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實踐法官席上的公正廉明與鄉民正義？先來算算能當到國民法官的機率吧！

在一個月黑風高、連單身狗都不願意叫的夜晚，某一個運氣很差的警察阿肥（化名），因為看到一輛汽車沒有開頭燈而試圖攔檢，但沒想到阿肥還來不及開口講話，車內的人就從車窗伸出手槍，阿肥當場身亡。阿肥的同事阿瘦連忙掏出手槍試圖攻擊汽車讓車子停下來，沒想到最後還是讓車子逃之夭夭了。之後警方循線找到嫌犯阿瑋（化名）、阿草（化名），以及幾個目擊證人：

阿瑋（清秀小鮮肉，年僅 16 歲）：我承認我在案發前一天偷了鄰居的車子和手槍，可是我剛好讓阿草（化名）搭便車，是他把我的手槍搶走、射殺阿肥的！

阿草（捲髮鬍子大叔，長得像七龍珠裡面的撒旦先生）：沒錯我當天的確有上車，但是我已經在案發的前三個小時我就下車了，所以人不是我殺的。

目擊證人阿義夫婦（化名）：那天我們剛好開車經過現場，雖然那個時候天色很晚了，但是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搖下車窗的就是阿草，我記得他的鬍渣和深邃的臉孔。

推銷員阿杜（化名）： 我剛好也經過，那時候我看到車子裡面有兩個人，駕駛是留著鬍子長髮的。

這是 1976 年美國發生的一起警察被開槍射殺的真實故事[a]，想像你是法官，你會如何判決？當年這個案子，陪審團選擇相信阿草是殺人兇手（從目擊證人的證詞裡面看來我好像也會做出這個決定），使阿草被判了死刑還坐了 12 年的冤獄，而阿瑋後來犯下了另外一起謀殺案，並且強烈暗示他自己就是這個案子的兇手。

怎麼樣，你也嚇到嘴巴掉下來了嗎？有沒有覺得這種判決和景像似曾相識？我們當然相信那三個目擊證人並不是蓄意要陷害阿草的，但同時，我們的大腦其實並不是那麼靠譜的，例如：近期虐待兒童的案例頻傳，當你早上出門看到有一個精神恍惚、不修邊幅的「怪叔叔」在幼兒園附近徘徊，可能就會擔心他是否圖謀不軌。但還有一種可能是，他只是經過的街友而已（或者是剛下班要回家洗澡的設計師）。

熱議的國民法官議題

你可能會說我並不是 Always 運氣這麼好，我怎麼可能會隨時隨地就變成目擊證人，但在國民法官的草案通過之後，你的確有可能變成一日法官，你能確保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資訊、開庭之前媒體所揭露的訊息（當然包括目擊證人的證詞）， 不會影響到你的判決嗎？

現在你只要符合特定的條件，就可以充任一日法官（按我詳細），有人說這是一個轉型正義的過程，有人大力支持，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公民參與政治方式，但也有人說，這樣子一搞，會不會有罪的都被判無罪，無罪的都判有罪了呢？如果再加上前面你對於「目擊證人可能不靠譜」的理解，我們真的能夠相信國民法官的判決嗎？

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我們可能會產生什麼認知偏誤，而是當我們知道這些可能的陷阱，我們該如何避免它影響我們的決定。

下面，就是當你站到判決台上面的時候，可能會影響你決定的六大因素！

為何我們的大腦不靠譜？影響判決的 6 大因素

其實，不論你的角色為何，你都是某種程度上的目擊證人，尤其在發生重大社會案件之後（例如地下鐵隨機殺人案、媽媽嘴命案、幼稚園虐童案等等），媒體不斷地播放、大家拼老命的關注；各種訊息、採訪、各方的觀點、網路上面公知的評論，讓「客觀」這件事情變得相對更困難了。下面是幾個可能的陷阱：

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

當人們感受到壓力越大的時候，對於細節的記憶越差。研究顯示，在高壓力的情況下目擊證人的記憶以及判斷可能會出現偏誤[2]、可能對於細節的記憶就會比較不清楚，例如嫌犯的證詞、案發當天現場的蛛絲馬跡等等。

社會抑制（Social inhibition）[3]：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壓力嗎？如果你是第一次開庭、審理的又是大家所關注的重大命案，幾百雙幾萬雙眼睛在看著你的決定，這個又是你做不熟悉的任務[b]，那麼你的表現會比較不好（相對於壓力小、一個人做決定時）。

