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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與改寫:三國演義中的數感探討,以孔明借箭為例》————2019數感盃/國中組專題報導類銅獎

數感實驗室_96
・2019/05/20 ・3998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74 ・九年級

數感盃青少年寫作競賽」提供國中、高中職學生在培養數學素養後,一個絕佳的發揮舞台。本競賽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運用數學知識,培養及展現邏輯思考與文字撰寫的能力,盼提升臺灣青少年科普寫作的風氣以及對數學的興趣。
本文為 2019數感盃青少年寫作競賽 / 國中組專題報導類銅獎之作品,為盡量完整呈現學生之作品樣貌,本文除首圖及標點符號、錯字之外並未進行其他大幅度編修。

  • 作者:陳以恩/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孔明安居平五路」木雕。圖/ wikipedia

壹、研究動機

三國演義是一部膾炙人口的通俗小說,小說中超現實的情節固然引人入勝。但是,千古流傳的文學瑰寶若能符合科學的論述,則能更增添其可讀性。因此我們以三國演義中最被津津樂道的「孔明借箭」為例,試著找出其中的不合理處並改寫,使之能兼具理性與感性,增添其文學價值。

貳、重讀,找疑點

一、孔明這邊的謬誤

1、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候孔明調用。二十隻船,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

周瑜要孔明造十萬枝箭,孔明向魯肅借了二十艘船,平均每艘船約被射中五、六千枝箭。保守估計,若每艘船有五千枝箭的話,則船的左右兩側則各需要兩千五百枝。而文中說「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也就是每邊的每個束草至少要被射中 2.5 枝箭,若每個束草的長寬以 150 公分×20公分計算,則船的長度至少需要20公分×1000束草=20000公分=200公尺。200 公尺長的船大約是將國小操場一圈拉直的距離,最有可能是孫吳的樓船(孫權五層樓高的大船)或大舡(可載三千人)。史料上並沒有記載樓船與大舡的長度,只是船的長度超過200公尺,不論航行或停靠都非常困難。而且,200 公尺的船並不屬於輕快船,這與原文魯肅撥輕快船二十隻給孔明明顯矛盾。

    2、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逕望北岸進發。

另外原文中提到孔明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逕望北岸進發」。如果孔明將20艘200公尺的船用長索相連,則船的總長度會有20×200=4000公尺=4公里。當時曹操的軍隊在長江北邊的烏林紮營,用 Gggole map 可算出赤壁與烏林之間的長江河道寬約 2.1 公里(這是搭汽渡渡輪的距離,並非直線距離,若是直線距離則會比2.1公里更短)。相連4公里的船,若依原文孔明的船從南邊的赤壁出發,逼近北方的烏林的曹營時,會一艘接一艘將河寬佔滿,而無法行駛。

    3、孔明教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

等船(頭西尾東)右側的束草受完箭時,孔明將船調頭,改成頭東尾西,一方面是要讓船左側的束草受箭,另一方面是等到霧將散去時,可以立即順流而下。這時二十隻用長索相連的船調頭迴轉,也勢必會面臨長江河道2.1公里小於船相連的4公里的距離。一艘200公尺的船,如果要迴轉,迴旋半徑最少需要200公尺,20艘200公尺相連的船,理論上無法在2.1公里寬的河道迴轉。

陣營圖

    4、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

三國時代的一里約為406.8公尺,二十里約為20×406.8公尺=8136公尺=8.136公里。

也就是說,當寨內報知曹操時,孔明的船隊已經行駛了8.1公里。這裏的疑點為,若每艘船已經載重5000隻箭,依照60磅拉力的弓,每磅8到10格令(1 grain 格令=0.065 gram 克)的拉力計算,每隻箭的重量約為:

60×10×0.065=39公克,5000隻箭的重量為39×5000=195000公克=195公斤。

而船上30名士兵,每人重量約為50公斤,共重30×50=1500公斤。再加上束草左右各千,每個長150公分,寬20公分,重量250公克,共2000個的束草重量為:

2000×250=500000公克=500公斤。

保守估計,船在受箭之後重量約為:箭5000隻195公斤,士兵30名1500公斤,2000個束草500公斤,合計共重2195公斤。每艘至少載重2195公斤的船,再加上長度200公尺的體積,無法船輕水急,放回二十餘里,讓曹操無法追趕。

二、曹操那邊的謬誤

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張遼、徐晃帶弓弩軍三千),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卻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心中氣悶。

剛開始毛玠、于禁害怕孔明登陸,已經帶了7000名士兵朝孔明的船隻射箭,不久張遼、徐晃又帶3000名弓箭手來助陣。也就是說,曹軍到齊時,約有一萬名的弓箭手。最後原文提到曹操共損失十五六萬隻箭。如果毛玠、于禁帶領的7000名弓箭手,在張遼、徐晃未到達前,每個人發射了3隻箭,需時1分鐘(拿箭直接射出,無須瞄準,因為濃霧中看不見標的物,每隻箭約20秒鐘。)而張遼,徐晃與3000名弓箭手,在五更時(半夜凌晨三點到五點)接到命令,以最快速度整裝就定位,粗估約十分鐘,則7000×3×10=210000。這時毛玠、于禁所帶領的弓箭手已射出了二十一萬隻箭,如果只以一半的時間攻擊,一半的時間休息,也需要10.5萬隻箭。等到張遼,徐晃到齊之後,加上3000名弓箭手,如果此時恰巧剛好孔明已經調頭迴轉,另外一波萬人齊射,也只花了十分鐘,10000×10×3=300000,依舊以一半的時間攻擊,一半的時間休息計算,最少也需要15萬隻箭。105000+150000=2550000。因此,依原文所描述的情節,最保守估計曹操至少已經損失了25.5萬隻箭,非十五六萬隻箭。

參、改寫

三國演義雖是通俗小說,但若讓情節的鋪陳與敘事的邏輯合乎常理,則能使小說更具說服力,在不失想像與創作的前提下,搭配史實與科學讓小說更有價值是改寫初衷與動力。

一、孔明這邊的改寫

為了讓故事流暢不突兀,並搭配末段「船輕水急,放回二十餘里」,因此魯肅私撥給孔明的「輕快船」是必要的,比較合理的做法是改寫船隻的長度。畢竟製造長達200公尺的船隻,即使在擅長水戰的孫吳也絕非易事(目前世界最長的船是諾克‧耐維斯號,長458公尺)。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的輕快船有:蒙衝(中型,外型狹長,水的阻力小,速度快,機動性強,可防禦敵人的箭矢)、舟可(中小型,船行快速,往來如非鷗)、及赤馬(小型,集體作戰,配合其他戰船攻擊)。因此合理的推論以蒙衝最適合。如果船隻過小,收集到十萬隻箭會有困難,而且船隻的數量勢必大量增加。一旦船隻增加太多,或船身太過龐大,就顯得不合常理,因為孔明是私自向魯肅借船,不被周瑜知道。因此根據史料及情節,輕快船的長度為20公尺,船數維持20艘,每艘船受箭量仍為10000÷20=5000,所以左右兩側一樣各是2500隻箭。因此每側只需各束草百個,每個束草高150公分、寬20公分,100個束草,20×100=2000公分,總寬度為20公尺,符合情節與史料的描述。

左右兩側各100個束草,每側受箭2500隻,2500÷100=25,也就是每個束草可受箭25隻。以每個高150公分、寬20公分,150×20=3000,面積3000平方公分的束草,受箭25隻,平均每隻箭的面積為3000÷25=120平方公分。也就是一隻箭能夠有半張A4紙的範圍。

因此應將原文「二十隻船,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改寫為「二十隻船,各束草百餘個,分布兩邊」。

此外,20艘20公尺的輕便船相連,長度400公尺,加上迴旋半徑為800公尺,即使烏林與赤壁的寬度不超過2.1公里,孔明的船要在長江調頭迴轉也輕而易舉,合於常理。

最後,若要符合船輕水急,放回二十餘里,各船原三十餘人,士兵人數必須減少,一來減輕船的重量,再者因船的長度縮減,士兵的數量也勢必縮減。合理的推算:

每船約20人,若不作戰,每側只需10人負責行駛。士兵每人50公斤,20人重20×50=1000公斤,弓箭每隻39公克,5000隻弓箭重5000×39=195000公克=195公斤,束草每個250公克,200個束草重量200×250=50000公克=50公斤。

受箭之後,每艘船20名士兵,5000隻弓箭,200個束草,共重1245公斤,比起原文2195公斤整整少了950公斤,符合船輕水急的定義。

二、曹操這邊的改寫

原文弓箭手有1萬名,而孔明20艘20公尺相連的輕快船長只有400公尺,若弓箭手體寬50公分,布滿400公尺的江面,約800名弓箭手,若以涵蓋1.5倍的船身600公尺計算,則可有1200弓箭手。若採取一人蹲姿,一人站姿交錯的方式射箭,600公尺的江面,推算最多可以站滿2400名弓箭手。

    因此原文: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張遼、徐晃帶弓弩軍三千),約一萬餘人。應改為:張遼、徐晃帶弓弩軍一千,加上毛玠、于禁約兩千餘人

而這也符合曹操損失十五、六萬隻箭的描述,以2400名弓箭手射出16萬隻箭來計算160000÷2400=66.66,每名弓箭手平均約射出66至67隻箭。以每人每分鐘3隻箭的速度,需時66÷2=22分鐘,而張遼,徐晃未趕到水寨前,只有約1千名弓箭手,攻擊時間約可延長一半,22×1.5=33。也就是說從毛玠、于禁領兵射擊到張遼、徐晃趕到,到攻擊結束至少花了33分鐘,加上休息、補給弓箭的時間共約40~60分鐘,這也符合孔明將船調頭迴轉的時間。

三、原文重新改寫如下[1]

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為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卸。」

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起造。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至江邊搬箭。」

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各束草百餘個,分布兩邊』。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

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並束布幔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

至第三日四更時分,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逕望北岸進發。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

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喚張遼、徐晃帶弓弩軍一千,火速到江邊助射。

    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張遼、徐晃帶弓弩軍一千,加上毛玠、于禁約兩千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

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

卻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隻箭,心中氣悶。

肆、結論

想像乃奠基於事實之上,用數學邏輯考據通俗小說,並予以重新改寫,讓原本已經膾炙人口的小說,能在不失想像又符合邏輯推演的情境下,兼具科學理性與文學感性,更增添其價值。

伍、參考資料

[1] 改寫自羅貫中著,三國演義,桂冠圖書出版,1992年再版,頁405~409。

更多2019數感盃青少年寫作競賽內容,歡迎參考 2019數感盃特輯、數感實驗室官網粉絲頁喔。

文章難易度
數感實驗室_96
60 篇文章 ・ 35 位粉絲
數感實驗室的宗旨是讓社會大眾「看見數學」。 數感實驗室於 2016 年 4 月成立 Facebook 粉絲頁,迄今超過 44,000 位粉絲追蹤。每天發布一則數學文章,內容包括介紹數學新知、生活中的數學應用、或是數學和文學、藝術等跨領域結合的議題。 詳見網站:http://numeracy.club/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g/numeracy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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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樂器,也可以有音樂!人類與音樂的悠久故事——《傾聽地球的聲音》
商周出版_96
・2022/12/14 ・3239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人類的音樂比任何樂器都古老

早在我們雕刻象牙或骨頭之前許久,肯定已經使用聲音戲耍出旋律、和聲與節奏。現代人類所有族群都會唱歌、演奏樂器和舞蹈。

這種普遍性意味著我們的祖先早在發明樂器以前,已經是音樂的愛好者。如今所有已知的人類文化之中,音樂都出現在類似情境裡,比如愛情、搖籃曲、治療和舞蹈。這麼說來,人類的社會行為通常少不了音樂。

