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伊波拉爭議(2)：如果實驗藥物都可以，那還有什麼藥不行？

中國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 來得又急又快，在此困境下，醫生們不得不將手上的藥物打出，期許某支藥物，能夠撂倒死神，挽救命懸一線的患者。

2020 年 1 月 19 日，一名 35 歲的美國男子出現在了華盛頓州的急診室。儘管沒有顯著的病徵（體溫 37.2℃、脈搏 110次 / 分鐘、血氧濃度 96%），胸部 X 光也無異常¹。

但病人陳述的武漢旅遊史，讓醫護心中敲響了警鈴，立馬向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US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以下簡稱美國 CDC) 報告，同時在 48 小時內進行了所有常見呼吸道病毒的測試^{註1, 2}，結果皆呈陰性。

1 月 20 日，美國 CDC 報告出爐，確診為美國第一例 SARS-CoV-2 感染者！於是一場與皇冠死神拉扯的拔河賽正式開始了。

由此例可以發現幾個特點（非通例，僅就此例觀察）：

• 患者全程症狀和流感極為類似（咳嗽、乏力等）
• 患者感到不舒服時，並未有高燒、胸部 X 光無顯著肺部浸潤；直到感染約 6 天後出現高燒；感染第 9 天胸部 X 光出現肺部浸潤。

若非患者誠實告知旅遊史、醫護人員警覺性高、US CDC 慎重以對，則此例武漢肺炎 (COVID-19) 的病例表徵確實和流感極為類似，恐怕送醫的時間會更晚。

一名誠實的患者、一群遵守流程的醫護團隊

醫護們起初僅提供支持性療法，包含退燒、補充液體等。期間生化檢測發現白血球減少、血小板減少、肝功能指數變化等。

儘管入院時病徵不明顯，但隨著病程加速，病毒侵犯全身組織，各處檢體的病毒量開始提高，甚至在糞便中也能採集到病毒（見下圖）。

而在胸部 X 光檢測裡，入院時肺部顯示正常；但病毒持續在男子體內肆虐，病況急轉直下。

感染第 9 天（1/24, 入院第 5 天）發現左肺下葉肺炎，同時臨床上出現呼吸困難、血氧飽和度值降至 90％（最低應至少 96%）。隔日被迫使用氧氣呼吸和抗生素減緩感染。

然而病況並沒有因此轉好，雙肺惡化出肺炎。此時如無法取得進展，死神即將擊倒醫護團隊、取得最後的勝利。

Remdesivir 聽說能搞定RNA病毒？換你上了

Remdesivir 是模仿 DNA、RNA 的藥物，它能鑲入 RNA 的複製酶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阻礙 RNA 鏈持續地延展，進而阻斷病毒的生命^{2, 3}。Remdesivir目前在治療伊波拉出血熱裡取得臨床第三期的成果^註3。

由於患者的情況每況愈下，醫護團隊在感染第 11 天起開始靜脈注射 Remdesivir。

沒想到這個臨場拉來的救援投手展現了強大的壓制力，隔日患者的臨床感受就開始恢復、血氧飽和度值上升到 94-96％，無需額外補充氧氣，直到本研究紀錄截止日 (1/30)，各項情況都持續改善，病人逐漸康復中。

從美國第一例中，可以學到啥？

從美國第一例武漢肺炎的案例，從感染、通報到治療，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個人摘要如下：

• 誠實申報，不因畏懼而隱瞞旅遊史。
• 團隊提高警覺、完整訓練。儘管 X 光、病徵並無呈現急症，但醫護團隊顯然受過良好訓練，才能第一時間上報 US CDC。
• 逐日觀察，定量、定性地公佈醫療數據。因此我們才知道原來糞便也藏有病毒、發燒後數天 X 光才有肺部浸潤的表徵、上吐下瀉也可能是武漢肺炎的病徵之一。
• 大膽使用 Remdesivir，並取得極佳的治療效果，鼓舞了全球。個人建請台灣衛生福利部專案進口該藥物，立即投入實驗。

面對疾病，只有透明、團結、無私才能取得上風。因為病毒是全世界最公平的生物，不因國籍、宗教、性傾向而選擇感染者。

人類會因政治傾向、國籍共識而區分敵我。但病毒對全世界都很公平，只要人類不團結，每個人都是病毒的食物。

註解

1. 包含腺病毒、副流感、A 和 B 型流感、鼻病毒等。
2. 台灣決定一旦發現疑似病例，立刻先使用壓制流感的藥物，借此排除流感的可能性。確實是非常高明的做法，值得大力讚美。
3. Remdesivir 設計上是廣效型的抗 RNA 病毒藥物，並非單純僅抵禦伊波拉病毒。