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

研究顯示我們可能對和自己相像的人、或者是屬於同一個團體類別的人比較好[6]。例如，地方的媽媽可能會輕判弒夫案、有孩子的父親可能會重判虐童案、醫師和教師可能會偏袒和自己同樣職業的被告，而不會完全相信病人家屬或者是學生家長的說詞等等[c]。

盲視現象（Change Blindness）：

一個經典的研究要求參與實驗的人注意畫面當中傳球接球的次數，結果搞到最後實驗參與者都努力的在數到底傳了幾次球，而忽略了畫面當中曾經出現一隻巨大的猩猩玩偶（點我看影片） [8]；如果你在馬路上面被別人拿著地圖問路，然後你在地圖上面指點的過程當中，問路的人偷偷走掉、換成他的朋友，你通常也不會發現（再點我看影片）。這個算是前面談到的選擇性注意的「進階版」，當這個素人法官在開庭前就已經看過了一些相關的故事和新聞，那麼有可能他就會跟隨著「他所知道的故事」來去推理案情的發展、選擇自己相信的， 並且忽略細節。例如，如果他受到了媒體的影響覺得這次來審判案件是為了「伸張正義」，那很有可能就會不知不覺選擇性注意到犯人犯案的動機，而忽略了案發現場的細節。

技巧性的誤導：

我們除了有可能會受到「先見之明」（進入法庭之前的一些訊息）的影響之外，在法庭上面也可能受到在場的其他人口供的影響。一項經典的研究發現[d]，當實驗者巧妙地利用一些語言的訊息來誤導參與者時，他們的確有可能做出錯誤的記憶和決策，後續的研究也支持警方訊問的方式也可能改變目擊者的證詞[9]。

群眾的影響：

這裡的群眾指的是和他同場審理案件的法官或者是證人們。我們的決策很多時候會受到其他人所影響，例如，當目擊證人 A 指認嫌犯之後，發現目擊證人 B 也指認同一個嫌犯，那麼 A 的信心（confidence-accuracy ）就會提升；相反的如果其他人和 A 的想法不一樣，他的信心就會降低[10]。換言之，如果某個虐童案群情激憤社會壓力巨大，這場已經有 4 個法官都認為被告有罪的時候，就算你覺得事有蹊蹺案情不單純，你也不一定有信心提出不同的意見。

這 6 點看起來好像很威，但實際上法庭的決策會遇到的種種陷阱真的是講都講不完，就連偵訊錄影帶拍攝的角度都可能會有影響[e]。

陷阱背後的光明

我常常開玩笑地說，社會心理學經常在做的事情是「只負責解釋，不負責解決」，在我們知道了這麼多的偏誤，搞得好像像「找國民法官來一起加入判決，一定會受到個人因素以及被媒體未審先判的影響」一樣，而且還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但我覺得，事情有正就有反，儘管存在這上面這些陷阱，但美國陪審團的製度仍然繼續執行，勢必有它的一些優勢：

少數人的影響：

其實陪審團的研究當中發現，少數人的意見也有一些影響，雖然不像是電影[f]一樣會戲劇化的翻盤，但有可能會減輕或者是調整被告的判決[14]，尤其是意見堅定的少數人（minority influence）[15]。

團體極化的稀釋：

我們還要考慮到團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效果──原本立場就很接近的一群人（例如一群都覺得被告有罪的職業法官），在討論之後可能會更極端（判罪判得更重）。 加入一群素人法官，或許能夠帶來不一樣的洞見。

雖然許多人會對於國民法官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我們也必須要考慮到儘管是訓練有素的職業法官，也很有可能會受到上述的偏誤所影響。此外，就算有研究指出「國民法官有40%受偏誤威脅」，但若沒有跟職業法官比較，我們依舊無法有意義地判斷國民法官是否算是可靠。總之，「正確的判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也很難真的判斷出國民法官對於判決實質的影響為何，不過也正因為這件事情如此困難，所以才有做的價值、才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在司法案正義的世界裡，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但我也相信，當我們願意走入這個黑暗裡，或許可以發現，黑暗的背後就是光明。