如今所有已知的人類文化之中,音樂都出現在類似情境裡,例如搖籃曲。圖/pixabay

化石證據同樣顯示,五十萬年前的人類已經擁有能發出現代口語和歌聲的舌骨。因此,在我們製造樂器之前幾十萬年,人類的喉嚨就已經能夠說或唱出語句或歌詞。

口語和音樂何者先出現,目前還無從確定。其他物種也具有感知語言和音樂所需的神經組織,顯示我們的語言和音樂能力只是原有能力的精緻化。

左右腦的劃分

人類以左腦處理口說語言(其他哺乳類或許也是在同樣的部位處理同類的聲音),其他聲音則是傳送到負責處理音樂的右腦。或許左右腦共同處理,左腦利用聲音在不同時間呈現的細微差異理解語義和語法,右腦則用音頻的差異來捕捉旋律和音色等細節。

但這個劃分並非絕對,顯示語言和音樂之間沒有明確的分隔線。語言的抑揚頓挫和音韻會啟動右腦,歌曲的語義內容卻是點亮左腦,那麼,歌曲和詩文讓我們左右腦的運作相互交織。

所有的人類文化都有這種現象,都將文字融入歌曲裡,而口說語言的意義有一部分來自語言本身的音樂性。在嬰兒時期,我們根據母親聲音的速度和音頻辨識她。成年以後,我們用音頻、拍子、力度、音質和音調傳情表意。

在文化的層面,我們結合音樂和語言,將最珍貴的知識傳遞下去:澳洲的歌行(song line);中東與歐洲的禱文吟誦、聖歌和詩篇;桑族(San)入神舞的「呼喊敘事」;以及全世界不同族群各異其趣的詠唱方式。

在文化的層面,我們結合音樂和語言,將最珍貴的知識傳遞下去。圖/pixabay

這麼說來,器樂(instrumental music)性質特殊,跟歌曲和口語有所區分。它是一種完全脫離語言的音樂。最早的製笛師也許研究出如何創造超越語言特性的音樂。在這方面,他們或許跟其他動物找到了共通性。

動物們也有音樂和語言

昆蟲、鳥類、蛙類和其他物種的聲音也許有自己的文法和句式,卻肯定不屬於人類語言的範疇。如果器樂確實讓我們感受到超越語言或先於語言的聲音,那麼這是一種矛盾的體驗。

人類對工具的使用為時不久又獨一無二,透過這樣的活動,我們超越語言,體驗到聲音的含義與細節。我們的動物親族或許仍然這樣體驗聲音,演化成為人類之前的祖先肯定也是。器樂或許帶領我們的感官回到工具和語言出現之前的體驗。

打擊樂的出現可能也早於口語或歌曲。由於鼓的材質多半是生活中常見的皮革或木頭,不耐久存、容易腐朽,考古學上的證據因此相當稀少。已知最早的鼓只有六千年歷史,出現在中國,但人類打鼓的歷史應該久遠得多。

在非洲,野生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黑猩猩都使用鼓聲做為社交信號。這些猩猩表親使用雙手、雙腳和石頭敲擊身體、地面或樹木的板根。

這意味著我們的祖先可能會擊鼓,或許用來傳達身分或領域訊息,在此同時凝聚成團結合作、節奏一致的群體。相較於其他類人猿,人類鼓聲的節拍更有規律,也更精準。有趣的是,對許多黑猩猩族群而言,用石塊敲擊樹木可說是一種儀式。

黑猩猩會選擇特定樹木,在選定的每個地點疊出石堆。牠們不但把石頭存放起來,還會將它們拋或扔向樹木,發出砰或喀嗒聲。牠們敲擊樹木時,通常一面發出洪亮的「噓喘」,一面用手腳擊打樹幹。那麼,黑猩猩和人類都會將敲擊聲、嗓音、社會展演和儀式結合在一起。

黑猩猩和人類都會將敲擊聲、嗓音、社會展演和儀式結合在一起。圖/pixabay

這個現象告訴我們,人類音樂的這些元素,歷史比我們的物種更悠久。

最古老的緣起仍成謎

人類音樂最古老的根源究竟從什麼時間點開始,目前還是個謎,器樂與其他藝術形態之間的關係卻比較清楚。世上已知最古老的樂器,就埋葬在已知最古老的具象雕像旁,二者都來自洞穴裡人類遺跡的最底層。

