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B 策展人吳達坤進一步說明,本次展覽規劃了 4 大章節,共集結來自 9 個國家 23 組藝術家團隊的 26 件作品,帶領觀眾從了解 AI 發展歷史開始,到欣賞各種結合科技的藝術創作,再到與藝術一同探索 AI 未來發展,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科技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範式,進而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與科技共生與共創。
從歷史看未來:AI 技術發展的 3 個高峰
其中,展覽第一章「流動的錨點」邀請了自牧文化 2 名研究者李佳霖和蔡侑霖,從軟體與演算法發展、硬體發展與世界史、文化與藝術三條軸線,平行梳理 AI 技術發展過程。
藉由李佳霖和蔡侑霖長達近半年的調查研究,觀眾對 AI 發展有了清楚的輪廓。自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並明確定出 AI 的任務,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路、計算學理論、隨機性與創造性等,就開啟了全球 AI 研究浪潮,至今將近 70 年的過程間,共迎來三波發展高峰。
第一波技術爆發期確立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轉換機制,科學家將任務文字化、建立推理規則,再換成機器語言讓機器執行,然而受到演算法及硬體資源限制,使得 AI 只能解決小問題,也因此進入了第一次發展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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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隨著專家系統的興起,讓 AI 突破技術瓶頸,進入第二次發展高峰期。專家系統是由邏輯推理系統、資料庫、操作介面三者共載而成,由於部份應用領域的邏輯推理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只要搭載不同資料庫,就能解決各種問題,克服過去規則設定無窮盡的挑戰。此外,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等技術也在同一時期誕生,雖然是 AI 技術上的一大創新突破,但最終同樣受到硬體限制、技術成熟度等因素影響,導致 AI 再次進入發展寒冬。
走出第二次寒冬的關鍵在於,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戰勝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ry Kasparov,加上美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 推出了新的類神經網路算法,並使用 GPU 進行模型訓練,不只奠定了 NVIDIA 在 AI 中的地位, 自此之後的 AI 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類神經網路上,不斷的追求創新和突破。
從現在看未來:AI 不僅是工具,也是創作者
隨著時間軸繼續向前推進,如今的 AI 技術不僅深植於類神經網路應用中,更在藝術、創意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第二章「創造力的轉變」及第三章「創作者的洞見」,便邀請各國藝術家展出運用 AI 與科技的作品。
例如,超現代映畫展出的作品《無限共作 3.0》,乃是由來自創意科技、建築師、動畫與互動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運用 AI 和新科技共同創作的作品。「人們來到此展區,就像走進一間新科技的實驗室,」吳達坤形容,觀眾在此不僅是被動的觀察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創作方式的轉移,以及 AI 如何幫助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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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章「未完的篇章」則邀請觀眾一起思考未來與 AI 共生的方式。臺灣新媒體創作團隊貳進 2ENTER 展出的作品《虛擬尋根-臺灣》,將 AI 人物化,採用與 AI 對話記錄的方法,探討網路發展的歷史和哲學,並專注於臺灣和全球兩個場景。又如國際非營利創作組織戰略技術展出的作品《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則是一套協助青少年數位排毒、數位識毒的方法論,使其更清楚在面對網路資訊時,該如何識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更自信地穿梭在數位世界裡。
