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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不能說的秘密:男胎比女胎容易流產?

李秋容
・2015/04/08 ・1474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47 ・八年級
相關標籤: 生育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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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18世紀芬蘭教會的家庭數據,可以藉此觀察性別比例隨時間的變化。

「妳這胎是男是女?」這應該是每個懷孕媽媽必被問排行榜上的第一名,但很可惜,寶寶的性別並不是偉大的媽媽能夠決定的,所以一切都是天註定囉?那倒也不是,冥冥中似乎有個機制操作著寶寶的性別甚至是生死……

從一份芬蘭舊教會的紀錄分析顯示,在生活艱困的年代中女胎的比例明顯高於男胎,男胎的存活率會隨著環境壓力變大而提高;但在子宮中男胎的死亡率卻比女胎高,嚴寒的氣候、地震、自然災害甚至是紐約市911恐怖攻擊都加劇了這些差異,異常高壓的情形在持續數月後,男女胎的比例會失衡且遠低於標準比例105:100。

生物學家長期以來認為,女性自發性的將較虛弱的男胎流產,是為了將身體資源留給下一個可能較為健康的寶寶。(在環境壓力較大時期女性的繁殖機會大於男性,流產可能是將機會留給女胎或更健康的男胎。可以參考〈饑荒改變性別比例〉一文)美國加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經濟人口統計學家羅恩.李(Ron Lee)表示:「基於扶養小孩是項龐大的投資,選擇留下哪個胎兒對於將來的收益關係重大。此種選擇模式提供了一種演化上的解釋,這可能是種適應化的結果。」2006年美國加州大學的人口健康研究人員拉爾夫.卡塔拉諾(Ralph Catalano)和提姆.布魯克納(Tim Bruckner),從人類死亡數據中發現了這個趨勢:在外在環境壓力較大時,選汰結果下的男胎較為健康。

布魯克納想知道,在男女比例平衡時期胎兒數量是否會上升,他請教了英國謝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 )生物學家維爾皮.盧瑪(Virpi Lummaa),她量化了芬蘭教會紀錄中有關家族史和每個新生兒出生紀錄的文件,並根據1790到1870年間新生兒的性別比,統計出有多少男胎存活至嬰兒時期去推測胎兒的健康程度,以及有多少孩童順利生長至青春期。他們發現,中間有近16年男胎的存活率遽降,甚至在18世紀末還一度掉到男女性別比79 : 100,當中只有約12%的男嬰活過一歲,但這些存活下來的男性的確比其他年代的同齡男性來的優秀。布魯克納、盧瑪和他們的同事將這項研究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期刊B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中,這份數據也顯示,在大部分的極端例子中,相較於生在男女比例平衡時期的男性,環境壓力較大時期存活下來的男性在日後擁有多出8.7%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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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並沒有參與這項研究,但他認為這份研究對「男胎比女胎較易產生流產,且流產的男胎往往較為體弱」的論點提供了進一步的釋疑。目前,研究人員還不確定在環境壓力較大時期,懷孕女性面對何種壓力(如飢餓),不過這些數據顯示,在懷孕期間周遭的環境會形塑男性的未來,布魯克納表示:「正常來說,男性的壽命較女性短5、6年,我們正試著要了解造成人類壽命上性別差異的成因和助力,而釐清體弱的男胎究竟在子宮內發生了什麼事,是研究方向的第一步。」

美國鹽湖城的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生物人口統計學家肯.羅伯特.史密斯(Ken Robert Smith)表示:「這個研究非常耐人尋味,因為它涵蓋了一段父母無法掌控胎兒性別的時期,性別機率影響了生物與環境壓力的相互關係。比較男女比例平衡時期和母體主導性別機率時期,可以幫助我們確定男性的確在任何環境下都較穩健。」李則好奇有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流產的胎兒是否換來了兄弟姊妹更好的照顧或更健康的母親,他認為評估兄弟姊妹的存活率能更加強化這項研究結果,他表示:「生命初期形成的影響造成了重要的後果。」

參考資料:

  • Why women’s bodies abort males during tough times.ScienceNow[11 December 2014]
  • Bruckner, T. A., Helle, S., Bolund, E., & Lummaa, V. (2015). Culled males, infant mortality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a pre-industrial Finnish pop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2(1799), 2014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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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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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奈米微塵到化學氣體, HEPA 與活性碳如何聯手打造純淨空氣?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4/17 ・4433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 / 圖片來源:envato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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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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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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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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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 圖片授權:Shutterstock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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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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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 圖片來源:Amway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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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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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生,想結婚嗎?台灣原生家庭對青少年「轉大人」的影響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12/17 ・4745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81 ・九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整理報導|劉韋佐、美術編輯|林洵安

