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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世界和生活問題的解答,都藏在低溫世界裡!──專訪中研院物理所陳洋元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8/11/28 ・6383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40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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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廖英凱、美術編輯|張語辰

為什麼要研究「低溫物理」?

低溫領域不只是比較冷的世界而已,接近絕對零度的低溫,可以讓科學家觀察到電子的特性而了解物質世界。而將液態氮用於工程與生物,更能設計出能解決湧水地質工程難題的解法、與對生態無毒無害的紅火蟻防治方法。

中研院物理所的陳洋元研究員,絕招像是《ONE PIECE》漫畫中,青雉的冷冷果實能力。從打造臺灣第一台低溫比熱系統開始、配合稀冷機,為低溫物理研究奠定了良好環境,更利用低溫的特性解決生活問題。
攝影│廖英凱

冰凍時刻:挖隧道工程

低溫的運用,可不只有在微觀世界的物理研究而已,陳洋元與團隊將他們對低溫技術的理解,運用到真實世界,解決生活中所發生的問題。

1988 年起,臺灣開始興建雪山隧道,由於隧道施工路徑,行經了多數斷層、剪裂帶與地下湧泉,導致施工過程中的全斷面隧道鑽掘機 (潛盾機) 多次遭遇大量湧水而受阻。1997 年 12 月,更有一部機組因隧道崩塌而損毀報廢,因此,在湧水環境下依然能有效率地施工,即成雪山隧道工程的關鍵。

在雪隧豎井開挖前,陳洋元團隊先在中研院區試驗。此時液態氮正由冷凍管(白色)在冷凍地盤中。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陳洋元得知施工過程的湧水阻礙後,想到百年前英國開挖海底隧道、以及俄國會特別利用冬天結冰期來施工的冰凍工法,便主動寫信建議當時的交通部部長,並提出構想簡報。1999 年,負責雪隧施工的榮工處,也提供了一個研究計畫,讓陳洋元與實驗室團隊利用液態氮試驗冰凍工法,在雪隧的豎井施工地點嘗試施工,並取得了成功凍土開挖的成果。

用液態氮將土壤整塊結凍後,就能順利開挖出坑道,環形為冷凍後開挖出之冰牆。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冰凍工法的原理相當簡單直觀,就是利用溫度僅 77 K (−195.79 °C)的液態氮,使土壤中的水分結冰。土壤結冰後變得如岩石一般堅硬,開挖的過程中就能避免土壤因含水量過多、土質鬆軟而坍塌。

但是,如何讓低溫的液態氮,可以準確冷凍到需要開挖的部位,並確保冷凍的強度,則是實踐冷凍工法的困難之處。對此,陳洋元自行設計了液態氮冷卻、排氣與監測的工程系統,並透過電腦模擬估算液態氮的冷凍時間,成功開發出能開挖豎井的冷凍工法。

 

陳洋元設計的土壤冷凍實驗配置圖。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圖說重製│張語辰

但很可惜的,由於雪隧施工過程的工程考量、工期壓力與學科分野後的本位主義,陳洋元團隊的冷凍工法,最終仍未被雪隧的施工單位所採用。陳洋元認為,這代表了學術研究和技術落實的差異。

學術研究雖然可以驗證新技術是否有成功的機會,但要讓技術開發完成,仍需要實務單位投入組織團隊與資源。

不過很快地,冷凍工法又得到了來自工地現場的呼喚。2006 年台北市開始大規模建設與更新地下汙水道,在地下汙水道的豎井興建工程中,遇到例如華江橋一帶地下水位較高的地方,豎井深處會有湧水而完全無法開挖。若停下來抽水排除障礙會嚴重延誤工期,而造成施工廠商的重大負擔。因此,陳洋元老師接受了施工廠商的委託,設計出能在豎井底層使用的冰凍工法,解決了地底水平開挖工程的湧水問題。

