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殺人有罪，避孕是不是也有罪？——《機器人會變成人嗎？33 則最令現代人焦慮的邏輯議題》

世界上的一切都值得懷疑，真的嗎？

難道就沒有什麼是絕對不容懷疑的嗎？因為就算我懷疑一切，我還是不能懷疑「我在懷疑」以及「我是那個懷疑的人」這兩件事啊！

而如果我知道當我在懷疑的時候正在懷疑，那麼我必定想著我在懷疑。也就是說，有一個不容懷疑的確定性，一個高於所有其他原則的首要原則：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當他想到這句話並且脫口而出時，壁爐裡的火還沒熄，但是哲學的世界卻已經完全改觀。

哲學界的革命軍：笛卡兒

這位在三十年戰爭開始時的一個初冬夜晚為哲學帶來革命性改變的人是誰呢？

他的名字就是勒奈．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他出身於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位於雷恩（Rennes）布列塔尼省（ Bretagne）最高法庭的法官。他的母親於 1597 年（也就是生下他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因此笛卡兒是由外祖母帶大。

8 歲時他進入一所耶穌會學校就讀，雖然這並不是一個好玩的經歷，但是當他 16 歲離開那裡時，已具備了傑出的古典學以及數學知識。

這名天資優異的學生在普瓦捷（Poitiers）大學學習法律，然後申請進入巴黎一所只招收年輕貴族的學院，把錯過的年少生活彌補回來。

他在那裡學習擊劍、跳舞、騎術、社交禮儀和其他不可不學的東西，卻完全不知道要用它們來做什麼。（直到兩年後他才有機會讓其中一項技藝派上用場：他在一場對決中擊敗並刺死了對手。）

22 歲時，他追隨荷蘭統帥莫里斯．馮．歐拉年（Moritz von Oranien）從軍，踏上冒險旅程。他在那期間學到許多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至於軍人的生活則乏善可陳。隨後不久，他遊經丹麥和德國，並再次入伍從軍，這次跟隨的是馬克西米里安．馮．拜恩（Maximilian von Bayern）。

笛卡兒參與了這支軍隊攻取布拉格的戰役，並在當地參觀了天文學家約翰尼斯．克卜勒（Johannes Kepler）的工作室。他頓時清楚自己想成為什麼：一名為黑暗的科學界帶來光明的啟蒙者。

他充滿自信地夢想著一個清晰而符合邏輯和「普遍的方法來探索真相」。而他，笛卡兒，便身負找到這個方法的使命。

想出版《論世界》來完成自己的使命

1620 年 4 月，24 歲的笛卡兒在烏爾姆遇見了數學家約翰尼斯．褔爾哈伯（Johannes Faulhaber）。笛卡兒於反掌之間就解出了一道非常複雜的數學題。他自己曾大言不慚地寫道：那道數學題能讓當代最聰明的人舉白旗投降，而他即將成為能為每個問題找到一個簡單又聰明的解答的人。

他在烏爾姆農舍靜思的一年後便放棄了軍旅生活。他到洛雷托（Loreto）去朝聖，並遊歷了日耳曼、荷蘭、瑞士和義大利。他於 1625 年遷往巴黎，結交了當地的知識份子。雖然經常是晚會的座上客，但是他的社交圈並不算大。

5 年以後，他離開巴黎，搬到了繁榮的荷蘭。當時荷蘭正瀰漫著全歐洲最自由的思想和宗教氣氛，而笛卡兒正想利用這個環境來完成構思已久的巨著。他的開始深居簡出，唯一的交流是頻繁的書信，特別是和女士們的信件往來。他一心想完成他的《論世界》，卻並未付梓。

1633 年他得知義大利同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關於宇宙和世界的新科學觀點被教廷駁斥。即使是對於笛卡兒這樣一個相信上帝（一個他試著證明為最高原則的、相對抽象的上帝）的人來說，天主教會還是個危險的敵人。

