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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能說的秘密:男胎比女胎容易流產?

李秋容
・2015/04/08 ・1472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47 ・八年級
相關標籤: 生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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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18世紀芬蘭教會的家庭數據,可以藉此觀察性別比例隨時間的變化。

「妳這胎是男是女?」這應該是每個懷孕媽媽必被問排行榜上的第一名,但很可惜,寶寶的性別並不是偉大的媽媽能夠決定的,所以一切都是天註定囉?那倒也不是,冥冥中似乎有個機制操作著寶寶的性別甚至是生死……

從一份芬蘭舊教會的紀錄分析顯示,在生活艱困的年代中女胎的比例明顯高於男胎,男胎的存活率會隨著環境壓力變大而提高;但在子宮中男胎的死亡率卻比女胎高,嚴寒的氣候、地震、自然災害甚至是紐約市911恐怖攻擊都加劇了這些差異,異常高壓的情形在持續數月後,男女胎的比例會失衡且遠低於標準比例105:100。

生物學家長期以來認為,女性自發性的將較虛弱的男胎流產,是為了將身體資源留給下一個可能較為健康的寶寶。(在環境壓力較大時期女性的繁殖機會大於男性,流產可能是將機會留給女胎或更健康的男胎。可以參考〈饑荒改變性別比例〉一文)美國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經濟人口統計學家羅恩.李(Ron Lee)表示:「基於扶養小孩是項龐大的投資,選擇留下哪個胎兒對於將來的收益關係重大。此種選擇模式提供了一種演化上的解釋,這可能是種適應化的結果。」2006年美國加州大學的人口健康研究人員拉爾夫.卡塔拉諾(Ralph Catalano)和提姆.布魯克納(Tim Bruckner),從人類死亡數據中發現了這個趨勢:在外在環境壓力較大時,選汰結果下的男胎較為健康。

布魯克納想知道,在男女比例平衡時期胎兒數量是否會上升,他請教了英國謝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 )生物學家維爾皮.盧瑪(Virpi Lummaa),她量化了芬蘭教會紀錄中有關家族史和每個新生兒出生紀錄的文件,並根據1790到1870年間新生兒的性別比,統計出有多少男胎存活至嬰兒時期去推測胎兒的健康程度,以及有多少孩童順利生長至青春期。他們發現,中間有近16年男胎的存活率遽降,甚至在18世紀末還一度掉到男女性別比79 : 100,當中只有約12%的男嬰活過一歲,但這些存活下來的男性的確比其他年代的同齡男性來的優秀。布魯克納、盧瑪和他們的同事將這項研究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期刊B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中,這份數據也顯示,在大部分的極端例子中,相較於生在男女比例平衡時期的男性,環境壓力較大時期存活下來的男性在日後擁有多出8.7%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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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但他認為這份研究對「男胎比女胎較易產生流產,且流產的男胎往往較為體弱」的論點提供了進一步的釋疑。目前,研究人員還不確定在環境壓力較大時期,懷孕女性面對何種壓力(如飢餓),不過這些數據顯示,在懷孕期間周遭的環境會形塑男性的未來,布魯克納表示:「正常來說,男性的壽命較女性短5、6年,我們正試著要了解造成人類壽命上性別差異的成因和助力,而釐清體弱的男胎究竟在子宮內發生了什麼事,是研究方向的第一步。」

美國鹽湖城的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生物人口統計學家肯.羅伯特.史密斯(Ken Robert Smith)表示:「這個研究非常耐人尋味,因為它涵蓋了一段父母無法掌控胎兒性別的時期,性別機率影響了生物與環境壓力的相互關係。比較男女比例平衡時期和母體主導性別機率時期,可以幫助我們確定男性的確在任何環境下都較穩健。」李則好奇有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流產的胎兒是否換來了兄弟姊妹更好的照顧或更健康的母親,他認為評估兄弟姊妹的存活率能更加強化這項研究結果,他表示:「生命初期形成的影響造成了重要的後果。」

參考資料:

  • Why women’s bodies abort males during tough times.ScienceNow[11 December 2014]
  • Bruckner, T. A., Helle, S., Bolund, E., & Lummaa, V. (2015). Culled males, infant mortality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a pre-industrial Finnish pop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2(1799), 2014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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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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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吃愛玩愛科學,過著沒錢的快樂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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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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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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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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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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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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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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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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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生,想結婚嗎?台灣原生家庭對青少年「轉大人」的影響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12/17 ・4743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81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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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整理報導|劉韋佐、美術編輯|林洵安

中研院演講精華

你還記得自己如何從花漾少年、少女,走到今日的三十而立嗎?中研院社會所推動的「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計畫,耗時近 20 年追蹤調查,描繪出本土的青少年成長歷程。在 2019 年 8 月中研院的知識饗宴演講,計畫主持人伊慶春分享了研究團隊的成果。本文摘錄演講的精采片段,特別是從家庭經驗影響層面,理解年輕世代的婚育行為。

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

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研究計畫的主旨,在了解當代臺灣年輕世代的成長軌跡。」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伊慶春,在演講開場分享了計畫初衷:「美國青少年研究重視的往往是青少年吸毒、性關係等問題,但這是臺灣孩子的成長樣貌嗎?升學壓力、補習班或許才是他們第二個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希望建構本土化的青少年發展模式。」

TYP 自 1999 年開始啟動,邀請中研院和各大學的社會科學學者共同參與。從 2000 年起持續追蹤當年的國一和國三學生,一路調查、訪問蒐集資料,探索他們從青少年階段直至踏入社會、甚至結婚生子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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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龐大的計畫自 1999 年至今恰為第 20 年,約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探討青少年初期至成年初期的成長軌跡,試圖從家庭、教育和社區檢視。第二階段則聚焦於年輕成人的發展模式,從親密關係到結婚生育、從走出校園到進入社會,哪些社會機制型塑出年輕世代的生活輪廓?又,家庭與教育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婚姻與生育?

資料來源│TYP
圖表美化│林洵安

家庭經驗對青少年的長期影響

研究計畫跨越 20 年,宛如一段漫長的縮時攝影,跟隨這群七年級生從求學到踏入社會。多數人從青澀國中生,完成學業、找到工作,而後結婚成家、生育子女。他們的成長軌跡,伴隨這些「轉大人」的傳統指標運作,運作的場域多數是在家庭中完成。也因此,家庭結構深刻地影響了青少年成長歷程的發展。

然而臺灣的家庭經驗、教育策略和西方世界大不相同。「我們的自立和歐美是很不一樣的,譬如孩子想讀書、家長又負擔得起,你要讀到 30 歲都是我的責任。」伊慶春道出許多臺灣爸媽的心聲,也突顯了有別於西方的家庭緊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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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於歐美社會的家庭脈絡,讓這項研究更顯珍貴。跨時程追蹤聚焦在「家庭經驗」的長期影響,子女的婚姻與生育受到哪些結構、關係、規範性因素左右。

所謂的家庭經驗,研究中關注的是「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試圖討論對子女的長期影響。

觀察國一樣本的家庭結構變化(圖 1),雙親家庭比例下降的原因包括雙親離婚/分居或死亡。在此基礎上,觀察樣本平均 31 歲時的學業成就(圖 2)便可發現:家庭結構仍為「雙親家庭者」有 58.29 % 最高學歷為大學或技術學院,高於「非雙親家庭者」的 54.98 %,但兩者差距不大。若觀察碩士或高中職的比例就更為清楚了,雙親家庭者相較於非雙親家庭,相差近一成。這說明了「家庭結構」與子女教育成就的關連。

2000-2017 年家庭結構(樣本平均 13 歲、22 歲、31 歲)
資料來源│伊慶春
圖表美化│林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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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家庭結構與學業成就(樣本平均 31 歲)
資料來源│伊慶春
圖表美化│林洵安

父母離婚,會影響子女不想結婚?還是提早結婚?