(左)在豎井內透過推進機,水平開挖出汙水下水道
(右)利用液態氮冰凍工法,將豎井周圍的土壤結凍,改善開挖過程的湧水問題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回顧起運用知識投入解決工程問題的經驗,陳洋元認為臺灣的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仍有相當多傳統思維需要突破。像是中研院雖有開發冰凍工法的經驗,但近幾年一些政府重大工程施工時,寧可高價雇用日本冰凍工法的團隊,也不願學習並採用中研院的技術。

兩棘矛:紅火蟻防治

不只是工程上,陳洋元團隊也將液態氮運用於紅火蟻防治。2001 至 2002 年間,紅火蟻透過運輸的貨櫃入侵到臺灣,成為影響農業、生態與人類安全的外來入侵種。利用熱水、化學藥劑等防治方法效果均有限,且須留意藥劑對生態的副作用。2004 年,當時的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在立法院備詢與記者提問時,提出可利用液態氮消滅紅火蟻的構想。會後,李遠哲院長委託陳洋元開發液態氮撲滅紅火蟻的技術。

陳洋元與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的馬堪津研究員合作,發現紅火蟻在低於 -17°C 的環境會完全死亡;陳洋元同時也委由中研院物理所精工室的技師,打造在紅火蟻巢灌注液態氮的金屬管路。試驗結果發現,撲滅成效可完全根除蟻巢內的紅火蟻群與蟻后,也毫無任何汙染與副作用。

利用液態氮冷凍紅火蟻蟻巢。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圖說重製│張語辰

除了進一步技轉、推廣液態氮防治技術,陳洋元也研究如何有效定位紅火蟻蟻巢的位置。團隊曾利用軍用級紅外線偵測儀,企圖偵測紅火蟻蟻巢的溫度來定位,原本想法是蟻巢的溫度可能高於一般土壤,但實際上因為蟻巢通風良好、溫度反而較低。由於紅外線偵測儀不易偵測出剛形成的較小蟻巢,陳洋元因而進一步開發更有效的「紅火蟻偵測犬」。

陳洋元後續將紅火蟻屍體樣本寄至屏科大與祁偉廉獸醫師合作,訓練出能有效定位紅火蟻位置的偵測犬。偵測犬搭配液態氮與其他防治工法,近年來持續套用到大學校園、桃園機場、松山機場、淡水輕軌、台北花博等地的紅火蟻防治,以免紅火蟻破壞重要的電線或飛航線路,並需搭配定期觀測追蹤。近年來,日韓等國也因有紅火蟻防治的需求,而尋求陳洋元團隊的技術協助。

自製低溫比熱系統,探究低溫世界

無論是冰凍工法、液態氮防治紅火蟻,這些應用都是基於對「低溫物理」的成熟了解。但時間回溯到更早之前,最初發展低溫物理的科學家,其實有他們好奇、想探究的現象。

例如,今日對於低溫超導體的興盛研究,肇始於 1911 年時,荷蘭科學家海克.卡末林.昂內斯 (Heike Kamerlingh Onnes) 發現水銀在溫度 4.2K 時,電阻會完全消失、成為超導體。伴隨著低溫環境與低溫技術的出現,科學家開始發現在低溫狀態中,物質的特性有了超乎預期的現象。

從材料研究的觀點來看,微觀尺度的物質世界,其實就是原子與電子的交互作用。物質藉由不同的原子組成、排列,決定了物質的特性;藉由原子的震動,呈現出熱的現象;藉由電子的流動,則呈現出了電流。

伴隨量子力學的發展,物理學家利用「聲子」的概念,來理解原子的排列與震動,在過去七十年來,已累積了大量理論與實驗的成果,而造就了今日科學對晶體的理解。然而,對於「電子」性質的理解,卻因為聲子振動時的現象,會掩蓋電子的物理現象,使得對電子的研究明顯晚於聲子的研究進展。直到低溫技術的出現與變革:低溫環境不斷地改善、不斷地下探人類能創造的最低溫。

