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本草綱目記載，……」李時珍誕辰 │ 科學史上的今天：07/13

對於低估中醫的人而言，以不加思索的方式追逐中醫科學化當然不難。如同我在第九章解釋過的，由於西醫師最關心的就是防止這兩種醫學的交流互動，因此在中醫科學化的爭議中，他們只支持一種研究計畫，就是遵循「一二三四五」的程序而進行的國產藥物科學研究計畫。這個研究程序是中西醫之爭的一種政治策略，它建立在一種價值評估與風險的體制之上，又在實踐時重新強化了這種體制。

具體而言，就是認定中藥僅是自然界的原料，因此科學家應該把中藥視為可能造成性命威脅的「新」藥。藉著把常山乃至所有中藥貶低為只不過是自然原料，這種研究程序體現了華威．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所描述的「可能是殖民科學最具殖民色彩的特徵」：也就是「其歷史看起來彷彿純粹只是萃取和挪用，只是把先前毫無價值的物品納入科學體系裡，而抹去在地社會與政治的混亂影響。」（字體強調在原文即有）。

所幸，常山研究是一個能夠挑戰這種常識性研究程序的「異常案例」，證實常山抗瘧效果的過程不但將其中涉及的知識政治揭露無遺，更證明了任何以「萃取和挪用」方式進行的研究，都絕不是實現中醫潛在價值時，成本效益最高或最有效的研究取徑。

就連陸淵雷這位最激進的改革者，也對中醫科學化的破壞性後果感到疑慮。參與了自己所主張的整理中醫案所引發的激烈辯論之後，陸淵雷卻感到後悔，語重心長地指出：「今世科學程度，尚未能澈底瞭解自然界之對象。國醫固有方法，實驗有效而不得科學上理解者甚多。今之整理，欲醫藥利用科學，非以醫藥供科學之犧牲。」

令陸淵雷痛心的是，在科學化的名義之下，中醫付出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是以改革派中醫師努力與中醫科學化方案折衝協商，希望能從這項中醫界正式支持的方案中，拯救出他們所珍惜的中醫。更重要的是，為了回應雙重背叛的指控，他們必須同時協商何謂「科學化」以及什麼是中醫的本真。

以科學與西醫補足傳統中醫限制？新中醫的誕生？

正因此，當中醫師被迫擁抱中醫科學化方案並投入推動時，他們致力於強調科學內部的不統一性以及異質性。他們拒絕將科學本質化為一個同質的實體，雖然那正是「科學化」一詞的預設。相反地，他們極力探索醫療科學內部的異質性，以便創造條件讓中醫與科學能夠進行有正面價值的跨種雜交。

現代醫療科學中，他們特別感興趣的領域包含神經系統、免疫學與抵抗力、淋巴系統，以及荷爾蒙，因為這些領域探討的現象都像「氣化」一樣無形而不可見。本書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許多中醫師都不相信中醫之於科學與現代性，必然是水火不容、全然對立。深切體認到中醫的各種缺陷與限制，他們積極地由科學與西醫中選取若干元素納入中醫，以實現心中的宏大目標──創造新中醫。

這些中醫師不僅拒絕把科學本質化為一種同質的實體，也同時拒絕把中醫保存為一種永恆不變的、同質的傳統。相反地，他們致力於由中醫內部相互競爭的「學派」中找出有價值的次傳統，從而重組出一個現代的中醫。舉例而言，我在第四與第八章曾指出，他們利用經驗的概念而抬高宋朝之前那種比較「經驗性」的醫學傳統，相對地貶抑金元時期的醫學，更把《傷寒論》視為一部以經驗為導向、因此較為重要的經典，從而將其地位提升至《黃帝內經》之上。

許多中醫師都深切體認到，想要讓中醫延續長存，就一定要重新組合、甚至重新發明中醫的傳統。他們把中醫裡一些不合時宜的實作排除在外，但也把一些在近代歷史中遭到邊緣化的實作重新納入其中，例如針灸。如同在本書裡已數度闡述的，日本的學術研究為現代中醫的重組提供了關鍵性的資源與啟發。