延續前述家庭經驗的影響,研究小組也針對早期父母離婚的非完整家庭 (non-intact family),檢視子女成年後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

臺灣的低生育率已不是新聞,但有趣的是,生育率其實並非一路走低。比如, 2000 年與 2012 年的總生育率特別突出──關鍵因素是這兩年為「龍」年。另外,孤鸞年結婚率低、虎年出生率低,可見得傳統價值觀對婚育決定仍具有文化規範的影響力。

然而,面對臺灣顯著的低生育率現況,年輕人為何缺乏結婚和生育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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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試圖由家庭經驗的影響著手。伊慶春提到,從過往文獻可知,兒少時期若父母離婚、未離婚但有衝突等,子女都會受到負面衝擊 (negative impact),並且延續至成年期。相關論述或因果關係有些共識,但研究小組更想進一步探問的是:在此負面衝擊下,青少年將會「比較不想結婚」或「反而提早結婚」?

以父母離婚時間點作為觀察的變因,將父母離婚的時間點分為「子女 12 歲以前」(兒童期)及「子女 13 歲以後」(青少年期)。

研究發現,「 12 歲以前父母離婚者」,在 19-20 歲時有約會對象的比例,顯著高於「 13 歲以後父母離婚者」和「雙親家庭」。值得注意的是,「 13 歲後父母離婚者」對未來沒有婚姻期望的比例,顯著高於「兒童期父母離婚者」、「雙親家庭」的同儕。

此一發現表示:如果父母在兒童期階段離婚,成年初期的子女較可能因缺乏雙親之一,而渴望發展親密關係,並有約會對象。相反的,若父母離婚時間點在青少年階段,則子女可能因為目睹父母離婚過程的負面經驗,而較不期待進入婚姻。如果進一步與「雙親在、但是父母衝突高家庭」相比,高衝突家庭的成長經驗,影響更類似「父母於青少年階段離婚」。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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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的完整與否,會導致子女未來親密關係的發展。父母離婚時間點、父母關係的好壞,也對子女的婚姻期望和親密關係有明顯影響。

但研究也發現,家庭結構之外,「家庭關係─親子之間的依附感」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與父親的關係好、依附感強,子女婚姻期望會比較高;即便父母離婚,但時間點在早期(兒童期),並與母親的關係良好者,亦不會影響到婚姻期望的降低。

親子關係、父母關係,如何影響早婚?

TYP 第二階段聚焦在年輕成人樣本。 2011-2017 年間,這群七年級生步入年輕成人階段,從平均 25 歲進入 31 歲,其中有 7-40 % 的年輕人結婚了。研究由此深入分析,進一步觀察年輕世代實際的婚姻與生育行為。

2011 年時,這批 25 歲的樣本有 7 % 進入婚姻生活,平均初婚年齡是 23.7 歲,屬於早婚者。比較發現,這群早婚者已生育子女及婚後 7 個月內生育的比例,明顯高於在 28 歲及 31 歲才結婚的人。

這個狀況反映了臺灣仍存在「婚育包裹」(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中,對未婚生子的接受度低)的現象,也就是說,早婚者更可能是因為奉子成婚。此外,早婚者的經濟狀況尚不穩定,也反映在與父母同住的高比例現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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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調查,所有樣本已進入年輕成人階段,而且從 2011-2017 年分別有 7-40 %進入婚姻,研究團隊開始觀察已婚者的婚育行為。
資料來源│TYP
圖表美化│林洵安

那麼,家庭脈絡又是如何影響早婚呢?

TYP 研究分析指出,父母於青少年初期離婚者,有更高的婚前懷孕機率,但對於早婚與否則沒有產生顯著的效果。手足人數越多,也越可能婚前懷孕和早婚。

最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衝突會因性質不同而造成相反作用。若父母和子女間的衝突越高,越可能在 25 歲時就早婚了;若衝突發生在父母之間(而非親子之間),子女早婚可能性反而更低。這或許是因為:親子衝突帶來離開原生家庭的推力,與組成自己家庭的拉力;經歷父母間的衝突,則會降低建立婚姻關係的期望。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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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衝突越高,會讓子女積極地想進入新的家庭關係,有較高的早婚可能。相反的,若父母間常衝突,則會削減子女走入婚姻的欲望,早婚比例較低。

換言之,家庭關係將會影響個體決定是否早早組成新家庭。質性訪談中便有受訪者直言,自己和父母關係不佳,想透過結婚逃離原生家庭,「我爸說,你唯一光明正大離開這個家的理由,就是嫁出去!」除此之外,奉子成婚、戀愛衝動也是早婚者走入婚姻的重要原因。

