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手足童年時相親相愛，卻因政治立場相見如仇人，該如何重修舊好？——《在家不要談政治》

• 文／雞湯來了特約作者吳心予
• 校稿／雞湯來了張芷晴、陳世芃
• 製圖／雞湯來了實習生翁欣容
•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電視劇《華燈初上》以日式酒店為背景，描述劇中人物的愛恨情仇。其中最受到關注的是劇中兩位女主角：蘿絲跟蘇之間發生的故事。蘿絲和蘇在高中時期成為好姐妹，一路以來發生了蘿絲離家出走、蘇未婚懷孕、蘿絲因為前夫的債務坐牢、兩人共同經營「光」酒店、各自面對不同的愛情煩惱等等人生轉折的時候，蘿絲跟蘇都一直陪伴在彼此身邊、不離不棄。

「就像我和蘇一樣，有人在背後支撐妳，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有她在就心安」
－《華燈初上》蘿絲

然而，在第二季的劇情裡，蘇跟蘿絲親密的情感卻出現裂痕，發生激烈的爭吵。在爭吵之中，蘇頻頻說出傷人的話，甚至讓蘿絲拿起煙灰缸想要砸向蘇。是什麼原因讓原本要好的閨蜜決裂？原生家庭的溝通模式，如何影響她們的相處？

「同情就像一把刀子，一刀刺死我，這種你最擅長，

又假裝一副清高溫柔、與世無爭的樣子，妳就是要證明妳是最優秀、贏的那個。」
－《華燈初上》蘇

女生的感情為什麼這麼好？獨特性的閨蜜情感

從蘿絲跟蘇的感情互動中，可以看到女性親密情感關係的獨特性，它自成一格，獨立於女同志以及異性戀關係框架之外。相較常見女性的人生規劃以原生家庭或另一半為主，劇中蘇跟與蘿絲都把對方當作人生規劃的重心，事業跟養育子女的計畫都與彼此相關。不論是生活安排或者情緒感受，蘇跟蘿絲的狀態緊緊相連，除了考慮對方的感受與處境，也將對方視為生命中重要的夥伴。

甚至當蘿絲跟蘇兩人在面對「情人跟閨蜜」二選一的情境時，都選擇了彼此。蘿絲跟江瀚在一起之後，蘇選擇隱忍自己對江瀚的情愫，支持好姊妹的感情。蘿絲與江瀚分手後，蘇與江瀚無縫接軌的戀情曝光，一開始蘿絲非常憤怒，但是蘿絲在蘇與他人衝突或遇到人生困境的時候，都站在蘇的立場處理事情，可見閨蜜情感對蘇跟蘿絲來說都勝過愛情。　

《華燈初上》的劇情，讓我們不只看見愛情如何影響閨蜜情感，而是兩個原生家庭及婚姻破裂的異性戀女生，如何成為互相支持的角色，以及緊密的關係如何受到兩人的自我價值感、成長背景以及戀愛經驗影響，發生劇烈的爭吵與誤會。

閨蜜情感總是脆弱？3大因素影響友情

蘇跟蘿絲在學生時期跟成年後曾經歷強烈的爭吵，在吵架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兩人面對衝突時的不知所措。她們看待友誼跟處理衝突的方式，都受到家庭關係、自我價值感跟戀愛經驗的影響。

因素1｜家庭關係影響溝通習慣

原生家庭的互動方式，大幅影響蘇跟蘿絲看待自我與人際關係的角度。蘇的媽媽與蘇之前沒有良好的溝通與照顧關係，導致蘇缺乏與親近的人溝通的能力。蘿絲的爸爸用權威的方式教育子女，所以蘿絲沒有機會跟父母表達內心想法，也無法被父母理解，年少的時候就離家出走。

因為兩人都生在缺乏良好溝通的家庭，每當蘇跟蘿絲的關係出現矛盾，都是用大聲爭吵的方式跟對方互動，無法順暢面對衝突。不管青少年時期或者成年後的蘿絲跟蘇，對於關係都缺乏安全感與溝通能力，無法坦誠對人際關係中的對象說出自己的感受與期望，只會習慣性地用傷害對方或自己的形式，期望情感關係朝向理想的方向發展。

