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融合蛋白 CD4 免疫黏附素(CD4 immunoadhesin)誕生。這項設計,是為了對付令人類聞風喪膽的 HIV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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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 T 細胞是人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白血球。在這些 T 細胞中,大約有六到七成表面帶有一個叫做「CD4」的輔助受體。CD4 會和另一個受體 TCR 一起合作,幫助 T 細胞辨識其他細胞表面的抗原片段,等於是 T 細胞用來辨認壞人的「探測器」。表面擁有 CD4 受體的淋巴球,就稱為 CD4 淋巴球。
麻煩的來了。 HIV 病毒反將一軍,竟然把 T 細胞的 CD4 探測器,當成了自己辨識獵物的「標記」。沒錯,對 HIV 病毒來說,免疫細胞就是它的獵物。HIV 的表面有一種叫做 gp120 的蛋白,會主動去抓住 T 細胞上的 CD4 受體。
而另一端的 Fc 區域則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延長融合蛋白在體內的存活時間;二是理論上能掛上「這裡有敵人!」的標籤,這種機制稱為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殺(ADCC)或免疫吞噬作用(ADCP)。當免疫細胞的 Fc 受體與 Fc 區域結合,就能促使免疫細胞清除被黏住的病毒顆粒。
不過,這裡有個關鍵細節。
在實際設計中,CD4免疫黏附素的 Fc 片段通常會關閉「吸引免疫細胞」的這個技能。原因是:HIV 專門攻擊的就是免疫細胞本身,許多病毒甚至已經藏在 CD4 細胞裡。若 Fc 區域過於活躍,反而可能引發強烈的發炎反應,甚至讓免疫系統錯把帶有病毒碎片的健康細胞也一併攻擊,這樣副作用太大。因此,CD4 免疫黏附素的 Fc 區域會加入特定突變,讓它只保留延長藥物壽命的功能,而不會與淋巴球的 Fc 受體結合,以避免誘發免疫反應。
從 DNA 藍圖到生物積木:融合蛋白的設計巧思
融合蛋白雖然潛力強大,但要製造出來可一點都不簡單。它並不是用膠水把兩段蛋白質黏在一起就好。「融合」這件事,得從最根本的設計圖,也就是 DNA 序列就開始規劃。
我們體內的大部分蛋白質,都是細胞照著 DNA 上的指令一步步合成的。所以,如果科學家想把蛋白 A 和蛋白 B 接在一起,就得先把這兩段基因找出來,然後再「拼」成一段新的 DNA。
Jessica Thomas 的工作地點,可能是這間全名 Somerton Crippled Children’s Home 的機構。圖/The Advertiser;參考資料21(Public Domain)
慈善團體救世軍(Salvation Army)和警方等單位,[13]早已在 1949 年 6 月 14 日,[9]將 Somerton Man 埋葬於 West Terrace 墓園。[13]不過,此前翻模的半身像,仍可用來協助調查。[3]1949 年 7 月 26 日,警方帶 Jessica Thomson 去看這個人像,[9]害她幾乎昏了過去,卻又堅持自己不知道這個人。[5]直到 2013 年《六十分鐘》電視節目訪問她的女兒 Kate Thomson,後者才表示母親生前曾坦承認識 Somerton Man,只是不願意揭露真相。[4]
1949 年 6 月 14 日,Somerton Man 的喪禮。圖/the Australian Police(Crown Copyright/Public Domain)
自助洗衣店裡的教授
幾十年來,詩詞、亂碼和私人物品等,一切無助破案的線索,只是讓 Somerton Man 的身份愈顯神秘,人們甚至猜測他是蘇維埃間諜。[7]1995 年的某一天,南澳阿德雷大學的教授 Derek Abbott,在自助洗衣店裡翻閱雜誌。[8]專攻電機暨生醫工程的他,[5, 10]被這則懸案的故事深深吸引。
Abbott 教授假設的人物關係
多年後,找了專家和警界人士幫忙的 Abbott 教授,從蒐集來的資料,推測出下列人物關係:Jessica Thomson 懷了 Somerton Man 的孩子 Robin(1947 – 2009),但嫁給知情而且剛離婚的車商 George Thomson。Robin 十六個月大時,Somerton Man 死在她家四百公尺外的沙灘上。[5]長大後的 Robin Thomson 和澳洲芭蕾學校的同學 Roma Egan 交往。後來紐西蘭芭蕾舞團錄取他,兩人便一起出國。此時 Roma 意外懷孕了,不得已把兩人的女兒 Rachel Egan 送養。[5]Rachel 二十幾歲的時候,[3]生母透過社工跟她聯絡,於是她從紐西蘭越洋到澳洲昆士蘭尋親。[5]
