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場上的腦科學：直球？變化球？──WBC經典賽系列文(2)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 文／林發暄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腦磁圖（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是一種以非侵入方式量測腦部神經電信號的一種神經造影工具。他與常見的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相同，信號的主要來源以一群神經細胞（主要以位於皮質的錐狀細胞為主）在時間與空間上進行同步活動為主。與腦電圖不同的地方在於， 腦磁圖量測的是非常微弱的磁場信號（約比地球磁場小上千萬倍），因此技術上相當困難。

最早的腦磁圖實驗於 1970 年左右由 David Cohen 在屏蔽良好的磁屏蔽屋內首次完成（Cohen 1968, Cohen 1972）。幾十年來在磁屏蔽屋以及磁場感測器的技術發展下，由於具有毫秒等級的時間解析度，以及比腦電圖優良的空間敏感度選擇性和解析度，腦磁圖已經成功且廣泛地應用在臨床癲癇診斷以及神經科學研究上。

舊型超導量子干涉元件龐大的腦磁測量頭盔

為達到足夠的敏感度來偵測微弱的腦磁信號，現有的腦磁系統多以使用超導量子干涉元件（superconductive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使用 SQUID 的限制在於：元件必須要在超低溫的環境下進行。

而整個系統因為冷卻需要，必須安裝在固定的頭盔上，且 SQUID 元件因冷卻系統的要求無法緊密貼合頭部。由於神經活動的磁場信號會隨距離而快速的消退，無法緊密貼合頭部的腦磁偵測器必然要損失一些敏感度。同樣的，目前的腦磁系統在量測腦磁信號上無法因不同人的頭型（例如：小孩實驗需使用大人的頭盔）而達到好的結果。

使用OPM 邊打乒乓邊測量腦磁

最近由英國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與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團隊針對這項限制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Boto, Holmes et al. 2018）。他們揚棄以往 SQUID 元件，改用光泵浦磁場計（optically pumped magnetometer, OPM）作為量測神經磁場信號的元件。OPM 藉由量測被微弱磁場調變的光信號達到量測磁場的目的。

由於 OPM 不需要在超低溫的環境下便有高敏感度，因此可以將偵測器安裝於輕便的頭盔上，而不像以往 SQUID 系統需要考量冷卻系統，而達成「可穿戴」的特性。進一步因為 OPM 可以盡可能地靠近頭皮，距離產生神經磁場的信號來源更為接近，因此在量測腦磁信號上也可提升其敏感度。

在這項論文中，英國學者成功地展示了在進行手部運動時，運動皮質區所特有的 beta 頻段（約20赫茲）的神經震盪反彈（rebound）活動。此種神經活動特性在新的腦磁系統中，不論受試者在靜止，甚至在不斷點頭的活動下，都可以穩定的測得。

研究團隊甚至展示出當受試者在手執乒乓球拍擊球時所產生的 beta 頻段的神經震盪反彈活動。可以想像在這樣的運動中，受試者的頭部與手都有不可預期的快速移動。這在傳統使用 SQUID 的腦磁系統上是無法量測的。

這套系統的特性除了以 OPM 取代 SQUID 之外，他們也自行發展出一套磁場補償系統，使磁場的分佈更均勻。事實上，也正因為這套補償系統，才能使 OPM 首次成功展現腦磁量測的功能。

目前報告中的腦磁系統雖然只包含體感覺皮質部分，但可預期的是，它將近一部延伸為涵蓋全腦的系統。這種架構對於進行小孩神經發展的研究與臨床應用將有巨大的好處：這些受試者不需再受限於系統使用大小不合的頭盔進行量測。

而在受試者自由地進行活動下，依然有高品質的腦磁信號量測的特性，對於想了解腦部活動在自然的環境下是如何工作的研究與臨床人員來說，也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 source：Science Magazine