因素2｜自我價值影響自尊與安全感

青少年時期形塑的自我價值，也進一步影響蘇與蘿絲的閨蜜感情。當青少年的自我價值感低落，認為自己不值得獲得友情支持，就不容易感受到身邊朋友的情感支持。

蘇從小被母親拋棄，在學校除了蘿絲沒有其他朋友，在戀愛關係中用激烈的手段離開或者挽留關係，對於人際關係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與不自信，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低落的自我價值感影響蘇從蘿絲身上感受到的支持，讓蘇認為「蘿絲跟其他人一樣可能會背叛自己」，難以獲得關係中的安全感。

因素3｜戀愛經驗影響自我覺察深度

戀愛關係的結束，可能引爆原本隱藏的感受，以及對閨蜜情感進一步的覺察，也可能因此動搖原本的姐妹情誼。蘿絲因為跟江瀚分手，發現堅強的內心也有脆弱的地方；蘇也在跟江瀚分手之後，發現自己面對感情沒有想像中理性，一旦面對破裂的關係，沒有復原的能力與勇氣。

蘇與蘿絲激烈爭吵後，無法面對蘿絲可能傷心的情緒，同時出於對於現有生活的逃避，離開與蘿絲共同經營的日式酒店，連股份也劃分得一乾二凈。

閨蜜吵架怎麼辦？2個方法梳理過去、尋找關係共識

蘿絲跟蘇因為長期在生活上跟情感上互相扶持，累積了深厚的情誼，但感情在突發事件爆發後，引爆過去的家庭、自尊與戀愛經驗議題帶來的影響，尤其兩人跟原生家庭成員溝通不良的經驗，持續影響她們的友情發展，難以維持像是學生時期一樣的單純互動。

面對閨蜜情感中的爭吵，可以透過自我覺察與表達感受兩個方式，找到能夠一起長期經營閨蜜關係的模式。

• 自我覺察｜
  回顧過往的家庭關係與人際關係（戀愛經驗），思考過去與家人溝通的方式，能不能對家人說出內心的想法？心裡的想法有沒有被聆聽？跟家人互動的時候，能不能感受到愛和支持的正向感受？
• 表達感受｜
  從過去的人際互動經驗中，找到順利溝通的方式，用來與閨蜜表達內心想法。或者從過去不愉快人際經驗中，反思自己不適應的互動模式，以及期望的互動方式，並嘗試與閨密討論兩人對關係的期待，一起尋找共識。

參考資料

張晏榛（2011）。「非標準親密關係」的女性友「情」：以異性戀女性為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許皓宜（2004）。姊妹情誼的舊曲與新調～戀愛經驗對成年前期女性友誼影響之探究。國立台灣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Niobe Way & Melissa L. Greene（2006）。Trajectories of Perceived Friendship Quality During

Adolescence: The Patterns and Contextual Predictors。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16(2)，293–320。

當臨床實務工作者，如：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針對在教養上有困難的主要照顧者提供親職諮詢或是親職諮商服務時，常常會發現服務對象有極高的比例為女性（不限於兒童的生母）。

為什麼前來尋求相關服務的，大多都是女性？

相信在不少人心中，即使我們的社會離真正的性別平等可能還有一段距離，但至少也堪稱正在努力的路上才對，然而，這樣的現象卻不禁讓我們開始反思，在教養育兒上，臺灣似乎至今某種程度仍深受傳統文化中家庭性別角色的束縛。

當父親在家庭中缺席後，有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試著從「他為的人為障礙症」(Factitious Disorder Imposed on Another，FDIOA) 切入，帶大家探究現今家庭中常見的親職型態────「缺席的父親」究竟是如何在諸多因素環環相扣的脈絡下釀成不可逆的家庭悲劇 ( 註 1 )。

一窺「他為的人為障礙症」的真面目

什麼是「他為的人為障礙症」？此疾病較為人所熟知的別稱為「代理孟喬森症候群」，是一種藉由人工偽造的手段使受害者呈現某些疾病症狀的病態行為。

舉例而言，當受害者為兒童、犯行者為家人時：家人可能會向醫療人員謊稱孩子有腹瀉、發燒的情形，或刻意在孩子飲食中添加致病或誘發物質，在孩子身上假造出癲癇、嘔吐的症狀等。

