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場上的腦科學：直球？變化球？──WBC經典賽系列文(2)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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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發暄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腦磁圖（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是一種以非侵入方式量測腦部神經電信號的一種神經造影工具。他與常見的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相同，信號的主要來源以一群神經細胞（主要以位於皮質的錐狀細胞為主）在時間與空間上進行同步活動為主。與腦電圖不同的地方在於， 腦磁圖量測的是非常微弱的磁場信號（約比地球磁場小上千萬倍），因此技術上相當困難。

最早的腦磁圖實驗於 1970 年左右由 David Cohen 在屏蔽良好的磁屏蔽屋內首次完成（Cohen 1968, Cohen 1972）。幾十年來在磁屏蔽屋以及磁場感測器的技術發展下，由於具有毫秒等級的時間解析度，以及比腦電圖優良的空間敏感度選擇性和解析度，腦磁圖已經成功且廣泛地應用在臨床癲癇診斷以及神經科學研究上。

舊型超導量子干涉元件龐大的腦磁測量頭盔

為達到足夠的敏感度來偵測微弱的腦磁信號，現有的腦磁系統多以使用超導量子干涉元件（superconductive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使用 SQUID 的限制在於：元件必須要在超低溫的環境下進行。

而整個系統因為冷卻需要，必須安裝在固定的頭盔上，且 SQUID 元件因冷卻系統的要求無法緊密貼合頭部。由於神經活動的磁場信號會隨距離而快速的消退，無法緊密貼合頭部的腦磁偵測器必然要損失一些敏感度。同樣的，目前的腦磁系統在量測腦磁信號上無法因不同人的頭型（例如：小孩實驗需使用大人的頭盔）而達到好的結果。

使用OPM 邊打乒乓邊測量腦磁

最近由英國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與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團隊針對這項限制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Boto, Holmes et al. 2018）。他們揚棄以往 SQUID 元件，改用光泵浦磁場計（optically pumped magnetometer, OPM）作為量測神經磁場信號的元件。OPM 藉由量測被微弱磁場調變的光信號達到量測磁場的目的。

由於 OPM 不需要在超低溫的環境下便有高敏感度，因此可以將偵測器安裝於輕便的頭盔上，而不像以往 SQUID 系統需要考量冷卻系統，而達成「可穿戴」的特性。進一步因為 OPM 可以盡可能地靠近頭皮，距離產生神經磁場的信號來源更為接近，因此在量測腦磁信號上也可提升其敏感度。

在這項論文中，英國學者成功地展示了在進行手部運動時，運動皮質區所特有的 beta 頻段（約20赫茲）的神經震盪反彈（rebound）活動。此種神經活動特性在新的腦磁系統中，不論受試者在靜止，甚至在不斷點頭的活動下，都可以穩定的測得。

研究團隊甚至展示出當受試者在手執乒乓球拍擊球時所產生的 beta 頻段的神經震盪反彈活動。可以想像在這樣的運動中，受試者的頭部與手都有不可預期的快速移動。這在傳統使用 SQUID 的腦磁系統上是無法量測的。

這套系統的特性除了以 OPM 取代 SQUID 之外，他們也自行發展出一套磁場補償系統，使磁場的分佈更均勻。事實上，也正因為這套補償系統，才能使 OPM 首次成功展現腦磁量測的功能。

目前報告中的腦磁系統雖然只包含體感覺皮質部分，但可預期的是，它將近一部延伸為涵蓋全腦的系統。這種架構對於進行小孩神經發展的研究與臨床應用將有巨大的好處：這些受試者不需再受限於系統使用大小不合的頭盔進行量測。

而在受試者自由地進行活動下，依然有高品質的腦磁信號量測的特性，對於想了解腦部活動在自然的環境下是如何工作的研究與臨床人員來說，也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 source：Science Magazine

台灣本身的腦磁臨床應用與科學研究已有十數年。台北榮總的癲癇團隊與整合腦功能實驗室以及中研院的語言研究在腦磁研究上都有很好的成果。目前腦磁研究仍受到須在磁屏蔽室內進行實驗的限制。所以即使在最新的研究中，乒乓球的遊戲也不是日常常見兩人對打的狀況（因為一般的磁屏蔽室太小間了！）。是不是能有近一步突破，將腦磁量測走出室外，達到真正在自然的狀態下以穿戴式系統來研究腦功能，應該是許多神經科學家的夢想。

