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kémon GO全球爆紅超越臉書，還會紅多久？—《科學月刊》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使用社群媒體後，你變得更快樂還是更憂鬱？

想知道更多資訊的時候，你可能會上網搜尋。有時候是為了資訊的工具價值，比如透過 Google 地圖確認 A 地到 B地 的路線；腳踝扭傷時，也可以從網路上搜尋到應變的實用資訊；又或是並非真的出於任何用途，只覺得知道某些事很有趣，像是忽然想了解流行音樂歷史。你當然完全可以這樣做。

我們身邊有許多資訊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其中部分資訊卻可能和你切身相關。比如依據某些基本事實可以推斷你的預期壽命；某些資訊可以了解你的健康風險、未來「錢」景，甚至是個性。比起 10 年前，我們現在能得到的資訊更為詳盡正確，再過 10 年，肯定能夠知道得更多。

這章要談的內容很多，不妨開頭就先提示最大的重點：

研究顯示，整體而言，臉書會讓人變得比較不開心，而且可能感到憂鬱、更為焦慮，也對生活變得更不滿意。

我並不打算危言聳聽，事實上這些影響並不大。然而，它們的確存在。

而與此同時，有些人明明已經停用臉書、也感受到幸福感明顯增加，卻又非常想要重新打開臉書。實際上他們要求要得到一大筆錢才願意放棄臉書。這是為什麼？我們雖然無法確定，但一項合理的解釋是，使用臉書的體驗，包括帶來的資訊，並不會讓人變得更快樂，但還是有它的價值。

無知並不是幸福，而很多人都感受到這一點。人們需要知道自己在意的資訊，這是因為喜歡、甚至珍視一種和重要的人之間產生連結的感覺。

若須付費才能使用社群媒體，會怎樣？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強調，社群媒體的功能不僅僅是提供資訊，至少不是我在這裡反覆強調的揭露資訊的意義。你會使用臉書，可能是為了和家人或朋友聯繫，也可能是為了改善荷包或健康。但無論如何，社群媒體的一大重點在於資訊傳遞，雖然這個概念要比我目前所談的更為廣泛。

而這裡的核心問題是：社群媒體究竟多值錢？

在社群媒體上，大部分的資訊是免費的，至少表面上你無須付費；或許可以說你仍需要付出注意力或個資等等。臉書和推特這些企業是從廣告獲得收益，但有鑑於相關爭議不斷，也有人認真討論起將這些平台及其服務的商業模式改成付費使用。

除此之外也有些偏理論的探討，主要關注在如何評估這些平台的經濟價值。要是民眾必須付費才能使用臉書，情況會變得如何？而民眾又願意花多少錢成為用戶？

這些答案會透露出一些重要的資訊，讓我們知道社群媒體與一般資訊所擁有的價值。而回答這些問題，也有助於了解一些更基本的問題：如何計算經濟上的價值；知道某些消費決定可能只是表面工夫；了解傳統經濟指標與實際民眾福利有何差距（請見第二章）。此外，這些答案也會進一步影響政策與法規。

要你放棄使用 FB ，可能比要你付費使用來得更難？

行為經濟學特別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支付意願」和「願意接受金額」間可能出現的巨大落差。

以臉書為例，如果我們想知道它能為我們帶來多少福利，究竟該問民眾願意為此付出多少錢，抑或該問要給他們多少錢才會願意放棄使用臉書？許多研究都探討過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的現象，也就是被要求放棄某樣商品時所要求的價格，會遠高於他們當初獲得這些商品時支付的費用。

稟賦效應目前還有爭議，至少在適用的領域、來源與程度上仍未有定論。我們可能會想知道，使用社群媒體願意付出的費用，是否大於不使用社群媒體所得到的費用？如果是的話，傳統論點又能否提出說明？

另一個同樣常見、甚至是更基本的問題，則是涉及支付意願或願意接受金額的衡量與民眾福利。我在前面也提過，在經濟學中，要是談到民眾擁有某樣商品時的福利效果，往往是以民眾願意付出多少錢來使用那件商品作為衡量。

當然，「願意付出多少錢」也是現實市場的衡量標準。但請回想一下，要提出這項金額，事實上也就是做出預測：預測該商品會對自己的福利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乍看不難，尤其當談到自己熟悉的商品（鞋子、襯衫、肥皂）；但換做是從未使用過的商品，回答起來也就沒那麼簡單。對於一項從未擁有過的商品，哪知道能帶給自己多大的福利效果，以及可以換算成多少錢？