雖然此疾病在臨床上相當罕見，但當受害者為兒童時，卻有著約 6% ~ 10% 的致死率！

更可怕的是，捏造兒童的臨床症狀與「兒童虐待」可能只有一步之遙！

然此疾至今在許多面向仍飽受爭議，舉凡「誰可以下診斷」、「怎樣的身分條件符合被診斷的資格」、「診斷名稱」、「診斷的構成要件」（如：背後的意圖是否應納為考量之一？）等皆屬其列。

兇手就在你身邊：守在病榻的慈母為何成了受害者的噩夢？

在此疾病的案例中，犯行者可能藉由捏造或製造兒童的臨床症狀，行兒虐之實。

相較於像是直接採取毆打致傷的一般虐待、傷害行為，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的情境下，家人的照顧行為就像是裹了糖衣的毒藥。

明明受害兒童並未染病，但隨著偽造的症狀、家人的「關心」之下，兒童卻常常需要接受不必要的侵入性醫學檢查，甚至是治療，嚴重者最終可能造成終生殘疾甚或死亡。

因此，此症在某種程度上時常被跟兒虐的行為畫上等號。

從此症與兒童虐待的關聯中，我們不僅可以更了解此症核心的行為樣態，更能夠一眼看出其擺盪於精神疾病與司法範疇間的特性。

現今許多疾病在評估之初仍十分仰賴患者的臨床主訴，即須由患者自己說明就診原因，更別說以兒童的年紀，實多為家屬代訴，可能造成主訴與客觀檢查結果存在不一致，並存在家屬誘導診斷方向的可能性，甚至讓醫療人員在不知不覺中淪為幫兇。

以犯行者是母親為例，母親在醫療人員眼中通常有著寸步不離、時刻無私奉獻、守在病榻的慈母形象，實在不易使人覺察出異狀，殊不知惡魔就在你身邊，不易覺察異狀，通常需要將受害者與照顧者分開後，受害者的病症才會有緩解的跡象。

以上的特性不僅可能替司法領域帶來不少挑戰，就連在臨床醫療上，相關人員也需要足夠敏感且高度跨專業的合作，才有機會在抽絲剝繭後觸及真相，更遑論要醫法攜手對犯行者以法相繩 ( 註 2 )。

以此疾患為主題的研究，在 1987 ~ 2006 年間幾乎達到高峰，隨後發表的研究數量則大幅銳減，形成斷層。再者，有興於此疾的研究，仍因個案偏屬零星、實際確診率低、個體差異性亦相對較高等特性，以致至今在所知有限下尚難探知其全貌。

近年回顧型研究分析較有共識者亦僅概如：

• 犯行者有極高比例為女性且多為生母
• 犯行者若有兒童期受虐史、患有自為的人為障礙症則為高風險預測因子
• 受害的兒童年紀偏幼，通常小於 2 歲且鮮少超過 6 歲等 ( 註 3 )

此外，由於研究多由西方學者執筆，故文化與國情因素可能也是另一項需要考量的點，如有研究即指出各國在醫療政策上的差異，也可能影響犯行者的背景——在日本這種具容易取得醫療資源的國家，犯行者具醫護專業背景的比例明顯低於英語國家。

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中非犯行者父親的行為特徵

接著，回到本篇的主題，大家發現了嗎？許多研究的焦點多落在犯行者及受害者身上，故有研究者即對於鮮少被論及的「非犯行者：父親」——這個消失的關鍵人物感到好奇。

父親理當也與孩子發展親密親子關係，甚至應善盡保護義務，在相關案例中，何以父親會從關係中疏離？甚至放任犯行者帶孩子承受非必要的醫療侵害而錯失救援時機？

爸爸去哪兒了？

其中整理出來的主要特徵，有些可能符合我們的想像，但有些卻又挑戰我們的假定：

首先，縱使男性已婚且與配偶同住，其關係也並不一定是和樂的家庭生活圖像，潛在危機諸如：父親懼於對婚姻做出承諾、經歷嚴重的婚姻問題卻輕忽早期徵兆或選擇視而不見，影響所及更是整個家庭的穩定性。

其次，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被辨識出前，父親可能傾向疏遠家庭成員、鮮少參與家庭事務、在情感和生理上皆從家庭系統中抽離，儼然是家庭中的邊緣人，而寧可選擇缺席，在相關案件，這是很典型的父親類型。