致謝：本文特別感謝沃草公民學院主編朱家安的專業指正。

注解：

• [a]：本故事精簡整理自[1]，p.616。對這個案子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後來根據此案子被翻拍的影片《The Thin Blue Line》
• [b]：研究顯示，把一隻蟑螂放在簡單的迷宮裡面，旁邊如果圍一圈蟑螂觀看，他們爬到出口的時間會比自己一隻螂（沒有其他蟑螂觀看時）快，這個過程我們成果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但如果把迷宮換成比較困難的，那麼自己爬可能會比在大家面前爬還快到達出口，這個實驗在其他人類身上也得到了類似的效果，例如騎腳踏車、捲釣魚線軸的實驗[4]。研究者認為，那是因為其他人在場觀看的時候我們會出現生理激發的反應，這個生理激發會加強我們的「優勢反應」，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擅長做這件事情你會變得更不擅長，如果你本來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你就會變得更厲害[5]。
• [c]：為什麼我們會偏袒內團體的人呢？其中一種解釋是，當我們偏袒跟自己相似的人（或是同一個團體的人）的時候我們可以保護自己的自尊而感覺到有優越的感受[7]。
• [d]：這個複雜而經典的研究[11]是這樣做的：實驗者 Loftus 請來參加實驗的學生看 30 張幻燈片，其中一張照片是紅色的車子停在交通告示牌的前方。

  

  1. 有一半的學生那張告示牌上面寫的是「讓」（讓讓組，右圖）
  2. 另外一半的學生看到的告示牌上面寫的是 「停」（停停組，左圖）

  在看完 30 張照片之後，詢問這些學生一些關於車禍的問題（如下表所示）：

  a. 正常組：有一部分的學生聽到的車禍相關的問題，和圖片裡面的標誌一樣，例如讓讓組可能會聽到「當紅色汽車停在『讓』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b. 誤導組：另外一部分的學生聽到的問題被實驗者刻意誤導，例如讓讓組可能會聽到「當紅色汽車停在『停』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1.讓讓組	2.停停組
  當紅色汽車停在『讓』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A.正常組	B.誤導組
  當紅色汽車停在『停』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B.誤導組	A.正常組

  接著，再秀出上面的圖片，讓他們判別是不是看過這張圖。結果正常組有 75% 的人答對（請注意，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會有四分之一的人答錯），誤導組只有 41％ 的人答對。

• [e]：研究顯示，被告的自白如果只有他的臉 ，比較容易被認為他是自願認罪的。而如果在拍攝被告自白的時候加入了偵訊的人（例如警察）的背影，就比較容易覺得他是受迫的 [12][13]。
• [f]：電影《十二怒漢》當中一個陪審員 Henry Fonda 超強的一個人坦 11 個，扭轉了判決結果，對這部影片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這裡。

參考資料：

• [1] Aronson, E.、Wilson, T. D.、Akert, R. M.（2015）。Social Psychology（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與李茂興譯）（第8版）。台灣：揚智文化。
• [2]Deffenbacher, K. A., Bornstein, B. H., Penrod, S. D., & McGorty, E. K.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high stress on eyewitness memor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8(6), 687.
• [3] Zajonc, R. B. (1965). Social facilitation. Science, 149(3681), 269-274.
• [4]Schmitt, B. H., Gilovich, T., Goore, N., & Joseph, L. (1986). Mere presence and social facilitation: One more ti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3), 242-248.
• [5]Zajonc, R. B. (1980).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51.
• [6]Mullen, B., Brown, R., & Smith, C. (1992). Ingroup bias as a function of salience, relevance, and status: 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2), 103-122.
• [7]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1-39.
• [8]Simons, D. J., & Chabris, C. 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28(9), 1059-1074.
• [9]Loftus, E. F. (1979). The malleability of human memory: Information introduced after we view an incident can transform memory. Am Sci, 67(3), 312-320.
• [10]Busey, T. A., Tunnicliff, J., Loftus, G. R., & Loftus, E. F. (2000). Accounts of the confidence-accuracy relation in recognition memor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7(1), 26-48.
• [11]Loftus, E. F., Miller, D. G., & Burns, H. J. (1978).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verbal information into a visual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4(1), 19.
• [12]Cialdini, R. B.（2017）。鋪梗力──影響力教父最新研究與技術，在開口前就說服對方（劉怡女譯）。台灣：時報文化(Pre-Suasion: A Revolutionary Way to Influence and Persuade)。
• [13]Lassiter, G. D. (2010). Videotaped interrogations and confessions: What’s obvious in hindsight may not be in foresigh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4(1), 41-42.
• [14]Hastie, R., Penrod, S., & Pennington, N. (1983). Inside the jur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 [15]Nemeth, C. J. (1986).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s of majority and minority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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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球藻怪

