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誕辰 │ 科學史上的今天：4/22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於瞬息萬變社會中的指引——政治哲學！

在政治學中，除了以實證方法研究政治行為的政治科學，還有一個奧妙的政治理論領域，當中的政治哲學如同北極星般，指引人們探索政治活動所涉及的公共生活基本價值。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曾國祥研究員，與我們分享政治哲學的使命與魅力，原來哲學並不虛無，我們的生活與信念皆與哲學息息相關！

哲學有什麼魅力令思想家前仆後繼地研究？

你對哲學的認識是什麼？如果在哲學前加上「政治」兩字，又會想到什麼？走進曾國祥研究員位於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室，在滿室哲學書籍、康德（Kant）與霍布斯（Hobbes）畫像的陪伴下，「政治哲學」的迷人之處在談話間表露無遺，同時傳遞一位政治思想家對生命的焦慮與感動！

談起當初是怎麼走上哲學研究的道路？曾國祥從自己的大學生活說起，年輕的他對課業並不感興趣，在風景優美的東海大學校園中過著「由你玩四年」的生活，直到當兵後才開始認真思索未來。

回憶起當初被哲學感動的原因，出自羅馬哲學家西塞羅（Cicero）的一句話：「哲學是為死亡做準備」，在人類有限的生命中，什麼會讓生命更有意義？曾國祥在哲學世界裡找到答案，儘管在研究過程中面臨深層的焦慮，他依然賭上歲月、樂此不疲，為留下不朽著作而持續努力。

退伍後的曾國祥先後在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倫敦政經學院政府學系取得學位，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任教十多個年頭。選擇在中研院展開新的學術生涯，源自想留下著作的初衷。

曾國祥環顧滿室書籍，期許自己的著作能成為其中一份子，哪天即使身體離世，著作將成為生命的延續，每被翻閱一次，自己就活一次。

究竟政治哲學有什麼迷人之處，讓政治思想家願意窮畢生心力投入？講到最愛的政治哲學，曾國祥眼神發亮，以生動的比喻帶領我們體會哲學的使命與魅力。

使國家發展方向不致迷失的定向作用

今日我們似乎很難在日常生活中遇見哲學家或政治思想家，但有一種人見人愛的物品讓我們每天都與政治哲學相遇，那就是你錢包中的鈔票！

無論是新臺幣 100 元上的孫中山、美金 10 元上的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還是日幣 1 萬元上的福澤諭吉，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他們建構的思想理論中，一個現代國家的藍圖在眾人面前展開。

曾國祥以「支柱」比喻政治哲學的重要性，在國家面臨巨變時，政治哲學提供一種信念，成為支持國家發展的關鍵秩序。儘管我們時常感嘆政治哲學畫出的理想藍圖抵不過現實世界的殘酷，但政治哲學的「定向」（orientation）作用依然不可忽視。

什麼是康德派哲學家所強調的「定向」呢？曾國祥以「北極星」的比喻來為我們說明：

政治哲學傳遞的理念有定向的作用，宛如一顆指引方向的北極星，雖然我們永遠到達不了北極星，但至少可以檢驗並確定我們是往正確的方位前進。

因此，雖然理想與現實存在落差，但問題或許不是出在政治哲學本身，而是這個世界還不夠好，尚待我們發揮理性的力量，持續改善眼前的困境，往我們心目中理想的藍圖邁進。

東西方哲學思想共通的人性價值

身為近代西方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康德提出的「人性尊嚴」、「道德主體」、「道德自律」、「永久和平」，成為可推溯出現代民主國家、聯合國的核心理論，更是今日流行的「正義論」的論述源頭之一。

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認同的民主價值也可見到康德思想的身影，我們相信每一個人皆是擁有自由平等權利的主體，人與人之間應相互尊重，秉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理精神。

上述思想看似源自西方，其實在東方的儒家思想中也可找到相似內涵。曾國祥的研究之一便是將深植於臺灣的儒家文化與西方自由主義進行融通，發掘臺灣特有的民主價值，進而產生與其他政權的對話基礎。

曾國祥指出，跨越文化隔閡的對話基礎在於找到「共同人性」，例如康德的「道德自律」與孟子的「本心」都提及人性善良的一面。

孟子廣為流傳的「孺子將入井」故事講述人普遍有「惻隱之心」，看到孩子即將掉入井中，通常會立即出手相救。這種不帶任何利益考量，發自內心覺得應該做的想法，便是康德所謂「道德自律」、人的自我立法，這也是讓民主成為可能的重要價值觀來源。

在多元社會中，我們如何取得道德共識？

「道德自律」讓我們看到康德式的道德規範中屬於「對」（right）的範疇，就是在公共生活中具體呈現的「權利」（rights）。道德自律作為法律的依託，關注的是人性尊嚴、平等對待、相互寬容、尊重差異，以及享有與他人相容的最大可能限度自由等基本人權，這關乎到當今盛行的「正義論」，也是形塑「自由主義」的主軸。