再者，即使孩子因嚴重的病情而住院，父親在此期間亦鮮少到院探視。究竟只是因為父親欠缺敏感度？抑或是為了迴避衝突而刻意以此方式保持距離？目前尚難以釐清背後的原因。

最後，有些父親雖在過程中曾經懷疑伴侶所言是否為真，然即使心生懷疑，卻鮮少實際干預、阻卻伴侶之犯行，甚至選擇支持伴侶的主張。

由上述可知，大家可能慢慢認知到了，非犯行者的父親在此類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實際進行虐待行為，而是肇因於對於孩子的狀況不聞不問，進而間接促進犯行者的犯行。

這個現象著實令人印象深刻，遑論曾有研究提及一名父親在過去幾年間聽信伴侶的片面之詞，為「完全健康」的兒子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卻從未過問孩子的病情。

當然，這並不是說「缺席的父親」的現象一定是導致兒虐的高風險因子，而是意在藉此呼籲父親於親職角色與家庭分工上的重要性！

如果能重來，如何遏止悲劇？

在他為的人為障礙症被確診後，臨床工作者會傾向鼓勵非犯行者的父親加入治療或至少能有機會獲得一些個別的協助，尤其若未來仍有極高的可能須與犯行者配偶繼續共同生活時，更是重要且必要的！

其中的重點包含處理他對於家庭的新覺察與體悟，特別是面對受虐的孩子，曾經缺席於親職角色的父親，可能對無法即時保護孩子產生罪惡感，或反思對於孩子的母親所提供的支持，甚至想嘗試重新承擔照顧者的角色，都會需要額外的支持。

而若回到前端的預防作為，或許要在這些案例中找到單一的原因以提出防範計畫，這樣的想法實在過於天真，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可嘗試為之的層面。

其一，女性獨自擔負起教養及育兒的重任，男性提供經濟上的照拂，確實是目前很多家庭親職型態的寫照，也似乎為傳統文化所默許，但或許也可以試著跳脫傳統思維，回到個人的長處作為思考的起點，亦即親職的角色與功能不一定要受性別期待的界定，如善於經營關係的一方 ( 誰說一定要是女性？)，可以藉自己的優勢引導孩子發展較佳的人際關係技巧，藉以減緩女性的照顧壓力。

更甚者，有些人可能還會想到，其實這樣的現象就是我們所謂孩子成為了家庭系統中的「代罪羔羊」，衝突的夫妻關係藉由孩子的問題轉移焦點、逃避夫妻間應正視的問題，意圖緩解緊張的關係，甚至挽回已觸礁的婚姻關係，但卻也對親子關係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此，回到婚姻關係中 ( 註 4 )，我們必須坦然面對其經營著實不易的事實，同時也得承認雙方良好且有效的溝通和回應將是婚姻是否能長久的關鍵，也才有機會替遭逢低谷的愛情墳墓覓得一線生機。

總之，不論是何種對於兒童不當對待的類型，甚至是兒虐，除了臨床專業人員的警覺外，實皆須大眾的關注。而他為的人為障礙症目前雖仍偏屬精神疾病的範疇內，但精神疾病的名稱並不是用來區分身而為人的良窳，更非汙名化，其最原始的用意應是利於臨床及研究人員辨識、歸類，進而聚焦探究出最適切及有效的預防、治療或處遇方法，且任何的案例都應看見其背後所存在的個別脈絡，回歸善意的回應。