它們底下的沉積層已經看不到人類的痕跡,而後,在更深處是尼安德塔人的工具。在地球上的這個位置,器樂和具象藝術同時出現,就在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最早抵達歐洲冰雪大地的時刻。

樂器與具象雕刻品有個共通概念,那就是物質經過三度空間的修改,可以變成活動的物件,刺激我們的感官、心靈和情感,如今我們稱之為「藝術的體驗」。笛子與雕像的並置告訴我們,在奧瑞納文化時期,人類的創意不只展現在單一活動或功能上。工匠的技藝、音樂的創新與具象派藝術彼此連結。

最早期的人類藝術也為藝術形式之間的相關性提供佐證。已知最早的繪畫是抽象的,而非具象。這些繪畫來自七萬三千年前,掩埋在南非布隆伯斯洞窟(Blombos Cave)的沉積層裡。在那個洞穴裡,有人用赭石筆在易碎的岩石上畫出交叉陰影圖案。這個圖案所在的沉積層還有其他創意作品存在,比如貝殼珠子、骨錐、矛頭和赭石鐫刻的作品。

布隆伯斯洞窟的貝殼珠。圖/wikipedia

只是,現階段的紀錄顯示,德國南部洞穴立體藝術品製作工藝發展的速度,可能與使用顏料的具象藝術不一樣。笛子和小雕像似乎沒有經過刻意著色,它們所在的洞穴也沒有壁畫裝飾。在這個地區,要等到更後期的馬格達連文化(Magdalenian,大約這些笛子出現後再經過兩萬年),才有明顯以赭色顏料塗畫的岩石裝飾。

馬格達林洞穴壁畫。圖/wikipedia

歐洲另一個奧瑞納文化遺址、西班牙北部的埃爾卡斯蒂洞窟(El Castillo),發展軌跡卻是不同。洞穴裡的圓盤壁畫時間超過四萬年,在同一面牆壁上有個三萬七千年前的手掌圖案。不過,據我們目前所知,這個時期在這個地區並沒有立體藝術創作。

同樣的,蘇拉威西洞穴的具象壁畫也跟任何已知雕刻作品無關。這些差異透露的,是考古紀錄有欠完整,而不是人類藝術的發展歷程。目前看來,立體藝術作品(雕像與笛子)最早發展的時間和地點似乎與繪畫不同。

見證音樂的悠久歷史

這段悠久的歷史重塑我們對更近期藝術的體驗。望著舊石器時代的笛子和小雕像,我想到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羅浮宮的人潮。有時我們會排隊幾小時,只為了看一眼人類藝術與文化的重要時刻。但在德國鄉間這座小博物館裡,我們見識到藝術更深遠的根源。

我張開雙臂。假設我雙手之間的距離是已知人類音樂與具象藝術存在的時間,冰河期的笛子和雕刻品的位置會在我左手指尖,跟蘇拉威西的洞穴壁畫一起。各大博物館裡的主要藝術品的位置則在我右手伸直的指尖,是過去一千年來的產物。

這絕不代表過去幾百年來的藝術創作不重要,相反的,紀錄遠古人類精湛藝術的遺址和博物館既與更近期的作品相得益彰,也為人類的藝術創作尋根溯源。藝術在與每個地區的動物和環境的關係中誕生,又藉著舊石器時代人類的高超技藝與想像力向上提升。

—本文摘自《傾聽地球之聲》,2022 年 11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商周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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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花錢買票看贗品?每分鐘都有一位傻 B 誕生
寒波_96
・2022/11/18 ・245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造假是人類複雜心智的一大產物,歷史上各式各樣的作假、贗品層出不窮。作家 Kristine De Abreu 在 ExplorersWeb 網站的文章[參考資料1],整理歷史上的 6 起贗品案例,時過境遷後回顧,這些造假頗有趣味。

龐貝石碑

6 起案例最早的是龐貝石碑。這個「龐貝」不是義大利那個龐貝城,在紐約。公元 1820 年有人找到一塊石碑,上頭有看似陌生的圖像、文字,但是無人能釐清來歷。此後衍生出不少相關的假說與討論。

