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師擔任國科會工程處處長時,曾率團去澳洲最高國家級研究機構CSIRO和研發出金黃色奇異果的HortResearch(注1)取經,學習這兩個科學研究單位如何關懷社會問題,並提出科學的解決之道。「他們的目標很有意思,叫做『Impact local immediately, influence global fundamentally』(即刻的在地衝擊性,根本的全球影響力)。」李老師說。
無論是澳洲的綿羊、紐西蘭的淡褐蘋果蛾和奇異果,還是台灣的南島語族研究,都是以提升人民的福祉為核心目的,並且與當地社會緊緊相扣,「一流的研究團隊必有社會責任,只有從社會問題出發的科學研究,才能達到『Impact local immediately, influence global fundamentally(即刻的在地衝擊性,根本的全球影響力)』。」李老師說。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2011 年的一篇應用心理學研究(論文出處)或許指出了明路。三位應用心理學家 Philipp Otto、Nick Chater 還有 Henry Stott 研究發現,我們形容公司的方式,雖然很多樣化,但整理後可歸納為四大面向,分別是誠實(honesty)、聲譽(prestige)、創新(innovation) 與力量(power)。而這四大面向,就是企業讓人感受到的性格。
台灣德州儀器封裝事業副總經理 Jerry Huang 表示:「持續回饋社會是 TI 的企業價值之一,我時常邀請家人一同參與公司的公益活動,每次的活動都讓家人和孩子收穫滿滿。今年雖然疫情嚴峻,但 TI 對公益的投入並沒有因而中斷,希望這次同仁們募集捐贈的科普讀物,能讓鄰近社區學校的同學們踏入科學的大門,隨時對世界保有滿滿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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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員工與公司都成為最好的自己
不論是女力倡議或是企業社會責任,TI 在過程中都展現其半導體本業的性格。在 TI 全球董事長、總裁暨執行長 Rich Templeton 在給全體 TIer 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核心價值,是持續透過半導體讓電子產品更加普及,打造更美好的世界。」他希望 TI 員工能秉持企業家精神,視公司如同自己的長久事業而努力,在不斷改變的世界裡,努力調整並取得成功,讓 TI 成為每個 TI 人引以為傲的鄰家企業。為達到這樣的願景,執行長 Templeton 定義「誠信可靠、多元包容、持續創新、具競爭力和成果導向」就是 TI 要淬礪篤行的性格。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感覺起來很宿命,其實不然。正如開頭提到的研究指出,因為企業的性格與經營成績有關,所作所為也能改變外界看待企業的方式。TI 執行長 Templeton 認為,「所有的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社區都有選擇。這些人之所以選擇在 TI 工作、向我們購買商品,或是支持我們,並不只是因為我們的產品和技術,更是因為我們的營運符合我們的願景與價值精神。」
在台灣已經 51 歲的德州儀器,在持續變化的環境下,猶如沉水植物般,隨著水位高低而伸展彎曲;對多元人才、性別平衡的重視,就像錯開生長的葉片,能隨著水流擺動,接受來自不同角度的陽光;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跟實踐,則為整個生態系帶來氧氣、營養、與安定——像 TI 這樣的企業,掌握著自己的命運。
1981年,IBM蘇黎世研究院的Rohrer博士以及他所提攜的Binnig博士共同發明了掃描式穿隧電子顯微鏡STM,成功測量出金屬表面奈米等級樣貌,因而在198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這年,Binnig博士進駐了IBM位於美國加州的阿爾馬登研究中心(Almaden Research Center),並且與史丹佛大學的Calvin Quate教授、IBM蘇黎世研究實驗室科學家Christoph Gerber三人共同發明了第一台原子力顯微鏡(AFM),這是一項衍伸自STM的發明,適用的樣品種類也擴增到STM無法測量的非金屬物質。
這時AFM的研究速度已如海浪般難以抵擋,利用STM測量鋁箔紙探針懸臂起伏的第一代AFM很快就被後浪推倒在沙灘上,因為用這種方法測量懸臂振動還是太複雜了,取而代之的是光學槓桿法。只要打一束雷射光在探針懸臂上,讓雷射光的反射角度隨著懸臂的移動而改變,再用四象限光學感測器測量雷射光反射的偏移,就可以換算出懸臂的高度變化。當初光學槓桿的想法曾受到很大的質疑,因為理論上干擾因素太多了,然而實際上在AFM的微小空間中卻是可行的,現在的AFM也都採用光學槓桿測量。「我們常常設想太多而做太少,還以為什麼都不可行,而真正嘗試後才發現其實行得通。『just do it!』在很多時候都是成功的機會。」李老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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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技術的基礎平台被開發後,衍伸的應用會發展神速。」李老師接著說。自AFM在1989年上市後,各式各樣由AFM衍伸出的儀器如雨後春筍般蹦出,沿用AFM的架構,只要改變探針材料就能用來測量不同的物質和作用力——金屬探針藉由穿隧電流測量金屬表面;利用凡得瓦力的吸力或斥力的原子力顯微鏡(AFM)可以測量一般的元件;帶靜電的探針可以測量原子等級的帶電量,這個方法也就構成了靜電力顯微鏡(electrostatic force microscope, EFM);將AFM的探針改成鈷製探針可以建構出磁力顯微鏡(magnetic force microscope, MFM)來測量磁場分布……。
李老師擔任國科會工程處處長時,曾率團去澳洲最高國家級研究機構CSIRO和研發出金黃色奇異果的HortResearch(注1)取經,學習這兩個科學研究單位如何關懷社會問題,並提出科學的解決之道。「他們的目標很有意思,叫做『Impact local immediately, influence global fundamentally』(即刻的在地衝擊性,根本的全球影響力)。」李老師說。
無論是澳洲的綿羊、紐西蘭的淡褐蘋果蛾和奇異果,還是台灣的南島語族研究,都是以提升人民的福祉為核心目的,並且與當地社會緊緊相扣,「一流的研究團隊必有社會責任,只有從社會問題出發的科學研究,才能達到『Impact local immediately, influence global fundamentally(即刻的在地衝擊性,根本的全球影響力)』。」李老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