注釋

• 註1：一個悲劇的背後都可能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也不一定是一人所能為，這篇文章撰寫的目的也不是意在強化親職的特定性別，更非究責，而是希望基於研究的發現與經由對社會現況的看見，進而提供一些提醒以阻止悲劇的發生。
• 註2：在筆者有限的所知裡，台灣在司法上目前尚未有因此症受判的案件，且在臨床上相關個案研究報告亦少。然而，用詞本身其實某種程度可能也反映著主事者的意識形態─西方精神醫學與司法系統認定的影響 (如：DSM – 5 中此症的診斷標準以「受害者」稱呼承受疾病之一方)，且在很多國外對於此症的研究中也多使用 perpetrator ( 犯行者 ) 這個詞稱確診者，當然在查閱文獻的過程筆者也看到不同觀點的論戰。甚至，其額外衍生的潛在議題則可能還涵蓋：「究竟該視其為疾病而提供對應的治療資源，還是該定調為犯罪行為而加以論罪科刑？」、「指控中的孰輕孰重：親職中擔任主要照顧者的致病作為？非主要照顧者但肩負親職責任者的不作為？」等，顯然不同的觀點將有著不同的看見，可見若真要把「他為的人為障礙症」與司法的糾葛完整的論述，想必又會是另起新局的長篇大論了。
• 註3：然研究者亦提醒系統回顧型研究可能存在「發表偏差」或稱「抽屜問題」的困境，以致所獲知的結論可能無法如實反映現實狀況。
• 註4：其實在此所謂的回到婚姻關係中，所指可能也是讓犯行者回頭看見自己內在未被滿足的需求，諸如：在某些案例中，犯行者會覺得在婚姻中被丈夫冷落，甚至經驗背棄，卻又苦尋不著更有效解決婚姻危機的方式，而想藉由孩子重拾心中所盼望的關注，當然這些未被滿足的需求及所呈現的人際模式，可能還可以追本溯源至小時候在原生家庭中的逆境經驗。

資料來源 / 參考文獻：

1. 台灣精神醫學會(譯)(民103)。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新北市：合記。(原著出版年：2013)
2. Bartsch, C., Riße, M., Schütz, H., Weigand, N., & Weiler, G.(2003).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MSBP): an extreme form of child abuse with a special forensic challenge.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137, 147-151. 
3. Bass, C., Glaser, D.(2014). Early re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of fabricated or induced illness in children. The Lancet, 383, 1412-1421. 
4. Fujiwara, T., Okuyama, M., Kasahara, M., & Nakamura, A.(2008). Characteristics of hostital-based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in Japan. Child Abuse & Neglect, 32, 503-509. 
5. Kelly, M., & Bursch, B. (2018). Factitious Disorder Imposed on Another. In D. Driver & S. Thomas(Eds.), Complex Disorders in Pediatric Psychiatry: A Clinician’s Guide(pp.105-116). Missouri, MO: Elsevier Press.
6. Morrell, B., & Tilley, D. S.(2012). The role of nonperpetrating fathers in 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27, 328-335. 
7. Yates, G., & Bass, C.(2017). The perpetrators of medical child abuse(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A systematic review of 796 cases. Child Abuse & Neglect, 72, 45-53. 

• 文／雞湯來了 蕭子喬、校稿／雞湯來了 陳世芃、張芷晴、製圖／雞湯來了 黃珮甄、編輯／雞湯來了 蕭子喬

「什麼時候開始，爸媽也開始需要我照顧？！」

從小，我們時常在家中被期待為「要聽話」、「被照顧」的角色，這讓親子關係的權力地位一直處在「『親』大『子』小」的狀態。有一天，我們長大成年了，有能力出外工作、照顧自己、甚至照料家人，但和爸媽之間的角色定位、互動方式，卻仍然有童年的影子。被過去自己身為「小孩」的模樣綁住，被過去和爸媽的慣性互動方式困住……

身體成年，但童年經驗並未長大——在「做自己」與「聽話」間拉扯的我們

長大成為「成年子女」之後，和爸媽的關係，深深受到童年經驗的影響，也受到性別與婚姻狀態的影響。

童年經驗

學者的研究訪談一位 28 歲女生，她說到：「我小時候就被認定不只是長女而已，還需要分擔我媽的工作……現在我心裡面已經在預備，趕快先減緩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經濟壓力，然後自己要趕快工作穩定。」

俗話說，「長女如母、姊代母職」，台灣心理學者訪談多位 20 多歲的女性，發現兒時承擔過多家庭責任，太早負責照顧家人、處理家庭大小事的「小大人」們，可能因而失去「做自己」的機會。即使長大了，也持續「照顧者上身」，圍繞者家人、伴侶而活，忘記好好照顧自己的需要，空有身體長大，心靈卻沒時間「長出自我」，依舊不斷在滿足他人和自我內疚中掙扎。

