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單信瑜 │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首先我先簡單聲明，我只是經常在各級政府機關和學校進行防災演講的講師，並非研究地震科學或地震工程的專家學者，同時，我對於目前國民中、小學的教育內容並不熟悉。我僅是利用自己對地震的基本認識、歷年蒐集的地震災害文獻與照片和科學和工程研究成果，做出演講的材料對政府機關人員和學校師長進行地震防災的風險溝通講師。
而這些年來我在全國各國中小校園的防災演講，總數應該有一百多場了，其中大概有一半的場次是以地震災害防救為主題，讓我有充分的機會透過和在場學員的互動，了解在國中小裡面老師們對於地震的基本認識和對防災的態度。而從上述經驗，我進一步整理了自己過去的防災教育策略，並以此文分享對防災教育的看法。
很少人答對的問題：「台灣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是哪一場地震？」
一直以來，我在各級學校對教師進行地震災害防救的相關研習，都會問學員幾個問題，例如：「台灣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是哪一場地震？發生在哪一年？有多少人死亡？」、「台灣有多少活動斷層？」、「距離本校最近的活動斷層是哪一條？」、「本校所在縣市或區域過去曾經發生造成重大災害的地震是哪一場地震？發生在哪一年？災情有多嚴重？」、「九二一地震有多少人死亡？」等問題，幾乎都沒有在場的學員答對過。
對於「台灣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是哪一場地震？」我聽過的答案大多數是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也有人提到過1903年的梅山地震、1964年的白河地震，但其實答案是1935年的「關刀山地震」，在這三、四年以來現場只有一位學員正確回答。
甚至於在新竹縣獅潭鄉、台中市后里區、台中市神岡區這些 1935 年新竹─台中地震重災區的學校，更是沒有任何一位老師知道這重要的地震。而我自己也是在今年初造訪獅潭國小時，校長告知有來自日本的師生到公墓亂草中找到紀念碑，拓下上面的文字，並帶領著我去看這個慰靈碑才知道。至於在后里、神岡的紀念碑則是其他場合偶然才得知的。
回顧我自己的教育過程，即使自認為是一個土木工程的專業人士，但在九二一地震之前的我，即使已經在大學任教，我也像是前述的演講對象一樣，對於台灣的地震災害歷史一無所知。前述的問題，我一個也回答不出來。
對我來說，這些年在演講現場的互動所累積的經驗，讓我對照到這些年在推動校園防災和縣市政府與鄉鎮市區公所防災工作面臨的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在風險溝通上的困難，而呈現出來的就是學校師長與家長和各級政府災害防救相關業務人員對災害風險認知極度偏低。
多年前，當我剛開始接觸校園防災推動的相關工作和基層地方政府防災工作的時候，我有極強烈的感受，就是學校教職員和基層公務員都不重視防災。我可以想出很多形容詞來描述他們，例如：「沒有風險意識、不懂災害的可怕、不重視學生或民眾的安全、不願意負起應負的責任……..」甚至於更難聽的描述，像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而我認識的許多人還繼續在用這樣的話語來形容他們所接觸過的學校教職員和基層政府公務人員。
不是不重視，而是沒人教我們正視
可是最近以來，當我和一些伙伴們深入校園去演講，到各級政府去講習，不斷地經過訪視、訪談和他們接觸，並且聽其言、觀其行之後，讓我對很多自己過去的印象改觀。實際上，有許多人已經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為防災工作付出了許多。上至縣市首長、局處長，一直到鄉鎮市區長，下至公所災防辦約聘僱的職員，或是學校的校長、主任、組長一直到代課老師。
那麼問題在哪？我可以明確地說，過去我們和基層的教職員和公務員的「溝通方法」不對，「溝通內容」也不對。當彼此間沒有很快地有效建立起基本的共同價值來延續之後的溝通（包括態度、知識、技能的傳達或訓練），那麼無論是研習、演講、座談、訪視，不僅都將是無效的，甚至於有可能造成負面的效果。