1894 年,工程師史威特(John Edison Sweet)出面宣稱那是他叔叔的惡作劇。這類藍色窗簾的案例十分普通,也很常見。

龐貝石碑,現在擺在當地的地方小博物館展示。圖/參考資料1

卡迪夫巨人

1868 年,當時某些基督教信徒根據「創世記」,主張世界上曾經有巨人漫步。美國的無神論者胡爾(George Hull)設局惡搞,製作石頭巨人誆騙信徒,希望藉此證明他們是一群盲信的傻B。

惡搞產品身高 3 公尺,重 1350 公斤,成本 2600 美金(約現在的 54000 元)。本來想運到墨西哥,但是太重,最後埋在紐約的卡迪夫親戚家,1869 年「發現」後被稱為卡迪夫巨人(Cardiff Giant)。

假巨人騙到一些人,不過也很快被識破。後來有人以 23000 美金收購(約現在的 50 萬元)。不論當初意圖是否達到,胡爾都大撈一筆。

當時有位東搞西搞的掮客……沒禮貌,是知名經紀人巴納姆(P.T Barnum) 想買卻被拒絕。於是巴納姆也製作自己的巨人,還宣稱那才是真正的假貨 XDDD

假巨人當時興起一股熱潮,許多觀眾付費參觀。對於這些花錢看假貨的觀眾,有人表示:「每分鐘都有一位傻 B 誕生(There’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這句流傳頗廣的話,到底是誰講的其實沒有定論,不過江湖傳言就是巴納姆自己。

卡迪夫巨人 1869 年的照片。圖/New York Stat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Library

伊特拉斯坎勇士雕像

美國的里卡狄兄弟(Pio Riccardi 和 Alfonso Riccardi)與其兒子們,有一門獨特的家族事業:偽造雕像。他們在 1915 到 1918 年製作 3 具 2 公尺高的伊特拉斯坎勇士雕像(Etruscan Terracotta Warriors),並成功賣給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

伊特拉斯坎文化位於義大利,年代早於羅馬帝國,歷史應該超過 2000 年,可是雕像狀態太好,有人懷疑是假的。1960 年代費歐拉凡提(Alfredo Fioravanti)出面承認,他當初協助兩兄弟造假。

一群當年世界頂尖的專家,散發滿身的權威感,架勢十足地檢視皮爾當人,卻沒人察覺這批「化石」是徹徹底底的偽物。圖/John Cooke 作於 1915 年

皮爾當人

前幾起贗品案都無傷大雅,但是皮爾當人(Piltdown Man)深深地傷害學術。它可謂人類演化研究史上,最大的造假醜聞。

1912 年,名字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有點像的英國業餘研究者道森(Charles Dawson)宣稱,在薩塞克斯發現古人類的化石,引發一陣轟動。他在 1915 年又宣布找到化石,這批化石後來合稱「皮爾當人」。

當時一些學者認為,皮爾當人可以填補演化史上,人與猿的缺失環節。英國出土的化石,也支持大英帝國在人類演化史上的地位。業餘人士道森一心想躋身上流,加入英國皇家學會,最終卻沒有如願,在 1916 年去世。

一直有人懷疑皮爾當人的真實性。終於在 1953 年證實皮爾當人分別具有人與猿的特徵,根本是因為皮爾當人不是一個人,而是由猿和人的骨頭拼裝而成。

偽造的伽利略手稿。圖/密西根大學

伽利略手稿

美國的密西根大學 1934 年購入一份「伽利略手稿」,據說是伽利略本人 1609 年的手筆。造假兼打假專家威爾丁(Nick Wilding)在 2022 年 8 月證實,那是假的。決定性的證據來自紙張上的 BMO 水印,它要等到 1770 年才出現,遠遠晚於伽利略的年代。

