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賣交易下犀牛的哀歌－－《半個地球》

古代人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容易回答。人類抵達澳洲的年代早於 5 萬年，在此之後，澳洲有一批大型動物滅團，但是與人類的關係多少，專家們各有主張。有時候，甚至連人類是否接觸過某種動物都無法肯定。

一項 2022 年發表的研究，證實一款滅絕的史前大鳥確實與人類發生關係，而且材料相當特別：蛋殼中的古代蛋白質。^{[參考資料 1, 2, 3]}

澳洲 5 萬年前鳥蛋殼，是塚雉還是巨鳥？

用於分析的材料是澳洲南部出土的一批蛋殼，有被煮食的痕跡；它們距今大概 5 萬年左右，可以推測是古代人的食物。蛋殼來自哪種鳥呢？

活跳跳的鳥類可以根據外貌識別，去世後只剩骨頭的鳥類，也能靠著型態差異分辨。而鳥類產下的蛋，不同鳥蛋的外觀有別，厚度等特徵也有所不同，有時候光是憑藉蛋殼，便能判斷物種。

有專家主張這批古代人吃剩的蛋殼來自牛頓巨鳥（Genyornis newtoni），這是一款不會飛的大鳥，身高超過 2 公尺，體重 220 到 240 公斤，一顆蛋有 1.5 公斤重。

牛頓巨鳥在人類抵達澳洲後就消失了，但是沒什麼人類獵捕的骨頭證據。倘若蛋殼真的產自巨鳥，可以推論這款鳥類的消失與人有關。然而，也有專家認為這批蛋殼來自塚雉（megapode）。塚雉體型比牛頓巨鳥小很多，只有 5 到 7 公斤重。

由史前蛋殼中的蛋白質，判斷未知鳥類的演化位置

5 萬年前成為人類大餐的鳥蛋，究竟何許鳥也？這項研究搜集多種鳥類的蛋殼型態作比較，也寄希望於遺傳學。蛋殼的成分主要由碳酸鈣等礦物質構成，不過其中也有少量 DNA、蛋白質；可惜出土蛋殼中無法取得足夠的古代 DNA。

生物去世後，遺傳物質開始崩解，蛋白質的結構比 DNA 更穩固，生還機率更高。好消息是，蛋殼中仍保有一些蛋白質片段，而且足以判斷親戚關係。

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取決於 DNA 編碼，只要知道基因的 DNA 序列，便能得知蛋白質的序列。定序 DNA 比蛋白質容易太多，絕大部分時候假如不知道 DNA 序列，便不會知道蛋白質。

但是聰明的讀者馬上會想到，我們知道牛頓巨鳥的基因組嗎？假如不知道，即使獲得蛋殼中的蛋白質片段，又該如何比對呢？

儘管缺乏牛頓巨鳥的基因組，好消息是，隨著基因體學發達，已經有大量鳥類物種的定序資訊，像是 Bird 10000 Genomes（B10K）計畫。所以可以根據各種鳥類的蛋白質序列差異，畫出演化樹，再將蛋殼中取得的蛋白質置於其中一起比較，便能判斷未知鳥類的分類位置。

大鳥家族史：牛頓巨鳥、鴕鳥、恐鳥為各自獨立巨大化

依照可供分析的氨基酸變異，蛋殼鳥被歸類到雞雁小綱（Galloanseres）中很早分家的演化位置；而塚雉屬於雞形目（Galliformes，旗下有雞、火雞、珠雞、孔雀等一大堆鳥類），分家的時間要更晚得多。

藉由蛋殼殘存的遺傳訊息，無法判斷它是誰的最近親，不過肯定絕對不會是塚雉及其近親。因此論文判斷，蛋殼應該為牛頓巨鳥的蛋蛋。

倘若真的是牛頓巨鳥，或者說是 Genyornis 屬旗下的鳥類，這項分析也有助於釐清它的分類位置。說起不會飛的大鳥，大家都會想到鴕鳥、澳洲的鴯鶓（emu），還有紐西蘭已經滅團的恐鳥（moa）；它們全部都屬於古顎類（Palaeognathae），和牛頓巨鳥所屬的雞雁小綱是平行關系。

