國際鳥盟夥伴聯繫，故實質上對台灣的保育工作影響有限。

目前與國際鳥盟最有關連的工作，主要在於過去做為國際鳥盟的一員，中華鳥會自 1998 年起便響應國際鳥盟的全球保育計畫，領先亞洲開始在台灣規劃「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s, IBAs）」的劃設工作。IBA是一種由民間所倡議的保護區，依循國際鳥盟所訂定之具科學性、系統化的準則，來指認重要的鳥類棲息地，以期得到適當的保護。至今為止，台灣已有54處IBA，目前有2處仍在申請。由於劃設IBA無須成為國際鳥盟夥伴，站在關心與推廣棲地保育的立場，中華鳥會將會持續致力於這項工作。 

也慶幸的是，我們與其他國際夥伴的關係並沒有因除名有所減損。本會目前主要的國際事務工作，是與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學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RSPB)共同合作，目標是希望能研擬合適的方法來減緩台灣遠洋漁船混獲海鳥的現況。因此中華鳥會作為我國的窗口，需協助 RSPB 與台灣政府部門建立兩方彼此溝通、合作的管道。雖然 RSPB 也是國際鳥盟的夥伴成員之一，這項計畫也是以國際鳥盟的名義來進行，但 RSPB 已明確回覆雙方的合作不會受到此事的影響而中止。不只英國，許多國家如日本、馬來西亞、泰國及捷克等鳥盟夥伴也向本會表達關切，且表示樂意持續與台灣進行交流與合作。

此外，中華鳥會長期參與香港觀鳥會主辦的「黑面琵鷺全球同步普查」，每年一月定期與亞洲各國針對度冬的黑面琵鷺進行同步調查，未來我們仍會持續負責統籌我國的調查成果。台灣度冬的黑琵數量占全球數量的五成至六成，同時也是少數族群數量逐年成長的受脅候鳥，台灣無疑是黑琵最重要的度冬區，我們也需要透過國際的普查合作，繼續關心黑琵的保育。

但長遠來看，未來在國際交流上勢必會減少一些機會，如何再開創管道拓展台灣保育的國際人脈，會是中華鳥會後續的挑戰。因此在本會於 9 月 19 日的會員代表大會上，全體一致通過將原本的英文名稱「Chinese Wild Bird Federation」更改為「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希望加強本會英文名稱在國際間的識別度，讓未來的國際事務能持續順利推行。

關心鳥類保育與公民科學，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台灣在鳥類保育與公民科學推展方面，在國際間一直不落人後。台灣自 1970 年代起發展賞鳥活動，從只有北、中、南三個鳥會，到台澎金馬幾乎每個縣市都有一個鳥會，鳥會組織的興起培養了許多自然愛好者，而鳥會自行開發的資料庫系統，長年來累積了全台灣各地鳥友的賞鳥紀錄，是為本土公民科學的濫觴。

近十年來，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中華鳥會合力推動多項鳥類公民科學活動，包含舉辦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等分別針對冬季鳥類及春、夏季鳥類的長期監測，以新年數鳥為例，每年都動員超過千人次的鳥友在全台調查，記錄超過三百種及三十萬隻的鳥類，成果傲視亞洲。

我們的資料成果會除了定期發布中、英文的年度報告，資料也會分享給國際濕地聯盟(Wetland International)的亞洲水鳥普查(Asian Waterbird Census)，而前述所有公民科學的監測資料都會匯集到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及美國康乃爾的eBird資料庫。

自 2015 年起推動 eBird Taiwan 之後，由於正式繁體中文化，台灣使用戶數量開始快速成長，並結合中華鳥會線上資料庫的歷史資料，至今已經上傳了將近45萬筆的鳥類紀錄清單，世界排行第7名。台灣雖然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島國，但我們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成果已緊逼歐美等地區國家，在亞洲整體表現也是名列前茅，這要歸功於全台灣長期以來無私奉獻的鳥友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成果，我們應該感到光榮。

野鳥保育沒有國界，然而這次事件顯見政治壓力也能影響保育工作，但即便台灣現在不是國際鳥盟的成員，還是有很多既定與未來可做的事情。或許我們都了解台灣當今的保育意識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所以也期望還能有更多人力加入鳥類監測的行列。

作為鳥類保育工作者，我們會繼續做我們能做的，持續關注環境與推動公民科學，並且努力與國際接軌。

科學媒體 Nature 刊出文章《2020年世界各地的科學顧問 (Science advisers around the world on 2020) 》，請到 7 個國家的科學顧問，各自介紹該國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防疫經驗與展望。陳建仁也代表台灣在列。