延伸閱讀：家庭如何影響一個人？

性別與婚姻

學者的研究訪談一位「未婚女子」，她說到：「我爸，他認為就是妳，妳應該要去煮飯，時間到怎麼還不去煮飯？」
又訪了另一位「未婚男子」，他則說到：「我們最大感覺是什麼？是覺得說講句比較粗俗的就是努力賺錢！老人家隨時隨地他就是需要一種費用」

另一篇研究，台灣心理學者訪談多位 30-55 歲的成年子女（性別男女各半，已婚與未婚者各半），發現未婚女兒較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照顧者，而未婚兒子身上則背負著的家族與經濟期望。

如果邁向婚姻，女性也會擔心伴隨結婚而須承擔「媳婦」照顧公婆的角色，因而失去自我，甚至失去照顧自己父母的時間與心力。

在上述這些男女的心中，那些與「做自己」相左的「聽話」，不僅僅是爸媽的「指令」，而是長久以來的童年習慣、性別文化、角色期待。

拋開舊有包袱，反轉親子相處角色定位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訪談 30-55 歲成年子女的研究發現：其實，爸媽可能沒那麼早需要我們「照顧」。

在這個年齡段之中，成年子女似乎是「陪伴」勝過「照顧」父母，甚至是父母提供他們資金、育兒上的協助。即使父母已需要「身體」的照顧，但更期盼的是擁有子女「心靈」層面的陪伴。

從兒時備受父母照顧，到長大照顧父母之間，無法一夕之間轉換。讓我們在親子力量反轉之際，拋開「被照顧／照顧」的包袱，先找回彼此真心真意的情感與陪伴吧！

在這難得「誰也不用照顧誰，親子雙方都有自我生存能力」時，上演著「家人關係的世代轉變」，也伴隨著「親子權力反轉」的現象。這是一個成年子女、年長父母都特別需要心理調適的階段，也是一個梳理過往關係經驗的契機。回顧家庭經驗，打破過去的惡、延續過去的善，重新定位成年子女與父母的「親子角色」。

延伸閱讀：百善孝為先？「孝順」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

為了幸福生活，成年子女有時需要「不太乖」

在親子關係之中，先理解自己要跳脫過往與文化的不容易，拍拍自己，跟自己說聲辛苦了！然而，為了更舒適的生活，如果你願意，那不妨正視自己的力量，嘗試相信自己能為關係帶來改變。

看見自己在親子權力反轉後握有的力量，從過去那個被要求聽話、順應氛圍的孩子轉換為能自主做選擇的「真大人」。在傳承家庭之時，保有自我；在照顧父母之前，先找到陪伴的意義。

過往文化常告訴我們要聽話，但或許「不太乖」才能讓我們在家庭中長出完好的自我。當我們好好愛自己了，也就更有能量回頭愛家人。

延伸閱讀：成年後離家 vs 回家的「轉大人」練習

參考資料

• 利翠珊、張妤玥（2010）。代間照顧關係：台灣都會地區成年子女的質性訪談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1），99-124。
• 黃宗堅、李佳儒、張勻銘（2010）。代間關係中親職化經驗之發展與自我轉化：以成年初期女性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33，59-106。

本文同步刊登於《雞湯來了》，原文連結：親子權力反轉：成年子女可能需要「不太乖」

• 作者／珍．賽佛；譯者／劉議方

童年時相親相愛的感情去哪了？

我徵求受訪者，他們與所愛之人為了政治爭執不休。史蒂夫．尼爾森帶著一絲酸楚（幾乎可說是絕望）前來，開頭就說：「我姊和我大吵了一架。我不確定想不想要和她一起揭開瘡疤。」他的回應簡短生硬，在慍怒、逞強的口氣下，藏著他與姊姊希拉親密關係被破壞後留下的廢墟。

六十四歲的史蒂夫是位保險精算師，他與姊姊在小時候感情好得不可思議，而現在卻很害怕要失去這段親密的關係了，這都「多虧」了他粗蠻的行為與激昂的右派言論。姊姊大他三歲，政治立場左傾，是位藝術經紀人。他很渴望與姊姊重修舊好，但不知怎麼做，於是感到很悲觀，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他們的關係已經糟糕到唯一的交流只剩偶爾幾封充滿敵意的電子郵件。