澳洲的牛頓巨鳥及其近親們，目前被歸類為 Dromornithidae，屬於雞雁小綱旗下已經滅團的一支。所以大鳥與大鳥之間其實不是太近的親戚，是各自獨立巨大化的。

竊蛋人對巨鳥滅團有責任

不少恐龍愛好者聽過，當年出土竊蛋龍與恐龍蛋化石時，還以為它們是盜獵其他恐龍的蛋，所以取名為竊蛋龍。後來才發現是誤會，它們懷抱的其實自己的蛋，可惜汙名已定，無法改名。人類盜獵大鳥的蛋無庸置疑，同理可稱之為「竊蛋人」。

鳥類靠生蛋繁衍後代，對其他動物而言卻是營養豐富的食物，人類只要有機會當然也不會放過。史前人類除了吃鳥蛋，也會將蛋殼加工製成工具與裝飾品；鴕鳥蛋殼的大量利用，甚至還能用來探討長達數萬年的非洲文化演化。

這回新研究以新奇的分析手法證實，5 萬年前的澳洲人會採集牛頓巨鳥的巨蛋來吃。由此推測，這款澳洲大鳥的滅絕，竊蛋人多半脫不了關係。

最後值得一提，由古早樣本取得非特定古代蛋白質（例如膠原蛋白、AMELY 以外的其他蛋白質）的分析辦法，繼古代 DNA 之後也成為古生物學、古人類學的新利器。澳洲的巨鳥蛋殼以外，雲南的步氏巨猿、西班牙的前人、青藏高原東側，甘肅的夏河丹尼索瓦人等材料，其中殘存的蛋白質片段都帶來寶貴的演化線索。

延伸閱讀

• 短篇 澳洲最早遺址，距今 6.5 萬年  
• 短篇 人類在 4.9 萬年前，已經深入乾燥的澳洲內陸
• 短篇  澳洲動物 4 萬多年前滅絕，與人息息相關
• 短篇 南非 10.5 萬年前，住在內陸的進步人士
• 短篇 人類最早量產裝飾品，鴕鳥蛋殼珠的社交
• 絕美保存的「竊蛋龍胚胎」化石問世：孵化姿勢與現代鳥類如出一轍！
• 16 萬年前青藏高原，丹尼索瓦洞穴以外的丹尼索瓦人
• 190 萬年前，華南的步氏巨猿蛋白質
• 80 萬年前「前人」蛋白質，不是智人直系祖先，但是很接近

參考資料

1. Demarchi, B., Stiller, J., Grealy, A., Mackie, M., Deng, Y., Gilbert, T., … & Miller, G. (2022). Ancient proteins resolve controversy over the identity of Genyornis eggshel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e2109326119.
2. The first Australians ate giant eggs of huge flightless birds, ancient proteins confirm
3. Egg-eating humans helped drive Australia’s ‘thunder bird’ to extinction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 作者：翁國精／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副教授

小時候，我對野生動物最深刻的印象是來自高雄縣旗山、六龜、甲仙一帶林立的山產店。像是倒掛在鳥籠裡的狐蝠、瑟縮在狗籠裡的白鼻心、炒得香噴噴的山羌肉，還有跟橡皮筋一樣久嚼不爛的飛鼠肉（是的，我嚼過橡皮筋），都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這時期的台灣森林，是一個由消費市場驅動，獵人扮演頂級掠食者的生態系，同時，開墾和伐木，也夾擊著野生動物的生存。後來，在民國 78 年野生動物保育法頒布後，這種色香味俱全的野生動物體驗，逐漸走入歷史。而沒有了野生動物的消費市場，原住民也不再依賴狩獵作為經濟來源，再加上國家公園、保護留區相繼設立，野生動物開始獲得了休養生息的契機。