雖然荷蘭比義大利或法國自由開放，笛卡兒仍然謹慎而迅速地搬家。他發表了關於幾何、代數和物理的文章，並成為極具聲望的數學家。

匿名出版仍難掩鋒芒

直到 1637 年他才發表了那本書，那本在八年前想像整個世界縮小成一個有壁爐的農舍、並想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書。這是一本適合大眾閱讀的小書，名為《論正確運用理性和科學性的真理探究的方法》。

為了安全起見，這本書以匿名出版，不過背後的作者是誰依然很快就流傳開來。笛卡兒享受著來自四方的讚譽，然而他的高傲態度和極度的猜疑，使他在面對任何批評時都非常敏感。

他的下一部思想類似的著作在萊登（Leiden）和烏特勒支（Utrecht）遭受非議，而笛卡兒的猜疑更逐漸擴大成為妄想症。他曾多次考慮搬到英國去，也倉促避走法國，最後於 1649 年冬季應筆友瑞典女王克麗斯蒂之邀來到斯德哥爾摩。

然而這次的停留卻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女王堅持要他早上在一間未經預暖的房間裡為她授課。1650 年 2 月，53 歲的笛卡兒終因肺炎病逝。

「我」成為哲學的中心

笛卡兒成就了些什麼？

首先，他提出了一個方法：只有通過一步步滴水不漏的驗證過程證明為無誤的命題，方能接受其正確性。

而他也把「我」作為哲學的中心。如果說從前的哲學家總試著找出世界「本身」是如何的，那麼笛卡兒便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唯有探究出世界在我的思想前面展現何種面貌，才能發現世界「本身」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所知道的世界的一切，並不是透過任何客觀的鳥瞰，而是單單透過我腦中的思想。尼采後來將笛卡兒稱作「只承認理性才是權威的革命之父」。

——本文摘自《我是誰：對自我意識與「生而為人」的哲學思考》，2022 年 10 月，啟示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挑戰神的男人：巴頓．斯賓諾莎

根據 17 世紀歐洲各國所簽署的條約以及各種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和解情況來看，因宗教革命的餘波而爆發的歐洲宗教戰爭在當時可能已經結束了。然而，戰爭的影響仍持續了數十年。

當時超級大國（特別是法國、英國、西班牙和荷蘭）之間的宗教分歧皆進一步引發政治對抗，反之亦然。

而對當時的天主教徒、聖公會教徒、路德派教徒和喀爾文派教徒來說，他們唯一的共識就是社會與人們靈魂所面臨的真正威脅來自那些無神論著作，例如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和霍布斯的《利維坦》等作品。

• 延伸閱讀：不屑成為世人追捧的「猶太商人」！少年寧願拋棄家業，也要去學哲學──《不馴的異端》

針對那些認為他無宗教信仰、是危險的無神論者、且意圖反對虔誠和道德等等的譴責，斯賓諾莎認為自己能提出一個完整的哲學論述來回應。與《倫理學》一樣，《神學政治論》是斯賓諾莎對「真實宗教」之辯護。

我們隨後將看到，真實宗教原來是一種簡單的道德行為準則，同時這樣的準則能讓我們理解什麼是人類存在的最佳條件以及如何實現這樣的條件。然而，斯賓諾莎沒有透過嚴格的幾何學式論證來建立真實的虔誠的形上學、知識論和倫理學基礎。

他在《神學政治論》中，是用批判性的方法來檢視宗教對他同時代的人來說到底是什麼。他特別關注那些主要的宗教傳統組織。

在他看來，這些宗教組織似乎不是和平和幸福的源頭，尤其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更是衝突和痛苦的根源。

因此與《倫理學》相較，《神學政治論》是一部探討傳統宗教或大眾宗教之歷史、心理、文本和政治基礎的爭議性著作。

斯賓諾莎最感興趣的兩個宗教，當然就是三大亞伯拉罕傳統宗教中的基督教和猶太教。

自從 15 世紀最後一次將穆斯林族群驅趕出西班牙以來，基督教便統治著西歐人民的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雖然在 17 世紀的大多數時候，許多歐洲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仍然禁止猶太人居住，但在義大利、荷蘭、德國以及中歐和東歐，都有重要的猶太社區。

