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球的科學小知識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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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與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在一場棒球比賽當中，除了球員的技術之外，心理素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過去關於運動的研究當中，臨床運動心理學家Mahoney曾經提到，在高水準的競技比賽中，影響成績表現的因素，生理成分大概只佔了20%，其他80%則是受到心理因素所影響[引自1]。當然，這樣的說法或許會有一些問題，例如生理的體能基礎和心理層面的自我效能感之間，難免存在著一些交互作用；不過在一場實力相當的運動比賽之中孰能勝出，心理層面的影響力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而影響球員心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來自於球隊的總教練。也因此，每到了國際賽，中華隊推出的總教練人選，總會備受棒球迷的關注，也常常是棒協和中華職棒之間權力的角力。除了兩個協會之間的權力爭議之外，教練對於球員的心理層面，也會帶來莫大的影響，過去運動心理學的研究，也對此多有著墨。到底，一個總教練能對球員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教練對球員心理的影響

教練這個角色的存在，對於球員們的心理，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呢？近期對於球員心理狀態的研究焦點，聚焦在運動倦怠（Athletic Burnout）的這個議題之上。運動倦怠的議題，是從心理學關於倦怠（Burnout）的研究中衍伸而來，原本主要是被Maslach等人用來研究工作倦怠時所採用的詞彙[如2]，後來被沿用到運動領域。

什麼是運動倦怠？

所謂運動倦怠（Athletic Burnout）指的是「運動員在運動情境中，由於經常性的，甚至是極端性的無法應付過多的訓練或是競賽的要求，因而導致一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耗竭[3]。而根據國外學者Raedeke與Smith的研究，運動倦怠又可以細分成三個部份，分別是：降低成就感（從運動當中所獲得的成就感變低了）、情緒與身體上的耗竭（對運動感到疲倦、無力等等）、對運動的貶價（對於運動的喜好程度降低，開始不喜歡運動了）[4]。國內學者盧俊宏等人將這份研究編修成中文量表，結果發現，用降低成就感、身體耗竭、對運動貶價等這三個因素來描述運動懈怠的情形，在國內的運動員身上也適用[5]。

那麼，一個運動員為何會出現運動倦怠的情形呢？心理學家Smith將運動倦怠分成四個階段[6]：

客觀情境（如：面臨很重要的比賽、訓練過於辛苦、報酬很低等等）→認知的評估（如：個人認為客觀情境已超過個人能力負荷、運動對自己而言已喪失意義等）→心理反應（如：緊張、焦慮、無力感等）→因應和行為反應（如：生心理產生不良反應、成績表現低落、退出球隊等）。

其中，第二階段（認知的評估）是一個人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的關鍵，當個人評估客觀環境已超過主觀負荷時，才會產生運動倦怠。

台灣棒球教練──家父長式的領導風格

那麼，教練在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這一點，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過去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的運動教練對待選手的方式，比較偏向家父長式的領導風格[7～10]，這可能也反應了華人社會中特有的傳統模式。根據台大心理系教授鄭伯壎的研究發現[11]，華人部屬的上下階層關係中，上階層的領導者對待下屬的家父長式領導方式，具有三大特色：「威權領導──對下屬具有完全的控制權，下屬必須服從、仁慈領導──對下屬表現出人性化的一面，對下屬展現出關懷的一面、德行領導──長官對下屬展現出自律、無私的風範」。

簡而言之，長官具有權威的風範，但除了扮黑臉之外又有扮白臉的一面，會體恤部屬的辛勞、關心部屬及其家庭的狀況，且長官同時也會塑造出領導者應有的風範，這和西方社會的上下階層關係是很不同的一種運作模式。

而康正男（2005）則進一步將鄭伯壎等人的研究應用到探索我國棒球教練的領導行為，發現棒球教練家父長式領導當中的威權領導，又可以再細分成三個主要成分[12]：

• 紀律精神：在球場上，教練會嚴格要求球員的學習態度，並表現出不服輸的奮戰精神；同時也要求球員維護球隊形象，在球場外也得自我約束個人的行為。
• 要求服從：在比賽或訓練時，球員應該無條件服從教練的指示，避免與教練發生衝突。
• 教誨訓示：教練會要求球員展現出最佳表現，當球員的成績不好時，教練會直接斥責，並對球員加以指導。

從這篇研究中可以發現，在我國的教練不僅要求球員在球場上的表現，在場外的紀律也是教練管轄的範圍，這也是和西方棒球文化中很不一樣的地方。

家父長式之威權領導風格對球員運動倦怠的影響

那麼，教練的威權領導風格，對台灣棒球員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兄弟象的退休投手劉義傳，就曾經對此做過一番研究[13]，他採用了康正男（2005）所編製的「棒球教練威權領導行為量表」來研究教練威權領導（紀律精神、要求服從、教誨訓示），對於球員的運動倦怠，是否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他以99學年度全國高中棒球聯賽硬式木棒組的其中八所高中棒球選手（共計207人）做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教練威權領導的方式，對於競技倦怠完全沒有顯著的相關；若改採迴歸分析，以威權領導對運動倦怠進行預測，則僅有「講求紀律精神」對「整體運動懈怠」、「對運動貶價」、「降低成就感」達顯著，且個別的解釋率僅有2.8%、2.7%、1.7%。