對許多人而言，臉書、推特、Instagram 等平台都是再熟悉不過的社群媒體，而且有著豐富的使用體驗。但出於某些我們馬上會討論到的原因，社群媒體用戶就是很難估算這些平台可以換算的金錢價值。

只要看看民眾提出使用社群媒體願意付出的金額，就會了解在尋求資訊上，「願意付出的金額」和民眾得到的福利效果似乎並不對等；同時值得進一步研究其中的福利效果究竟是什麼。

在這種時候，「願意付出的金額」只反映出部分的福利效果，還可能只反映一小部分。我們必須找出反映效果不佳的實際原因，並且嘗試找出更能呈現福利效果的方式。而我在這裡的目標，就是希望推進這項任務的進展。

——本文摘自《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編按）根據不同世代的背景和特徵，歐美國家流行將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們依序冠以：
  • 嬰兒潮世代：1946 年～1964 年，二戰後嬰兒潮
  • X 世代：1965年～1980年
  • Y 世代：1980年～1990年，千禧世代
  • Z 世代：1990年代末～2010年代前期，數位原生世代
  • α 世代：Z 世代的子女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各個世代產生了哪些轉變？

千禧世代之後，Z 世代接棒，他們的父母通常是思想獨立的 X 世代。這些 Z 世代青年比父母一輩更獨立，更運用全腦生活，原因如下：

• 第一，這些孩子是由 X 世代撫養，長成的一號人格_^註1超級給力。
• 第二，Z 世代接受右腦學習教育，造就強大的全腦思維。
• 第三，X 世代得將嫻熟科技的全腦思維，融入嬰兒潮世代。

那由左腦建構的世界，無獨有偶，Z 世代也得將全腦思維融入千禧世代那右腦主導的世界。綜上所述，Z 世代在生物學上和文化方面都是史上第一個全腦世代。

Z 世代與千禧世代相仿，從嬰兒床時期就與科技產品綁在一起，許多人說自己的母語之前，早就會說谷歌語言。

不過，千禧世代喜歡群體，希望置身社群網路，Z 世代在社交活動上卻更為自主，沒那麼喜歡與人互動，反而與科技互動更自在。

將科技視為自我延伸的「Z 世代」

深究發現，Z 世代其實是將科技視為自我的延伸，有意識的將科技工具整合至日常生理活動。

手機應用程式替他們監控生命徵象，計算步數及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追蹤睡眠，減緩心率，降低焦慮，還會以任何你可想像的方式協助轉移注意力；手機應用程式會告訴他們該吃什麼，何時達到社群媒體每日使用時間上限，何時該睡覺——然後，會播放 δ 波音樂，提升睡眠品質。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

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

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

Z 世代青年如此頻繁使用科技，變得愈來愈自動化，神經愈來愈根據科技來調節，世代差異益發明顯。與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的傳統思維、價值觀與行動相比，這些孩子及之後的 α 世代，神經學層面實有獨到之處。

在一個世紀內，大腦的支配方式及價值觀已然產生變化，儘管我們數十年來早已發現，人與人的接觸有助建立更健康的神經網路，科技卻造成人際連結嚴重中斷。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人類天生就是社會動物，我們與科技的緊密互動，正在戕害我們的健康。

越科技，與孤獨的距離也更近

根據一份各世代孤獨感的自陳報告研究，科技使用程度與孤獨感之間呈直接正相關。

比起從小身處科技環境的世代，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成長過程畢竟並未時常伴著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受試者自陳的孤獨感較低。此外，機不離身導致人機界線模糊，病態狀況層出不窮，夫妻與家人莫不帶著這頭號問題，尋求治療解方。再加上電磁輻射對生物系統的影響仍為未知，科技也開始彷彿列車長不在的失速列車。

2001 年，全腦 Z 世代族群年紀尚小，有些人甚至還沒有出生，全美社會就歷經九一一事件的創傷，承受創傷後壓力症的餘波；後來 2008 年金融危機，迪士尼樂園假期縮成宅度假，這些孩子很快就知道這世界危機四伏，他們的二號人格遭恐懼和焦慮淹沒，也是理所當然；日常言論充斥著政治對立和仇恨，無怪乎藥物過量與自殺情形肆虐，年輕一代那些自覺在人際網路中無足輕重的孩子，更是置身險境。

要是上述事件還不夠嚴重，請想想這些孩子還面臨 2020 年開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說他們有點像是在野外求生，也不為過。