斯賓諾莎大膽地寫下：因無知而迷信！

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的序言中提供了一個簡短的宗教自然史，並解釋為何這些宗教傳統基本上只是有組織的迷信。在他看來，這些宗教的基礎不是理性，而是無知和情緒，尤其是希望和恐懼的情緒。

自古以來，哲學家和詩人就不斷提及人類在這個世界中生活的特點，也就是命運在人類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生存環境，尤其無法控制好事與壞事降臨到我們身上。我們通常也無法決定是否能從自己依戀的人以及自己珍視的事物中獲得長久的快樂。死亡有時很快降臨，奪走我們心愛之人，而今天獲得的財富或榮譽也很容易就在明天失去。

此外，我們在追求自己設定並希望實現的目標時，往往也會因環境的限制而受挫。總而言之，外在世界往往存在不可預知的無數障礙，使我們無法獲得幸福。

所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實現與否，經常取決於好運和厄運。就算一個人足夠幸運，能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也不能保證這種滿足感會持續下去。就如同古希臘悲劇家所體認到的，人類的幸福中存在許多運氣成分。

斯賓諾莎認為，我們在面對命運殘酷的追擊時所產生的自然反應就是迷信。只要事情的進展順利，我們就會滿足於依靠自己。一個對自己的命運感到滿足的人，通常不會向超自然的存在尋求幫助，甚至不會向其他凡人尋求幫助。

「神」成為了命運的解答

斯賓諾莎提到：「如果人們能夠完全控制他們所處的環境，或者他們總是好運不斷，那麼他們就永遠不會成為迷信的犧牲品。」但一旦我們的希望破滅、恐懼成為現實，我們陷入無法自己掌控的困境，將很快改變行為模式，想扭轉事態，希望事情再次朝著我們的意圖發展。

當命運向他們微笑，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聰慧過人（即使事實上對世事所知甚少），任何他人的意見都被視為是一種侮辱。但在逆境當中，他們不知道該找誰求助，且會輕易接受任何意見。如此一來，即使是再愚蠢、荒謬或虛榮的建議，他們也會遵循。

對於那些運氣不佳或是懼怕未來的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會成為好運或厄運的預兆，而不尋常的現象則會被用來代表神的仁慈或惡意。

「他們錯誤地認為大自然中含有某些特殊的意義，彷彿整個大自然都將屈從於他們的瘋狂。」在這些人眼中，事件的背後隱藏著某種力量，而且他們只要稍加努力便可以操縱這股力量，甚至認為這代表他們擁有虔誠的心。

因此，他們建議以獻祭來避免即將發生的災難，並發誓能把失去的一切都找回來。正如斯賓諾莎所說：「恐懼……導致、維持並助長迷信。」同時，恐懼也是「虛假宗教崇拜」的起源。

此外，恐懼和希望的情緒極度不穩定，因此應運而生的迷信也總是不穩定且多變。通常一旦事情再次開始好轉，人們會停止那些改變環境的做法。

宗教行為的最大受益者？是信眾，還是祭司？

從迷信行為中獲益最大的人（先知、預言家、祭司等人）卻會煞費苦心地控制群眾，給予他們一些持續努力的目標。

這些獲益者的主要做法是誇大宗教活動的重要性，並舉行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莊嚴儀式。這些手段將會確保就算人們沒有遭遇困頓，也將持續對神以及在塵世中代表神的神職人員致上應有的敬意（或許後者才更重要）。

最終結果就是出現有組織的教派宗教。

這種不穩定的迷信行為是許多可怕戰爭和動亂的原因，因為……沒有什麼比迷信更強而有力的統治手段了。

人們很容易在宗教的幌子下，將統治者當作神明來崇拜，隨後又把統治者當作人類共同之禍來詛咒和譴責。為了抵制這種不幸的傾向，人們做出巨大的努力，創造宗教（無論其真假）以及華麗的儀式，使其能夠承受任何衝擊，並不斷喚起禮拜者最虔誠的敬意。