參考資料

• Boto, E., N. Holmes, J. Leggett, G. Roberts, V. Shah, S. S. Meyer, L. D. Munoz, K. J. Mullinger, T. M. Tierney, S. Bestmann, G. R. Barnes, R. Bowtell and M. J. Brookes （2018）. “Movin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towards real-world applications with a wearable system.” Nature.
• Cohen, D. （1968）. “Magnetoencephalography: evidence of magnetic fields produced by alpha-rhythm currents.” Science 161（3843）: 784-786.
• Cohen, D. （1972）. “Magnetoencephalography: detection of the brain’s electrical activity with a superconducting magnetometer.” Science 175（4022）: 664-666.

棒球場上的打擊，是一件很困難的任務。我曾有一個體育老師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棒球打者：「在世界上有哪一個職業，失敗率高達七成，卻可以領高薪呢？」當然啦，在中華職棒這個常常出現15:15這種網球般比數的奇妙聯盟，或許好的打擊者打擊率必須要來到3成5才行，但即使如此，一個好的中華職棒打者的失敗率依然高達6成5。

一個打者，要能夠把球打得好，除了打擊本身的技巧之外，選球也是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選球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選擇你想攻擊的球路，例如教練常常會要打者「挑直球打」，另一個則是判斷球會不會進入好球帶。

而過去關於棒球打擊的研究，也剛好在「判斷球種」和「判斷好壞球」上有所著墨，本文就要先來介紹「當一個打者在判斷球種時，他的大腦會出現哪些變化呢？」

直球？變化球？

根據我所讀到的論文，實驗者通常會挑選「直球V.S.曲球」或是「直球V.S.曲球V.S.滑球」來做為刺激的材料，而滑球和曲球也是棒球場上最常見的兩種球路。

先來看看在分辨這三種球路的時候，打者所需耗費的時間吧。要分辨一顆球是什麼球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這顆球移動的速度，以及變化的角度。

很直覺的，要分辨一顆球是直球、曲球或滑球，最容易被分辨出來的應該是直球，Sherwin等人在2012年所發表的一篇論文就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策劃了一系列的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研究，從六名受試者（五男一女，均沒有參與過職業棒球或大學棒球的訓練）腦神經的訊號可以發現，快速球比其他兩種球路更快被區分出來。

除此之外，由於這三種球路的軌跡及速度都有所差異，被辨識出來的時間點也有所不同，因此受試者在區辨這三種球路時的大腦反應模式可以說是截然不同[1]，不過更細節的部分，由於太過複雜，因此就不在本篇文章細談了，有興趣的人可以找出原論文來讀看看。

判斷球種與揮擊時的大腦變化

然而，當一個打者分辨出一種球路是直球、曲球或滑球之後，他們接下來會怎麼做呢？當然就是攻擊它啦！這一個研究團隊後續又做了另一份研究[2]，他們以三名美國大學棒球聯賽第一級（NCAA Division I）的大學棒球隊球員做為受試者，讓他們觀看468個模擬球路（快速球、曲球、控制組，其中控制組是電腦隨機模擬出來的球路，該球路不符合牛頓物理定律的球路軌跡），這個研究分成兩個部分，其中一個是腦電圖的研究，另一個則是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的研究。

腦電圖和功能性磁振照影最大的差別就是，腦電圖可以測量到每一毫秒的大腦電波變化，但是沒辦法精確地掌握這些腦電波的變化是來自於哪一個腦區；而功能性磁振照影雖然只能每兩秒鐘掃描一次，但是卻可以測量到很精細的大腦變化。因此，結合這兩種研究，便能夠精確地掌握到，打者在選擇攻擊的球種時，在不同時間上，大腦反應的區域有何不同。

其中腦電圖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棒球從投手的手中出手後500ms左右時，打者的大腦反應會來到高峰，這可能反應出打者出手的時機點（以投手板到本壘板的距離18.44公尺而言，該實驗的模擬球路中的速球球速為83mph，換算成我國常用的km/hr後，則是133kph左右，而一顆時速133公里的球，從投出到進入本壘板，所需時間大約是496ms，因此在出手後500ms前後所出現的大腦反應高峰，可能正代表著打者出手的時間點）。