細菌理論納入中醫歷史？發展有效療法重於理解疾病肇因？

選擇性地借用科學以及重組中醫，是兩項交引互動的歷史過程。最明白顯示這一點的，莫過於將細菌理論納入中醫的歷史。如同第八章詳述過的，中醫師雖然認識到細菌理論對於中醫的病因學構成了重大的挑戰，卻還是致力於將其納入中醫，為的就是改進中醫預防以及控制急性傳染病的能力。依據蘭安生的分析，急性傳染病是中國每年比美國多出六百萬死亡人口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為了保存中醫的「治療價值」，他們援引現代免疫學及抵抗力理論，大力主張必須保存「證」的概念與名稱。為了達成雙重的目標──一方面讓中醫納入細菌理論的新知，另一方面又保存中醫有實效的治療與診斷技術──他們發展出「辨證論治」的雛形，而這個雛形在中共建政後被提升為「傳統中醫」（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的決定性特徵。

如同辨證論治這項公式所強調的，醫學理論的功能在於「介入世界」而不是「再現世界」──在於發展有效的療法，而不是理解疾病的肇因。由於辨證論治超越了再現主義的真實觀，因此它有效地拆解了將中醫與現代性視為水火不容的對立兩極的思想基礎。

「非驢非馬」醫的挑戰與貢獻

「雜種醫」的批判者斷言這種醫學難以持續成長，他們這麼說是有道理的。首先，創造價值的努力絕對沒有保證一定會成功。此外，中醫裡有價值的元素究竟為何？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免會受到特定的社會政治情境所影響，因此也會隨著時代而持續改變。

即便如此，這些努力還是為中西醫的跨種雜交開啟了一扇大門，使中醫師不再認為自己是在同時追求本真性與科學化兩種邏輯上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可以新的方式來思考中西醫交融的可能性，從欣賞、轉譯、犧牲，尤其最重要的是價值的角度（包含知識論的價值、臨床的價值，以及社會經濟的價值）。

透過協商現代性論述以及重組中醫的具體成果，改革派人士承擔了發展「非驢非馬」醫的歷史性挑戰。雖然他們通常都被視為食古不化的保守派，但這些懷抱改革意識的中醫師卻是積極的行動者，他們致力於實現中醫的現代性，從而探索中國自身的現代性。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產藥物科學研究

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

中藥最先引起公眾注意時，主要是由於經濟民族主義的訴求，與麻黃素的研究突破沒有什麼關係。如同第五章探討過的，當中醫支持者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集結起來展開國醫運動之時，會場的兩幅巨聯明白表述了他們的主要目標：「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以及「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為了爭取盟友，中醫支持者同時訴諸文化民族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

透過把中藥描述為「國貨」，中醫支持者不只能夠爭取傳統藥業的從業者，也可以爭取到原本不關心醫學鬥爭的國貨運動支持者。興起於二十世紀初的國貨運動，敦促民眾拒絕洋貨而購買國貨，以此抵制帝國主義並表達民族情感。這個運動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慘案之後愈趨激烈，並在一九二八年後獲得國民黨政府支持，無怪乎中醫支持者會在這個節骨眼上試圖和這項廣受支持的運動結盟。

於是，中醫師在報紙上的宣傳聚焦於廢止中醫此「國貨」的經濟後果。中醫師的宣傳文章指出，中醫一旦遭到廢止，西藥公司就會接手整個市場，從而大幅增加中國的貿易赤字。

西醫如何面對洋貨買辦的指責？中藥等於國藥嗎？

西醫師不太在乎文化民族主義者批評他們毀棄「國粹」，卻以非常認真的態度看待經濟民族主義的問題，非常介意於自己被指控為西醫的買辦。為了突顯自己對這兩種民族主義所抱持的不同立場，他們強調「中藥」與「國產藥物」的不同。在他們的觀點中，「中藥」這個詞語本身就大有問題。所謂的中藥其實是「草根樹皮」，是來自於自然界的原料，和中國文化或中醫理論完全無關。