參考文獻

1. Michelle L. Holshue, M.P.H., Chas DeBolt, M.P.H., Scott Lindquist, M.D., Kathy H. Lofy, M.D., John Wiesman, Dr. P.H., Hollianne Bruce, M.P.H., Christopher Spitters, M.D., Keith Ericson, P.A.-C., Sara Wilkerson, M.N., Ahmet Tural, M.D., George Diaz, M.D., Amanda Cohn, M.D., LeAnne Fox, M.D., Anita Patel, Pharm. D., Susan I. Gerber, M.D., Lindsay Kim, M.D., Suxiang Tong, Ph.D., Xiaoyan Lu, M.S., Steve Lindstrom, Ph.D., Mark A. Pallansch, Ph.D., William C. Weldon, Ph.D., Holly M. Biggs, M.D., Timothy M. Uyeki, M.D., and Satish K. Pillai, M.D. for the Washington State 2019-nCoV Case Investigation Team (2020) 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DOI: 10.1056/NEJMoa2001191
2. Guangdi Li & Erik De Clercq (2020) Therapeutic options for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DOI: 10.1038/d41573-020-00016-0
3. Ariane J.Brown John, J. Won, Rachel L. Graham, Kenneth H. Dinnon III, Amy C. Sims, Joy Y. Feng, Tomas Cihlar, Mark R. Denison, Ralph S. Baric, Timothy P. Sheahan (2019) Broad spectrum antiviral remdesivir inhibits human endemic and zoonotic deltacoronaviruses with a highly divergent RNA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Antiviral Research. 169. https://doi.org/10.1016/j.antiviral.2019.104541

茲卡病毒肆虐中南美洲，在巴西已傳出超過四千例的新生兒小頭略形病例。一般成人被感染茲卡病毒，主要會出現類似溫和的登革熱症狀（我得過差點痛死人的登革熱），包括發熱、皮疹、結膜炎、肌肉和關節痛、全身乏力、眼窩痛以及頭痛。這些症狀往往較輕，持續兩天至一週。如果是懷孕婦女感染，經由母親傳染給孩子，可能會造成小頭畸形。病毒最早在 1947 年於烏干達的茲卡森林中的獼猴體內分離出來，因而得名。

就像大部分的病毒傳染疾病一樣，公共衛生專家已警告台灣，茲卡病毒有很有可能入侵台灣，因為台灣氣候濕熱，很適合斑蚊（尤其是埃及斑蚊）的傳播，加上交通便利，這讓公共衛生專家如臨大敵。

除了茲卡病毒，前不久西非伊波拉疫情的慘烈，令不少衛生狀況已堪慮的非洲國家大受打擊；從駱駝傳染人的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也一度令許多國家提高防疫警戒；更早之前的 H1N1，在台灣也造成疫情，我也沒有倖免，在家隔離了五天。以上種種令人聞風喪膽的病毒傳染病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人畜共通傳染病。

台灣大概在十一、二年前，慘遭 SARS 肆虐，許多人仍印象深刻。我當時也感冒發燒，差點就以為得了 SARS。因為 SARS 的防疫，學校關閉了游泳池，讓瘦骨如材的我，因為不能天天游泳運動，兩個月暴胖十幾公斤，從此身材再也回不去了，這也是人生中最大的痛之一。

SARS 是典型的人畜共通疾病，從啥都能吃的廣東傳出。《下一場人類大瘟疫：跨物種傳染病侵襲人類的致命接觸》（Spillover: 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這本好書，對 SARS 等等人畜共通疾病肆虐人間的過程，有如推理小說般精彩絕倫的描寫。

我在本專欄中介紹過了《下一場人類大瘟疫》的作者大衛．逵曼（David Quammen）的另一本書《致命伊波拉：它藏在哪裡？下一次大爆發會在何時？我們能遏止它嗎？》（Ebola: The Natural and Human History of a Deadly Virus）（請參見〈進擊的致命伊波拉〉）。《致命伊波拉》有部分內容就是來自《下一場人類大瘟疫》，可是後者的深廣度更令人折服。大衛．逵曼果然是一流的科學作家暨新聞工作者，在《下一場人類大瘟疫》中，他處理各種各樣不同的人畜共同疾病，從病毒到克立次體都有，可是卻能有條不紊，把各種脈絡用故事的方法清晰地呈現。