世道如此艱難，Z 世代如同千禧世代，耗費許多時間應付戰鬥或逃跑反應，並未累積太多財富，當然不願買房或安頓下來，反而希望繼續移動，畢竟移動的目標才難以被抓住。

所以，Z 世代究竟有哪些特徵？

Z 世代如父母一樣獨立，重視左腦一號人格的個體性，沒興趣將自己擠入社會組織架構的框架，於是，許多人選擇直接跳過大學。

Z 世代只要動動手指，就能通達浩如煙海的資訊，真真切切以強大的一號人格與科技共存，也以三號人格的價值觀過活。想要什麼東西，就上亞馬遜訂購，無論他們可能身在何處，訂購物品幾乎立刻就送達門前。三號人格好喜歡科技帶來的即時滿足感。

Z 世代天生熟悉電腦程式碼，許多人幾乎沒什麼開銷，便賺得大筆收入，因為大型科技公司現在直接透過網路雇用他們的技能。事實上，在科技盛行的世界，Z 世代人才炙手可熱，谷歌與亞馬遜等大公司甚至不需要員工有學士學位。

Z 世代喜愛高薪工作，開名車，身著最新的花押字印花名牌。Z 世代一號人格的自我價值由所持有的事物反映，但若二號人格感覺遭威脅，而三號人格需要衝至別處，也要隨時能將所需要的事物一把抓起帶著走。

這點，與典型的千禧世代特徵有如天壤之別，千禧世代通常會到古著店或二手衣店買衣服，錢比較不會用在自己身上，更傾向捐款做公益。

與社群媒體共生：Z 世代更寬容、更不受拘束

若說千禧世代有了社群媒體而如虎添翼，Z 世代則需要社群媒體，才能如魚得水。

Z 世代建立關係的對象主要是手機、iPad、電腦，因此他們站在文化潮流的尖端，了解現今當紅時事，簡直是第二天性。

右腦強勢又強大的他們，儘管常聽到長輩仇恨言論喋喋不休，面對與之殊異的文化、族裔、宗教、性傾向，都更為寬容；比起應該做的事，花時間做喜歡的事更自在。

Z 世代手藝精巧，對自己下了工夫的創作，引以為傲。他們的四號人格希望種植可食用的健康作物，打造美麗花園，關心清淨的空氣和水源，一心保護地球家園。

電腦對人腦帶來的加速、耗損與壓迫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達到人類與科技融合的轉捩點。這麼說好了，儘管大腦是由數百億個互相傳遞訊息的神經元組成，造就的神奇副產物卻是人類個體意識的展現；相形之下，我們有數十億顆大腦互相交流，共同展現人類的集體意識。

再更進一步說，網際網路是由數十億部電腦組成，電腦則透過人腦意識互相連接，結果就是：出現遍及全球的科技意識，而這種意識突破了最狂放的科幻想像。

人類與電腦開始產生這種聯繫之時，是人類建構電腦，影響電腦。然而，現在卻是電腦在影響人腦。

隨著千禧世代與 Z 世代到來，網際網路的追蹤行為司空見慣，我們的上網活動、位置、移動模式、飲食、採買的產品、理財習慣、政治喜好，甚至是我們的臉孔、朋友家人互動程度，都會受到追蹤，手機應用程式會監控、蒐集我們的生物系統資料，提供生活建議。

科技與人類如今步步走向整合，最終我們不僅賦予科技影響我們想法、情緒和生理反應的能力，也已嘗試植入各種形式的科技和神經微晶片。這點令人既期待又害怕。

生物系統的運作集結了各種負回饋迴路，例如，我餓到肚子痛，吃了東西，痛感就沒了。在此生物系統中，我有欲望，並依這種欲望行事，欲望消止之後，我感覺滿足，該系統就暫歇。

以負回饋迴路為本的系統，有其妙處：可以建立並傳達需求，一旦滿足需求，就能恢復自身的平衡與恆定機制。在恆定機制下，生物系統可以自行休息與補足能量。這些負回饋迴路消耗最少的能量來示警，警報一解除，系統就會暫時關閉，返回節能模式，生命因此得以健康發育。

另一方面，資通訊科技堪稱正回饋系統，不會暫歇或停止運作。此系統愈常運轉（也就是你打電動或瀏覽網頁的次數愈多），系統中設置的誘惑也愈多，以便增加你的點閱數，吸引你付出更多時間與注意力。這些科技全天候運作，會加速我們的神經網路，也會耗損我們的神經網路。

大腦就像電腦一樣，偶爾要清理才不會當機

電腦及網際網路的世界都會持續運作，直到當機、需要修復或更新軟體的時候。然後，該系統會重新啟動，並從上次停止的地方再度開始運轉。電腦驅使我們更賣力工作，更用力玩遊戲，更迅速思考。從認知和情緒方面來看，這些科技正在磨耗我們的生物系統，我們更難抵擋科技癮頭。