今年的搞笑諾貝爾獎經濟學獎頒給了曼谷警方：如果警察拒收違法者的賄賂，就發給他們獎金。根據路透社2014年的報導[1]，有兩名警察因為拒絕了3美元的賄賂，而被授予了10000泰銖（約310美元）的獎勵。

等等，這好像哪裡不對?!

雖然這件事情各種不對，但它背後的基本原則——「高薪養廉」，在某些情況下似乎還是成立的。

收入低，更容易貪腐？

我們都聽過「高薪養廉」這種說法。但給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出更高的薪水，真的能夠降低貪腐的發生機率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1年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公務員工資的高低確實會影響他們去「賺點外快」的動機。

如果他們的合法收入過低，僱員就會迫於壓力去尋找一些法外收入。而提高公務員的工資待遇可以有效地降低貪腐事件的發生機率[2]。根據2013年的數據，泰國警察的月薪為6000泰銖（約合）185美元起，這一數字是遠低於泰國平均工資的。

2000年的一項研究認為，當人們感覺自己沒有得到合適的收入時，他們犯罪時的道德成本會降低[3]。換句話說，如果工資不高，那麼對自己來說接受賄賂時就不會那麼感到良心不安。

另外，大眾對於低收入公務人員的貪腐行為也會更加容忍。特別是當工資很低，但社會對公務人員的表現期待仍然很高時，他們就更容易尋求灰色甚至是違法途徑來獲取利益。

高薪為何能養廉？

高薪與其說是消除了貪腐的需求，不如說是提高了參與貪腐的成本：一旦貪腐被發現，公務員就會失去一份高薪工作。另外，之前也有研究提出了「公平薪金模型」（fair wage model），根據這一模型，公務員只有在感覺自己沒有得到應得的薪金時，才會參與到貪腐中，而提高薪水可以消除這種不公平感[4]。

不過研究者也指出，薪資不高並不是滋生貪腐的唯一因素：缺乏內部控制（包括監管體系的缺失、過多或過少以及不透明的規章制度和行政流程等）、缺乏外部控制（包括缺少法律秩序和分權制衡、公眾獲取資訊的渠道不暢通、缺乏出版自由等）、懲罰措施不適當，此外還有文化、民族因素等等。

2012年時，國際透明組織發布的當年的國家清廉指數中，新加坡曾位列5個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名單中共有176個國家）。他們治理貪腐的措施就包括了提高公務員薪資和非常嚴厲的處罰措施[5]。

本文轉載自果殼網。

參考文獻：

• Thai traffic cops offered cash to turn down bribes. Reuters. [Thu Oct 9, 2014]
• Van Rijckeghem, Caroline, and Beatrice Weder.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temptation: do wages in the civil service affect corruption, and by how mu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5.2 (2001): 307-331.
• Abbink, Klaus. Fair salaries and the moral costs of corruption. No. 1/2000. Bonn Econ Discussion Papers, 2000.
  Mahmood, Mabroor. “Corruption in civil administration: Causes and cures.”Humanomics 21.3 (2005): 62-84.
• Why China Should Study Singapore’s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Business Insider. [Dec. 6, 2012]

君の判決は？國民法官真的靠譜嗎？

如果有機會可以要你一起坐到法庭裡面和法官一起判決，你會想要試試看嗎？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現在其實你真的有這樣的機會！「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去年11月公布後，只要你符合特定的條件，都有機會與其他掛牌的法官坐在一起審理重大案件（一個神選者的概念）。

等等！這也太快了吧，我還沒準備好RRR～況且，如果讓我這種「素人」也一起加入案件的審判，這樣子真的不會被判到「歪掉」嗎？老實說，一開始我聽見這個案子的時候我也有點擔心，畢竟過往許多美國的陪審團研究也和我的擔心不謀而合[a]。例如：

