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翊維（中華鳥會副秘書長）

2020年9月7日，中華民國野鳥學會（以下簡稱中華鳥會或本會）被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全球理事會片面決議解除長達24年的伙伴關係。

為了讓國際社會與國內大眾了解事件的過程與中華鳥會的立場，本會先後已於9月15日及9月24日發布了聲明。泛科學本次邀稿，讓我們有機會分享這段事件的心路歷程，及如何看待台灣近年的鳥類保育成就。

由國際鳥盟被除名事件是怎麼發生的？源起與過程

中華鳥會於 1988 年成立，是由全台灣 21 個地方野鳥學會與環境團體共同組成的聯盟。主要負責全國性與國際性的事務，並在 1996 年正式加入全球最大的鳥類保育組織國際鳥盟。

2019年底，國際鳥盟聲稱「中華民國」帶來風險

本次事件源自 2019 年底開始，國際鳥盟執行長以聯合國與英國慈善法規的規定為由，片面聲稱本會的「中華民國」的中文註冊名稱對國際鳥盟的組織經營上有「風險」，要求中華鳥會更改註冊名稱外，並在網站、宣傳品、出版物及報告等等所有的媒材都不許有「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且更改的名稱也不能帶有宣示台灣主權的意味。

甚至，後來還追加要求簽署一份政治聲明文件，要本會承諾不促進或倡導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及台灣脫離中國獨立。而無論是否有配合上述的指示，只要國際鳥盟單方面認為中華鳥會是風險，我們仍有被移除會籍的可能性。這些政治打壓讓本會陷入艱難的立場與困境。

積極溝通並討論於大會更名

實際上，我們也在溝通的過程中得知，這些要求都只是希望中華鳥會自行退出，且聲稱都是基於解除風險的考量，而非政治因素。

我們明白不能因為少數國際鳥盟高層的激將法，而貿然放棄這維繫二十多年的伙伴關係，因此始終抱持慎重的態度與對方嘗試溝通。由於更改中文註冊名稱茲事體大，我們回覆國際鳥盟，改名必須基於正當程序與全體共識，要經由理監事會以及會員代表大會等程序來討論與決議，才能提送我國內政部申請改名。

至於簽署文件，本會作為一個致力野鳥保育的非政府組織，不涉入政治主張，同時這份聲明直接危及到國家的尊嚴，我們只能拒絕簽署。

2020年9月，遭國際鳥盟片面除名

最後，在本會預定 9 月 19 日舉辦會員代表大會之前，國際鳥盟卻先在 9 月 7 日的全球理事會投票決議，以中華鳥會尚未解決「風險」為由，決定移除夥伴關係。令人不解的是，聯合國與英國法規究竟在何處有明文限制，使得中華鳥會成為國際鳥盟的風險，即便我們反覆的詢問，這些鳥盟高層自始至終都沒有給過清楚的答覆。

由於中華鳥會並沒有具體違反任何國際鳥盟的組織規章，便遭到國際鳥盟少數高層以不合理且含糊的理由而片面除名，決議過程也未公開透明，絕大多數國際夥伴成員都未被告知此事，這也讓本會有充分的理由對外公開作出聲明，期望國際鳥盟總部的高層能夠正面回應將台灣除名的正當性何在。

離開國際鳥盟會影響台灣的保育工作嗎？

總結來說，脫離國際鳥盟對於我們的保育士氣是種沉重的打擊，但由於台灣既有的鳥類保育工作較少依賴國際鳥盟，加上我們也無須透過總部與其他國際鳥盟夥伴聯繫，故實質上對台灣的保育工作影響有限。

目前與國際鳥盟最有關連的工作，主要在於過去做為國際鳥盟的一員，中華鳥會自 1998 年起便響應國際鳥盟的全球保育計畫，領先亞洲開始在台灣規劃「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s, IBAs）」的劃設工作。IBA是一種由民間所倡議的保護區，依循國際鳥盟所訂定之具科學性、系統化的準則，來指認重要的鳥類棲息地，以期得到適當的保護。至今為止，台灣已有54處IBA，目前有2處仍在申請。由於劃設IBA無須成為國際鳥盟夥伴，站在關心與推廣棲地保育的立場，中華鳥會將會持續致力於這項工作。 