在過程中，我們隨著大衛．逵曼冒死到中國南方、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孟加拉、非洲等地遊歷，過程中他和許多當事人以及專家接觸，頗有觀看國家地理頻道的味道，也順便吸收了病毒學、細菌學、遺傳學、流行病學、演化生物學等的知識。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第一章〈亨德拉和死神的灰馬〉就很令人驚心動魄，彷彿就像看電影一樣，相當好萊塢，可是其實更恐怖的是，書中述說的卻是血淋淋的真實事件，那是發生在澳洲這個先進國家的病例。亨德拉病毒感染了馬，然後傳給了人，有人不幸喪命；書中另一個案例，是發生在馬來西亞的立百病毒（Nipah virus），會引發立百腦炎，也會造成人類和其他動物（尤其以豬隻為主）交叉感染，嚴重的可引致死亡，致死率達四成。

立百病毒在馬來西亞的立白新村發現，1999 年 3 月馬來西亞爆發豬場及屠宰場工人腦炎死亡病例。1998–1999 年間馬來西亞有 265 人因接觸感染立百病毒的豬隻感染而致病，其中 105 個病例死亡。那次疫情亦造成馬來西亞近 900 個豬場近百萬頭豬遭撲殺，對業界造成相當大的損失。

其他有名的病毒，還有禽流感、西尼羅河病毒、馬堡病毒和狂犬病毒。狂犬病應該是最著的人畜共通傳染病之一，絕大部份通過咬傷傳播。沒有接受疫苗免疫的感染者，會出現暴力行為、不可自制的興奮感、恐水症、部分肢體癱瘓、意識混亂或喪失知覺，病毒大量存在於發病者的腦脊液、唾液和體液中，當神經症狀出現後幾乎必定死亡。台灣原本非狂犬病疫區，可是台大團隊 2013 年在鼬獾身上，驗出絕跡 52 年的狂犬病病毒而死灰復燃。

人畜共通傳染病，病原不是僅有病毒而已，也有造成瘧疾的瘧原蟲，它們是單細胞的原生生物，生活史非常複雜；還有 Q 熱、鸚鵡熱和萊姆病，它們都是細菌造成的傳染病，病原分別是貝納氏立克次體、鸚鵡熱衣原體和伯氏疏螺旋體造成的。

《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探討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為何許多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病毒致病原，都來自蝙蝠。在美國，蝙蝠則是最常見的狂犬病原因。許多其他病毒在不同動物之間傳來傳去，可是源頭往往可以追溯到蝙蝠身上。蝙蝠為何成為重要的病毒儲存宿主？原因現在學界還在探討，《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提到幾位好奇的科學家，原本並非蝙蝠免疫專家，可是卻合作探討出一些合理的原因，例如蝙蝠是哺乳動物古老的一支，有群聚的習慣，又能夠飛翔而長途旅行等等，讓蝙蝠成為病毒的良好宿主。

提到人畜共通疾病，另一本好書《共病時代》也非常值得一讀！我們對蝙蝠和其他動物所知的非常有限，這也導致了我們人類在明，人畜共通傳染病在暗，防不勝防。因此，對其他生物的基礎生物學研究，不是種像是集郵的嗜好，或者只能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而已，對我們的健康和公共衛生甚至政治經濟也是生死悠關的。

在《下一場人類大瘟疫》中，大衛．逵曼不禁要被問或者問自己，為何要高度關注人畜共通傳染病？他沒有懷疑太多，因為有一個世紀絕症，讓他很肯定關注人畜共通傳染病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由 HIV 造成的，俗稱愛滋病（AIDS）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是非常令人聞之色變的，這個不必要詳述了吧？《下一場人類大瘟疫》當然也追蹤了這個上個世紀被視作黑死病的疾病的來源。還好在許許多多科學家的努力之下，愛滋病現在算是有藥可救了。

回到上面提到的 SARS，這個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在中國、香港和台灣都造成了重大的衝擊，不僅許多青壯年病人無預警辭世，還對疲弱的經濟造成打擊，也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動盪，那時候在公車或捷運咳兩聲，馬上被白眼，嚴重點的還被怒目而視，只差沒演成全武行。

因為有些病例是從香港傳過來的，香港遊客在台灣備受歧視，連我的華僑口音都能讓人明顯表現出敵意。因為生態的破壞而從其他動物溢出，加上氣候變遷及交通便利，再受到新興傳染疾病應該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而已，不僅是醫界該準備，整個社會遲早都要面對。