而第二次的大腦反應高峰則是在球出手後900ms時，這可能代表著打者針對剛剛所做的判斷進行反思，因而產生了第二個大腦反應的極大期。

那麼，這兩個大腦反應的極大期，大腦到底在做些什麼呢？這個團隊又用了功能性磁振造影來對大腦在判斷球路時的腦區變化做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受試者看到的是直球、曲球或是滑球，大腦中對應到的反應區域大多都分布在後半部，而這些區域和視覺處理與動作處理有關，其中包含了參與複雜影像視覺編碼的舌回（lingual gyrus）[3]、辨識物體的側枕葉皮質（lateral occipital cortex，LOC）[4]、解釋視覺圖像的布羅德曼分區（Brodmann）第18腦區[5]、負責注意力和多功能整合的布羅德曼分區第19腦區[6]，以及有助於覺察運動中物體的顳葉中區（middle temporal，MT，又稱視覺皮質第五區，V5）[7]。

而前面提到的第二個神經訊號大量反應的時期，也就是球出手後900ms的反應極大期，在fMRI的研究中則發現，這和上額葉(superior frontal)、副扣帶迴(paracingulate gyri)的反應有關，這些腦區會在受試者正確辨識出球路之後活化，它們負責的功能則是正向顯著事件(positive salient events)[8]和內省(introspection)[9]，白話一點來說就是「受試者很肯定地認為，剛剛所做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無誤的！」。

 判斷正確與錯誤，大腦反應也會有所不同

有趣的是，這份實驗也針對受試者判斷正確與判斷錯誤時的大腦變化進行比較，結果發現，當受試者判斷正確時，他們的大腦神經變化，會顯著地活化處理高階視覺反應的MT和側枕葉皮質(LOC) ，以及關於動作控制和處理的蒼白球(globus pallidus)和殼核(putamen) [7]，還有牽涉到自我獎勵的額葉極區(frontal pole regions)，且這些腦區的啟動，是不需要經過意識控制的！也就是說，他們的大腦會很自動地從辨認出球路切換到準備揮棒的模式裡，不需要經過大腦思考，這也是為什麼大聯盟傳奇名將Yogi Berra會說：「打者是不能一邊思考，一邊好好地打擊的（you can’t think and hit at the same time）。」。

反之，當受試者無法對該球種做出正確判斷時，他們便不會啟動預備揮棒的動作區，反而是啟動了位於前額葉的布羅德曼腦區第10腦區[1][2]。前額葉是關於思考與決策的腦區，而布羅德曼腦區第10腦區最主要的功能正是處理困難的認知作業（task difficulty）[10]。這可能是因為受試者有看到這些球，但資訊並未傳到更高階的視覺紀錄區或是正確編碼(如MT、LOC)，因此受試者感到很困惑，因而啟動了負責思考的大腦區域，試圖想出剛剛看到的到底是哪一種變化球。

這樣的研究結果，不免讓我聯想到我打棒球的經驗，其實打者在選擇球路作攻擊時，常常是一種很自然的身體反應，從投手抬腳投球的那一剎那，到擊中球為止，其實打者是沒有什麼時間仔細思考該如何揮棒、何時揮棒的，而是一種連貫「判斷—揮擊」的動作，這正好呼應了實驗研究的結果。

順帶一提，雖然實驗當中並沒有提到這一點，不過我認為，當一個打者被一顆球凍結住，站著不動遭到三振時，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來不及對眼前的球路做出反應，因而未能啟動他下意識的動作區域吧。

我變！我變！我變變變！

在最後，關於變化球和打者反應之間的另一個有趣研究，則是針對「投手的球種越多，會對打者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為主題進行研究的，結果發現，當一個投手的球種越多時，打者得動用到越多的腦區聯合起來來分辨球路，而非增加某一特定腦區的活動量來分辨球種；除此之外，當投手球種到達三種時，和只有兩種時相比，打者能夠正確區分球種的機率就會掉到5成左右，且反應時間雖未達顯著差異，但會隨著球路越多，而有越來越慢的趨勢[11]。