在低溫環境中,聲子如同結凍般,大幅減少了聲子振動所帶來的影響,而使得電子的特性,終於能開始被觀察研究。

1980 年代,正值低溫物理發展的高峰。1989 年,陳洋元從加州大學回到中研院物理所,建立了奈米材料與低溫物理實驗室,開始積極發展低溫技術。環顧當時臺灣沒有一台自製的比熱儀,而比熱的量測在凝態物理研究中是相當重要的元素,可以提供聲子、電子、磁性、相變等訊息,像是比熱對於超導材料的研究便不可或缺。

因此陳洋元決定發展臺灣自己的低溫比熱系統,此系統最關鍵的就是量測晶片、電子系統、與電腦程式。

陳洋元自行開發的低溫比熱系統。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2010 年開發的第五代比熱量測晶片,Ni-Cr 與 RuO2 薄膜由無塵室半導體製程完成。晶片由四條金線懸於真空中,與控溫之銅座相連接。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比熱量測晶片,中間的銀色方塊為樣品(重量約 1~15 mg)。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

如上方的圖片所示,量測晶片上有加熱與溫度感測薄膜,懸吊於真空中,利用加熱、放熱時產生的溫度變化,可於溫度 0.3-300K、高壓、磁場的環境下,測量微小樣品的比熱,例如二鋁化鈰 (CeAl2) 在奈米尺寸會呈現與塊材不同的比熱。過去 30 多年運用此低溫比熱系統發表之論文含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RL)、Physical Review B (PRB)、Applied Physics Letters (APL) 等計 70 餘篇。

比熱量測案例:二鋁化鈰 (CeAl2) 80 nm 奈米樣品的低溫比熱與塊材截然不同,凸顯了奈米科技的獨特性。
圖片來源│陳洋元提供,取自 Size Dependence of Heavy Fermion Behavior in CeAl2

設置「稀冷機」,讓低溫更低溫

進行低溫物理研究時,若單純只使用液態氦,會受限於液態氦的沸點,難以繼續降至更低的溫度。對此,中研院於 1995-1996 年間,設置了臺灣第一台稀釋致冷機 (dilution refrigerator),利用不同比例 4He 與 3He 的蒸發,最終能達到 0.035K 的超低溫度。

我們可以簡單想像,在單純熱交換的世界中,例如將冰水與溫水混合,所能得到的最低溫,一定會高於冰水的溫度。因此,若無法取得比 4He 與 3He 沸點更低的物質,則實驗環境勢必無法低於 4He 與 3He 的沸點溫度。

因此,科學家運用「蒸氣壓」能影響「沸點」的特性,來取得更低的溫度。就像在高山上,氣壓較低時,水的沸點也會降低、而更容易煮沸。若將 4He 與 3He 置於更低表面蒸氣壓的環境中,則可以使兩者的沸點分別降至 1.5K 與 0.3K。

稀冷機,則更進一步運用物質在「相轉變」時,會帶走熱量的特性來降溫。

如下圖所示,稀冷機中的混合室 (mixing chamber)內有兩種由不同比例 4He 與 3He 所組成的液態相,形成相界 (phase boundary)明顯的兩相分離。混合室中 4He 較多、 3He 較少的部分,以管路連接一以 4He 為主的混合物容器 (still) ,當對 still 抽氣時,會使混合室中的 3He,先從 3He 較多的液相,跨越第一個相界至 3He 較少的液相,再跨越第二個相界至 still。