野生動物們過得好嗎？透過自動相機一探究竟

所以，這些年來野生動物們過得好嗎？問題的答案從來就是個謎。
即便在國家公園裡面也只有零星、短期的動物相調查。

到底台灣的野生動物資源如何變化？保育工作是否有成效？就連生態學者也難以一窺全貌。2013 年，鼬獾狂犬病爆發，我們終於意識到，自己對於野生動物資源缺乏掌握。

原先，我們以為 1961 年後，台灣就已經沒有動物的狂犬病案例，那麼，2013 年的爆發，到底是新的境外移入疫情？還是代表其實這 50 年來，狂犬病在台灣從來沒有消失過？

​​​​​​雖然現在基因定序的技術非常成熟，但是我們沒有 50 年前的病毒基因可供比對，於是鼬獾的族群變化就成了最關鍵的答案。如果台灣的狂犬病從來沒有消失，則鼬獾應該已經適應與病毒共存，成為保毒宿主，族群不會有劇烈的變動；但如果這波爆發是新傳入的疫情，則鼬獾的族群勢必受到衝擊，會有非常明顯的減少。

可惜的是，台灣從來沒有針對任何野生動物做長期的監測，所以林務局與防檢局在狂犬病爆發後開始合作，在苗栗、南投、台東等三個狂犬病最早出現的縣市以自動相機監測鼬獾。之後由林務局逐步擴大規模至全台及蘭嶼、綠島，在林班地架設自動相機監測樣點，拍攝中大型的哺乳動物。

目前為止，台灣以及蘭嶼綠島共有將近 300 個自動相機的監測樣點持續運作中，且監測樣點的數量，也仍在持續增加中。

重新開始監測野生動物！

自動相機是目前野生動物監測方法中效率最高，且最廣泛被使用的調查工具（圖1），操作方法可以標準化、自動化且全年無休。這些相機由巡山員負責操作及回收資料，各林管處承辦人員辨識照片，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以及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負責訓練人員及確認資料正確性，之後進行分析及撰寫報告（參考資料1），而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則負責開發軟體、並建立「臺灣自動相機資訊系統」（圖2），提供照片資料倉儲、搜尋、統計分析等功能。

為了反應動物族群量的變化趨勢，所有照片資料都被轉換成「單位時間拍到的有效照片數」，概念上相當於「單位努力捕獲量」，國際上慣稱為相對豐度指標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國內則慣稱為 OI 值(occurrence index)。

這個指標受到動物族群量和動物活動頻度的影響，兩個因子的變化都會改變指標，所以並無法直接用指標值換算出動物的實際族群量；也因為如此，我們通常將指標值稱為族群豐度或相對豐度，而不是實際族群量或族群密度。

但是根據許多研究，這個指標和實際的族群量呈高度的正相關，也就是動物數量增加的時候，指標也會上升，動物減少的時候指標，會隨之下降，因此很適合用於反應動物族群量的變化趨勢。目前的哺乳動物長期監測網，有將近 300 台相機持續運作當中，跨單位的合作，讓陸域中大型哺乳動物的監測邁向長期化、系統化、標準化、公開化的里程碑。

雖然過去我們曾錯過了數十年，但經過了這些年的監測，我們發現哺乳動物們除了石虎還需要我們再加把勁之外，其他物種其實都過得還不錯，而且無論是不是保育類都是如此（圖3）。山羌、山羊、水鹿豐度不斷上升，狩獵壓力不曾稍減的野豬趨勢持平，鼬獾似乎已經從狂犬病的侵襲中回穩，穿山甲也有穩健的表現。

台灣森林的樣貌正在演替

這樣看來，台灣的森林似乎再度欣欣向榮了？可惜，其實未必。

因為頂級掠食者的減少，目前草食獸正逐漸接手，主宰森林的演替方向。擁有登山經驗的朋友或許會發現，某些中高海拔森林中的芒草牆消失了，森林底層的植被比過去更稀疏甚至消失（圖4，圖5），從前需要砍草鑽行的苦日子不再，造林用的苗木，也因為被草食獸取食而導致造林失敗。