推測這份假貨來自造假名人尼可查(Tobia Nicotra),他在 1930 年代復刻哥倫布、莫札特、林肯等等名人,製作超過 600 件贗品。

偽造的維京人文蘭地圖。圖/耶魯大學

維京人的文蘭地圖

有些贗品花費數十年破解,有些則一開始就知道是假的,後來再漸漸補足證據。就像某些偵探故事,一開始就知道誰是兇手,後來才釐清作案過程,可謂證明題。

美國的耶魯大學 1960 年代取得一份 15 世紀地圖,上頭繪有文蘭(Vinland),也就是維京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幾乎一開始就判斷這份地圖是假的,不過做證明題也有意思,圍繞其衍伸出有趣的議題。現在知道,此圖字體不符合年代以外,使用墨水含有天然的鈦,證實這是晚於 1920 年代的字跡。

至於維京人是否曾經抵達美洲?1960 年代在這份贗品地圖出現不久後,考古學家於加拿大東北部的紐芬蘭,尋獲蘭塞奧茲牧草地遺址(L’Anse aux Meadows),證實維京人確實在美洲留下足跡。只是文蘭在哪裡,仍是謎題。

參考資料

  1. Why Did They Do It? Six Archaeological Forgeries and the People Behind Them
  2. Analysis unlocks secret of the Vinland Map — it’s a f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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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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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邊陲落後的英國,為何能建立史上最強的日不落帝國?——《人類的旅程》
商業周刊
・2022/10/23 ・3134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前所未有的飛躍邁進,得以掌控地表一片又一片的領土,建立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然而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不列顛群島的居民在財富和教育上遠不及在法國、荷蘭、義大利北部的鄰居;英國只是位於西歐邊陲的落後地方。英國是農業封建社會;政經權力由少數菁英把持;十七世紀初,許多經濟部門經皇家敕令由貴族壟斷。英國因為缺乏競爭和自由企業,被壟斷產業在開發新技術上成果極為貧乏。

英王也像許多其他統治者一樣敵視技術變革,阻撓國家技術進步。有個很著名、也很諷刺的例子,與英國紡織業起步被延誤有關。

一五八九年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拒絕給予牧師兼發明家威廉.李(William Lee)的新編織機專利。她擔心這個發明會傷害各地手織工行會,造成工人失業,以致引起動盪。威廉.李遭英國女王拒絕後遷居至法國,法王亨利四世(Henry IV)很樂於給予他想要的專利。直到幾十年後其弟回到英國銷售這種尖端技術,它才成為英國紡織業的基石。

英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光榮革命!

不過到十七世紀末,英國的統治體制經過徹底改造。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力求鞏固君主專制,又信奉羅馬天主教,引發強烈反彈。反對派找到的救星是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是荷蘭共和國(Dutch Republic)多個新教郡的執政官(stadtholder)(也是詹姆士二世長女瑪莉〔Mary〕公主的夫婿)。反對派力促威廉奪取英國王權,威廉響應其號召,罷黜岳父,登上王位,成為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國王威廉三世。

光榮革命後登上王位的威廉三世(左)與妻子瑪麗二世(右)/wikipedia

這次政變被稱為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理由是被誤認為相對少的流血事件,卻改變了英國的政治權力平衡:威廉三世是外來的,在英國國內缺乏支持勢力,威廉三世高度依賴國會,詹姆士二世則非如此。

編按「廢除英國皇室獨大的權力後,錢錢終於不會都被國王沒收(享受)了!」

一六八九年威廉三世批准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廢除國王終止國會立法的權力,國王未獲國會同意也不得徵稅和動員軍隊。從此英國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國會開始代表較廣泛的利益,包括逐漸興起的商人階級。英國也建立各種包容式體制,以保護私人財產權,鼓勵私人企業,推廣機會均等和經濟成長。

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積極廢除壟斷。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曾授予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獨占非洲奴隸買賣,當時它和許多公司頓失獨占權。國會也通過新立法,促進成長中產業的競爭,瓦解貴族的經濟利益。尤其國會降低工業熔爐稅,提高土地稅,而地主大都是貴族。

這些改革在當時獨見於英國,形成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誘因。以西班牙為例,國王積極維護對跨大西洋貿易利益的掌控,經常用來資助作戰和奢侈享受。相形之下在英國,跨大西洋原料、商品、非洲奴隸等貿易的收益是由廣大的商人階級共享,所以收益大半投入資本累積和經濟發展。這些投資為工業革命空前的技術創新奠下基礎。