一部好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也不容錯過，這部鬼才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的超寫實作品，描述了人畜共通的傳染病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全片中不同角色都有血有肉，基本上就是把 SARS 疫情對社會和人性的衝擊演得活靈活現，毫不煽情地說了個好故事，非常適合配合《下一場人類大瘟疫》這本好書一起享用（請參見〈全境擴散的超寫實〉）。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了解到，由於WHO在8/12宣布「考慮到此次伊波拉疫情的嚴重性與特殊性，在針對伊波拉病毒的醫療行為中，使用尚未通過人體測試的實驗藥物是『道德的』」[1]，等同於公開認可實驗藥物使用的正當性，引發西非地區對許多仍在開發階段的藥物產生急迫性的需求，希望通過「恩慈療法」對失控的疫情力挽狂瀾。

首先，大家是否有想過為什麼直到今日針對伊波拉都還只有實驗藥物呢？這項病毒早在1976年就被發現，這中間將近40年的時間，竟然沒有任何ㄧ種核可上市的伊波拉藥物？可能的原因是，伊波拉病毒的致死速度太快，過去在非洲，往往在疫情擴大前整個感染的村落就已經全軍覆沒，沒有造成病毒進一步的擴散，其藥物市場也因此受限，缺乏經濟效益的誘因，藥廠就少了研發的興趣。另外，由於伊波拉病毒的高危險性，其藥物研發規定只能在最高等級的生物實驗室操作，而美國在911事件爆發前，全美僅有3座這樣的實驗室，嚴重侷限伊波拉藥物的開發（911之後，美國提高對生化攻擊的關注，此等級的實驗室才開始增加）。這也是為什麼，主要針對伊波拉的研究都集中於近10年，而現在，這些研究才進行到動物實驗階段，就直接要被拿來進行恩慈療法使用。

但是，這些尚在開發階段的試驗藥物，幾乎都還沒有量產技術，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庫存或生產線來應付急劇增加的病患，這便引起了更大的爭議：誰可以優先獲得這些實驗藥物呢？排隊？抽籤？有方法可能「公平」地進行資源分配嗎？雖說，獲得恩慈療法並不保證一定能痊癒，但對病患來說，獲得「可能有效果」的藥物，有如抓住一線生機，誰都不可能放棄機會（尤其在目前疫情擴大，大家對病毒充滿恐懼的時刻更是如此）；目前供不應求的事實，可能會導致當地社會動盪，讓醫療處境更為艱巨。

就因為幾乎不可能有方法可以公平地讓每個病患得到實驗藥物治療，有另外一派的提案逐漸浮上檯面：既然WHO都認可使用未經人體實驗藥物的道德正當性，但那些藥的現存劑量又太少，不如嘗試看看使用一些過去針對其他疾病研發的藥，雖然它們並非針對伊波拉，但因為那些疾病在病理機制上與伊波拉有類似之處，說不定也可以對伊波拉病毒有所反應，達到治療或是減緩症狀的效果。這項提議在過去一週持續發酵，WHO內部也展開激烈討論。

許多科學家都主動向WHO提案，建議使用ㄧ些已經核可的便宜藥物，像是法國的藥物專家David Fedson表示，史他汀類藥物（Statin, 常用作降血脂藥物）、ACE抑制劑、血管緊張素的受體阻截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等等，都是可能對抗伊波拉的候選人，他認為伊波拉病毒最可怕的並非其傳染性本身，而在於會引發近乎失控的免疫反應（類似的症狀也會在敗血症中出現），而史他汀類藥物和上述的幾種藥都可以緩解過度的免疫反應（2012年，研究發現使用史他汀類藥物可以降低83%敗血症的危險）。WHO將會在議程中討論這項建議，根據David Fedson的說法，目前已有將近30位科學家同意連署（裡面也包含一些大咖）。

然而，對此亦有一些反對聲浪出現。德州大學醫學分部（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UTMB）的Thomas Geisbert認為即便WHO同意使用非針對性伊波拉藥物，那些藥物也必須證明至少是對猴子有效的，但是David Fedson一派提出的幾個藥物，都尚未達到這項標準。「在這樣疫情危急的時刻，大家都會想做點什麼，希望對情況有所幫助；但我看過太多例子，你以為會有用的藥物事實上對病人一點幫助都沒有，或是有些藥物只對猴子有用，對人卻沒用，根本沒人可以保證，我們不該盲目地有什麼就用什麼！」Thomas Geisbert說道。那些藥物都缺少明確的證據說明它們可以對伊波拉產生治療效果，盲目地使用甚至可能讓病情惡化，讓病患對醫療體系的信任瓦解（就像上ㄧ篇討論的的情形）。