• 判決應該要公正理性，素人法官真的能夠理解那些複雜的證據，而不會被自己的情感所影響嗎[1][3]？
• 一項研究顯示[4]，刑事法庭的法官不同意陪審團判決的比例是25% 。如果（領執照的）法官不同意國民法官的判決[b]，那該怎麼辦（目前是投票表決）？
• 我們都喜歡聽故事，對這些素人法官來說，當案情故事繼續進展下去的時候（盛竹如語氣），我們會不會有意無意地、將判決導向我們偏好的那個故事 [6]？

什麼是我們「偏好的故事」呢？

舉例來說，前幾年屏東曾經有一個「孝子弒父」案，由於父親長年家暴母親，孩子看不過去用剪刀戳父脖子致死。媽媽、妹妹、與鄰居都向法官和社會大眾求情，說這孩子平時乖巧孝順善良，再加上他自首投案，最後這個案子輕判7年6個月並且可以再上訴。有趣的是，連平常很難賣出的「凶宅」都被賣出去了。在這個例子裡面，「孝順的孩子為了保護媽媽而殺了父親」就比起「冷血殘殺手無寸鐵的父親」更讓大家所偏好，畢竟我們還是渴望一個溫暖正向的社會阿[7]！

故事呈現的方式可能會影響判決

多年前有一個經典的研究就在探討這個問題。如果你習慣看推理小說，就會發現作者在書寫的時候通常會有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劇情：

• 故事順序法（Story order）：按照他腦袋裡面想像的故事順序來推展劇情。例如，大三的阿明過去就有暴力攻擊的紀錄，青少年時期多次進出警察局，如今因為被女友阿美甩了，心生怨恨，買了汽油跟打火機，準備和阿美一起同歸於盡，所以在小美這具焦屍的手指不遠處，還有打火機的殘骸。事實上，在事發當天，有鄰居目擊到阿明在小美家樓下爭執……。

看到這裡，不常看推理小說的人應該覺得阿明就是兇手了。 然而案情並沒有那麼單純，推理小說有時候會採取另外一種寫作方式，吊盡大家胃口……

• 目擊者順序（Witness order）：依照可能帶來最大衝擊的順序來呈現目擊者，例如很多的小說或者是美國法庭的影集都把足以翻案的「超神」目擊者/證據放在最後面。如果用上面阿明的例子可能就會是：
  • 加油站對面的便利商店店員說，他看到阿明買完打火機之後，就跑到加油站了。
  • 阿明的朋友說，他平常就有抽菸的習慣、而且有一次他們一起上武嶺，兩個人因為沒有油所以推了兩個多小時的車，從此之後他都會在機車裡面放備用油，所以去買打火機與汽油很正常。不過他朋友也承認，前一天他才目睹兩人爭吵。
  • 阿美的朋友阿惠說，前幾天阿美就在考慮是不是要看前男友小華復合，可是又擔心阿明，因為小華得知阿美現在跟阿明在一起、阿明又對阿美不好，小華想要去「教訓」阿明一下。
  • 事發當天阿明家樓下的電鈴只有小華的指紋。

怎麼樣，看完目擊者順序，你還會覺得阿明是兇手嗎？看起來目擊者順序好威阿！ 現在我想要邀請你換一個腦袋，如果你是阿明的辯護律師，你會採取哪一種方式來描述案情？相反的，如果你是小華的辯護律師，你覺得哪一種比較有機會讓國民法官不要「懷疑小華」有行凶的可能？

Pennington與Hastie多年前一項經典的研究指出[8]（下表），不論你是哪一方的辯護律師，採用對你有利的那個腳本，並且用「故事順序法」 可能更為有效。他們研究模擬法庭裡面的狀況呈現一起謀殺案，並且要請陪審員做出決定被告是否有罪，結果發現：

• 原告採取故事順序法，被告採用目擊者順序法：被告78%被判定有罪。
• 原告採取目擊者順序法， 被告採用故事順序法：只有被告31%被判定有罪。

結論，不論你是哪一方的律師，故事順序法可能都更為有利。當然，美國陪審團的機制和我們將推行的國民法官不一樣[a]，不過這個實驗對我來說有一個重大的意義是：如果你是一介草民，你的判決的確很有可能受到法庭上面呈現的訊息順序或者是描述故事的方式所影響。