他們雖然否認中藥與文化民族主義之間有任何關聯，卻承認有些中藥對於經濟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我在此之所以特別強調「有些」，因為就如有些中醫批評者所指出的，許多所謂的中藥根本不是源自於中國，而且有些中藥實際上也不再是中國生產的，而是從外國進口。

更糟的是，根據中國海關的一份報告，進口「中藥」──包括西洋蔘、日本蔘、犀牛角等等──所造成的花費，實際上比購買西藥的費用還多出一百萬美元以上。因此，中藥能否算是國貨其實大有問題。這樣一來，如果說西醫有推廣「洋貨」的罪責，那麼看起來中醫也不遑多讓。

將中國貨外銷全世界？麻黃素研究對經濟民族主義影響？

為了強調只有一部分中藥可以視為國貨，余巖於是創造了「國藥藥物」一詞。相較於只是高呼國貨運動的口號「中國人用中國貨」，西醫師宣稱他們能做得更多，可以把國產藥物賣到世界各地──只要他們能成功地利用這些國產藥物製造出現代藥品。在西醫的想像中，如果這項科學計畫能夠成功，許多人或許就會轉而支持西醫，像是中藥業的工人、國貨運動的擁護者，乃至文化民族主義者。

非常幸運地，麻黃素的科學研究所獲得的成功，即時地支持了他們想像中最理想的劇情。根據陳克恢所言，當他們證明麻黃素可以用於治療氣喘病之後，麻黃就立刻變成全球市場上的搶手貨。陳克恢在論文裡列出一幅表，顯示出口到美國的麻黃數量的驚人成長，甚至還附上一張照片，畫面裡是個開心的中國工人，手上拿著一把鏟子，站在一堆麻黃上方。

陳克恢在下方以文字說明：「許多人找到了年度採收麻黃的新營生。這種生藥從中國大量運往世界各地，以供製造麻黃素。」由於麻黃素的案例具體證明了國產藥物能夠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政治目標有所貢獻，是以變成國產藥物科學研究的原型。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雜種醫」的挑戰

余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醫學革命論文選》第二版之時，新版序的開場白就敘述了朋友對他的氣憤埋怨。他們說：

近年外面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醫說，橫行得了不得。這點狡獪都是你教訓他們的。你若不去向他們攻擊，他們永遠不會變遷。舊的索性舊，新的索性新，倒是界限分明，容易解決。⋯⋯你拚命攻擊舊醫，結果是教訓他們尋出一條生路。

在一九二九年的衝突之後，許多批判中醫的人都注意到一個令他們毛骨悚然的現象：一夕之間，出現了一種「非驢非馬」的雜種醫。在很短的時間裡，雜種醫就在醫界大行其道，而之前這種混種現象只盛行於商業界的藥品市場而已。雖然抱持第一與第三立場的人對於中醫科學化的意見相反，但他們都把陸淵雷與譚次仲的方案抨擊為「非驢非馬」。

為何被譯為「雜種醫」？

在此，我想清楚說明為什麼把「非驢非馬醫」翻譯為「雜種醫」（mongrel medicine），而不是聽起來比較正面的「混種醫」（hybrid medicine）。第一，兩者間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雜種醫」是當年的歷史行動者所使用的概念。當年批判中醫的人士把「非驢非馬醫」等同於「雜種醫」，因爲他們想強調這種醫療是一個背叛了父母的雜種，是對兩個純種醫學傳統的雙重背叛。

這樣強烈的負面意涵便引出我的第二個論點：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概念而言，當年沒有任何中醫師會自我標榜為「非驢非馬」，「非驢非馬」是中醫批評者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貶抑性的標籤。相較於「雜種」與「非驢非馬」所帶有的強烈的負面意涵，「混種性」（hybridity）這個後殖民概念的功能剛好相反，它強調「後殖民文化的混種性是一個優點，而不是弱點。」我想傳達的訊息卻正是混種的負面意涵：對於那些企圖匯通中西醫的人而言，他們必須承受對手加諸己身的羞辱與限制，被對手定義為「雜種」。為了傳達「非驢非馬」一詞的貶抑與羞辱，我決定將其意譯為「雜種醫」。