除了David Fedson，也有其他科學家提出可能的藥物方案：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Eleanor Fish希望說服無國界醫師組織使用Infergen，一種過去被廣泛用於治療C型肝炎的藥物，在2003年SARS疫情中，這項藥物被證明可以有效改善病況；而針對伊波拉病毒，也有少數相關研究，聲稱Infergen可以對感染伊波拉的猴子有所幫助（但Geisbert質疑該效果可能是藥物中的其他成分所致）；日前，其藥商已免費提供60000瓶給非洲地區使用。另外像是芝加哥Cour pharma的Daniel Getts則建議，可以使用其公司生產的調整型奈米顆粒；不過此提案由於缺少靈長類的實驗數據，已被WHO拒絕。

事實上，不只上述的幾位科學家或藥廠有提出藥物方案，使用非針對性藥物、療法來對抗伊波拉的聲浪正快速崛起，任何想到可能有療效的提案從四面八方湧入WHO；如此卻可能導致WHO無暇仔細審查所有的提案，拖累整個防疫進度。WHO該怎麼面對這些爭議？如何訂定審查標準？會不會哪天又公開宣布使用非針對性藥物的道德正當性呢？

藥物的使用不能只是考慮效果，更需要縝密的道德標準來檢驗，伊波拉爭議足以作為我們思考的觸發點，一起想想，當我們面對相同情況該如何應對，才能真正臨危不亂。

疫情更新：截至8/15號這一波的伊波拉疫情已造成2127個病例與1145人死亡。

補充資料：對應伊波拉疫情，Science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將旗下伊波拉相關的研究論文與新聞整理成包裹，提供研究單位及一般民眾免費下載

延伸閱讀：

• 淺談伊波拉爭議：如果伊波拉病毒爆發，你願意吃實驗藥物嗎？
• 史上最嚴重！這次伊波拉疫情蔓延不止的5個原因

資料來源：

1. Using experimental drugs and vaccines against Ebola is ethical, WHO panel says [Science News, August 12, 2014]

參考資料：

• 9人小公司怎樣造出埃博拉“解藥”？ [新華社, August 17, 2014]
• The other Ebola debate: What about existing drugs? [Science Insider, August 12, 2014]

藏在哪裡？將近四十年來，伊波拉病毒儲存宿主的身分，始終是傳染病界最隱密的小謎團。這個謎團，連同投入解謎的努力，都可以追溯至一九七六年首次確認伊波拉病毒症浮現之時。那一年病毒在非洲兩度爆發，彼此獨立，不過幾乎同時出現：一次在薩伊（如今稱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北部，一次在蘇丹西南部（位於如今南蘇丹共和國境內一區），兩場爆發相隔三百英里。儘管蘇丹的疫情開始得稍早，薩伊事件卻比較著名，部分是由於那裡有一條小水道，稱為伊波拉河（Ebola River），最後那種病毒就以此命名。

薩伊爆發事件的聚焦點是一所小型天主教會醫院，院址設於本巴區 （Bumba Zone）地帶一處名叫 揚布庫（Yambuku）的村落裡面。九月中，那裡的一位薩伊醫師通報了二十四起案例，患者都罹患了一 種引人矚目的新型疾病—那並不是普通瘧疾，它比瘧疾更恐怖、更血腥，典型特徵為血性嘔吐、流鼻 血和血性腹瀉。那位醫師拍電報向薩伊首都金夏沙（Kinshasa）當局示警時，患者群中已經有十四位死亡，其他人也岌岌可危。到了十月初，揚布庫教會醫院已經關閉，理由很悽慘，因為院內人員大半都死了。

幾個星期之後，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和醫師因應情勢組織起來，遵照薩伊衛生部指示來到這裡會師，針對這種未知疾病進行一次緊急研究，並就疾病管控提出建言。這支應變團隊的成員分別來自法國、比利時、加拿大、薩伊、南非和美國，其中九位來自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後來這支團隊就稱為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他們的領導人是卡爾．約翰遜，也就是當初一九六三年在玻利維亞處理馬丘波病毒事件的那位美國醫師暨病毒學家。那時他自己也染上了那種疾病，險些喪失性命。十三年後，他當上了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特殊病原體部（Special Pathogens Branch）的負責人，卻熱情依舊，仍然致力奉獻，那次瀕死經驗或者攀登專業顛峰一點也沒讓他變得圓滑世故。