國民法官也是人：用了解，來戰勝誤解

其實，人非聖賢，腦殘難免。可是我沒有期待法律能夠盡量公平公正、伸張正義，尤其是面臨重大刑案的時候，我們通常都希望誤判的程度[1]（明明有罪卻判沒罪；或者明明沒有罪卻誣陷好人）能夠降低到10%以下，但根據一些理論[c]的計算，這樣的期待可能太高了。換句話說，國民法官雖然是司法很大的一步，但也不代表如此就可以大幅的降低判決的錯誤。

「陪審團的正確性取決於其組成，也就是人。」[2]

                                                                           ──Harper Lee《To Kill a Mockingbird》

那麼如何降低可能的判決錯誤呢？我認為關鍵字只有兩個字，叫做「知識」。Bornstein與Greene的論文（p.66）[3]認為下面幾個項目可以增加陪審團員的滿意度，以及減少錯誤判決的機率：

1. 開庭前：提供初步指示（詳細說明該做什麼以及怎麼做），讓他們了解：
   1. 等一下可能會遭遇到複雜而互相矛盾的訊息（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2. 群眾決策的時候可能會產生的誤差（bias of make collective decisions）
2. 開庭時：允許陪審員做筆記和提問，提供中期總結和簡化陪審團指示。
3. 開庭後：如果他們審理的壓力非常龐大，也要記得提供事後的關懷以及情緒支持（陪審團員也是人啊）。

即將推行的國民法官制度比起陪審團更多了「開庭時」可以質詢的部分，也會在事前做教育和討論，倘若可以在每一次國民法官開庭之後，多多了解國民法官的心情和感受、甚至作為下一次開庭的參考，或許就能夠達到更好的「工作績效」。當我們關注那些「協助判決的人」的心情，我們也就更有機會更靠近真正的案情。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畢竟是人而不是神，面對我們的有限，一種重要的寬容就是：「接受」我們可能會出錯的判斷與選擇。

而這樣的一種善良，或許正是人類最溫柔的力量。

註解

• [a]不過，我們採取的制度比較類似德國與日本的「參審制」，參審員與職業法官的職權完全相同，這樣的做法與美國的「陪審制」（Jury）又有所不同，陪審團不能夠質詢，但國民法官卻可以。詳細可以參考此文。
• [b]此制度將由法官三人，加上國民法官六人組成「國民參與審判法庭」，最後是9個人投票表決（感覺國民法官贏面比較大？）。
• [c]Arkes與Mellers使用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貝式定理（ Bayes’ Theorem）、信號偵測理論（signal detection theory）以及其他實務判斷的機率例如藥物效果（medical decision making）, 目擊證人的證詞（eyewitness testimony）、與氣象預報（weather forecasting）等等。
• [d]換句話說，左上第一格 59%的意思是說，如果被告和原告都採取故事順序法，那麼有59%的時候陪審團會判定被告有罪， 41％的時候會判定被告無罪。

參考文獻

• [1]Arkes, H. R., & Mellers, B. A. (2002). Do juries meet our expectat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6), 625.
• [2]Lee, H. (1990). To kill a mockingbird. Litigation, 68-58.
• [3]Bornstein, B. H., & Greene, E. (2011). Jury decision making: Implications for and from psycholog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63-67.
• [4]Kalven, H., Zeisel, H., Callahan, T., & Ennis, P. (1966). The american jury: Little, Brown Boston.其實這個研究也進一步的去談到，在證據清楚的情況下，陪審團與法官的意見也比較容易一致。當然這個研究比較古老（經典），所以後續也有其他研究進行檢驗，並且認為需要考量更多因素[5]。
• [5]Gastwirth, J. L., & Sinclair, M. D. (2004). A re-examination of the 1966 Kalven–Zeisel study of judge–jury agreements and disagreements and their causes. Law, Probability and Risk, 3(3-4), 169-191.
• [6]Hastie, R., & Pennington, N. (2000). 13 Explanation-Based Decision Making.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212.
• [7]海苔熊. (2015, February 7). 人為疏失還是機械故障？你怎麼想，決定你對鬼島的希望. PanSci 泛科學. Retrieved March 8, 2018 from pansci.asia/archives/75027
• [8] Pennington, N., & Hastie, R. (1988). Explanation-based decision making: Effects of memory structure on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4(3), 521.
• [9]Aronson, E.、Wilson, T. D.、Akert, R. M.（2015）。Social Psychology（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與李茂興譯）（第8版）。台灣：揚智文化。

本文為泛科學與法律白話文媒體合作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