最終，迷信被編纂成法典。

而信徒的生活則是一種「受到束縛」的狀態，他們在身體和精神上被迫服從。他們生活在謊言之中，並被阻止（有時甚至是用強迫的手段）自由地做出判斷。

就他們而言，對上帝的奉承取代了真正的崇拜；對錯誤教條的服從取代了對知識的追求；對異議者和非信徒的迫害則取代了思想和行動的自由。

「虔誠和宗教……透過傳播荒謬的神祕故事。那些完全蔑視理性的人拒絕並遠離理智，甚至認為理智是一種自甘墮落。然而，這些人卻被認為擁有神聖之光（這是最不公平的地方）！」斯賓諾莎認為，如果這些自以為虔誠的守護者「真的擁有神聖之光，那麼他們就不會如此沉迷於傲慢的胡言亂語，而會以智慧之心敬拜神明，以愛心（而非以憎恨）引領同伴」。

宗教會帶來什麼後果？

霍布斯曾在《利維坦》中描述宗教的起源。對早已熟悉霍布斯論述的同時代人來說，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中的說法大概非常類似。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兩部作品經常被教會當局一同譴責。

與斯賓諾莎一樣，霍布斯將宗教虔誠的動機定位於人類的非理性情緒（其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包括「焦慮」以及在面對不確定未來時的恐懼和希望）和對事件發生背後真實原因的無知。

為了讓人民保持順從與和平，世俗政治領袖和教派宗教領袖經常利用這些情緒來引發迷信信仰和迷信實踐。

事實上正如霍布斯所說，大眾的盲從對於政治統治者來說是件好事，所以他們更願意看到臣民履行宗教義務。

宗教會讓人民無心參與政治事務，也無心仔細檢視國家治理的議題。例如，古羅馬人早就深知「人民相信儀式、祈禱、祭祀和節日可以平息諸神的憤怒。所以，透過這些宗教傳統，統治者可以確保平民百姓在遭遇不幸時，會將過錯歸咎於儀式上的疏忽或錯誤，或是歸咎於自己不遵守宗教律法，不太會反對統治者。

此外，只要人民專注享受那些為了向神致敬而舉辦的節日慶典和娛樂節目，那麼要滿足他們就變得非常簡單。他們也就不會對國家不滿、心懷抱怨或騷動。」　　

霍布斯書中的嚴厲批評是針對羅馬天主教。他在《利維坦》的第四部檢視了羅馬天主教的結構和各種儀式，且下了一個頗具煽動性的標題──「黑暗王國」。話雖如此，但是他顯然與斯賓諾莎相似，他鄙視的不僅是天主教，而是所有有組織的宗教。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異端哲學家的誕生

1632 年 11 月 24 日，巴頓．斯賓諾莎（Bento de Spinoza）在阿姆斯特丹葡萄牙裔猶太社區一個著名的商人家庭中出生。

這個賽法迪猶太社區是由過去的「新基督徒」所建立（所謂「新基督徒」指的是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為了逃避西班牙伊比利宗教裁判所的騷擾，許多新基督徒最終在十七世紀初於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北方城市定居。

剛獨立的荷蘭共和國（尤其是最大的荷蘭省）因為其普遍寬容的環境，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遠大於對宗教統一的重視），為這些難民提供了重新建立猶太生活、皈依祖先所信仰之猶太教的機會。

雖然荷蘭社會中仍然有一些保守階層叫嚷著要驅逐他們之間的「葡萄牙商人」，但是阿姆斯特丹更開明的政要以及荷蘭社會中許多更開明的民眾，並不願意重蹈西班牙一個世紀前的覆轍，把對荷蘭經濟重要的人口驅逐出去。