台灣本身的腦磁臨床應用與科學研究已有十數年。台北榮總的癲癇團隊與整合腦功能實驗室以及中研院的語言研究在腦磁研究上都有很好的成果。目前腦磁研究仍受到須在磁屏蔽室內進行實驗的限制。所以即使在最新的研究中，乒乓球的遊戲也不是日常常見兩人對打的狀況（因為一般的磁屏蔽室太小間了！）。是不是能有近一步突破，將腦磁量測走出室外，達到真正在自然的狀態下以穿戴式系統來研究腦功能，應該是許多神經科學家的夢想。

參考資料

• Boto, E., N. Holmes, J. Leggett, G. Roberts, V. Shah, S. S. Meyer, L. D. Munoz, K. J. Mullinger, T. M. Tierney, S. Bestmann, G. R. Barnes, R. Bowtell and M. J. Brookes （2018）. “Moving magnetoencephalography towards real-world applications with a wearable system.” Nature.
• Cohen, D. （1968）. “Magnetoencephalography: evidence of magnetic fields produced by alpha-rhythm currents.” Science 161（3843）: 784-786.
• Cohen, D. （1972）. “Magnetoencephalography: detection of the brain’s electrical activity with a superconducting magnetometer.” Science 175（4022）: 664-666.

在一場棒球比賽當中，除了球員的技術之外，心理素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過去關於運動的研究當中，臨床運動心理學家Mahoney曾經提到，在高水準的競技比賽中，影響成績表現的因素，生理成分大概只佔了20%，其他80%則是受到心理因素所影響[引自1]。當然，這樣的說法或許會有一些問題，例如生理的體能基礎和心理層面的自我效能感之間，難免存在著一些交互作用；不過在一場實力相當的運動比賽之中孰能勝出，心理層面的影響力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而影響球員心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來自於球隊的總教練。也因此，每到了國際賽，中華隊推出的總教練人選，總會備受棒球迷的關注，也常常是棒協和中華職棒之間權力的角力。除了兩個協會之間的權力爭議之外，教練對於球員的心理層面，也會帶來莫大的影響，過去運動心理學的研究，也對此多有著墨。到底，一個總教練能對球員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教練對球員心理的影響

教練這個角色的存在，對於球員們的心理，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呢？近期對於球員心理狀態的研究焦點，聚焦在運動倦怠（Athletic Burnout）的這個議題之上。運動倦怠的議題，是從心理學關於倦怠（Burnout）的研究中衍伸而來，原本主要是被Maslach等人用來研究工作倦怠時所採用的詞彙[如2]，後來被沿用到運動領域。

什麼是運動倦怠？

所謂運動倦怠（Athletic Burnout）指的是「運動員在運動情境中，由於經常性的，甚至是極端性的無法應付過多的訓練或是競賽的要求，因而導致一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耗竭[3]。而根據國外學者Raedeke與Smith的研究，運動倦怠又可以細分成三個部份，分別是：降低成就感（從運動當中所獲得的成就感變低了）、情緒與身體上的耗竭（對運動感到疲倦、無力等等）、對運動的貶價（對於運動的喜好程度降低，開始不喜歡運動了）[4]。國內學者盧俊宏等人將這份研究編修成中文量表，結果發現，用降低成就感、身體耗竭、對運動貶價等這三個因素來描述運動懈怠的情形，在國內的運動員身上也適用[5]。

那麼，一個運動員為何會出現運動倦怠的情形呢？心理學家Smith將運動倦怠分成四個階段[6]：

客觀情境（如：面臨很重要的比賽、訓練過於辛苦、報酬很低等等）→認知的評估（如：個人認為客觀情境已超過個人能力負荷、運動對自己而言已喪失意義等）→心理反應（如：緊張、焦慮、無力感等）→因應和行為反應（如：生心理產生不良反應、成績表現低落、退出球隊等）。

其中，第二階段（認知的評估）是一個人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的關鍵，當個人評估客觀環境已超過主觀負荷時，才會產生運動倦怠。