約翰遜應付馬丘波事件時，把焦點集中在生態面向，協助解除了那場危機。他關注的是，病毒沒有出手殺害玻利維亞村民時都待在哪裡？就那次的事例，儲存宿主的問題有跡可尋，答案也很快就找到了：有種本地小鼠把馬丘波病毒帶進人類的住所和糧倉。靠著陷阱捕捉滅除小鼠，有效終止了那場爆發。如今進入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和十一月那段絕望、惶惑的時期，約翰遜在薩伊北部遇上了另一種不知名的隱形殺手，這時死亡數字攀升到好幾百人，他和同行的研究人員抽出時間來揣摩伊波拉病毒的狀況，就如同當初他針對馬丘波病毒探究的問題：這個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當時他們已經知道，薩伊病原體是種病毒。這項認識歸功於海外各實驗室（包括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收到臨床樣本之後，迅速完成作業，分離出病毒。（約翰遜飛往薩伊之前，便親自領導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進行分離作業。）他們知道，這種病毒很像馬堡病毒，那是九年之前業已確認的另一種致命病原體；電子顯微圖像顯示，它同樣呈絲狀扭曲構造，像一條痛苦至極的絛蟲。不過實驗室檢測也披露伊波拉病毒和馬堡病毒明顯不同，足以判定這是種新的類型。到最後這兩種蠕蟲狀病毒，伊波拉和馬堡病毒，都經判歸新的一科：線狀病毒科。

約翰遜的團隊還知道，那種新的病原體（伊波拉病毒）必須寄宿在某種人類以外的活動物體內，它在那裡生活時，比較不會造成破壞，能長久存續下來。不過就他來講，儲存宿主是誰的問題，還不如其他要項那般急迫，好比如何截斷人傳人感染通路、如何保住患者的生命，還有如何遏止爆發情勢等。後來團隊的報告指出，「生態調查做得相當有限，」而且調查結果也全都是否定的。伊波拉病毒只出現在人類身上，其他完全無跡可尋。

不過事後回顧，反面的資料卻很有趣，起碼記錄了早期研究人員檢視了哪些地方。他們從遭受伊波拉感染的村莊採集了八百一十八隻臭蟲，搗成蟲漿，完全沒有找到絲毫病毒證據。他們研究過蚊子，什麼都沒有。他們從十隻豬和一頭牛身上抽血—全部證實沒有伊波拉病毒。他們抓了一百二十三隻齧齒類動物，包括六十九隻小鼠、三十隻大鼠和八隻松鼠，沒有一隻是病毒帶原者。他們還檢視了六隻猴子、兩隻遁羚和七隻蝙蝠的內臟，這些動物也都是清白的。國際委員會的成員見此都更為審慎了。

「過去三十年來，全世界從來不曾出現這麼富戲劇性，或者這麼可能爆發疫情的新型病毒性急症，」

他們在報告中提出警告。文中指出，病案致死率高達八八%，這是除狂犬病之外的最高紀錄。（狂犬病患者若是沒有在症狀出現之前予以治療，死亡率幾達百分之百）。委員會向薩伊官方提出六點緊急建言，其中包括地方層級的保健措施和全國性的偵測監控。不過裡面並沒有提到伊波拉病毒的儲存宿主是誰，那屬於科學事務，比起向莫布杜總統（President Mobutu）的政府提出的行動事項稍微抽象了一些，所以還得再等等。

結果一直等到現在。

揚布庫事件過後三年，約翰遜和委員會的其他幾位成員，依然在揣摩儲存宿主問題。他們決定再試一次。由於欠缺資金，無力籌組專門尋找伊波拉藏身處的探勘行動，於是他們決定搭便車，掛在世界衛生組織負責協調的薩伊猴痘長期研究計畫底下進行。猴痘是種重症，雖然並不像伊波拉病毒症那麼搶眼，不過也是由潛伏在（當時依然尚未確認的）單一或多種儲存宿主身上的病毒引發的病症。因此這樣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似乎很自然，也很經濟，他們可以動用兩套分析工具，來篩檢採集來的同一批檢體。這次田野小組同樣從本巴區各村落和周圍森林採集動物，此外也兼及薩伊北部和喀麥隆東南部的其他地區。