史蒂夫口沫橫飛地宣講「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加深了姊弟之間的隔閡，雖然他們並不是因此失和，史蒂夫惹惱的也不只有這個姊姊。他充滿怒氣的貼文及電子郵件惹怒了哥哥和嫂嫂，他們刪了他臉書好友。史蒂夫也承認：「我以前真的超討厭歐巴馬。」然而，自從二○一六總統大選開始，他一聊天就只會高談闊論講政治，無法思考也不想聊其他話題。

現在與他還有聯繫的就只有姊姊，但是他完全不管對方的意願，就把政治理念強加在她身上，關係於是越弄越僵。「自從我投給川普、一直挺他，她就很少找我講話。」他後悔地說，呈現放棄的狀態。「川普就是一切。」他在意識形態上攻擊姊姊，她受到冒犯後也猛烈回應，兩人曾經相親相愛，但現在只會如此互動。到底是從哪裡開始出錯的呢？還有補救的可能嗎？

我問史蒂夫，既然結果這麼好猜，為什麼要繼續堅持自己討人厭的行為？

「為什麼你要一直對家人發動攻擊？」

「我希望他們了解我的感受，想讓他們知道自己錯得有多離譜。」

「你覺得你能改變你哥或你姊的想法嗎？」

「應該不可能，但我想要他們聽到我的觀點。」

「為什麼你要堅持做一件註定會失敗的事？」

「也許我以為有可能成功溝通。」

「你這麼咄咄逼人，當然他們不會理你，還會防著你。」

「但我必須先把自己的想法攤在陽光下。」

「這樣做的目的是？」

「可能沒什麼目的。我知道像這樣發表一些負面看法，總是會失言，但關心政治是應該的啊。」

「你傳訊息給他們唯一的話題就只能聊川普嗎？」

「我們都活在自己的小同溫層，不是嗎？」

為獲得家人關注，而採取激進手段

這家人和許多其他家庭一樣，在政治方面重複上演著老掉牙劇情。像是「在對方接受前要持續溝通」、「表達我的感受」、「想要他們聽到這個觀點」以及「坦承講明自己的立場」，從這些講法可以看出，他們兄弟姊妹彼此有許多需求沒被滿足，政治時事只是表達情感的工具，或是合理化這些情感需求。史蒂夫沒發現，其實自己一心想與手足建立深入的連結，也沒察覺自己無能為力而帶來的絕望感。

此外，他沒有明瞭到，自己在家中覺得孤單，其實是希望有人聽他說話。他也不明白，自己是出於憤怒才用這樣的方式逼迫家人關注他，結果卻把他們推得更遠。找尋這麼久，他發現右派思想可以當作打擊家人的武器，他說什麼也不會放下的。對於陷入類似家庭困境的人來說，左派思想也有同樣的功用。

哥哥不得不疏遠他，史蒂夫自己也很後悔。我便很想知道，他為何要冒著再失去姊姊的風險繼續做一樣的事情。他解釋說：「我們彼此的生活開始有分歧。」但沒有真的說清楚。他的經濟狀況比她好很多，所以他「內心最深處」感覺她有嫉妒。

他是個保守派的天主教徒，而她不遵循傳統又無信仰，有自由派的價值觀，朋友也都是同理念的。他講出最痛（也是最真心）的話是：「她一定認為我在人生道路上走歪了，但我沒有這樣想她。」

我不確定他說的是不是真的，或是只是他內心自我恐懼的投射。他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很久了。

當我問起他與希拉童年的親密關係，他的語調馬上從原本的憤恨轉為溫柔。

「你欣賞她哪些地方？」我問。他的答案讓我驚訝，也感動了我：「我覺得自己與她有很深的連結。她追求人生的精神層次，重視真實與美。」

在預料之外，他充滿愛與洞察力的回答，令我十分動容，於是我透露了自己人生中的痛苦經驗，希望他能以此為鑑：「如果我自己的弟弟當初說了這樣欣賞我、了解我的話，我一定會覺得他真的懂我。我會願意忽視彼此的政治歧見或其他不合的事情。你應該自己告訴她這些。」