陳建仁：隔離犧牲14天自由，換來2300萬人如常生活

陳建仁文章標題叫作《台灣：我們由 SARS 學習 (TAIWAN: We learnt from SARS) 》，開頭就提到台灣 1 月時試圖促使 WHO 和中國採取行動，阻止疫情擴大，卻無功而返。還特別提及 WHO 太遲宣告而廣受批評的「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HEIC) 」，陳建仁顯然有意提醒世界：別遺忘這回事。

陳建仁接下來介紹台灣防疫的作法與成功經驗，也就是各位都很熟悉的那些事。他特別提到台灣無需大尺度的封城與普篩，依然在 4 月 13 日以後根絕本土感染（直到 12 月才破功）。最後強調專業精神和政治中立，能贏得公眾信任，讓防疫得以順利運作。

資源短缺，決策混亂，各國在逆境中摸索前進

其餘 6 國是迦納（非洲西部）、比利時、立陶宛（歐洲）、哥斯大黎加、玻利維亞（南美洲）、加拿大（北美洲）的代表。他們和陳建仁一樣，都是該國政府的高級顧問，所有人都提到國際或國內政治面的議題，反映各國有別的國情。

立陶宛代表 Ligita Jancoriene 寫得很動人，將自己國家過去、現在、未來將面臨的困境，很生動地呈現給世界知曉。

她第一句就表示，瘟疫帶來的影響，令他們有戰爭的感覺，就像過去蘇聯帶來的苦難（類似陳建仁第一句就直接批評 WHO 和中國）。疫情擴大後，立陶宛有限的資源很快耗盡，必需盡快重整旗鼓，補充與調度資源，否則將輸掉戰爭。

比利時代表是 7 位中，唯一完全沒有提及外國的。他主要抱怨比利時的醫療資源不足，決策與政治層面混亂，不過明年應該會更好。

迦納代表則散發正能量，提到迦納很快建立檢驗體系，疫情也不嚴重，不過仍有初期決策混亂等問題可以改善。這次還不錯，之後要更好！

加拿大代表散發的正能量有些過度，他強調加拿大決策非常科學，還批判「美洲其他地區」跟我國有明顯差異……美洲其他地區肯定包括美國和巴西。

哥斯大黎加代表沒有寫外國壞話，她行文主要呈現自己個人的功績，也花不少篇幅批評國內的對手，順便提到決策圈中的女生太少。

我認為玻利維亞代表 Mohammed A. Mostajo-Radji 和陳建仁寫得最具體，也特別值得一讀。

這位只有 31 歲的專家擺出苦旦姿態，強調玻利維亞的醫療體系與公衛狀況都極為糟糕，資源短缺，登革熱與麻疹仍在橫行之下，國內政治面的應對卻十分差勁 ，地方政府不回報，鄰居巴西、秘魯、阿根廷、智利疫情還非常嚴重。玻利維亞只能採取十分嚴格的封城管制，結果感染率非常低……我們不是魯蛇！

• 本文轉載自新公民議會《陳建仁與各國專家對自身國內防疫的看法》

延伸閱讀

• 台灣人陳建仁、朱敬一，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 2003年舊聞：對抗SARS的戰爭，台灣被孤立在外
• 為什麼台灣在某一天，不可能有640位無症狀感染者？
• WARS無症狀感染者，會傳染，隔離14天可以拖到傳染高峰過去
• 病毒不是源於武漢的海鮮市場？從分子演化學角度看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起源與傳播
• 發現SARS的老將，武漢封城後不覺得WARS會世界傳播
• 什麼是「國際關注公衛緊急事件」？判斷為PHEIC後又怎樣？
• COVID-19 殺死的人比帳面數字更多，但是究竟多少？

參考資料

• Science advisers around the world on 2020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 作者／金山豆｜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學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動物科學博士

所謂的瘦肉精，也就是添加在肉用動物飼料中的藥理成分，功能在於抑制肥育期肉用動物如肉牛與肉豬的脂肪合成與堆積，將飼料中的營養成份轉而促成肌肉（瘦肉）的合成，以提高肉用動物屠體中市場價值較高的瘦肉產量，並最終提升整體產值。

然而作為一種藥理成份，適當的使用瘦肉精在一定條件下固然有其優點存在，但也意味著不適當的使用可能會帶來預期以外的風險。對直接接受藥物的動物本身、對肉品消費者、對整個肉品產業以及社會，因此也帶來許多需要深入探討與思考的問題。