  1. mixing chamber 中有兩個不同 3HE 和 4HE 組成的液態相。
  2. 當對 still 抽氣時,mixing chamber 中濃相區(深藍色區塊)的 3HE 會被抽走,下層中稀相區(淺藍色區塊)中的 3HE 會穿越過兩相間的界面,補充上層濃相區被抽走的 3HE,此種類似蒸發的作用會帶走熱量。
  3. 3HE 再穿越至 still 區蒸發、將熱量帶走,而能降低溫度。
稀冷機的裝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洋元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兩次相界的跨越,就如同兩次蒸發帶走熱量一般,可使混合室的溫度降低至 10-3K 的溫度狀態。以此技術,目前的世界紀錄,更可達到 10-12K 的程度。

陳洋元笑稱,當年由於稀冷機技術相對複雜而多數學校無法設置,中研院的稀冷機與良好的低溫環境,就像是一個創造了一個「dilution 俱樂部」,吸引了許多低溫物理的人才來此研究。

不過,雖然可利用液態氦來達到低溫,但液態氦無法人工合成、所費不貲,是低溫研究的重大花費。因此,陳洋元在中研院物理所旁,建立了「氦氣液化系統」,此系統能回收物理所實驗室本來排放到大氣中的氦氣,並重新壓縮降溫與液化,從而回收氦氣循環使用,節省資源並降低研究花費。

氦氣液化系統:從物理所回收的氦氣,會先儲存在上方的氣球,再壓縮分裝到鋼瓶中儲存備用。
攝影│廖英凱 圖說重製│張語辰
氦液化機室:回收的氦氣,經過這台機器液化後,再次用於物理所的低溫實驗。
攝影│廖英凱 圖說重製│張語辰

這幾間實驗室啊,還有隔壁的那兩間工廠……是當年我規畫蓋出來的啊

走在中研院物理所建物之間,陳洋元悠悠地這麼說。從低溫儀器的開發,到低溫物理的基礎研究;從實驗室裡的學術環境,到工地與蟲害的實際應用,陳洋元是少數投入如此廣泛與多樣領域的研究者。

回顧過往,這也許和陳洋元與團隊從 1989 年開始,長期耕耘中研院物理所的基礎建設有關,包含建立氦氣液化系統,協助建立精工室、以及位於物理所地下室的磁性實驗室和 X 光實驗室。

如同基礎研究之於整體學術發展的重要,基礎研究環境的興建與營運,可以帶來前端研究的成果;而立於基礎知識之上,我們更能發現複雜生活問題的解決方法。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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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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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之水的追尋—濾水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4/17 ・314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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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圖片來源 / freepik)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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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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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BRITA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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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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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 (圖片來源 / BRITA)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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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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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BRITA)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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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添加光學元件 為研究打開大門的無限遠光學系統
顯微觀點_96
・2025/01/30 ・1763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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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圖 / 顯微觀點

顯微鏡在科學發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讓人們得以突破肉眼的限制,深入微觀的世界探索。而隨著時間推進,顯微技術也日新月異,其中現代顯微鏡設計了所謂的「無限遠光學系統」(Infinity Optical Systems),更是提升了顯微鏡性能和突破過去的觀察瓶頸。因此主要的顯微鏡製造商現在都改為無限遠校正物鏡,成為顯微鏡的技術「標配」。

1930 年代,相位差顯微技術出現,利用光線在穿過透明的樣品時產生的微小的相位差造成對比,使透明樣本需染色就能更容易被觀察。1950 年左右,則出現使用兩個 Nomarski 稜鏡,將光路分割再合併產生 干涉效應的 DIC 顯微技術,讓透明樣本立體呈現、便於觀察。

在傳統「有限遠系統」中,單純的物鏡凸透鏡構造,會直接將光線聚焦到一個固定距離處,再經過目鏡放大成像。也因此過去顯微鏡的物鏡上通常會標示適用的鏡筒長度,通常以毫米數(160、170、210 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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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過渡到無限遠校正光學元件之前,選用的物鏡和鏡筒長度必須匹配才能獲得最佳影像,且大多數物鏡專門設計為與一組稱為補償目鏡的目鏡一起使用,來幫助消除橫向色差。