中研院演講精華

你還記得自己如何從花漾少年、少女,走到今日的三十而立嗎?中研院社會所推動的「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計畫,耗時近 20 年追蹤調查,描繪出本土的青少年成長歷程。在 2019 年 8 月中研院的知識饗宴演講,計畫主持人伊慶春分享了研究團隊的成果。本文摘錄演講的精采片段,特別是從家庭經驗影響層面,理解年輕世代的婚育行為。

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

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研究計畫的主旨,在了解當代臺灣年輕世代的成長軌跡。」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伊慶春,在演講開場分享了計畫初衷:「美國青少年研究重視的往往是青少年吸毒、性關係等問題,但這是臺灣孩子的成長樣貌嗎?升學壓力、補習班或許才是他們第二個生活方式,因此我們希望建構本土化的青少年發展模式。」

TYP 自 1999 年開始啟動,邀請中研院和各大學的社會科學學者共同參與。從 2000 年起持續追蹤當年的國一和國三學生,一路調查、訪問蒐集資料,探索他們從青少年階段直至踏入社會、甚至結婚生子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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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龐大的計畫自 1999 年至今恰為第 20 年,約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探討青少年初期至成年初期的成長軌跡,試圖從家庭、教育和社區檢視。第二階段則聚焦於年輕成人的發展模式,從親密關係到結婚生育、從走出校園到進入社會,哪些社會機制型塑出年輕世代的生活輪廓?又,家庭與教育經驗如何影響他們的婚姻與生育?

資料來源│TYP
圖表美化│林洵安

家庭經驗對青少年的長期影響

研究計畫跨越 20 年,宛如一段漫長的縮時攝影,跟隨這群七年級生從求學到踏入社會。多數人從青澀國中生,完成學業、找到工作,而後結婚成家、生育子女。他們的成長軌跡,伴隨這些「轉大人」的傳統指標運作,運作的場域多數是在家庭中完成。也因此,家庭結構深刻地影響了青少年成長歷程的發展。

然而臺灣的家庭經驗、教育策略和西方世界大不相同。「我們的自立和歐美是很不一樣的,譬如孩子想讀書、家長又負擔得起,你要讀到 30 歲都是我的責任。」伊慶春道出許多臺灣爸媽的心聲,也突顯了有別於西方的家庭緊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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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於歐美社會的家庭脈絡,讓這項研究更顯珍貴。跨時程追蹤聚焦在「家庭經驗」的長期影響,子女的婚姻與生育受到哪些結構、關係、規範性因素左右。

所謂的家庭經驗,研究中關注的是「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試圖討論對子女的長期影響。

觀察國一樣本的家庭結構變化(圖 1),雙親家庭比例下降的原因包括雙親離婚/分居或死亡。在此基礎上,觀察樣本平均 31 歲時的學業成就(圖 2)便可發現:家庭結構仍為「雙親家庭者」有 58.29 % 最高學歷為大學或技術學院,高於「非雙親家庭者」的 54.98 %,但兩者差距不大。若觀察碩士或高中職的比例就更為清楚了,雙親家庭者相較於非雙親家庭,相差近一成。這說明了「家庭結構」與子女教育成就的關連。

2000-2017 年家庭結構(樣本平均 13 歲、22 歲、31 歲)
資料來源│伊慶春
圖表美化│林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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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家庭結構與學業成就(樣本平均 31 歲)
資料來源│伊慶春
圖表美化│林洵安

父母離婚,會影響子女不想結婚?還是提早結婚?

延續前述家庭經驗的影響,研究小組也針對早期父母離婚的非完整家庭 (non-intact family),檢視子女成年後的親密關係與家庭組成。

臺灣的低生育率已不是新聞,但有趣的是,生育率其實並非一路走低。比如, 2000 年與 2012 年的總生育率特別突出──關鍵因素是這兩年為「龍」年。另外,孤鸞年結婚率低、虎年出生率低,可見得傳統價值觀對婚育決定仍具有文化規範的影響力。

然而,面對臺灣顯著的低生育率現況,年輕人為何缺乏結婚和生育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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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試圖由家庭經驗的影響著手。伊慶春提到,從過往文獻可知,兒少時期若父母離婚、未離婚但有衝突等,子女都會受到負面衝擊 (negative impact),並且延續至成年期。相關論述或因果關係有些共識,但研究小組更想進一步探問的是:在此負面衝擊下,青少年將會「比較不想結婚」或「反而提早結婚」?