以水鹿為例，許多地區開始出現水鹿啃食樹皮的現象（圖6），像是知本森林遊樂區、塔塔加遊憩區（圖7）、南橫天池及沿線的登山步道等（圖8），連遊客都向國家公園表達關切。水鹿啃樹皮的時候還會挑選樹種，而且偏好啃食小樹。這種選擇性的啃食，正慢慢改變台灣的森林樹種組成，甚至是演替的方向，當然也陸續影響了共同生活在森林中，依賴這些植物的小型哺乳動物、鳥類和昆蟲等。

台灣的森林，正從鐘擺的一端——頂級掠食者主宰的世界，擺向另一端——草食獸決定的樣貌。

事實上，野生動物數量的改變不僅僅影響森林的樣貌，更回過頭來衝擊著人類的文化和對於保育的思考。因為野生動物的增加，獵人不再需要翻山越嶺追尋獵物的蹤影，狩獵範圍逐漸退縮到部落附近，甚至能夠當天來回。狩獵的技能、山林智慧的傳承，以及傳統領域的維護，都因此而面臨危機。

雖然狩獵活動未曾消失，但早已對野生動物不構成威脅，如同墾丁的梅花鹿，因為成功的復育而導致高位珊瑚礁森林及農作物受到危害，迫使墾丁國家公園必須逐步「回收」野放成功的鹿隻。未來，會不會有一天，水鹿將會從人們心目中的「森林吉祥物」，轉變為森林和農作物的害獸？

小結

過去，獵人們會注意動物的數量，而調整自己的狩獵頻度和地點，多的時候多打，少的時候就少打、或者換地方打，讓動物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換句話說，獵人其實就是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者，而狩獵文化，則是一種永續的資源利用模式。

而從野生動物經營管理的角度來看，野生動物是一種可再生資源，人類可對野生動物做合理的利用，並確保其永續生存。為了維護生物多樣性，物種間不平衡的現象可以由人類適度介入處理。

所以，從現狀來看，我們曾經勾勒的保育的美好願景，是不是遺漏了我們自己？

人類和野生動物都是生態系的一份子，彼此以有形無形的方式聯繫著​​。目前草食動物族群量上升主要是因為原有的捕食者幾乎消失，但捕食者消失，卻不是一個正常的生態系應有的現象。

草食動物對森林環境的衝擊，會影響到共域的其他物種，例如森林底層的昆蟲、鳥類、其他哺乳動物等，以及森林的發育和演替。如果任其發展，除了森林裡的動植物受衝擊，也會因為跟人類的接觸而引發疾病、交通安全、農損等問題，最後草食動物的族群，也會因為超出環境承載量而快速崩毀。

當我們忘了把自己加入願景的規劃中，就會讓好不容易回歸自然的梅花鹿轉眼變成害獸被回收，或者如獼猴面臨我們的危害防治手段；而當我們只考慮自己的時候，就會造成像流浪犬貓、被放生的外來種等等對環境和動物帶來的危害。​​​​食物鏈中雖然有掠食者和獵物之分，但沒有永遠的強弱和輸贏，兩者永遠互相依存。

• 本文與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合作，內文經泛科學改寫。
• 本文轉載整合自台灣科技媒體中心《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二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 新聞稿》
• 前兩篇資料更新至 2022 年 3 月 1 日，完整文章請見上方連結

氣候變遷衝擊面向更廣，台灣準備好了嗎？

正當全球關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事發展時，昨（2/28）日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最新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二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AR6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再次呼籲各界積極應對氣候變遷衝擊，並立即展開應對政策與調適行動。

該重量級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遷現象，已在世界各地造成極大負面衝擊與不可逆的環境危機，危及大量的陸地與海洋物種生存，目前已有多達 33~36 億人口生存在易受氣候變遷衝擊的脆弱環境中，且氣候變遷影響不僅止於生態物種，更危及人類社會的糧食、水資源、都市及健康問題。