因此，如果你想成為一個讓打者摸不著頭緒的投手，即便你無法和達比修一樣練成一手七彩變化球，但實驗告訴你，只要有兩種變化球，就足以讓打者有一半的機率猜不透你想投什麼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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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Sherwin, J.Muraskin, & P.Sajda（2012）You can’t think and hit at the same time: neural correlates of baseball pitch classification. Front Neurosci, 6: p. 177.
2. Muraskin, J.Sherwin,& P.Sajda（2013）A System for Measuring the Neural Correlates of Baseball Pitch Recognition and Its Potential Use in Scouting and Player Development. Sports Analytics Conference.
3. Machielsen, W.C., et al., FMRI of visual encoding: reproducibility of activation. Hum Brain Mapp, 2000. 9(3): p. 156-64. 17.
4. Grill-Spector, K., et al., The lateral occipital complex and its role in object recognition. Vision Res, 2001. 41(10-11): p. 1409-22. 19. Hyvarinen, J., et al., Early visual deprivation alters modality of neuronal responses in area 19 of monkey cortex. Neurosci Lett, 1981. 26(3): p. 239-43
5. Kaas, J.H., Theories of visual cortex organization in primates: Areas of the third level. Extrageniculostriate Mechanisms Underlying VisuallyGuided Orientation Behavior, 1996. 112: p. 213-221. 18.
6. Tootell, R.B.H., et al., Functional-Analysis of Human Mt and Related Visual Cortical Areas Using Magnetic-Resonance-Imaging.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995. 15(4): p. 3215-3230. 21.
7. Marchand, W.R., et al., Putamen coactivation during motor task execution. Neuroreport, 2008. 19(9): p. 957-60.
8. Euston, D.R., et al., The role of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memory and decision making. Neuron, 2012. 76(6): p. 1057-70.
9. Goldberg, I.I., et al., When the brain loses its self: Prefrontal inactivation during sensorimotor processing. Neuron, 2006. 50(2): p. 329-339.
10. Philiastides, M.G., et al., EEG-informed fMRI reveal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7. 27(48): p. 13082-13091.
11. Ryu, J.Kim, A.Ali, W.Kim & S.J. Radlo (2015) Changes in baseball batters’ brain activity with increased pitch choic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Vol. 14, No. 3369–381.

在一場棒球比賽當中，除了球員的技術之外，心理素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過去關於運動的研究當中，臨床運動心理學家Mahoney曾經提到，在高水準的競技比賽中，影響成績表現的因素，生理成分大概只佔了20%，其他80%則是受到心理因素所影響[引自1]。當然，這樣的說法或許會有一些問題，例如生理的體能基礎和心理層面的自我效能感之間，難免存在著一些交互作用；不過在一場實力相當的運動比賽之中孰能勝出，心理層面的影響力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而影響球員心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來自於球隊的總教練。也因此，每到了國際賽，中華隊推出的總教練人選，總會備受棒球迷的關注，也常常是棒協和中華職棒之間權力的角力。除了兩個協會之間的權力爭議之外，教練對於球員的心理層面，也會帶來莫大的影響，過去運動心理學的研究，也對此多有著墨。到底，一個總教練能對球員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教練對球員心理的影響

教練這個角色的存在，對於球員們的心理，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呢？近期對於球員心理狀態的研究焦點，聚焦在運動倦怠（Athletic Burnout）的這個議題之上。運動倦怠的議題，是從心理學關於倦怠（Burnout）的研究中衍伸而來，原本主要是被Maslach等人用來研究工作倦怠時所採用的詞彙[如2]，後來被沿用到運動領域。

什麼是運動倦怠？

所謂運動倦怠（Athletic Burnout）指的是「運動員在運動情境中，由於經常性的，甚至是極端性的無法應付過多的訓練或是競賽的要求，因而導致一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耗竭[3]。而根據國外學者Raedeke與Smith的研究，運動倦怠又可以細分成三個部份，分別是：降低成就感（從運動當中所獲得的成就感變低了）、情緒與身體上的耗竭（對運動感到疲倦、無力等等）、對運動的貶價（對於運動的喜好程度降低，開始不喜歡運動了）[4]。國內學者盧俊宏等人將這份研究編修成中文量表，結果發現，用降低成就感、身體耗竭、對運動貶價等這三個因素來描述運動懈怠的情形，在國內的運動員身上也適用[5]。