瘦肉精的起點：從藥物到飼料添加劑

萊克多巴胺 (Ractopamine)，是一種人工合成的藥物分子，用來模擬動物與人體內自然合成的腎上腺素類型之神經內分泌素，透過外源給予的方式，來達成加強腎上腺素的下游生理機制的目的。

動物與人體內的腎上腺素類神經內分泌素，是一種在緊急狀態下作用的生理因子，讓身體釋放更多能量、強化肌肉、提升心血管系統、呼吸效率的功能，來幫助動物應付大難當頭的緊急事件。因此，如果可以開發並人工合成具有類似腎上腺素功能之藥物分子，則可以在動物或人在某些危急狀態下，做為臨床藥物臨時性地加強心血管與呼吸功能，來渡過難關。

基於這樣的需求，生藥產業自然產生動機研發相關藥物，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同樣類型的藥物不斷推陳出新，從克倫特羅 (Clenbuterol) 到萊克多巴胺，都是這種臨床藥物需求下研發誕生的產物。

然而，對開發藥物的藥廠來說，歷經曠日廢時且耗資鉅大的基礎與臨床研究，往往僅有少數藥物最終有機會被證明藥效顯著而投入臨床使用，因此，除了人類臨床應用的方向之外，這些研發出來的人工合成藥物，也被寄望可以同時應用於動物用藥市場，以盡可能最大化最後可以回收的價值。

由於動物體自然分泌的腎上腺素類分子，可以透過不同的路徑啟動各種生理反應，包括與促進血管血壓與神經活性的 Alpha-adrenergic receptors 與具有強心效果、促進各種肌肉功能與生長、並抑制脂肪合成協助釋放能量的 Beta-adrenergic receptors，因此，除了在強心、促進呼吸道平滑肌舒張等人體與動物臨床醫療用途之外，這些人工合成的類腎上腺素藥物也具備了促進肌肉生長與抑制脂肪堆積的生理功能。

特別是與這類藥物活化 Beta-adrenergic receptors 後所引起的肌肉細胞生長與抑制脂肪堆積這些功能，代表著它們在改善肉用動物屠體生長表現上，可以預期有相當正面的效益。克倫特羅、萊克多巴胺等藥物也因為這些藥理特性，被稱之為 Beta 活化物（Beta-agonist，即指其可以活化 Beta-adrenergic receptors 之意）。

藥廠在研發這些藥物作為臨床醫療用途之外，也因為其改善肉用動物屠體品質的潛力，而在二十世紀末期開始一系列研究，探討其作為藥理性飼料添加物的可能性，在控制它們副作用（對心血管與神經系統的過度刺激）的同時，發揮改善瘦肉生產與抑制脂肪生成的最大效益。

其中，萊克多巴胺就是這類人工合成藥物的佼佼者，因其較低的副作用與較理想的屠體改善效果，得以成為可以應用於促進肉用動物生產，特別是肉豬與肉牛產業的藥物。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在 1999 年及 2000 年分別準許肉豬與肉牛產業可以在肥育期之固定時段中，使用法定允許劑量的萊克多巴胺作為飼料添加劑，但其它類型的同類藥物如克倫特羅，則因藥理副作用較大，則依然不被允許使用。

瘦肉精成為美國豬農海外市場競爭利器

儘管從藥理機制來看，萊克多巴胺這種人工合成的 Beta 活化物具有促進瘦肉成長與抑制脂肪累積這兩項肉用生產上的優點，但畢竟它也存在相當的副作用，會透過額外刺激動物的心血管作用與神經系統，對動物的健康與屠體品質帶來負面的影響。因此，美國農業部也對萊克多巴胺於肉用動物的施用做了嚴謹的法規規範，確保其生產效益與副作用之間達到一定程度平衡。

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萊克多巴胺作為應用於肉用動物生產的新穎藥物，自然也引起相關研究團隊的注意，並探討與評估其促進生產效益的潛能。在較早的肉用動物研究中，就已經確認適當在肥育期使用萊克多巴胺，對肉牛與肉豬的瘦肉生長效率可提高 10~25%、脂肪減少 10~15%，並有效提升飼料效率約 10% ¹。美國杜克大學 2005 年分析以美國肉豬養殖場為研究對象，分析合法條件下使用萊克多巴胺所能實際提升的肉豬場收益，發現確實可提高豬場整體淨收益達 20~25% 左右 ²。

美國做為牛肉與豬肉產品的主要輸出國，在國際肉品市場上的競爭者眾，歐盟的丹麥、西班牙、美洲的加拿大、巴西都是相當強勁的對手，特別是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框架下，美國本身豬肉消費市場一樣要面對進口肉品的挑戰。那麼在技術面上盡一切可能提升飼養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以及肉品品質上達到理想的平衡，是同時確保本國市場份額與擴展海外市場的決勝關鍵。