台灣多位專家隨之呼籲，許多過去未被注意到的風險，如心理健康、土木工程都可能遭受衝擊，台灣應重新盤點、反思各領域可能的衝擊與調適策略，以因應不斷變動的氣候變遷衝擊。近年當紅的「自然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也首次被納入 IPCC 科學報告，值得相關當局關注。

為協助台灣社會掌握最新氣候發展脈動，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偕同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於報告發表隔日公開本次報告完整的決策者摘要（SPM）中文翻譯，以及台灣專家回應觀點，協助相關單位制訂更適切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第六次報告強調的重點為何？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舉辦記者會，邀請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童慶斌、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李明旭、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副教授石婉瑜解析這份重量級報告。這份報告是整個第六次評估報告（AR6）中的第二份，關注氣候變遷造成的衝擊、風險與人類的調適發展。

IPCC 再次呼籲，應對日益增加的氣候變遷風險應即時行動。相較於第五次評估報告，本次更強調，只要升溫超過攝氏 1.5 度，對生態或是人類系統的風險將大幅升高；而且升溫越多，人類將越無法調適。

童慶斌回應報告提到的風險，指出我們應該找出具有一致性與標準性的國家評估方法、建立可靠的科學證據；並根據 AR6 氣候情境，來評估台灣未來氣候變遷下的危害地圖，才能依此做出好的調適。同時標準化的評估方法，有助於不同層級、部門一起協力，建立夥伴關係，應對個別部門很難單一處理的跨領域風險。進一步形成跨部會、跨層級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並考量永續發展目標。

童慶斌也提醒「衝擊與調適」在不同部門之間可能互斥，也可能互利。例如農業部門、民生部門、工業部門都會同時面對缺水問題，目前遇到這個問題，台灣是將農業用水調給民生工業部門，但這會與糧食安全互斥。另一面向，當我們面對淹水的問題，處理好淹水也會同時減少病媒蚊滋生的環境，與公共衛生領域共利。

李明旭則指出，這次報告與第五次評估報告的最大差異，是強調全球暖化超過攝氏 1.5 度將產生的額外嚴酷風險。報告特別提醒調適與減緩之間，需要更好的權衡，並避免導致「不適當的調適」，而不適當的調適可能在解決一個氣候風險問題之後，產生新的衝擊問題，甚至進入高脆弱度、暴露與風險的困境。

６個氣候變遷即將帶來的衝擊

1. 從氣候變遷觀察到的衝擊：

人為引起的氣候變遷，包括更頻繁、劇烈的極端天氣事件，對自然和人類造成廣泛的負面影響，且其造成的衝擊，可能超過人類與自然可調適的範圍。

a.     生態方面

全球評估大約一半的物種已經向極地或更高海拔的地區移動。極端高溫造成數以百計的物種損失，以及陸地及海洋大規模生物死亡的事件。有些生態損失是不可逆的，例如已滅絕的物種；有些衝擊接近不可逆的狀態，例如冰河退縮導致的水文變化。

b.    人類社會

(a)  糧食與水的安全首當其衝。中低緯度地區受到較大的負面衝擊，致使數百萬人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水產養殖與漁業也受到負面影響。

(b)  人類身體與心理健康的不利影響。例如：極端高溫導致人類死亡、提升發病率；擴大病媒蚊傳播範圍；極端天氣事件造成心理創傷等。

(c)   在城市中，主要的衝擊集中在經濟與社會弱勢的居民。此外關鍵基礎設施，如交通、水、能源系統，也正在受到極端天氣事件的影響。

2. 生態系統與人類的脆弱度和暴露：

a.     生態

全球僅不到 15% 的土地、21% 的淡水、8% 的海洋屬於保護區，且多數保護區缺乏降低氣候變遷影響的管理制度。預計世界上大部分的森林、珊瑚礁和低窪沿海地區，會受氣候影響而退化或損失。

b.    人類社會

大約 33-36 億人生活在極易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環境中。西非、中非、東非、南亞、中南美洲、小島嶼國家、北極地區是人類高度脆弱的熱點。