這次他們藉由陷阱、狩獵行動，還提供賞金鼓勵村民帶來活動物，最後總共獲得超過一千五百隻動物，分屬一百一十七個物種。收穫有猴子、大鼠、小鼠、蝙蝠、獴、松鼠、穿山甲、鼩鼱、豪豬、遁羚、鳥、陸龜和蛇。小組人員首先為每隻動物採集血液樣本，接著剪下小片肝、腎和脾。這所有樣本都分別裝進小瓶，超低溫冷凍，隨後便運回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進行分析。樣本組織所含的活病毒，可不可能繼續滋長？血清中能檢測出伊波拉抗體嗎？約翰遜和協同作者在《傳染病期刊》（ 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文章中坦承，最後結果是否定的：「沒有發現伊波拉病毒感染的證據」。

追捕伊波拉病毒儲存宿主之所以特別困難，又特別難以聚焦，其中一項因素就是，這種疾病在人類族群瞬息變化的特質。它有時會消失，接連多年不見蹤影。這對公共衛生來講相當幸運，對科學而言卻是種拘束。病毒生態學家可以前往任何地方，探進任何物種生物體內，深入非洲任何森林來尋找伊波拉，但是這些都是很大「大海」，要撈的病毒這根「針」卻又很小。就空間和時間來看，最有希望的搜尋目標是有人染上伊波拉病毒症、性命垂危的當地和當時。結果在一段很長的間歇時段，也沒有人因為那種疾病而瀕臨死亡—至少沒有哪個人的死亡事件引起醫療主管機關的注意。

一九七六年揚布庫爆發事件之後，接著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九年間，薩伊和蘇丹又爆發了兩起小型疫情，隨後伊波拉病毒屬就銷聲匿跡十五年，期間非洲全境幾乎都不曾見到它們現身。回顧一九八○年代早期，當時說不定也零星出現了幾起病例，不過那只是種猜想，並沒有確認疫情，也沒有觸動緊急應變措施；在那幾次不嚴重的事例當中，感染鏈似乎都自行「耗竭」而消失了。這個概念和致命性很高而且具有中等接觸傳染強度的病原體特別有關。

病原體耗竭的意思是指，有一些人死亡，另有一些人受了感染，但其中少數死了，其他人則全都康復，而病原體也不再繼續蔓延。事態自行平息，於是世界衛生組織、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和其他專家機構，也就不再需要召集特別行動小組。然後過了一段時期，它回來了—這次疫情發生在梅依波特二村和加彭其他地方，甚至還出現在一處更令人心驚的地方，那裡叫做基奎特（Kikwit）。

基奎特在薩伊境內，位於金夏沙以東約三百英里處。有別於揚布庫、梅依波特二村以及帛威鎮外的伐木場，有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那是一座擁有二十萬居民的城市。城裡有好幾所醫院，它和更廣大世界的聯繫程度，其他爆發地點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不過基奎特四周同樣有森林環繞。基奎特爆發的第一起確診病例是一名四十二歲男子，他在林間或鄰近地區工作，對森林說不定也造成了小幅破壞。他清出幾片土地來從事農耕，種植玉米和木薯，還採集林木來燒製木炭，整個活動範圍位於城市東南五英里處。他如何取得木材原料？他怎樣為菜園引進日光？大概都是靠砍樹吧。這個人在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病倒，一週之後死於一種出血熱。

在那時候，他已經直接感染了至少三個家人，這些人全都因病喪生，還把這種傳染病散播到更廣的社交圈，其中有十個人在之後幾週死亡。他有些往來親朋顯然把病毒帶進了市內的婦產科醫院，感染了一位實驗室技師，接著又從那裡傳進了基奎特綜合醫院（Kikwit General Hospital）。那位技師在基奎特綜合醫院接受治療時，感染了好幾位幫他動手術的醫師和護理師（他們懷疑那是種傷寒性腸穿孔，因此切開他的腹部），還波及幫忙看護他的兩位義大利修女。技師死了，修女死了，地方官員設想這是流行性痢疾（epidemic dysentery），這次誤診造成病毒進一步在基奎特地區其他醫院的患者和醫務人員之間傳布。

有關痢疾的假設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衛生部一位醫師認為，那其實很像是種病毒性出血熱，暗指那是伊波拉。這個合理猜測不久就在五月九日確認，證據出自送往亞特蘭大亞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血液樣本。是的，沒錯：那是伊波拉病毒。到了八月，疫情進入尾聲，已經死了兩百四十五人，包括六十名醫務人員。一旦誤以為伊波拉病人患的是其他疾病（好比潰瘍引發的胃腸出血），為他施行腹部手術就是種非常危險的工作。