但是問題來了!當這些光學配件要添加到固定鏡筒長度的顯微鏡光路中,原本已完美校正的光學系統的有效鏡筒長度大於原先設定,顯微鏡製造商必須增加管長,但可能導致放大倍率增加和光線減少。因此廠商以「無限遠」光學系統來解決這樣的困境。

德國顯微鏡製造商 Reichert 在 1930 年代開始嘗試所謂的無限遠校正光學系統,這項技術隨後被徠卡、蔡司等其他顯微鏡公司採用,但直到 1980 年代才變得普遍。

無限遠系統的核心在於其物鏡光路設計。穿透樣本或是樣本反射的光線透過無限遠校正物鏡,從每個方位角以平行射線的方式射出,將影像投射到無限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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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遠(上)和無限遠(下)光學系統的光路差別
有限遠(上)和無限遠(下)光學系統的光路差別。圖 / 擷自 Optical microscopy

透過這種方法,當使用者將 DIC 稜鏡等光學配件添加到物鏡、目鏡間鏡筒的「無限空間」中,影像的位置和焦點便不會被改變,也就不會改變成像比例和產生像差,而影響影像品質。

但也因為無限遠系統物鏡將光線平行化,因此這些光線必須再經過套筒透鏡在目鏡前聚焦。有些顯微鏡的鏡筒透鏡是固定的,有些則設計為可更換的光學元件,以根據不同實驗需求更換不同焦距或特性的透鏡。

除了可以安插不同的光學元件到光路中而不影響成像品質外,大多數顯微鏡都有物鏡鼻輪,使用者可以根據所需的放大倍率安裝和旋轉更換不同的物鏡。

傳統上一旦更換物鏡,樣本可能就偏離焦點,而須重新對焦。但在無限遠光學系統的設計中,物鏡到套筒透鏡的光路長度固定,也就意味著無論更換哪個物鏡,只要物鏡設計遵循無限遠系統的標準,光路長度和光學路徑的一致性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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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限遠光學系統也有助於保持齊焦性,減少焦距偏移。這對需要頻繁切換倍率的實驗操作來說,變得更為便利和具有效率。

不過使用上需要注意的是,每個顯微鏡製造商的無限遠概念都有其專利,混合使用不同製造商的無限遠物鏡可能導致不正確的放大倍率和色差。

改良顯微技術,使研究人員能夠看到更精確的目標;以及如何讓更多光學配件進入無限遠光學系統中的可能性仍然在不斷發展中。但無限遠光學系統的出現已為研究人員打開了大門,可以在不犧牲影像品質的情況下輕鬆連接其他光學設備,獲得更精密的顯微影像。

  1. M. W. Davidson and M. Abramowitz, “Optical microscopy”, Encyclopedia Imag. Sci. Technol., vol. 2, no. 1106, pp. 120, 2002.
  2. C. Greb,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From infinity optics to the infinity port,” Opt. Photonik 11(1), 34–37 (2016).
  3.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From infinity optics to the infinity port
  4. Basic Principle of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5.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延伸閱讀選擇適合物鏡 解析鏡頭上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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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觀點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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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細微的事物出發,關注微觀世界的一切,對肉眼所不能見的事物充滿好奇,發掘蘊藏在微觀影像之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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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幾週?背後竟隱藏著宗教、政治與天文觀測的紛爭?為何決定一年有幾週如此大費周章?
F 編_96
・2025/01/06 ・325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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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編按:本文編譯自 Live Science

每到歲末或年初時,大家常會打開新的行事曆,做新一年的計畫。從直覺來看,我們常以「一年有 365 天」或「閏年 366 天」的概念衡量時間。如果將 365 天除以 7(每週 7 天),得到的答案約是 52 週又 1 天;若遇到閏年(366 天),則是 52 週又 2 天。換句話說,無論是一般年還是閏年,一年都不可能整除,剛好 52 週,總要多出 1 或 2 天。