備受罵名，仍要追求中醫科學化的原因為何？

面對來自雙方的攻擊，陸淵雷決定在那份備受爭議的中醫科學化提案當中，將接納雜種醫列為五項前提之一：「故整理國醫藥學術，引用科學原理時，不任受破壞國粹之名。」在此陸淵雷清楚表示不認同將中醫視為「國粹」而保存其本真性（authenticity）。

這是一項重要的證據，顯示至少對陸淵雷而言，國醫運動不當被等同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運動。他特別提及儒學與佛教在宋朝（九六○ — 一二七八）成功融合的例子，而主張中醫科學化是性質接近的事業，是以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意的方式來融合中國與外國文化。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像陸淵雷這樣的人士不僅發動了中醫科學化方案，更心甘情願地承受論敵貼在他們身上的貶抑性標籤，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保存中醫既有的樣貌，而是要發展出國醫館所揭示的那種新生的混種醫。

余巖的友人責怪余巖協助創造了這種雜種醫。他們是對的。雜種醫之所以會興起，就是為了回應余巖和其他中醫批評者所倡議的醫學革命。這並不是說在余巖對中醫提出抨擊之前，不曾有人試圖融合這兩種醫學型態──唐宗海就是一個明顯的先例。重點是，雜種醫之所以突然間變地那麼值得追求、那麼引人痛毀極詆、那麼危機四伏，這一切都源於人們堅持要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換句話說，就是中醫科學化。有史以來第一次，當中醫師想像中醫與西醫的關係之時，他們無可逃避地必須共同直面科學的概念。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的關係？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之間，有一種相互建構與壓制的辯證關係。這兩者的關係具有相互建構性，因為中醫師會想追求雜種醫這種古怪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國家提倡中醫科學化，並強迫抗爭雙方以其作為停戰條件。正是這個科學化的目標，迫使中醫師在改革中醫時認真看待科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的現代性論述──例如余巖對於中醫的三分法。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的改革體現現代性的特徵，因此截然不同於由唐宗海為代表的那種前現代式的匯通中西醫。

另一方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具有壓抑性，因為正是科學的概念使人難以想像中醫與生物醫學之間能夠經由跨種雜交而產生有意義的成果。單純想像把兩種醫學型態混合起來，或許不需要擔心會產生怪物。但若是想像將科學與異己的他者進行跨種雜交，感覺上幾乎是褻瀆神聖。由於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作法，無怪乎批評者將這種新式醫學描述為「非驢非馬」。

就像那無法繁殖後代的騾，雜種醫雖然表面上看來充滿活力，卻絕對不可能長久存續，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正因為這種醫學廣受大眾歡迎，反對者覺得必須利用雜種醫這個貶抑性的概念，以提醒眾人逾越界線的危險，使人們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論爭雙方都接納中醫科學化方案，是以雜種醫才會變成一個廣受中醫師支持的、值得追求的、卻又沒有希望成功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變成西醫師眼中巨大的威脅。

結論

西醫師為何強烈地偏好「中醫科學化」這句口號，而不是「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關鍵就在防止雜種醫。由於這句口號包含了「科學化」這個在地發明的概念，因此也就把我們帶回了本章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科學化方案做為一股關鍵歷史力量，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最直白的答案就是，將科學轉化為一個動詞（科學化），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來展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同質性的實體叫做科學。

如果科學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同質性的單一實體，那便難以想像將某個東西「科學化」究竟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當人們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使用「科學化」這個動詞時，大家的行為便預設並且強化了一個想法：科學及其對反（中醫）是兩個可以清楚辨識的實體，就像具體的物品一樣真實。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