台灣棒球教練──家父長式的領導風格

那麼，教練在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這一點，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過去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的運動教練對待選手的方式，比較偏向家父長式的領導風格[7～10]，這可能也反應了華人社會中特有的傳統模式。根據台大心理系教授鄭伯壎的研究發現[11]，華人部屬的上下階層關係中，上階層的領導者對待下屬的家父長式領導方式，具有三大特色：「威權領導──對下屬具有完全的控制權，下屬必須服從、仁慈領導──對下屬表現出人性化的一面，對下屬展現出關懷的一面、德行領導──長官對下屬展現出自律、無私的風範」。

簡而言之，長官具有權威的風範，但除了扮黑臉之外又有扮白臉的一面，會體恤部屬的辛勞、關心部屬及其家庭的狀況，且長官同時也會塑造出領導者應有的風範，這和西方社會的上下階層關係是很不同的一種運作模式。

而康正男（2005）則進一步將鄭伯壎等人的研究應用到探索我國棒球教練的領導行為，發現棒球教練家父長式領導當中的威權領導，又可以再細分成三個主要成分[12]：

• 紀律精神：在球場上，教練會嚴格要求球員的學習態度，並表現出不服輸的奮戰精神；同時也要求球員維護球隊形象，在球場外也得自我約束個人的行為。
• 要求服從：在比賽或訓練時，球員應該無條件服從教練的指示，避免與教練發生衝突。
• 教誨訓示：教練會要求球員展現出最佳表現，當球員的成績不好時，教練會直接斥責，並對球員加以指導。

從這篇研究中可以發現，在我國的教練不僅要求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在場外的紀律也是教練管轄的範圍，這也是和西方棒球文化中很不一樣的地方。

家父長式之威權領導風格對球員運動倦怠的影響

那麼，教練的威權領導風格，對台灣棒球員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兄弟象的退休投手劉義傳，就曾經對此做過一番研究[13]，他採用了康正男（2005）所編製的「棒球教練威權領導行為量表」來研究教練威權領導（紀律精神、要求服從、教誨訓示），對於球員的運動倦怠，是否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他以99學年度全國高中棒球聯賽硬式木棒組的其中八所高中棒球選手（共計207人）做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教練威權領導的方式，對於競技倦怠完全沒有顯著的相關；若改採迴歸分析，以威權領導對運動倦怠進行預測，則僅有「講求紀律精神」對「整體運動懈怠」、「對運動貶價」、「降低成就感」達顯著，且個別的解釋率僅有2.8%、2.7%、1.7%。

意思是說，若一個教練越講求紀律精神，越是嚴明要求球員表現出不服輸的態度，以及場內場外都要遵守一定的紀律，那麼球員就越有可能出現運動倦怠的情形，而他運動懈怠的型式，會反映在「這個球員變得不再那麼愛打棒球」、「這個球員從打棒球所獲得的自我成就感降低了」這兩個面向之上；且一個球員會出現運動懈怠的情形，只有大約2～3%是因為教練講求紀律的這個原因所導致的。

然而，國內另一份針對95學年度大專聯賽甲組球員所進行的研究卻發現，教練的威權領導模式，無論是和「整體運動懈怠」，或是和運動懈怠中的對運動貶價（不再喜歡打棒球了）、情緒及身體耗竭（對於打棒球感到不開心，筋疲力竭），都有顯著的正向相關，若採用迴歸分析，威權領導亦能夠正向預測運動倦怠。也就是說，在這份以大專甲組球員為樣本進行的研究中，教練越是威權領導，越容易讓球員對打棒球失去興趣、感到身心俱疲、失去打棒球的自我成就[14]。

到底為什麼這兩份研究的差異會如此之大呢？我認為這和教育結構也有關係。我國的高中生在高中時，受到的是很權威、階級性的教育，對於教練威權式的教導，或許也會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升上大學之後，更多元的思考模式，以及更有彈性的選課方式，教授的權威性不再那麼明顯，而對於教練的威權式領導，選手開始會去思索其意義為何，不再那麼吃這一套棒球訓練方式了。