「問題是川普能解決一切問題。」他重複了剛才的話，這句話他不加思索就可以說出來。只要他在攻擊狀態，就不會感受到自己的脆弱。

「但你剛剛才自己推翻這點，那不是真的，」我堅持地說，「你提到姊弟關係時的態度不是這樣。即使覺得有歧見，你還是很珍視這段關係。你可以採取行動，不要讓政治信念破壞了對彼此的愛。」他的真摯打動了我，我相信，如果他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感受，並控制自己發火的欲望，就能挽救姊弟關係。

想與家人和好，該怎麼做？

對於希拉，史蒂夫最需要做的事情是直接和她溝通。他應該要關上電腦，拿起電話打給她，或是約她見面。他必須說出那些重要的話，不能再打安全牌或刻意無視自己的感受，假裝沒事或解讀錯誤都不能解決問題。

接著史蒂夫開始回憶他們共度的童年時光。「我們成績都很好，」他說，「很小的時候，我們會一起玩一個叫『狗』的遊戲。」（這個遊戲是他們之間的祕密遊戲，他甚至不能和我說明遊戲內容。）「後來，我們會聊彼此的戀情。」

我覺得，在他討人厭、疏遠的表面下，其實很欣賞姊姊，對她有著深摯的情感。他很孤單，想要姊姊的陪伴，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說出內心的希望以及真正的感受。「如果你想要談政治，」我建議他，「開頭先說『雖然我知道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還是想說說。我也想聽聽看你的看法，了解一下』。」

讓我感到樂觀的是，史蒂夫承認爭執是由他開始的。哥哥姊姊疏遠了自己，他看來真心地感到遺憾，尤其是對於希拉。「我製造嚴重的對立，這一切才會發生，」他承認，「我在乎與姊姊的關係，我應該要用不同的態度處理才對。」

畢竟，川普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訪談完幾個月之後，我寫信給史蒂夫，看看他與希拉之間的情況有沒有改善，我得到的回應很簡短，就如他當初前來接受訪談，但語調卻相差頗大：「有的，改善蠻多的。只要遇到政治就不談。」他為了「只要」二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很高興他做到了。

激進且一味地表達政治立場，並非是與家人溝通和包容的方法

「我只想要自己能被看見、聽見，能受到肯定，」每個與固執己見的父母有政治衝突的子女都曾向我傷心地表達這樣的想法。這些成年子女時常很激動，不斷嘗試向父母解釋自己的觀點，或想要父母明白並接受自己立場的合理性。兒女都有這種訴求，但都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手足間也有會如此的感傷及糾結。

當然他們有時並沒有將自己的需求直接說出口，因為知道結果會如何，不想讓父母與自己的關係徹底崩毀。有多少的子女，不分年齡，就算父母的態度很不好，都還是拼命地想讓對方理解自己，或是維持彼此的感情。父母其實也與子女一樣茫然，不知該如何是好。我對此頗有感觸，也很難過。

有一些子女想改變父母的觀點，雖然不會承認自己有此意圖，女兒尤其想改變母親。當然，不管是家人、夫妻，或是朋友之間，改變對方都是不可能的目標。若是能認清這點，我們才有機會嘗試更有用的方法，不再進行別有目的的溝通。

無論子女幾歲，受訪者的父母以及我訪談的父母都希望兒子和女兒能順從、尊重他們，只有一位例外，讓人印象深刻。父母想要在子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這是很正常的；當父母將子女的歧見視為唱反調，感到惱怒或被背叛，親子問題便會產生。相同的政治立場絕對不是建立世代連結的唯一方式。受訪者們一旦理解這一點，就連年紀與病痛問題也都不足以阻礙連結。

近來，調和政治衝突成為更急迫的問題，但世代間固有的緊張關係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手足競爭，使得家人難以達成這個目標。對他們來說，調和立場衝突時常代表最後的努力，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得到共識與連結感。不過這個目標很難，在許多家庭關係裡都不容易達到。不同立場的手足和親子之間都有一樣的掙扎、渴望，都希望找到能接受的解決方式，卻說不出口。

他們不想失去彼此，但又不知道要如何留住對方。意識形態的衝突會蒙蔽人們的雙眼，讓他們看不到彼此間有其他根本的共通點。但只要承認心中的渴望，並讓自己與對方記起關係中美好的部分，就能更順利找到方法包容彼此政治思想的差異。有意願向對方表示善意，許多家庭故事便能展開新的篇章。

——本文摘自《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2019 年 12 月，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