透過歷史解析引起共鳴
在「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規劃的 4 大章節裡,第一章回顧 AI 發展史的內容設計,可說是臺灣近年來科技或 AI 相關展覽的一大創舉。
過去,這些展覽多半以藝術家的創作為展出重點,很少看到結合 AI 發展歷程、大眾文明演變及流行文化三大領域的展出內容,但李佳霖和蔡侑霖從大量資料中篩選出重點內容並儘可能完整呈現,讓「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觀眾可以清楚 AI 技術於不同階段的演進變化,及各發展階段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才能在接下來欣賞展區其他藝術創作時有更多共鳴。
舉例來說,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實驗室(DeepMind)開發出的 AI 軟體「AlphaFold」,可以準確預測蛋白質的 3D 立體結構,解決科學家長達 50 年都無法突破的難題,雖然是製藥或疾病學領域相當大的技術突破,但因為與本次展覽主題的關聯性較低,故最終沒有列入此次展出內容中。
除了內容篩選外,在呈現方式上,2位研究者也儘量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某些較為深奧難懂的技術內容,蔡侑霖舉例說明,像某些比較艱深的 AI 概念,便改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為此上網搜尋很多與 AI 相關的影片或圖解內容,從中找尋靈感,最後製作成簡單易懂的動畫,希望幫助觀眾輕鬆快速的理解新科技。
吳達坤最後指出,「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除了展出藝術創作,也跟上國際展會發展趨勢,於展覽期間規劃共 10 幾場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座談、講座、工作坊及專家導覽,例如:由策展人與專家進行現場導覽、邀請臺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人工智慧與未來藝術」為題舉辦講座,希望透過帶狀活動創造更多話題,也讓展覽效益不斷發酵,讓更多觀眾都能前來體驗由 AI 驅動的未來創新世界,展望 AI 在藝術與生活中的無限潛力。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慈善團體救世軍(Salvation Army)和警方等單位,[13]早已在 1949 年 6 月 14 日,[9]將 Somerton Man 埋葬於 West Terrace 墓園。[13]不過,此前翻模的半身像,仍可用來協助調查。[3]1949 年 7 月 26 日,警方帶 Jessica Thomson 去看這個人像,[9]害她幾乎昏了過去,卻又堅持自己不知道這個人。[5]直到 2013 年《六十分鐘》電視節目訪問她的女兒 Kate Thomson,後者才表示母親生前曾坦承認識 Somerton Man,只是不願意揭露真相。[4]
自助洗衣店裡的教授
幾十年來,詩詞、亂碼和私人物品等,一切無助破案的線索,只是讓 Somerton Man 的身份愈顯神秘,人們甚至猜測他是蘇維埃間諜。[7]1995 年的某一天,南澳阿德雷大學的教授 Derek Abbott,在自助洗衣店裡翻閱雜誌。[8]專攻電機暨生醫工程的他,[5, 10]被這則懸案的故事深深吸引。
Abbott 教授假設的人物關係
多年後,找了專家和警界人士幫忙的 Abbott 教授,從蒐集來的資料,推測出下列人物關係:Jessica Thomson 懷了 Somerton Man 的孩子 Robin(1947 – 2009),但嫁給知情而且剛離婚的車商 George Thomson。Robin 十六個月大時,Somerton Man 死在她家四百公尺外的沙灘上。[5]長大後的 Robin Thomson 和澳洲芭蕾學校的同學 Roma Egan 交往。後來紐西蘭芭蕾舞團錄取他,兩人便一起出國。此時 Roma 意外懷孕了,不得已把兩人的女兒 Rachel Egan 送養。[5]Rachel 二十幾歲的時候,[3]生母透過社工跟她聯絡,於是她從紐西蘭越洋到澳洲昆士蘭尋親。[5]