對多數人而言,這種「約 52 週加 1 天」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實際上人類在訂定「一年幾天」與「多久閏一次」的規則上,一路走來經歷了漫長探索與爭議。自古以來,不同文明先後採用依太陽或月亮運行週期為基準的曆法;儘管最終各國大多轉而採行以太陽週期為主的格里高利曆(Gregorian calendar),但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段包含宗教、政治、天文觀測的故事。

一年感覺很長,其實也就 52 週(+1 或 +2 天)。 圖/unsplash

從洪荒到曆法:人類如何決定時間單位

追溯人類對時間的測量,可遠至一萬多年前:考古發現顯示,澳洲原住民或新石器時代的部落,便會根據太陽、星象的移動,來推算季節變遷與祭典進行。後來,隨著農業興起,區分一年四季並掌握耕作節氣成了首要需求,日曆的概念亦逐漸成型。

  • 宗教推力:古埃及與蘇美等文明常需要在特定時刻進行祭祀或儀式,故對晝夜長短、月相週期乃至每年太陽位置頗為講究。
  • 日月曆法之爭:有些文明依月亮週期(約 29.5 天)為月數基礎,稱「陰曆」;也有採納太陽年度(約 365 日)稱「陽曆」,或折衷稱「陰陽合曆」。

就週數而言,古人或許更關注「每個月有幾天」與「一年有幾個月」,而非「一年到底可以分成幾週」。然而,週的概念在很多宗教與文化裡同樣重要,如猶太教及後來的基督宗教都強調「七天」一週之體系,用於安息日或祈禱輪替。因此,當今的一年分成「52 週多幾天」,也綜合了宗教傳統與太陽年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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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曆失準?教宗格里高利的關鍵校正

現行國際普及的格里高利曆,最早源自於古羅馬朱利安曆(Julian calendar)。公元前 46 年,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在天文學家蘇西根尼斯(Sosigenes)建議下,設定一年 365.25 天,並每四年加一天作閏年。看似精妙,但實際上太陽年長度約是 365.2422 天,每年多出的 0.0078 天、也就是大約 11 分鐘,雖然聽來微乎其微,卻在一段世紀之後累積成巨大的誤差。

對天主教而言,耶穌受難與復活日期影響了整年眾多教會節日。若曆法逐漸偏移,像復活節等慶典便逐年脫節了季節原意。至 16 世紀末時,朱利安曆已誤差累積多達 10 天。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遂在 1582 年宣佈大刀闊斧改革:10 月 4 日的次日直接跳到 10 月 15 日,並規定「百年年份如若非 400 整除,則不列為閏年」。如此,將一年的平均時長微調至更貼近 365.2422 天。

一些國家如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等迅速採納「新曆」,但英國則因宗教立場等因素拖延至 1752 年才肯切換。中國雖在 1912 年起算是「正式認可」,但廣泛實施延至 1929 年。這樣因曆制修整所產生的「失落日子」,在各國各時期都曾引發不小民眾抗議與混亂,但如今我們所熟知的「一年 365(或 366)天、每週 7 天」全球大體一致,正是拜此改革所賜。

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的改革,成了日後我們熟知的「一年 365(或 366)天、每週 7 天」。圖/unsplash

一年是 52 週又幾天?

回到主題:基於現在格里高利曆的「年」長度,一般年 365 天,閏年 366 天。因此只要把 365 ÷ 7 = 52 餘 1,或 366 ÷ 7 = 52 餘 2。這樣看來,52 週是某種近似值,再加上 1 或 2 天則填補了週數的縫隙。有趣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往往不深究這些「多一天」會落在哪裡,反而透過各國法定假期、節日分布或企業排班,來靈活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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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日曆如何安排,七天一週與太陽一年的 365.2422 天本質上不會整除。因而實際執行層面,才衍生「一月有 4 週多幾天」或「一年 52 週多幾天」。而根據格里高利曆規範,每 4 年遇到 2、6 結尾者時通常加閏日;再以百年刪除閏日,唯獨 400 年倍數的百年不刪。如此 400 年中有 97 個閏年,非 100 次,年均值約 365.2425 天,與真實太陽年極為貼近。