3. 近期（2021-2040）風險：

在近期全球升溫就可能達攝氏 1.5 度，將會造成多種氣候災害增加。在近期自然和人類系統的氣候風險，取決於脆弱度與暴露程度，而非排放情境。與暖化加劇的情境相比，將升溫限制在1.5度可以大幅減少自然和人類的損失，但不能完全消除。

4. 中長期（2041-2100）風險：

2040 年後，氣候變遷的風險與全球暖化的程度高度相關。

a.     生態

估計在全球升溫攝氏 1.5-2 度間，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特有物種的滅絕風險至少翻倍；如果升溫幅度為攝氏 1.5-3 度，則至少增加 10 倍。

b.    人類社會

在中長期所有評估中，暖化程度越高，可使用的水資源風險及水有關的危害程度越大；糧食生產和取得的壓力增加；熱浪的暴露人口持續增加；城市、關鍵基礎設施的風險增加，預計如果全球平均海平面相較於 2020 年上升 0.15 公尺，遭受百年一遇洪災的人口會增加 20%。

5. 氣候變遷的衝擊與風險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管理。

多種氣候災害同時發生，且氣候與非氣候的風險交互作用，將導致新的衝擊與風險。

6. 暫時超出攝氏 1.5 度的風險：

目前的推估模型對於這個路徑的評估有限。但暫時超過攝氏 1.5 度仍會造成部分低恢復力的生態系統，如極地、山區、沿海生態系不可逆的影響。

我們該如何提高氣候韌性？

報告中，針對氣候韌性提出四大重點：

1. 各個國家地區基於資源、脆弱度、文化價值的差異，選擇不同的排放情境，導致實現氣候韌性發展的機會之窗正在迅速縮小。
2. 當政府、民間社會和私部門做出以減少風險、公平和正義為優先的發展選擇，且決策過程與資金都有跨部門的合作，最可能實現氣候韌性發展。
3. 鑑於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的威脅，保護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是發展氣候韌性的基礎。
4. 毫無疑問，氣候變遷已經擾亂自然與人類系統。未來十年採取的社會選擇與行動，決定了在中長期路徑上氣候韌性的高低。重要的是，如果當前不迅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特別當升溫超過攝氏1.5度，氣候韌性發展的前景，將會越來越有限。

李明旭認為，這份報告不斷提到「包容式的治理過程」，強調資訊公開、決策透明。同時需建立夥伴關係、減少調適的軟性限制，透過政策工具與組織制度，建立促進調適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這次的報告強調「未來十年，人類的行動將會決定未來我們要面對多少風險」，且與 2030 永續發展的目標緊密扣連。

石婉瑜提到與過去相比，AR6 採用新的框架評估與討論氣候風險。從人類社會、自然生態與氣候，三個系統的依存關係與交互作用，尋求達成氣候韌性的方法。石婉瑜指出，傳統的系統經常造成「不永續」與「氣候變遷」，因此這份報告強調人類與生態系統的永續、公正轉型，以及各種系統的創新轉變。

石婉瑜強調都市化是全球的趨勢，全球大部分的人口居住在都市中，而越來越多的城市暴露在高氣候風險之下，因此「城市」的氣候科學與調適已經是 IPCC 的關注焦點。石婉瑜認為報告中所指不當調適、災害風險不均、氣候正義問題，值得決策者重視，且須納入各類知識與族群參與規劃。此外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自然解方」，首次被納入 IPCC 報告的城市調適策略，未來台灣規劃調適策略與氣候韌性路徑時，也應列為核心考量。

延伸閱讀

• 更多專家的完整意見，請參考〈「IPCC AR6第二工作組報告」專家意見〉
• 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第二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決策者摘要全文翻譯請參考雲端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