Abbott 教授在高級餐廳的失禮請求,其實具有非常確切的科學目的。他的團隊根據案發當年的驗屍報告和其他證據,判斷 Somerton Man 有幾個獨特的生理特徵。首先,他少了側門牙,犬齒因而和正中門牙並列。[5]那個年代被診斷出缺牙症(hypodontia)的白人,可能不到其總人口的一成。[15][註5]再來,他的耳甲艇(cymba),也就是耳朵中央偏上方的凹陷處,大於下面的凹槽,這種情形也不常見。至於,他線條明顯的小腿肌肉,讓 Abbott 聯想到舞者和長跑運動員。既然 Robin 擅長芭蕾,照片中又看得到前兩項特色,Abbott 教授自然也想知道 Rachel 遺傳到什麼。[5]
此外,雖然從前的警察在辦理此案時,無法以牙齒和指紋,比對到任何吻合的紀錄,[5]但現在還有 DNA 親子鑑定科技。唯一的問題是,光有 Rachel 配合還不夠。到底該上哪裏去找 Somerton Man 的樣本?收藏於南澳警察歷史協會(South Australian Police Historical Society)博物館的半身像,[4]恰好黏著 Somerton Man 的毛髮。[3]2018 年的時候,[16]Abbott 教授興沖沖地拿三根毛囊完整的胸毛去檢驗。[3]他的團隊發現死者有得自母親那邊,普及於歐洲的 H4a1a1a 母系單倍群,以及其他遺傳標記。[7]接下來,Abbott 教授還需要來自父親方面的基因資訊。[4]此時他想得到的方法,就只剩開棺驗屍了。
群眾募資的同時,[4]Abbott 教授又想出新的花招:邀請《星際爭霸戰:發現號》(Star Trek: Discovery)的視覺藝術家加入團隊。COVID-19 疫情期間較為空閒,這名藝術家藉機熟悉 AI 繪圖軟體的各種運用。他參考 Somerton Man 屍體與半身像的照片,用電腦繪製肖像,希望能勾起某些人的記憶,進而破案。[10]可惜這份努力後來好像未曾激起什麼漣漪。
Somerton Man 當年下葬的時候,其實是跟墓地租約過期的兩具前輩,共享一個坑。[1]因此,撿骨的過程,搞不好會是一場混戰。開棺團隊先用挖土機和推土機撬開堅硬的表土,在墓旁架設工作帳棚,然後拿木刮刀與刷子,小心翼翼地把遺骨一一取出來。很幸運地,Somerton Man 身上的辨識標籤依然完好。[17]
DNA 的保存狀況
Somerton Man 的屍體曾經過防腐處理,[1]而防腐藥劑福馬林(formaldehyde)會破壞 DNA。[18]所以研究人員起先十分擔心會沒有足夠的樣本。更何況就算份量充足,最後也未必能在現有的資料庫中,比對出個結果來。[17]Abbott 教授的團隊使用的資料庫,是近年流行的基因族譜網站。[16]儘管這種網站本來的用途是尋親,但卻也被運用在辦案和審核保險資格等層面。[19]上回那三根胸毛的檢驗結果,已經把範圍縮小到分佈於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四千多人。[12]這次他勢在必得。
除此之外,Abbott 教授的團隊查到 Charles Webb 的父母分別為 Richard August Webb(1866 – 1939)和 Eliza Amelia Morris Grace(1871 – 1946),並與現存的後代親屬聯絡。他們本來希望藉此獲得更多資訊,可惜年代久遠,家族裡沒有人記得 Charles Webb,也找不到他的照片。[12]
懸案緣未了
確認 Charles Webb 就是 Somerton Man,並不代表結案。根據 1949 年 7 月的驗屍報告,儘管體內檢驗不出毒物,他還是被懷疑死於中毒引起的心臟衰竭。胃部和腎臟都嚴重充血,脾臟則是正常尺寸的三倍。[5]此外,曾參與此案的退休警佐,於 1977 年接受 ABC 電視臺訪問時,承認在海灘上找到一支針筒,卻沒解釋為何證據未被警方納入考量。隔年節目播出,這段對話被減掉,僅存《皇家澳洲歷史學會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的研究等記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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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尚待釐清之餘,Abbott 教授表示,此刻還有歷史等著被挖掘。他想瞭解這名男子的過去,以及造成這種人生處境的原因。[12]另方面,DNA 鑑定的結果把 Rachel Egan,排除在死者的家族之外。[12]就像 Abbott 教授曾說的,真相未必會帶來「童話般的結局」,[5]然而「Somerton Man 造就了今天的我」。[3]正是這個懸案賦予了他美滿的婚姻和三個孩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