萊克多巴胺的研發與應用，對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肉豬與肉牛產業來說，無疑是一項強而有力的工具。在 1999~2000合法核準萊克多巴胺之後到 2012 年間，美國約有六到八成的肉豬牧場固定使用萊克多巴胺作為飼料添加劑做為進一步促進生產效益的重要策略³。

以美國外銷豬肉產業來看，1990 到 2000 之間美國豬肉進出口量大致持平，但從 2001 年起開使迅速攀升，雖然進口量在過去三十年間穩定持續在每年50萬公噸左右，但出口量卻在 2001 到 2019 年間擴增了四倍以上，從 80 萬增加至 340 萬公噸⁴。

扣除仍維持萊克多巴胺禁令的進口國（歐盟、俄羅斯、中國等），允許萊克多巴胺殘留的美國豬肉產品進口國仍佔了七成左右的輸出份額，如日本、南韓、墨西哥、加拿大等⁵。換言之，包含萊克多巴胺使用策略的現代化肉豬養殖轉型，確實對美國肉用動物產業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有多好用？懶得用瘦肉精的加拿大豬農

全球前三大肉豬輸出國分別是歐盟、美國、以及加拿大。其中除歐盟諸國禁用萊克多巴胺外，美國與加拿大都是可以合法使用於肉豬生產的國家，然而有趣的是相較於南方的鄰國，加拿大豬農對於萊克多巴胺這種可以有效促進屠體產值的藥理性飼料添加物，呈現相當冷漠無感的態度。

不同於美國豬農平均約七成上下的豬農使用萊克多巴胺，加拿大豬肉產業理事會 (Canadian Pork Council) 聲明本國幾乎不使用萊克多巴胺於肉豬生產上⁶，動科領域的學者如貴湖大學 (University of Guelph) 的波爾博士 (Dr. Bohrer)，同時是加拿大肉品科學協會理事長，則估計可能有 5 到 10% 的加拿大豬農使用萊克多巴胺⁷。

美國與加拿大互為比鄰，雙方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同為世界主要肉豬生產國，彼此也是互相穩定輸出入豬肉產品的重要貿易夥伴，通常加拿大輸美的豬肉產品數量與金額略大於美國。

有趣的是，雖然在肉豬生產法定規範上都允許萊克多巴胺的使用，美國肉豬產業也依賴萊克多巴胺作為提生肥育期肉豬產能與飼料效率的重要工具，加拿大豬農卻在多數不使用萊克多巴胺的情況下，在整體肉豬生產效率上取得與美國豬農同業相當的表現，包括屠體產量與品質、整體生產成本、以及飼料效率等方面⁸。

相對美國，加拿大在肉豬飼養環境上或有氣候更溫和、相對疾病控制良好等利於肉豬生長發育的優勢，再者，萊克多巴胺使用上需注意劑量、動物健康狀況、以及施用期間相關增加的額外管理成本，讓加拿大豬農評估未必划算。

另方面加拿大因有超過半數肉豬生產為外銷用途，考量主要外銷國家如中國仍維持萊克多巴胺禁令，自主避開萊克多巴胺的使用對加拿大肉豬產業來說，反而是更能強化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選擇。

歐盟：農場到餐叉，沒有藥理性飼料添加物的空間

長期以來歐盟在糧食生產與社會安全政策上，建立自有的系統性規範來整合各會員國的農業生產系統，特別是所謂的由「農場到餐叉 (Farm to fork)」策略，要求農牧產品從生產、加工、至消費者完成使用的過程中，都能符合可永續運作的模式，包括家禽畜與動物的利用、與生態環境的平衡、以及消費者的健康需求⁹。

因此，確保家禽畜生產過程中，讓動物維持良好的健康與福祉狀態，並盡可能排除與控制對整個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各種風險因子，便成為歐盟各國建立飼養規範的重要決策依據。

這種農牧產業思惟的形成，一部份是因為歐盟國家開始警覺到人工合成藥物應用在農牧產業可能帶來的額外風險。1950 年代起始，生醫藥產業的發展讓更多人工合成藥物投入臨床與動物應用，包括各種內分泌藥物，試圖透過模擬雄性素 (Androgens)、雌性素 (Estrogens)、生長素 (Growth hormone) 等內泌素的功能，來促進動物的各種生產效能。