科技帶來便利，協助我們提高效率，適當使用的話，也能創造更健康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態——這些當然無可否認，只是，科技老是鼓勵我們「衝衝衝」，可能造成腦部健康大大受損，也可能粉碎我們與身旁親友的關係。

大腦基本上就是人類生命的硬碟，我們成天編譯數十億個 Cookie ——來自電視、手機、社群媒體、以及科技替你量身訂做的健身課表，當然還有工作用的電腦。

人腦就像工作用的電腦，我們若沒有一天清理好幾次垃圾檔案，至少也要每天清理一次，重新啟動大腦，才能呈現最佳效能。若要還原為由負回饋迴路驅動的生物系統，我們必須定期按下暫停鍵，給大腦機會更新、重新校準並執行硬體重設，這也是睡眠如此重要的一大因素。

一天之中找些時間，有意識的與四大人格舉行大腦會議，也享有這種好處。無論我們是否需要接受幫助，或者只是剛好想抱持感恩，擁抱新氣象，我們都有能力選擇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有能力選擇如何成為那樣的人，有能力扶自己一把。

無論這些世代的差異為何，誠如我在 TED 演講所述：

我們是能量生物，藉由右腦半球的意識互相連結，

形成一個人類大家庭。

而此時此地，我們全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兄弟姊妹，

來這裡，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而在這個時刻，我們很完美，我們很完整，我們很美麗。

——本文摘自《全腦人生：讓大腦的四大人格合作無間，當個最棒的自己》，2022 年 ８ 月，天下文化，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專訪柳勇全／史丹佛醫學院副教授

在全球疫情緊張的現在，史丹佛醫學院副教授柳勇全說出了睡眠對提升免疫力的重要性，在這個時間點更形重要。柳醫師是耳鼻喉外科併整形外科副教授、生物設計（Bio Design）教師培訓學者，專精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外科治療。

他指出，過去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把感冒病毒置於病人鼻腔，發現睡眠少於五小時的團體，50% 會得到感冒，睡眠多於七小時的人，只有 18% 得到感冒。同樣地，睡眠多於六小時的人，打疫苗後身體會產生大量抗體，而少於六小時的人，抗體反應不明顯，就算事後補眠，效果也不彰。

柳勇全醫師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與過去 SARS 病毒很大的不同點在於潛伏期相當長，SARS 病毒的症狀明顯，可以馬上隔離，但在新型冠狀病毒，許多患者剛開始都是無症狀感染，等到看到症狀時，已經感染給許多人。

所以只要呼吸不順、胸痛、發燒、咳嗽，或是頓時失去味覺、嗅覺，都不用等，需要馬上就醫篩檢。

新型冠狀病毒迷思

針對這次疫情，剛開始的時候亞洲人戴口罩，許多美國人則戴手套，差異極大，其實不論哪種形式，都是為了保護自己與別人。但以科學的角度來看，新型冠狀病毒是由上呼吸道感染病人，所以任何可以降低病毒進入人體的都是好方式。

以口罩為例，除了戴好之外，千萬不要用手摸前方，就算丟棄也要丟入有蓋的垃圾桶，不要讓病毒有機會感染其他人。

此外，針對新型冠狀病毒大家有許多迷思，包括下列兩項。

1. 高齡者比較容易被感染
   其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年齡的問題，不只是高齡者，目前也有許多年輕患者，譬如本來就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年輕醫護人員在工作過程中吸入大量病毒都有可能。在標榜個人主義的美國，許多年輕人在疫情初期都不願意戴口罩，但是現在的確是一個「你什麼都不做，只要乖乖待在家裡，就可以救別人」的非常時期。
2. 社群媒體的藥物討論
   疫情過程中，不斷有許多社群媒體討論，哪些藥物可以有效治療新冠肺炎，影響了許多人對藥物的看法。柳醫師指出，藥物是否有效，是相當嚴謹的臨床實驗過程，答案絕對不會來自於社群媒體，這當中有很多報導可能都沒有根據，也未經證實，最好的方式還是向醫生詢問，絕對不要亂吃藥物，造成身體不必要的損傷。