那麼，一個運動員為何會出現運動倦怠的情形呢？心理學家Smith將運動倦怠分成四個階段[6]：

客觀情境（如：面臨很重要的比賽、訓練過於辛苦、報酬很低等等）→認知的評估（如：個人認為客觀情境已超過個人能力負荷、運動對自己而言已喪失意義等）→心理反應（如：緊張、焦慮、無力感等）→因應和行為反應（如：生心理產生不良反應、成績表現低落、退出球隊等）。

其中，第二階段（認知的評估）是一個人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的關鍵，當個人評估客觀環境已超過主觀負荷時，才會產生運動倦怠。

台灣棒球教練──家父長式的領導風格

那麼，教練在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這一點，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過去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的運動教練對待選手的方式，比較偏向家父長式的領導風格[7～10]，這可能也反應了華人社會中特有的傳統模式。根據台大心理系教授鄭伯壎的研究發現[11]，華人部屬的上下階層關係中，上階層的領導者對待下屬的家父長式領導方式，具有三大特色：「威權領導──對下屬具有完全的控制權，下屬必須服從、仁慈領導──對下屬表現出人性化的一面，對下屬展現出關懷的一面、德行領導──長官對下屬展現出自律、無私的風範」。

簡而言之，長官具有權威的風範，但除了扮黑臉之外又有扮白臉的一面，會體恤部屬的辛勞、關心部屬及其家庭的狀況，且長官同時也會塑造出領導者應有的風範，這和西方社會的上下階層關係是很不同的一種運作模式。

而康正男（2005）則進一步將鄭伯壎等人的研究應用到探索我國棒球教練的領導行為，發現棒球教練家父長式領導當中的威權領導，又可以再細分成三個主要成分[12]：

• 紀律精神：在球場上，教練會嚴格要求球員的學習態度，並表現出不服輸的奮戰精神；同時也要求球員維護球隊形象，在球場外也得自我約束個人的行為。
• 要求服從：在比賽或訓練時，球員應該無條件服從教練的指示，避免與教練發生衝突。
• 教誨訓示：教練會要求球員展現出最佳表現，當球員的成績不好時，教練會直接斥責，並對球員加以指導。

從這篇研究中可以發現，在我國的教練不僅要求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在場外的紀律也是教練管轄的範圍，這也是和西方棒球文化中很不一樣的地方。

家父長式之威權領導風格對球員運動倦怠的影響

那麼，教練的威權領導風格，對台灣棒球員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兄弟象的退休投手劉義傳，就曾經對此做過一番研究[13]，他採用了康正男（2005）所編製的「棒球教練威權領導行為量表」來研究教練威權領導（紀律精神、要求服從、教誨訓示），對於球員的運動倦怠，是否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他以99學年度全國高中棒球聯賽硬式木棒組的其中八所高中棒球選手（共計207人）做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教練威權領導的方式，對於競技倦怠完全沒有顯著的相關；若改採迴歸分析，以威權領導對運動倦怠進行預測，則僅有「講求紀律精神」對「整體運動懈怠」、「對運動貶價」、「降低成就感」達顯著，且個別的解釋率僅有2.8%、2.7%、1.7%。

意思是說，若一個教練越講求紀律精神，越是嚴明要求球員表現出不服輸的態度，以及場內場外都要遵守一定的紀律，那麼球員就越有可能出現運動倦怠的情形，而他運動懈怠的型式，會反映在「這個球員變得不再那麼愛打棒球」、「這個球員從打棒球所獲得的自我成就感降低了」這兩個面向之上；且一個球員會出現運動懈怠的情形，只有大約2～3%是因為教練講求紀律的這個原因所導致的。

然而，國內另一份針對95學年度大專聯賽甲組球員所進行的研究卻發現，教練的威權領導模式，無論是和「整體運動懈怠」，或是和運動懈怠中的對運動貶價（不再喜歡打棒球了）、情緒及身體耗竭（對於打棒球感到不開心，筋疲力竭），都有顯著的正向相關，若採用迴歸分析，威權領導亦能夠正向預測運動倦怠。也就是說，在這份以大專甲組球員為樣本進行的研究中，教練越是威權領導，越容易讓球員對打棒球失去興趣、感到身心俱疲、失去打棒球的自我成就[14]。

到底為什麼這兩份研究的差異會如此之大呢？我認為這和教育結構也有關係。我國的高中生在高中時，受到的是很權威、階級性的教育，對於教練威權式的教導，或許也會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升上大學之後，更多元的思考模式，以及更有彈性的選課方式，教授的權威性不再那麼明顯，而對於教練的威權式領導，選手開始會去思索其意義為何，不再那麼吃這一套棒球訓練方式了。