年輕世代婚姻與生育,兩性大不同

2014 年的調查,時值樣本平均 28 歲,較接近臺灣平均成家的年紀(男性初婚年齡為 32 歲、女性 30 歲),調查也顯示當中有近 20 % 的年輕人走入婚姻了。

進行分析後可知,臺灣社會貌似越來越開放,但結構性(居住地、家庭收入)、關係性(家庭關係)、規範性因素(家庭價值、性別角色)仍然大大影響年輕世代的婚姻和生育,其中還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以男性而言,青少年時期的家庭收入較高、與家人關係好、目前有工作者,較可能走入婚姻。但女性卻相反,青少年時期家庭收入高、目前有工作者,結婚的比例比較低。換言之,

經濟能力、早期正向的家庭經驗,是年輕男性結婚比例的助攻,但卻反而不利於年輕女性結婚的機率。

時間拉長到 2017 年,這群受訪者來到人生三字頭,平均 31 歲。研究小組持續追蹤,進一步觀察早期家庭經驗是否帶來「長期」的影響。

其中,家庭結構改變的另一個原因出現了:父母之一過世的比例約 11 %。研究中發現,父母過世會明顯降低子女結婚的欲望,顯著度甚至比父母離婚還高。而父母在子女 6-17 歲(就學年齡)時離婚,對年輕成人的影響最大,尤其對男性更顯著,明顯降低其結婚的可能性。

依父母婚姻狀態區分,子女的結婚比例。從 2017 年調查顯示,父母過世明顯降低子女結婚可能性;而父母在就學年齡階段離婚,對男性的負面影響最大。
資料來源│TYP、劉家樺
圖表美化│林洵安

家庭資源,是提升男性婚育率的可能解方

綜觀龐大而長時間的追蹤調查,伊慶春強調:「一般新聞可能偏重個人背景或短期效應,但做為社會學家,我們更關心結構因素和長期影響。」

她總結 20 年來團隊的各項研究,從家庭結構、家庭關係、文化規範來描繪青少年的成長軌跡。

一、以「家庭結構」的面向來看:子女在兒童期經歷父母離婚,成年後較有意願約會、較可能婚前懷孕,但非早婚。如果到青少年期才經歷父母離婚者,則可能使其不想結婚;但對女兒的影響反而可能是早婚且較早生育。

二、在「家庭關係」的面向,親子衝突較高者,子女有早婚的現象;父母間經常衝突,則子女較可能不想結婚,也不會早婚。這也暗示,上代衝突高的家庭關係可能影響到下一代進入親密關係的欲望;反之,若家庭關係較為融洽,家庭凝聚力較高,則會促使男性早婚與早育。意即,這些男性較能順勢接受傳統中成家的責任,而不會抗拒走入婚育生活。

三、值得注意的是,成長過程中家庭經濟較佳、家人關係較好、目前在就業者,對男性都是提高家庭組成機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同的因素放在女性身上,反而降低結婚的可能性。此經濟模型的解釋與西方家庭研究可以比擬,顯示家庭脈絡對子女的性別差異影響,值得重視。

資料來源│TYP
圖說設計│劉芝吟、林洵安

「至少從研究中能看到,如果政府想提高結婚、生育率,可以在家庭教育、家庭關係上著手,特別是對男性,讓他們有更高意願走入婚姻。」

耗時近 20 年的「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計畫」,是難得一見追蹤期如此長的研究。不僅樣本有不同年齡層可相互比較,更有家庭結構、就學歷程、婚姻狀態等數據,提供研究者挖掘各種研究議題。除了前述家庭經驗的分析,計畫中也有關於青少年偏差行為、教育分流與教育成就的分析討論。

伊慶春表示,從這一份全面性的資料,體現出臺灣家庭仍然面臨傳統與現代的衝擊,價值觀與行為持續改變中。透過 TYP 計畫,除了期盼更多後繼研究者,看到臺灣社會與歐美截然不同的軌跡,建構理論時考量文化規範的作用;同時,也提供大眾對自己與下一代的成長樣貌有更多理解。

延伸閱讀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七年級生,你是如何「轉大人」的?從家庭脈絡看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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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96 篇文章 ・ 3665 位粉絲
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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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國王有可能是888個孩子的父親嗎?——2015搞笑諾貝爾數學獎
賴 以威
・2015/09/25 ・1450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41 ・八年級