然而，隨著動物與環境毒理學研究的拓展與深入觀察，1980 年代末期開始發現這些人工合成藥物的廣泛使用，對動物本身的健康條件、對農牧產業週遭環境動植物生態系統、以及對消費者的健康都存在相當程度的風險與威脅，並曾經造成一系列的社會安全問題。

舉例來說，1950 年代美國開發的人工合成固醇類藥物如 stilbenes、dienoestrol 等，廣泛應用於來促進肉牛生殖與生長¹⁰，但是這類人工合成固醇類藥物，在 1980 年代陸續發現會有逸散到生態環境的情況，同時這類藥物對曝露的動物與人都存在致癌性，特別是當消費者攝取相關動物產品時所連帶吸收的殘留藥物成份 ¹¹。

這一系列由人工合成內分泌素應用於動物生產目的，卻意外引起後續環境與健康風險時，歐盟成立委員會進行超過十年的研究與調查，最終引導出相關結論，認為人工合成內分泌素，除醫療用途所需，應完全排除在動物生產過程外，以杜絕可能的風險¹²。

這些人工合成內分泌藥物，對促進動物生產效能雖有一定成效，但在廣泛使用後，後續影響的動物健康、環境生態、以及消費者食安風險問題既複雜又難以精確評估，因此利敝權衡之外，排除非必要的藥物使用對整個產業、環境與消費者來說，才是最能確保農牧產業永續安定的做法⁹。

讓科學數據說話，全世界都買單嗎？

由於這類人工合成藥物的開發可以說是源自於北美主要藥廠，觀念上這些研發者仍然希望可以盡可能地將開發的藥物應用在實際市場上，因此促成了聯合國糧農組織與國際衛生組織共組的食品添加物聯合專家委員會 (Joint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FCA, FAO / WHO) 主導藥物風險評估機制，透過建立無可見效應劑量 (Non-Observed Effect Levels, NOAEL)、可接受每日攝取量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最大殘留限制 (Maximum Residues Limits, MRLs) 等科學數據來建立各種與食品相關的藥物安全使用條件，並判定是否得以應用於農牧食品生產¹³。

JEFCA 的運作與推廣，受到北美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的大力支持，但在歐盟與其它部份國家卻遭到程度不等的阻力。其中，歐盟政府本身的研究團隊的風險評估報告¹⁴，認為所有內分泌類藥物都必需排除在動物生產以外，並與美國加拿大及其主導的 JEFCA 在固醇類藥物是否可應用於動物生產，且其產品是否可自由貿易至歐盟市場的議題上多次正面衝突，戰火甚至延燒到二十一世紀的萊克多巴胺。

如前所述，Beta 活化物包括許多不同分子型式存在，如克倫特羅、萊克多巴胺是其中的主要產品。在 1990 年代這些 Beta 活化物雖已知可促進肉用動物肌肉生長，但其風險認知卻仍有不足。

因此，歐盟境內西班牙便曾發生大規模克倫特羅殘留藥物中毒事件，113 人因食用殘留克倫特羅的肉品而發生急性中毒¹⁵。此一事件對歐盟政府來可是再一次的食安警報，即現有的食藥品安全風險評估機制，受限於科學研究技術與方法的限制，以及對動物、環境、人體曝露的複雜性認知不足，實難以完全界定並全盤控制這些藥物可能帶來的風險。

更遑論後續研究中，除了進一步發現萊克多巴胺的使用，對肉用動物的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即使是在理想控制劑量與處理時間的條件下，肉用動物的猝死率、急性心血管疾病、肉質劣化、過度興奮而暴躁失控等問題都會更加嚴重，而額外造成現場的管理成本增加¹⁶。

因此，歐盟政府與專家團隊認為做為飼料添加物使用時，這些人工合成藥物帶來的利益實無法平衡難以確認與管理的風險成本，而最符合產業與消費市場安全需求的方式，就是排除它們在動物生長效率促進上的應用。

回歸到歐盟過去二十多年來所致力於建立的永續農牧產業與市場供應系統，反應在肉用動物生產模式上的確也因此造成直接生產成本相對居高不下。舉例來說，歐盟主要的肉豬生產國如丹麥、西班牙相對世界其它主要肉豬生產國美國、加拿大、巴西等，要高出近四成的生產成本，特別是飼料支出的部份。

當然，較高的經營成本換來的是歐盟相對較佳的豬肉產品品質與動物健康與福祉條件⁸，但也意味著為了保障這樣的永續農牧產業的運作，歐盟必需持續對抗北美低成本肉品輸入的自由貿易壓力，在藥理性飼料添加物這個戰場上更是沒有退讓的空間。

下篇：從瘦肉精的前世今生談起（下）：台灣本土肉品該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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