意思是說，若一個教練越講求紀律精神，越是嚴明要求球員表現出不服輸的態度，以及場內場外都要遵守一定的紀律，那麼球員就越有可能出現運動倦怠的情形，而他運動懈怠的型式，會反映在「這個球員變得不再那麼愛打棒球」、「這個球員從打棒球所獲得的自我成就感降低了」這兩個面向之上；且一個球員會出現運動懈怠的情形，只有大約2～3%是因為教練講求紀律的這個原因所導致的。

然而，國內另一份針對95學年度大專聯賽甲組球員所進行的研究卻發現，教練的威權領導模式，無論是和「整體運動懈怠」，或是和運動懈怠中的對運動貶價（不再喜歡打棒球了）、情緒及身體耗竭（對於打棒球感到不開心，筋疲力竭），都有顯著的正向相關，若採用迴歸分析，威權領導亦能夠正向預測運動倦怠。也就是說，在這份以大專甲組球員為樣本進行的研究中，教練越是威權領導，越容易讓球員對打棒球失去興趣、感到身心俱疲、失去打棒球的自我成就[14]。

到底為什麼這兩份研究的差異會如此之大呢？我認為這和教育結構也有關係。我國的高中生在高中時，受到的是很權威、階級性的教育，對於教練威權式的教導，或許也會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升上大學之後，更多元的思考模式，以及更有彈性的選課方式，教授的權威性不再那麼明顯，而對於教練的威權式領導，選手開始會去思索其意義為何，不再那麼吃這一套棒球訓練方式了。

當然，目前的研究僅針對高中、大學甲組棒球員進行研究，乙組球員是否適用？女子球員是否適用？我覺得這都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畢竟甲組和乙組球員打球的目的和動機有所不同，甲組比乙組以打棒球做為職業生涯考量的可能性更高；而女子運動團體和男子運動團體間的性別差異也是值得考慮的，女子棒壘球員和教練兼是否也會有威權領導的存在呢？或是影響她們更多的是家父長式領導之下的仁慈領導呢？這都是未來研究可以考量的面向。

教練還會影響球員的哪些心理層面呢？

除了教練的威權式領導，可能會讓球員對棒球感到倦怠之外，教練還會影響到球員的哪些心理層面呢？根據康正男的研究發現，無論是業餘球員或是職業球員，總教練採取越多威權式教導中的紀律精神行為， 則球員會對教練越信任，也會對教練有較高的滿意度，同時也會對個人及球隊的表現有較高的滿意度[15]。

那麼，為什麼同樣是採用紀律精神行為，根據劉義傳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結果是會讓球員感到運動倦怠，但是康正男的這份研究，卻提升了球員對教練的信任程度呢？目前的論文並沒有對此提出解釋。若是以我個人的猜測來看，我認為是因為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正如同前面曾經提到，根據Smith的研究發現，一個球員是否會產生運動倦怠的關鍵因素在於，一個球員對於外在客觀環境做出了怎麼樣的主觀詮釋[6]？因此，主觀詮釋可能是影響著教練的紀律精神行為，會哪些球員會產生運動倦怠，哪些球員對教練更信任，對自我、教練和球隊有更高滿意度的重要調節變項之一。

除此之外，康正男的研究也發現了，若是一個教練採取了越多威權式領導當中的教誨訓示行為，則越會損害教練和球員之間的關係，使得球員對教練領導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教練的滿意度隨之降低，進而影響球員個人的成績表現，而且無論是在職業或是業餘當中皆是如此。因此，若是你所屬的球隊，有著像以前兄弟象的某位總教練一般，會動輒斥喝，甚至出手毆打球員的總教練，那麼這隻球隊的表現恐怕不會太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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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Dorfman, H.A. & Kuehl, K. (1989). The mental game of baseball: A quide to peak performance. South Bend, IN: Diamond Communications.
2. Maslach, C., Jackson, S.E, & Leiter, M.P. MBI: Th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96.
3. Weinberg, R. S., & Gould, D. (1999). Burnout and overtraining: Foundations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4. Raedeke, T. D., & Smith, A. L. (2001). Development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n Athlete Burnout Measure.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3, 281-306.
5. 盧俊宏、陳龍弘、卓國雄（2006）。Raedeke和Smith運動員倦怠問卷(ABQ)之研究。體育學報，39(3)，83-94。
6. Smith, R. E. (1986). Toward a Cognitive-Affective Model of Athletic Burnout.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8, 36-50.
7. 周俊三(2003)。海峽兩岸籃球運動員教練的家長式領導、知覺動機氣候、團隊凝聚力及滿意度關係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體育學院，桃園縣。
8. 高三福(2001)。團隊文化與教練領導:質化與量化兩種研究途徑。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9. 陳鈺芳(2003)。教練領導、領導信任及運動員效能：多元領導模式驗證。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10. 湯慧娟、宋一夫(2004)。教練家長式領導、團隊文化價值觀對團隊承諾之影響研究。體育學報，119-130 。
11. 鄭伯壎、周麗芳、樊景立（2000）。家長式領導量表：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本土心理學研究，14期，3-64。
12. 康正男（2005）。棒球運動教練領導行為之探討－概念建構與模式分析。體育學報，38(4)，53-68。
13. 劉義傳、王清欉、黃崇儒 (2013)。高中棒球選手心理堅韌性及教練威權領導與競技倦怠的關係。台灣運動教育學報，8(1)，1-13。
14. 曾建興、林彥伯(2008)。家長式領導行為對大學棒球運動員運動倦怠之影響。北體學報，16，26-37。
15. 康正男（2006）。棒球總教練威權領導與球員效能之研究：職棒與業餘之比較。大專體育學刊，8，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