再度修正:米蘭科維奇曆與東正教的調整

與此同時,一些東正教教會或科學家,仍曾嘗試做更精準的校調。例如 1923 年出現的「米蘭科維奇曆」,由塞爾維亞天文學家米蘭科維奇(Milutin Milanković)提出:

  • 改進閏年規則:如果該年不是 100 的倍數,則正常計算;若是 100 的倍數,就得看除以 900 所餘下的數是否為 200 或 600,若是,則跳過閏年。
  • 應用範圍:此一方案被視為更貼近天文年,但只有部分東正教教會接納實施,對全球世俗時間並未產生重大影響。

有趣的是,若米蘭科維奇曆被大規模推廣,平均一年長度會更符合真實太陽年,但世界各國基礎已扎根於格里高利曆,也不太可能再冒然重新改革。畢竟,每次曆改都會使官方紀錄、民間活動和宗教節慶產生協調難題,且大眾的社會慣性早已落實在現行制度裡。

時間計算背後宗教、政治與科學的糾纏

我們眼中的「一年 52 週又 1~2 天」其實是長期政治、宗教、科學交互影響的產物。數世紀以來,不同文明為祭祀、政令或貿易往來而反覆調整曆制;伴隨天文觀測與數學演算的精進,人們才一步步從古老的朱利安曆轉到格里高利曆,避免每年多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分鐘數量,卻逐漸累積成整天的時差。在這些爭論、改革中,週數雖非爭議焦點,但它一同被帶入今日世界,最終定型為「一年 = 52 週 +1(或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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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目前的曆法存在些許時差,但已是目前全球通用的計日方式。圖/unsplash

另一方面,有些文化或地區在現代仍維持傳統的陰曆、陰陽曆搭配格里高利曆,如中國農曆可見節氣和月相紀錄;穆斯林世界則使用純陰曆,並以其方法計算齋戒月、開齋節等。全球一體化雖使格里高利曆成為主流,但不代表其他紀年方式就此消失。在各種曆法交錯下,「一週幾天,一年多少週」或許並非普世絕對,卻是人類根植於宗教、科學與經濟行為下逐漸形成的共識。

踏入 21 世紀,隨著全球高度互聯與商業活動頻繁,幾乎所有國際公約、金融市場、交通規劃都以格里高利曆為基準。此種高度一致有利經貿往來與跨國協作,但究其根源,私底下仍有一種「不完美但通用」的妥協性質。時至今日,要再度大規模推行新的曆制(比如米蘭科維奇曆)的機率微乎其微。

也許未來某天?

不管你是否每天翻開行事曆查看日期,或是習慣智慧型手機提醒,在全球主流價值裡,「一年 52 週又 1 或 2 天」已成幾乎不容置疑的常識。

也許未來仍有理論家建議以更精準的曆法取代格里高利曆,讓一年日數更貼合天文常數。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此種改革勢必付出巨大社會成本,還要面對全球龐雜的政治協調。最終,我們大概仍會安於現在這個略有瑕疵卻普及度最高的制度,繼續說著「一年有 52 週」,並在每年最後那 1 或 2 天裡,慶祝跨年、增添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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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時間的運行永不止息;地球仍舊繞著太陽旋轉,帶給我們四季遞嬗與新的挑戰。或許最重要的並非究竟一年「整除」了多少週,而是我們如何在這既定框架下規劃生活,在有限的時間裡,拓展出新的生活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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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編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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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小心闖入霍格華茲(科普)的麻瓜(文組).原泛科學編輯.現任家庭小精靈,至今仍潛伏在魔法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