問題也不在態度是嚴肅還是輕鬆，我們可以詼諧、也可以不苟言笑，這些需因地、因人制宜，交互運用。關鍵在於需秉持一個信念：所有在場的人，都可能因為這一場演講或訪視而改變態度；進而影響更多人，更願意投入防救災的工作，透過有效的減災、整備、應變、復原，讓很多人可以保護生命財產的安全或者快速恢復安和樂利的生活。
沒有哪個人是我們無法改變或影響的，只有我們努力不夠、方法不對。要改變別人之前，我們要先改變自己。當我們要他人「易位思考」之前，我們自己必須先「易位思考」。就像是看到某些自詡為防災專家的人且曾經為高權重的人，不斷指責社會不重視防救災，開始批判起社會大眾和政府體系時，我也只能說他們看不到自己的盲點。當我們掌握話語權時，如果不能以足夠的、充分的科學證據和災害歷史數據來佐證自己的態度和理論與指導，光是拼湊堆砌出看似宏觀的空中樓閣，終究無法從根本打動人心，甚至於指出他們可以立即著手從自己可以做起的行動；其結果必然是落入怨天尤人的惡性循環。
帶入情境思考的防災教育走入災害情境
反省個人過去經驗，我發現，要進行防救災工作的教育訓練，首先必須進行風險溝通，強化風險覺察和提升風險認知。因此，當我在各級政府單位和學校的防災研習中，不再是以講授「災害防救法令與體系」、「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檢討與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校園災害管理」等為主要內容，而是以台灣的歷史災害和災害情勢切入，包括：九二一地震、新竹─台中地震以及其他的歷史地震，或者是莫拉克風災、納莉風災、八七水災或其他歷次颱風對於當地造成的災情，或是再加上以日本在東日本大震災、阪神淡路大震災的災情和處置來作為演講主題時，我發現以歷史災害來讓聽眾進入災害情境，進行風險溝通，然後再談災害防救工作，則是相對較能達到效果的。
因此，我的做法會是在這些演講中採用了許多鄭世楠教授整理的歷史地震資料，並引用馬國鳳教授團隊做的台灣未來地震危害度的預估。穿插了九二一地震、0206美濃地震的災害照片；設法從地震歷史、帶到地震工程、地震科學，再帶入地震災害管理、防救災作為，是較容易讓聽眾了解地震災害全貌和防救災工作的內涵與重要性的。不過這樣的內容往往需要兩、三個小時以上，才能夠稍具完整性。
鑑古知今是防災教育的良好素材
就個人經驗來說，地震災害的教育需要先針對學校的師長著手。拋開在基礎教育中已經有的科學內容，用大量的歷史資料，甚至於納入包括日治時期「昭和十年台湾大震災記念画報」的照片，以及「昭和十年新竹州震災誌」、「昭和十年台中州震災誌」的數據等，以及鄭世楠、葉永田教授等分析與彙整的相關資料，才可以讓現場的聽眾進入當時地震的情境，並了解台灣地震的頻率與規模和不確定性超乎他們的想像。
回過頭來思考，這些老師們和防救災業務人員們，一樣都是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下完成國民教育，但是他們對於台灣的災害歷史卻幾乎一無所知。對於災害風險的認知僅及於個人或家人經歷的，因為缺乏災害歷史知識，所以媒體上報導的國外災害也並不會讓他們產生內在連結。所以，我個人認為：
要提升台灣民眾的防災素養，最重要的不只是各種防救災的避難疏散程序，還有地震災害的歷史。
非常感謝馬國鳳教授邀約撰稿，讓我有機會整理一下個人在近年進行演講的經驗。希望這些淺薄的經驗能夠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更多真正的地震科學與工程專家，以及在社會科學方面研究災害的學者專家，能夠一起蒐集並精鍊出更好的資料作為國民教育的教材；同時也能夠一起來參與學校師資培育或研習的課程，也參與對政府官員或一般民眾的演講。希望透過更多人的努力，更能夠深化全國民眾的台灣災害風險意涵，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資源在個人或社會的災害風險降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工作上。
- 本文轉載自《震識：那些你想知道的震事》，原文標題為〈有關「地震」，學校該教什麼？從校園地震防災演講經驗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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