這時另一支國際團隊也出發搜尋儲存宿主，六月初來到基奎特城會合。團隊成員分別來自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薩伊一所大學和馬里蘭州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院（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SAMRIID，先前為生物武器實驗室，如今專門從事疾病研究和生物防護，以下簡稱「陸軍傳染病研究院」），還有一位團員是丹麥害蟲侵害實驗室（Danish Pest Infestation Laboratory）研究員，這個人想必對齧齒類了解很深。

他們來到疑似溢出現場開始工作，這裡就是第一個受害者，那位四十二歲不幸男子的木炭坑和農田所在地，位於城市東南方。往後三個月間，他們在那處地點和其他位置設陷阱、架捕網，捉到了數千隻動物。其中多數屬於小型哺乳類和鳥類，加上幾隻爬蟲類和兩棲類動物。所有陷阱都設在市界之外的林間或熱帶草原區。就基奎特城內地區，團隊在一處聖心佈道所（Sacred Heart mission）用網子捕捉蝙蝠。他們把捕獲的動物逐一殺死、抽血，解剖取出脾臟（有時也取出肝、腎等其他器官），冷凍貯藏起來。他們還從狗、牛和寵物猴子身上採得血液樣本。

整個成果包括三○六六份血液樣本和二七三○件脾臟，全都運回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進行分析。血液樣本先經輻射殺滅病毒，接著就使用當時最好的分子試驗法來進行伊波拉病毒抗體檢測。脾臟轉送到一處生物安全第四等級（BSL-4）實驗室，這是約翰遜早期工作時所建立的新型設施（他還列名這種設施的先驅設計師之林），裡面裝設有多重密封、負壓和精密的過濾裝置，而且實驗室人員工作時都身著太空服—形成一處密封防護隔間，人在裡面安全處理伊波拉病毒，無虞意外釋出（理論上）。沒有人知道，這批薩伊脾臟有沒有哪件含有病毒，為防萬一，全都當成有病毒來處理。實驗室人員取得脾臟原料，細密碾磨之後添進細胞培養液裡面，試行培養病毒。

沒有一個培養出病毒來。細胞培養基依然無憂無慮，看不出病毒滋長的斑點。抗體檢驗也沒有查出陽性反應。於是伊波拉病毒就這樣再次溢出，釀出軒然大波，接著消失不見。它只在一群病人和垂死患者體內現形，此外完全無跡可尋。它是蒙面客蘇洛，是沼澤之狐，是開膛手傑克—危險、來無影、去無蹤。

基奎特城這次為期三個月的大陣仗團隊努力，不該算是徹底失敗；一項研究設計得好，就算得出負面結果，往往都能縮小可能範疇，但畢竟還是多了一次落得失敗下場的艱苦嘗試。說不定基奎特團隊去得太晚，燒炭工生病之後隔五個月才來到現場。說不定從雨季轉變成乾季，導致儲存宿主（不論那是誰）遷往別處，或躲藏起來，或者族群數量減少。說不定病毒本身的數量減至最低，只殘留稀少族群，在這段淡季時節，就算寄宿儲存宿主體內，也無從偵測。基奎特團隊說不出所以然。最後他們還是寫出報告，裡面除了羅列不含伊波拉病毒的冗長動物清單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層面就是，內容清楚陳述當初引導他們這項研究的三項關鍵假設。

第一，他們（基於較早期研究）猜想，儲存宿主是種哺乳動物。第二，他們指出，伊波拉病毒症在非洲幾度爆發，總是與森林有連帶關係。（就連發生在基奎特的都市疫情，也是從市外林間的燒炭工開始。）因此似乎可以穩當假設，儲存宿主是住在森林的動物。第三，他們也指出，伊波拉病毒爆發事例都不定時零星出現—有時在兩起事件當中間隔了好幾年。這種間隙意味著，人類從儲存宿主染上疾病是種罕見的事例。接著溢出稀有性又暗示了兩種可能性：要麼儲存宿主本身就是種罕見的動物，不然就是那種動物很少和人類接觸。

除此之外，基奎特團隊就說不出什麼道理了。他們在一九九九年發表他們的論文（同伊波拉病毒完整系列報導一併刊載在《傳染病期刊》的一份特別增刊），以權威語調載明這次負面結論。過了二十三年，儲存宿主依然深藏不露。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6年2月選書《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漫遊者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