疫情對於美國醫學體系的衝擊與改變

這次疫情讓美國各大學首次停辦畢業典禮，過去在畢業典禮中的歡樂與淚水，也在病毒的影響下，只能成為遙遠的小確幸。

柳醫師從醫學教授角度來看，這次疫情對美國醫學體系的衝擊與改變如下：

1. 基礎研究停止
   疫情爆發後，醫院只開急診刀，讓人力保持最大的彈性，許多老師的基礎研究，如果與新型冠狀病毒無關也都須先暫停，而基礎研究是支撐醫學進步的重要基石，暫停雖迫於無奈，但的確也對醫學界產生長遠的影響與衝擊。
2. 遠距教學
   因應疫情時代的來臨，遠距教學將對生活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但有許多事務仍是遠距無法取代的，以教學為例，老師在遠距的情況下，無法確切觀察到小朋友的互動、因材施教。
   同樣地，外科醫學院學生或許可以看影片來學習與模擬，但與開刀房的實作環境仍有相當大的不同。在開刀房中對於整個開刀房情況的掌握，絕對不是線上教學可以取代。
3. 創新的限制
   所有領域的創新一直是矽谷的靈魂，幾個人卡在車庫裡的創新，絕對不是遠距可以取代的。而這次疫情的經驗，讓我們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善用遠距，同時也更了解，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仍是無法取代的門檻。
4. 傳統看診方式正在改變
   傳統的看診方式也正在被遠距取代，問診的確很重要，但是很多測試可以改以行動健康管理的方式進行。以睡眠測試為例，以前到睡眠中心睡一晚的費用相當高昂，但是效果可能不如受試者利用手錶記錄的睡眠數據來得有用。

這些遠端測試數據都是相當重要的資產，如果可以活化應用，以後疫情只要在世界任一角落出現，馬上可以進行隔離、醫治，等於把國防的概念帶到防疫，絕對相當受用。

柳醫師笑著說，美國零售量販賣場塔吉特百貨（Target）發現，疫情期間，襯衫的銷量大增，而褲子的銷量下降，主要原因是大家現在用線上軟體開會，只需要上半身穿著正式即可。雖然說這是個疫情期間的笑話，但是透過會議軟體舉辦的遠距研討會，沒有臨場感，加上看不到聽眾的反應、缺乏互動，效果的確不如實體會議。

美國醫療系統在疫情期間受到嚴重衝擊的主因

這次疫情的爆發，對美國的醫療體系產生巨大影響，柳醫師指出，美國擁有龐大的醫療資源，但長期以來，美國的健康數據卻比不過其他先進國家，也比不過台灣，主要歸因於：

1. 資源分配與供應
   美國的醫療狀況是大城市的資源多，小城市相對少。再者，在醫材零件上較缺乏韌性，一遇到問題時，是否可以即時供應就成為瓶頸。以台灣為例，口罩一有缺，一星期便可以開始產出，但美國較缺乏這種彈性。
2. 人力使用
   疫情爆發期間，美國醫學院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即指出需要更多醫生，美國其實擁有充足的護理能量，但由於法規的限制，讓人力使用的彈性與效率相對降低。
3. 缺乏全民保險
   美國沒有全民健保，就算有保險也有分類，所以大家不敢隨意看病，這不僅是保險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對於弱勢族群的保障相對薄弱。

目前經濟力較為充裕的加州，正著手以地方的力量解決並改革問題，希望可以透過正確的方式改正目前醫療體系暴露的問題，讓其他地方開始複製、學習。

「疫情把我們打垮，我們才會改變。」雖然這是我們絕對不樂見的狀況，但危機正是轉機，也期待疫情造成的犧牲能為全球醫療與保險體系的修正帶來曙光。

＝ I C 筆記／ 詹益鑑＝

這次訪談是我跟 KT 節目開播後的第一次訪談，也就是說，柳醫師是我們第一個來賓。但因為當時是加州疫情剛爆發的階段，我們所有人都正在適應居家避疫，節目也從第一集開始就採用隔空遠距錄音的方式，因此在準備器材跟訪問資料時，都顯得手忙腳亂。

幸好在柳醫師充足的準備與協助下，我們有了很精彩、順利的第一次訪談錄製經驗，也由於他的專業背景與近距離觀察（日後才知道全灣區第一個新冠肺炎的病患就是送進史丹佛附設醫院），讓我們跟聽眾對於疫情的理解、對於醫療系統所遭受的衝擊，有了明確而清晰的輪廓。

在這集訪問之後，我跟柳醫師成了好友，經常交流醫療科技創新跟疫情相關的資訊，更開始認識跟連結在灣區的醫學研究與公衛體系。現在還出了書，這都是節目錄製前沒有想過的事！

——本文摘自《矽谷為什麼：科技、新創、生醫、投資，矽谷直送的最新趨勢與實戰經驗》，2022 年 6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