當時英國的金融制度也改頭換面,為經濟發展更添助力。威廉三世採用其祖國荷蘭的先進金融體制,包括證券交易所、政府公債和中央銀行。有些改革是擴大授信範圍,非貴族企業家也能借到款,並鼓勵英國政府在平衡支出與稅收上更加自律。國會取得對公債發行的更強大監督權,而公債持有者,即借錢給政府的人,得以派代表參與財政和貨幣政策決策過程。於是英國在國際信用市場的公信力提高,相對於其他歐洲王國,借貸的費用也降低。事實上,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英國,或許更早前的體制改革曾助其一臂之力。

編按:體制的不同使英國在黑死病後與東歐國家逐漸分歧

如第二章曾提到,十四世紀的黑死病使不列顛群島失去近四○%居民。因此造成的農工不足,增加了農奴討價還價的力量,迫使貴族地主提高佃農的工資,以防止他們由鄉下遷居都市。

如今看來,黑死病給了封建制度致命一擊,英國的政治體制因而變得更包容,少壓榨。那些體制促成政經分權化,鼓勵社會流動,讓社會上更多人能夠創新並參與創造財富。反之,東歐在黑死病過後,由於封建體系更嚴酷,都市化程度較低,加以西歐對農業產量需求增加,反而強化控制土地的貴族階級及其榨取式體制。換句話說,在黑死病爆發前,東西歐原本或許不重要的體制差別,在疫情後卻是分道揚鑣,使西歐走在與東歐大不相同的成長軌道上。

黑死病幾乎摧毀了中世紀的歐洲。圖/wikipedia

衰微的行會促進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英國的手工業行會相對較弱勢,這也有助於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某些體制變革。歐洲各地都有的行會,是由某種行業的技術工匠組成的組織,目的在保護會員利益。行會經常運用本身獨占的力量壓制企業家精神和技術進步。

例如十五世紀晚期巴黎的抄寫員行會(Scribes Guild),成功阻止第一台印刷機進入巴黎達將近二十年之久。

一五六一年紐倫堡的冰銅車工行會(Red-Metal Turners Guild)向市議會施壓,阻止當地銅匠漢斯.史白希(Hans Spaichi)散布他發明的強大車床,後來更揚言,誰敢用這種新生產技術就要坐牢。

一五七九年但澤(Danzig)市議會下令,把發明新織帶機而威脅到傳統織帶工的人偷偷淹死。

十九世紀初,法國織布工行會一群憤怒的暴民,向約瑟夫-瑪麗.雅卡爾(Joseph-Marie Jacquard,一七五二年至一八三四)抗議。雅卡爾發明了創新的織布機,靠一系列打洞的卡片運轉,後來最早的電腦受這種技術所啟發,以此方式輸入程式。

但在英國,行會的勢力沒有歐洲那麼強,部分原因在於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重建迅速且大致未受管制,加上其他地方的市場快速擴張,以致對工匠的需求超出行會所能提供。行會弱勢,國會便易於保護和助益發明者,英國實業家能夠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採用新技術。

工業革命後的英國紡織廠。圖/wikipedia

多虧這些體制改革,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受到商人和企業家的各種利益所影響,而非以土地菁英的利益為主,菁英決意阻擋技術進步以延續個人權力。就此而言,英國當時已成為世上第一個現代經濟體,而其他西歐國家迅速跟進。於是根深柢固的力量將整體的人類帶往馬爾薩斯世的終點,來到成長時代的邊緣,就在人類物態變化的時機已成熟之際,這些制度的發展,配合以下即將探討的其他因素,英國成為特別適合技術快速發展的沃土。

英國率先開始工業革命,以及朝鮮半島兩個經濟體的分歧,顯示出體制對發展與繁榮的影響有多麼深遠。然而這些特別戲劇化的例子是例外還是常態?在歷史過程中,當體制逐步演進時,是體制變革影響經濟繁榮,還是經濟繁榮導致體制變革?又或者是某些其他因素,造成這兩者間明顯的關係?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