在少子化被視為國安問題的台灣,今年搞笑諾貝爾數學獎的題目恰好是關於「生育」,絕對值得有關單位好好研究一番。

由Elisabeth Oberzaucher與Karl Grammer率領的維也納大學團隊,分析了傳說中的男人--摩洛哥國王伊斯邁爾(Moulay Ismael)。據說他在30年內生了888個小孩,平均每年生將近30個,每兩個月生將近2.5……嗯,小孩用小數點聽起來有點恐怖,每兩個月生5個。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伊斯邁爾國王要是住在台北市,光靠領生育補助就能月入五萬了,還不算育兒津貼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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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國王伊斯邁爾(Moulay Ismael)source:wikimedia

維也納大學團隊對此傳說所發布的第一項研究結論是:「其實應該是1172個小孩,因為伊斯邁爾國王的妾所生的女兒是不被允許活下來的。」這番話就像跳高選手挑戰新紀錄前,就先要求把跳桿再往上挪20公分一樣。伊斯邁爾國王這種媲美蟻后的行為真的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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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的喔!維也納大學團隊使用Python撰寫了Wilcox-Weinberg、Jöchle、Barrett-Marshall三種不同的受孕模型,運用此模型跑數值模擬,發現再假設隨機行房的情況下,三種模型平均每天各需要1.97、0.83、2.30次行房,持續三十年不間斷,伊斯邁爾國王便能達成傳說中的KPI–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維也納大學團隊設法讓模型更貼近現實狀況,考慮了許多狀況。比方說,當時的習俗不允許在女性經期內行房,此習俗會提升受孕的機率,減少國王白做工的比例,三種模型下的平均行房次數會各自下降成1.59、0.75、1.87。

如果國王再精明一點,還懂得叫人去算排卵期,那麼他可以再輕鬆點,平均只需要0.68~1.44次的行房就能生出破千位子女。當然,這可能得需要一個團隊來幫他算,畢竟國王的後宮高達五百多人。就算用Google calendar來管理也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

然而,現實生活中也有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不是每次懷胎九月都能順利生產的,再考慮到這些不順利的狀況後,國王平均每天約0.83~1.63次行房。數據是給出來了,但能不能真的做到,我想是很講天分的一件事(可能比絕大多數的事情都還要講天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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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Khánh Hmoong
source:Khánh Hmoong

但是在現代,一位名為加藤的男演員或許能辦到:據說他從影26年來拍攝過15000部作品,換算起來平均一天1.58部。或許400年後的搞笑諾貝爾獎會有學者分析此事究竟屬實還是傳說。

※維也納大學還用了架構起來的三套受孕模型做了其他的分析。他們假設國王沒有KPI的壓力,只是以媲美日本上班族盡責的態度,每晚固定行房一次,三十年來從不間斷(是要領全勤勳章嗎),在各限制與狀況下,各可以生幾個小孩。又分析了國王如果想達成可以將小孩取名為「太郎、次郎……千郎」的夢想,其實不需要後宮五百佳麗,「只」需要110位老婆就可以了。

總覺得提到110位老婆還用「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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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興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參考這份研究發表於PLOS one的公開論文,還可以下載他們的Python程式碼玩玩看。

※寫在後面:這個研究絕對不會被歸類為實用的數學,又被我解釋的更往奇怪的方向走去,論文裡也沒有什麼數學公式解釋所採用的模型。與其說是論文,更接近一份研究結果報告。不過我還是認為它是一個不錯的例子,展現出當我們想搞清楚一件複雜的事情時,作為最精確的語言,數學往往能幫我們撥開迷霧,看到更多真相的樣貌。

原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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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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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作家、譯者,作品散見於聯合報、未來少年、國語日報,與各家網路媒體。師大附中,台大電機畢業。 我深信數學大師約翰·馮·諾伊曼的名言「If people do not believe that mathematics is simple,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do not realize how complicated life is」。為了讓各位跟我一樣相信這句話,我們得先從數學有多簡單來說起,聊聊數學,也用數學說故事。 歡迎加入我與太太廖珮妤一起創辦的: 數感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