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群美國科學提出要放過海洋中最初級的消費者-餌料魚，以免整體海洋生態系受到重大的衝擊；另有一群科學家卻呼籲選海鮮的時候要參考底食的原則，儘量以食物鏈底層的魚類為優先考慮物種，前者說要減少對於海洋初級消費者的捕獲量，然而海洋初級消費者大都就是出現在食物鏈底層的魚類，如沙丁魚之類的小型魚類，因為數量較多，且這些小魚是次級消費者的餌料魚，少了他們經濟價值高的大型魚類（如鮪魚）就會因為食物量不足，生存受到威脅，導致漁獲量隨之降低。然而後者卻說這些魚類因為族群量龐大，生命週期短，所以較能忍受漁業所帶來的衝擊。同樣的魚類，在不同的科學家眼中，卻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兩者之間的理論觀點是否存有矛盾之處呢？

答案是否定的。其實這兩群科學家其實是殊途同歸，其目的都在希望能兼顧漁業的利用與生態系的永續性，只是彼此觀點與策略不同而已，一則是由食物鏈頂端大型掠食物種的觀點出發，希望透過多加選用食物鏈底部的小型魚類，減少食用大型魚類，達到保育的目的，讓受到濫補的大型魚類如鯊魚鮪魚等等，得以獲得養生休息的空間，免得大型掠食者魚類大量減少之後，整個生態系因為調控機制失控，造成生態系物種之間相對比例失衡，引發一連串的生態浩劫。近年來，海洋中特定生物族群突然大量出現，就是其天敵量大幅減少，結果因為獵物受到的威脅降低，使得族群量存活率突然大增，造成生態系物種之間比例失衡，結果就是引發一場生態浩劫。舉例來說，大法螺因遭受到濫捕之故，使得棘冠海星族群失去原有天然的調控機制，族群量爆增，導致珊瑚大量受到過海星的致命性的啃蝕與打擊，幾乎造成珊瑚礁崩解的厄運，而這就是就是由上而下（Top-Down）的生態調控機制理論觀點的案例。

另一群科學家的觀點則正好相反則是由下往上（Bottom-Up）的調控機制，簡單來說，就是透過最底層族群量的調整，以便透過食物鏈層層相扣、相互影響的機制，進而達到調整食物網最上層族群數量的目的，最終仍是維持整個食物鏈的穩定狀態，而這就是主張放過小型的餌料魚（如限制漁獲量），以便能維持食物網上層族群量維持在相對的穩定量，進而讓整體食物網能處於動態平衡的狀態。舉例來說，當海洋處於特殊情況如聖嬰年或反聖嬰年時，異常的海流狀態就會影響沙丁魚族群數量的高低，進而帶動以沙丁魚為食物掠食性魚類族群量的大幅的上下震盪。

科學家從食物鏈不同角度提出調控的策略，其實兩者無非都是希望海洋生態系能透過食物鏈自身制衡的能力，來達到動態平衡的穩定狀態，兩者理論之間並無矛盾，只是觀點不同而已。但若有關當局拿不出具體有效的漁業管理政策與措施，讓濫捕行為受到有效的約制，光有完善的科學證據與理論，而卻無法應用在實際的管理政策上，那再好的科學理論對於海洋生態永續的發展都將是枉然的。

參考文獻：

• 海鮮指南
• 放開沙丁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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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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