此外，還有另一不容忽視的道德範疇叫作「善」（good），是社會長時間發展出的倫理、習俗、歷史、宗教等價值觀。這樣看來「善」和「對」都很重要，為什麼正義論學者卻主張「對優先於善」（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呢？曾國祥為我們解惑：

「『善』在私領域中相當重要，是形塑圓滿人生所不可或缺，但現代社會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人們不容易在宗教或倫理等價值觀上取得共識。當代自由主義者堅信我們可以達成共識的道德價值在於：每個人皆擁有平等的人性尊嚴，有『權』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

有一個思想實驗可以說明此論點，試試隨機街訪 10 名路人的宗教信仰，有人可能參加過媽祖繞境、跟月老求過姻緣、家裡做生意拜關公，也可能是虔誠的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人們可能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民主社會中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們尊重每個人有信仰不同宗教、發表不同言論的自由。

近期掀起各界波瀾的「#MeToo 運動」同樣也是正義論的實踐，儘管社會倫理提醒你反抗的對象是有複雜利害關係的老闆、長輩或同事，但保障基本人權的集體共識成為受害者最堅強的後盾，讓人們鼓起勇氣發出「不能就這樣算了」的正義怒吼！

此外，更多以「正義」為名的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例如居住正義、轉型正義、環境正義等，正義一詞已成為政治論述的主導概念，更是公共政策的議論焦點。

無限制的權利可能造成什麼問題？

正義論學者德沃金（Dworkin）有一句名言：「權利是王牌」，指出國家不應剝奪人們自主選擇實現生命計畫的自由，不過曾國祥提醒，正義論的「權利優先」儘管有其正當性，卻不宜無限上綱，否則將發生關起門來當聖人的情形，使人完全與現實世界脫鉤。

依照康德式的道德規範來看，每個人有權選擇想過的人生，你可以做一名樂在工作的拚命三郎，也可以做一名窩居在家的躺平族，不論選擇好壞都該予以尊重。然而這樣的平等理念過於抽象，尤其面臨社會資源分配等公共議題時，多數人很難接受自己的付出被他人坐享其成。

想像一下，康德式的道德規範就如同一座名為正義的天空之城，還需要更多元的思想來讓理論接地氣。曾國祥認為，黑格爾（Hegel）的思想正是充實康德理論空洞處的最佳材料之一。

想了解康德和黑格爾的不同？首先，我們先來想想以下這則問題，看看你是康德派或黑格爾派。

以下請曾國祥老師為我們揭曉答案：

於充滿衝突的社會中立足，「中庸」是種解方？

哲學家是米若瓦的貓頭鷹，只有在夜幕低垂的黃昏才展翅高飛。 ──黑格爾

曾國祥是不折不扣的黑格爾迷，對他來說，黑格爾讓哲學家化身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對文明危機做出適時的診斷。此外，黑格爾追求「和解」的精神，也幫助曾國祥思索如何在困境中跟世界、社會、家庭和自己和解，進而產生創造新局的契機。這也讓他的處事態度走上「溫和派、穩健派」（moderate）路徑，類似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

今日我們對中庸一詞的褒貶不一，誤以為中庸就是沒有立場的牆頭草，事實上，中庸指的是不偏不倚、過猶不及的處事態度，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儒家的思想中，都被視為重要美德，對東西文化發展和人類思維方式，產生深遠影響。

秉持和解與中庸之道看似退讓，卻是真正試圖化解衝突、推動進展的務實作法，而這不僅是一種處事態度，還是臺灣在國際間立足的生存之道。

就曾國祥的觀察，臺灣作為一個被海洋環繞的島國，時空環境的瞬息萬變促使人們必須不斷調適來自各地的勢力與文化，同時也須留意與美、中等周遭大國的經貿與外交關係。因此，現今無論哪個政黨，只要是重視實踐智慧的政治人物，通常會以溫和、適中的態度審時度勢，試圖在各種衝突的價值之間尋求平衡。

在曾國祥看來，儒家的忠恕精神與中庸之道、西方的自由主義都已在臺灣社會體現，臺灣繼承的儒家思想已與自由主義相互融合，與中國崛起後建立的「政治儒學」以及在現行政治佈局上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孔子學院等大一統天下體系截然不同。「如同黑格爾所言，這裡就是羅德島！」曾國祥對於臺灣民主價值的珍視在言語間展露無遺。

未來他將持續書寫臺灣的自由主義傳統，更將研究視野擴大至晚近流行的天下論述，思索超越國家界線的世界倫理問題。

政治哲學看似虛無縹緲，卻是現實主義的烏托邦，實際上是從一個非常高的高度在關注整個政治世界的價值演變，探索政治可行性的界線。

曾國祥娓娓道來最後一項政治哲學的使命，他不只依著北極星的指引，更跳上羅德島的土地，持續往更深遠的政治理論知識視域前進！

里斯本大地震不只讓自然科學家開始思索地震的物理成因，更在歷史上產生廣泛且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哲學思想層面上。