當然，目前的研究僅針對高中、大學甲組棒球員進行研究，乙組球員是否適用？女子球員是否適用？我覺得這都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畢竟甲組和乙組球員打球的目的和動機有所不同，甲組比乙組以打棒球做為職業生涯考量的可能性更高；而女子運動團體和男子運動團體間的性別差異也是值得考慮的，女子棒壘球員和教練兼是否也會有威權領導的存在呢？或是影響她們更多的是家父長式領導之下的仁慈領導呢？這都是未來研究可以考量的面向。

教練還會影響球員的哪些心理層面呢？

除了教練的威權式領導，可能會讓球員對棒球感到倦怠之外，教練還會影響到球員的哪些心理層面呢？根據康正男的研究發現，無論是業餘球員或是職業球員，總教練採取越多威權式教導中的紀律精神行為， 則球員會對教練越信任，也會對教練有較高的滿意度，同時也會對個人及球隊的表現有較高的滿意度[15]。

那麼，為什麼同樣是採用紀律精神行為，根據劉義傳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結果是會讓球員感到運動倦怠，但是康正男的這份研究，卻提升了球員對教練的信任程度呢？目前的論文並沒有對此提出解釋。若是以我個人的猜測來看，我認為是因為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正如同前面曾經提到，根據Smith的研究發現，一個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的關鍵因素在於，一個球員對於外在客觀環境做出了怎麼樣的主觀詮釋[6]？因此，主觀詮釋可能是影響著教練的紀律精神行為，會哪些球員會產生運動倦怠，哪些球員對教練更信任，對自我、教練和球隊有更高滿意度的重要調節變項之一。

除此之外，康正男的研究也發現了，若是一個教練採取了越多威權式領導當中的教誨訓示行為，則越會損害教練和球員之間的關係，使得球員對教練領導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教練的滿意度隨之降低，進而影響球員個人的成績表現，而且無論是在職業或是業餘當中皆是如此。因此，若是你所屬的球隊，有著像以前兄弟象的某位總教練一般，會動輒斥喝，甚至出手毆打球員的總教練，那麼這隻球隊的表現恐怕不會太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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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Dorfman, H.A. & Kuehl, K. (1989). The mental game of baseball: A quide to peak performance. South Bend, IN: Diamond Communications.
2. Maslach, C., Jackson, S.E, & Leiter, M.P. MBI: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96.
3. Weinberg, R. S., & Gould, D. (1999). Burnout and overtraining: Foundations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4. Raedeke, T. D., & Smith, A. L. (2001).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n Athlete Burnout Measure.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3, 281-306.
5. 盧俊宏、陳龍弘、卓國雄（2006）。Raedeke和Smith運動員倦怠問卷(ABQ)之研究。體育學報，39(3)，83-94。
6. Smith, R. E. (1986). Toward a Cognitive-Affective Model of Athletic Burnout.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8, 36-50.
7. 周俊三(2003)。海峽兩岸籃球運動員教練的家長式領導、知覺動機氣候、團隊凝聚力及滿意度關係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桃園縣。
8. 高三福(2001)。團隊文化與教練領導:質化與量化兩種研究途徑。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9. 陳鈺芳(2003)。教練領導、領導信任及運動員效能：多元領導模式驗證。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10. 湯慧娟、宋一夫(2004)。教練家長式領導、團隊文化價值觀對團隊承諾之影響研究。體育學報，119-130 。
11. 鄭伯壎、周麗芳、樊景立（2000）。家長式領導量表：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本土心理學研究，14期，3-64。
12. 康正男（2005）。棒球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之探討－概念建構與模式分析。體育學報，38(4)，53-68。
13. 劉義傳、王清欉、黃崇儒 (2013)。高中棒球選手心理堅韌性及教練威權領導與競技倦怠的關係。台灣運動教育學報，8(1)，1-13。
14. 曾建興、林彥伯(2008)。家長式領導行為對大學棒球運動員運動倦怠之影響。北體學報，16，26-37。
15. 康正男（2006）。棒球總教練威權領導與球員效能之研究：職棒與業餘之比較。大專體育學刊，8，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