當然，目前的研究僅針對高中、大學甲組棒球員進行研究，乙組球員是否適用？女子球員是否適用？我覺得這都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畢竟甲組和乙組球員打球的目的和動機有所不同，甲組比乙組以打棒球做為職業生涯考量的可能性更高；而女子運動團體和男子運動團體間的性別差異也是值得考慮的，女子棒壘球員和教練兼是否也會有威權領導的存在呢？或是影響她們更多的是家父長式領導之下的仁慈領導呢？這都是未來研究可以考量的面向。

教練還會影響球員的哪些心理層面呢？

除了教練的威權式領導，可能會讓球員對棒球感到倦怠之外，教練還會影響到球員的哪些心理層面呢？根據康正男的研究發現，無論是業餘球員或是職業球員，總教練採取越多威權式教導中的紀律精神行為， 則球員會對教練越信任，也會對教練有較高的滿意度，同時也會對個人及球隊的表現有較高的滿意度[15]。

那麼，為什麼同樣是採用紀律精神行為，根據劉義傳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結果是會讓球員感到運動倦怠，但是康正男的這份研究，卻提升了球員對教練的信任程度呢？目前的論文並沒有對此提出解釋。若是以我個人的猜測來看，我認為是因為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正如同前面曾經提到，根據Smith的研究發現，一個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的關鍵因素在於，一個球員對於外在客觀環境做出了怎麼樣的主觀詮釋[6]？因此，主觀詮釋可能是影響著教練的紀律精神行為，會哪些球員會產生運動倦怠，哪些球員對教練更信任，對自我、教練和球隊有更高滿意度的重要調節變項之一。

除此之外，康正男的研究也發現了，若是一個教練採取了越多威權式領導當中的教誨訓示行為，則越會損害教練和球員之間的關係，使得球員對教練領導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教練的滿意度隨之降低，進而影響球員個人的成績表現，而且無論是在職業或是業餘當中皆是如此。因此，若是你所屬的球隊，有著像以前兄弟象的某位總教練一般，會動輒斥喝，甚至出手毆打球員的總教練，那麼這隻球隊的表現恐怕不會太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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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Dorfman, H.A. & Kuehl, K. (1989). The mental game of baseball: A quide to peak performance. South Bend, IN: Diamond Communications.
2. Maslach, C., Jackson, S.E, & Leiter, M.P. MBI: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96.
3. Weinberg, R. S., & Gould, D. (1999). Burnout and overtraining: Foundations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4. Raedeke, T. D., & Smith, A. L. (2001).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n Athlete Burnout Measure.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3, 281-306.
5. 盧俊宏、陳龍弘、卓國雄（2006）。Raedeke和Smith運動員倦怠問卷(ABQ)之研究。體育學報，39(3)，83-94。
6. Smith, R. E. (1986). Toward a Cognitive-Affective Model of Athletic Burnout.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8, 36-50.
7. 周俊三(2003)。海峽兩岸籃球運動員教練的家長式領導、知覺動機氣候、團隊凝聚力及滿意度關係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桃園縣。
8. 高三福(2001)。團隊文化與教練領導:質化與量化兩種研究途徑。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9. 陳鈺芳(2003)。教練領導、領導信任及運動員效能：多元領導模式驗證。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10. 湯慧娟、宋一夫(2004)。教練家長式領導、團隊文化價值觀對團隊承諾之影響研究。體育學報，119-130 。
11. 鄭伯壎、周麗芳、樊景立（2000）。家長式領導量表：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本土心理學研究，14期，3-64。
12. 康正男（2005）。棒球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之探討－概念建構與模式分析。體育學報，38(4)，53-68。
13. 劉義傳、王清欉、黃崇儒 (2013)。高中棒球選手心理堅韌性及教練威權領導與競技倦怠的關係。台灣運動教育學報，8(1)，1-13。
14. 曾建興、林彥伯(2008)。家長式領導行為對大學棒球運動員運動倦怠之影響。北體學報，16，26-37。
15. 康正男（2006）。棒球總教練威權領導與球員效能之研究：職棒與業餘之比較。大專體育學刊，8，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