此外,雖然從前的警察在辦理此案時,無法以牙齒和指紋,比對到任何吻合的紀錄,[5]但現在還有 DNA 親子鑑定科技。唯一的問題是,光有 Rachel 配合還不夠。到底該上哪裏去找 Somerton Man 的樣本?收藏於南澳警察歷史協會(South Australian Police Historical Society)博物館的半身像,[4]恰好黏著 Somerton Man 的毛髮。[3]2018 年的時候,[16]Abbott 教授興沖沖地拿三根毛囊完整的胸毛去檢驗。[3]他的團隊發現死者有得自母親那邊,普及於歐洲的 H4a1a1a 母系單倍群,以及其他遺傳標記。[7]接下來,Abbott 教授還需要來自父親方面的基因資訊。[4]此時他想得到的方法,就只剩開棺驗屍了。
群眾募資的同時,[4]Abbott 教授又想出新的花招:邀請《星際爭霸戰:發現號》(Star Trek: Discovery)的視覺藝術家加入團隊。COVID-19 疫情期間較為空閒,這名藝術家藉機熟悉 AI 繪圖軟體的各種運用。他參考 Somerton Man 屍體與半身像的照片,用電腦繪製肖像,希望能勾起某些人的記憶,進而破案。[10]可惜這份努力後來好像未曾激起什麼漣漪。
影片 00:35 至 00:43 的片段,展示視覺藝術家繪製的 Somerton Man 肖像。大家覺得畫得如何?來源:ABC News on YouTube
Somerton Man 當年下葬的時候,其實是跟墓地租約過期的兩具前輩,共享一個坑。[1]因此,撿骨的過程,搞不好會是一場混戰。開棺團隊先用挖土機和推土機撬開堅硬的表土,在墓旁架設工作帳棚,然後拿木刮刀與刷子,小心翼翼地把遺骨一一取出來。很幸運地,Somerton Man 身上的辨識標籤依然完好。[17]
Somerton Man 的屍體曾經過防腐處理,[1]而防腐藥劑福馬林(formaldehyde)會破壞 DNA。[18]所以研究人員起先十分擔心會沒有足夠的樣本。更何況就算份量充足,最後也未必能在現有的資料庫中,比對出個結果來。[17]Abbott 教授的團隊使用的資料庫,是近年流行的基因族譜網站。[16]儘管這種網站本來的用途是尋親,但卻也被運用在辦案和審核保險資格等層面。[19]上回那三根胸毛的檢驗結果,已經把範圍縮小到分佈於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四千多人。[12]這次他勢在必得。
1951 年 10 月 5日,Dorothy Jean Webb(娘家姓氏 Robertson)給 Charles Webb 的離婚公告。圖/‘Advertising’. (05 OCT 1951) The Age, p. 15.(Trove;Public Domain)
除此之外,Abbott 教授的團隊查到 Charles Webb 的父母分別為 Richard August Webb(1866 – 1939)和 Eliza Amelia Morris Grace(1871 – 1946),並與現存的後代親屬聯絡。他們本來希望藉此獲得更多資訊,可惜年代久遠,家族裡沒有人記得 Charles Webb,也找不到他的照片。[12]
確認 Charles Webb 就是 Somerton Man,並不代表結案。根據 1949 年 7 月的驗屍報告,儘管體內檢驗不出毒物,他還是被懷疑死於中毒引起的心臟衰竭。胃部和腎臟都嚴重充血,脾臟則是正常尺寸的三倍。[5]此外,曾參與此案的退休警佐,於 1977 年接受 ABC 電視臺訪問時,承認在海灘上找到一支針筒,卻沒解釋為何證據未被警方納入考量。隔年節目播出,這段對話被減掉,僅存《皇家澳洲歷史學會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的研究等記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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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尚待釐清之餘,Abbott 教授表示,此刻還有歷史等著被挖掘。他想瞭解這名男子的過去,以及造成這種人生處境的原因。[12]另方面,DNA 鑑定的結果把 Rachel Egan,排除在死者的家族之外。[12]就像 Abbott 教授曾說的,真相未必會帶來「童話般的結局」,[5]然而「Somerton Man 造就了今天的我」。[3]正是這個懸案賦予了他美滿的婚姻和三個孩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