畢竟，這群猶太人的生產力和商業人脈為荷蘭黃金時代的繁榮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

斯賓諾莎也曾是教會眼中的的乖寶寶

斯賓諾莎一家並不是城市中最富有的賽法迪猶太家族。他們的財富與最富有的荷蘭階層相比顯得微不足道。然而，他們仍然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

斯賓諾莎的父親米格爾是一位乾果和堅果的進口商人，其產品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從他本人的自述以及他在同業中的名聲來看，斯賓諾莎的父親似乎曾經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

斯賓諾莎（他在猶太教會裡則被稱為「巴魯赫」）肯定是一位智商過人的天才少年，他在猶太社區學校的求學過程中不斷進步，讓他的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大概曾在猶太兒童宗教會向著名的祭司學習，例如瑪拿西．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以撒．馮塞卡（Isaac Aboab da Fonseca）和索爾．莫特拉（Saul Levi Mortera）。

以色列是一位有包容力且胸懷世界主義的猶太祭司，他可能是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猶太人；馮塞卡則是有神祕主義傾向的祭司；另外莫特拉是當時宗教會的祭司長，他更傾心於理性哲學，但也因此經常與馮塞卡祭司在卡巴拉哲學（kabbalah）（一種猶太教神祕主義）的議題上產生衝突。

斯賓諾莎也許在學校表現優異，但與人們長久以來的說法相反，他認真學習的理由並不是為了成為一位猶太祭司。事實上，他並未進入更高階的學校課程（高階課程必須修習猶太法典《塔木德》）。

兄長與父親相繼驟逝，只剩下「繼承家業」這條路？

在 1649 年，斯賓諾莎的兄長以撒去世了。由於過往一直是以撒幫助父親管理家族生意，此時斯賓諾莎不得不終止他在學校的課業，接下以撒的工作。

1654 年，斯賓諾莎的父親去世時，就剩下他與另一位身為全職商人的兄長加百列經營家族企業，此時他們的公司稱為「巴頓－加百列．斯賓諾莎公司」。

然而，背負著父親留下的債務，公司在他們兄弟的領導下舉步維艱。畢竟斯賓諾莎似乎不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斯賓諾莎對從商並不怎麼感興趣。

在葡萄牙裔猶太人社區裡，經濟上的成功會帶來地位和聲望，但這些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吸引力。與加百列接手家族企業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分心，漸漸擺脫這些世俗事務，並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他對知識領域的興趣。

擺脫世俗價值，當自己的主人

幾年後，他回顧這段轉向哲學生活的過程時就提到，他愈來愈意識到大多數人（包括他自己）追求的只是虛榮心，而絲毫不重視目標的真正價值：

我的經驗告訴我，所有日常事物都是空虛和徒勞。我認知到，所有引起我恐懼的事物，其本身其實並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因為我的心因其動搖。

我終於下定決心試著尋找是否有什麼東西是真正的善，其本身就充滿能量。

我將拒絕其他事物，只讓真正的善影響我的心。我好奇是否有什麼東西，一旦發現和獲得之後，就會持續帶來最深的喜悅，直到永遠。

當然，他並非沒有意識到放棄先前工作而開始這項新事業後所會面臨的風險。

我之所以說「我終於下定決心」，是因為乍看之下，願意為了當下還不確定能獲得的東西，而失去某些確定的東西，這似乎不是明智的決定。

當然，我看到了榮譽和財富所帶來的好處，而且如果我想認真地投身於某種全新且截然不同的事業，就不得不放棄追求那些好處。

如果碰巧榮譽和財富能帶來最大的幸福，那麼我明白自己將與那樣的幸福無緣。

然而，如果最大的幸福並不在榮譽和財富之中，而我卻只把精力用於追求它們，那麼我也一樣會與這種幸福無緣。

在 1650 年代早期到中期，斯賓諾莎下定決心不再將他未來的重心放在進口乾果上，轉而開始追求哲學。從此以後，他要前去探索知識和真正的幸福。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