也慶幸的是，我們與其他國際夥伴的關係並沒有因除名有所減損。本會目前主要的國際事務工作，是與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學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 RSPB)共同合作，目標是希望能研擬合適的方法來減緩台灣遠洋漁船混獲海鳥的現況。因此中華鳥會作為我國的窗口，需協助 RSPB 與台灣政府部門建立兩方彼此溝通、合作的管道。雖然 RSPB 也是國際鳥盟的夥伴成員之一，這項計畫也是以國際鳥盟的名義來進行，但 RSPB 已明確回覆雙方的合作不會受到此事的影響而中止。不只英國，許多國家如日本、馬來西亞、泰國及捷克等鳥盟夥伴也向本會表達關切，且表示樂意持續與台灣進行交流與合作。

此外，中華鳥會長期參與香港觀鳥會主辦的「黑面琵鷺全球同步普查」，每年一月定期與亞洲各國針對度冬的黑面琵鷺進行同步調查，未來我們仍會持續負責統籌我國的調查成果。台灣度冬的黑琵數量占全球數量的五成至六成，同時也是少數族群數量逐年成長的受脅候鳥，台灣無疑是黑琵最重要的度冬區，我們也需要透過國際的普查合作，繼續關心黑琵的保育。

但長遠來看，未來在國際交流上勢必會減少一些機會，如何再開創管道拓展台灣保育的國際人脈，會是中華鳥會後續的挑戰。因此在本會於 9 月 19 日的會員代表大會上，全體一致通過將原本的英文名稱「Chinese Wild Bird Federation」更改為「Taiwan Wild Bird Federation」，希望加強本會英文名稱在國際間的識別度，讓未來的國際事務能持續順利推行。

關心鳥類保育與公民科學，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台灣在鳥類保育與公民科學推展方面，在國際間一直不落人後。台灣自 1970 年代起發展賞鳥活動，從只有北、中、南三個鳥會，到台澎金馬幾乎每個縣市都有一個鳥會，鳥會組織的興起培養了許多自然愛好者，而鳥會自行開發的資料庫系統，長年來累積了全台灣各地鳥友的賞鳥紀錄，是為本土公民科學的濫觴。

近十年來，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與中華鳥會合力推動多項鳥類公民科學活動，包含舉辦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等分別針對冬季鳥類及春、夏季鳥類的長期監測，以新年數鳥為例，每年都動員超過千人次的鳥友在全台調查，記錄超過三百種及三十萬隻的鳥類，成果傲視亞洲。

我們的資料成果會除了定期發布中、英文的年度報告，資料也會分享給國際濕地聯盟(Wetland International)的亞洲水鳥普查(Asian Waterbird Census)，而前述所有公民科學的監測資料都會匯集到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及美國康乃爾的eBird資料庫。

自 2015 年起推動 eBird Taiwan 之後，由於正式繁體中文化，台灣使用戶數量開始快速成長，並結合中華鳥會線上資料庫的歷史資料，至今已經上傳了將近45萬筆的鳥類紀錄清單，世界排行第7名。台灣雖然是一個面積不大的島國，但我們的生物多樣性資料成果已緊逼歐美等地區國家，在亞洲整體表現也是名列前茅，這要歸功於全台灣長期以來無私奉獻的鳥友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成果，我們應該感到光榮。

野鳥保育沒有國界，然而這次事件顯見政治壓力也能影響保育工作，但即便台灣現在不是國際鳥盟的成員，還是有很多既定與未來可做的事情。或許我們都了解台灣當今的保育意識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所以也期望還能有更多人力加入鳥類監測的行列。

作為鳥類保育工作者，我們會繼續做我們能做的，持續關注環境與推動公民科學，並且努力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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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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