地震是天譴？紅燈區安然無恙，教堂倒光光

自古以來，基督教會就習慣將天災，尤其是地震，視為神對罪人的懲罰，但很諷刺的是在這一次地震中，妓院林立的紅燈區損害不大，反倒是許多宏偉的大教堂被地震、海嘯給毀了，許多虔誠的信徒彌撒中在倒塌的教堂中遇害。

四年後，伏爾泰（Voltaire）寫了小說《憨第德》（Candide, ou l’Optimisme）便大大地嘲弄了傳統的宗教信仰，他尤其對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及他的樂觀主義，特別是萊布尼茲在著名的《神義論》（Essais de Theodicee sur la bonte de Dieu, la liberte de l’homme et l’origine du mal）中「世界是眾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因為上帝會選擇最好的一個」的主張，毫不留情地加以挖苦訕笑。而比伏爾泰更年輕也更激進的法蘭西哲學家，如狄德羅（Denis Diderot）等人，則藉著編寫百科全書來宣揚惟物主義與無神論。

日爾曼哲學的新典範

當時在遙遠東方有一位剛出道的年輕學者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正努力地思索地震的成因，三十年後他更完成宏偉的哲學體系，取代了萊布尼茲的哲學，成為日爾曼哲學的新典範。

1724 年，康德出生於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現今俄羅斯的加里寧格勒）。1740 年，他進入柯尼斯堡大學就讀，很快地對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他在邏輯與形上學教授馬丁克努特曾（Martin Knutzen）的指導下，學習傳統的萊布尼茲-吳爾夫哲學以及牛頓的力學系統。1746 年，康德因父親身故而中斷學業，離開柯尼斯堡到鄉村擔任私人教師。

潛沉九年之後，康德於 1754 年回到柯尼斯堡大學。此時他的創造力如同火山爆發，他首先發表一篇討論「地球因受月球對地球引力影響自轉速率將日益趨慢」的精彩論文，接著又發表一篇「從牛頓力學來探討地質現象」的文章。隔年三月他更出版了巨著《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或者根據牛頓定律試論整個宇宙的結構及其力學起源》（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a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atzen）。

康德在書中解釋太陽系如何從一團氣體雲依照牛頓力學原理產生旋轉，逐漸變成扁平狀而最終形成行星。雖然這個構想最早是由瑞典的科學家伊曼紐．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在 1734 年提出的，但卻是康德形成條理清晰的學說。

1796 年，偉大的數學家拉普拉斯侯爵也獨自提出相同的學說，所以被稱為「康德-拉普拉斯星雲假說」。不過出版康德這本書的出版社倒了，印好的書被債主拿去抵債，最後大多被收進倉庫然後付之一炬，康德成名的機會就這樣淪為泡影。

1755 年秋天，康德取得大學的講師資格，旋即開始授課；這是編制之外的私募教師，其薪俸由願意選課的學生負擔；他在十五年後才正式成為教授。所以當里斯本大地震發生時，熱血的新進講師康德當然沒有放過這個機會，隔年一月他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在柯尼斯堡當地的周刊上，二月更加碼出版一本篇幅更長的單行本，內容都是在討論地震的成因。

他採用的是萊布尼茲死後才發表的著作《波多該亞》（Protogaea）中的說法，認為地震是由於地底下的「空穴」中的可燃性氣體與岩漿混合點燃爆炸造成的。康德比萊布尼茲更進一步揣測這些空穴是「遠古大洋」退潮留下的痕跡。同年四月，康德又寫了一篇論文駁斥了地震是由太陽或月球對地球引力造成的說法。

地震與神意無關，道德原則是「義務」

整體來看，當時的康德正醉心於用牛頓的力學來解釋物質世界的各樣現象，上至星辰，下至地心，都統攝在牛頓的系統之下。所以他主張地震與神意無關，更不是上帝的懲罰，只是康德是否卻步不敢回應里斯本大地震帶來關於道德與宗教的疑問呢？

當然不！在經過數十年的苦思後，康德接連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1781）、《實踐理性批判》（1788）和《判斷力批判》（1790），標誌著康德哲學體系的完成。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將道德的基礎原則重新設定為「義務」。所以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規範，並不取決於該行為的後果，而是該行為的動機。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論證了理性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但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將上帝的存在當作道德的三個「實踐的設準」之一，所謂「設準」指的是一個無法證明，但為了實踐的緣故必須成立的假設。另兩個設準分別是自由意志與靈魂不朽。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正是康德，不，毋寧說這是日爾曼啟蒙運動對三十多年前里斯本地震的回應啊！

阿文耳邊不禁響起康德的名言：「有兩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覺神奇，也愈充滿敬畏，那就是我頭頂上的星空與我內心的道德準則。」

下次地震時別急著逃命，想想康德吧！

——本文摘自泛科學 2019 年 8 月選書《愛因斯坦冰箱》，2019 年 7 月，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