以父母離婚時間點作為觀察的變因,將父母離婚的時間點分為「子女 12 歲以前」(兒童期)及「子女 13 歲以後」(青少年期)。

研究發現,「 12 歲以前父母離婚者」,在 19-20 歲時有約會對象的比例,顯著高於「 13 歲以後父母離婚者」和「雙親家庭」。值得注意的是,「 13 歲後父母離婚者」對未來沒有婚姻期望的比例,顯著高於「兒童期父母離婚者」、「雙親家庭」的同儕。

此一發現表示:如果父母在兒童期階段離婚,成年初期的子女較可能因缺乏雙親之一,而渴望發展親密關係,並有約會對象。相反的,若父母離婚時間點在青少年階段,則子女可能因為目睹父母離婚過程的負面經驗,而較不期待進入婚姻。如果進一步與「雙親在、但是父母衝突高家庭」相比,高衝突家庭的成長經驗,影響更類似「父母於青少年階段離婚」。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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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的完整與否,會導致子女未來親密關係的發展。父母離婚時間點、父母關係的好壞,也對子女的婚姻期望和親密關係有明顯影響。

但研究也發現,家庭結構之外,「家庭關係─親子之間的依附感」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與父親的關係好、依附感強,子女婚姻期望會比較高;即便父母離婚,但時間點在早期(兒童期),並與母親的關係良好者,亦不會影響到婚姻期望的降低。

親子關係、父母關係,如何影響早婚?

TYP 第二階段聚焦在年輕成人樣本。 2011-2017 年間,這群七年級生步入年輕成人階段,從平均 25 歲進入 31 歲,其中有 7-40 % 的年輕人結婚了。研究由此深入分析,進一步觀察年輕世代實際的婚姻與生育行為。

2011 年時,這批 25 歲的樣本有 7 % 進入婚姻生活,平均初婚年齡是 23.7 歲,屬於早婚者。比較發現,這群早婚者已生育子女及婚後 7 個月內生育的比例,明顯高於在 28 歲及 31 歲才結婚的人。

這個狀況反映了臺灣仍存在「婚育包裹」(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中,對未婚生子的接受度低)的現象,也就是說,早婚者更可能是因為奉子成婚。此外,早婚者的經濟狀況尚不穩定,也反映在與父母同住的高比例現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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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的調查,所有樣本已進入年輕成人階段,而且從 2011-2017 年分別有 7-40 %進入婚姻,研究團隊開始觀察已婚者的婚育行為。
資料來源│TYP
圖表美化│林洵安

那麼,家庭脈絡又是如何影響早婚呢?

TYP 研究分析指出,父母於青少年初期離婚者,有更高的婚前懷孕機率,但對於早婚與否則沒有產生顯著的效果。手足人數越多,也越可能婚前懷孕和早婚。

最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衝突會因性質不同而造成相反作用。若父母和子女間的衝突越高,越可能在 25 歲時就早婚了;若衝突發生在父母之間(而非親子之間),子女早婚可能性反而更低。這或許是因為:親子衝突帶來離開原生家庭的推力,與組成自己家庭的拉力;經歷父母間的衝突,則會降低建立婚姻關係的期望。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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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衝突越高,會讓子女積極地想進入新的家庭關係,有較高的早婚可能。相反的,若父母間常衝突,則會削減子女走入婚姻的欲望,早婚比例較低。

換言之,家庭關係將會影響個體決定是否早早組成新家庭。質性訪談中便有受訪者直言,自己和父母關係不佳,想透過結婚逃離原生家庭,「我爸說,你唯一光明正大離開這個家的理由,就是嫁出去!」除此之外,奉子成婚、戀愛衝動也是早婚者走入婚姻的重要原因。

年輕世代婚姻與生育,兩性大不同

2014 年的調查,時值樣本平均 28 歲,較接近臺灣平均成家的年紀(男性初婚年齡為 32 歲、女性 30 歲),調查也顯示當中有近 20 % 的年輕人走入婚姻了。

進行分析後可知,臺灣社會貌似越來越開放,但結構性(居住地、家庭收入)、關係性(家庭關係)、規範性因素(家庭價值、性別角色)仍然大大影響年輕世代的婚姻和生育,其中還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以男性而言,青少年時期的家庭收入較高、與家人關係好、目前有工作者,較可能走入婚姻。但女性卻相反,青少年時期家庭收入高、目前有工作者,結婚的比例比較低。換言之,

經濟能力、早期正向的家庭經驗,是年輕男性結婚比例的助攻,但卻反而不利於年輕女性結婚的機率。

時間拉長到 2017 年,這群受訪者來到人生三字頭,平均 31 歲。研究小組持續追蹤,進一步觀察早期家庭經驗是否帶來「長期」的影響。

其中,家庭結構改變的另一個原因出現了:父母之一過世的比例約 11 %。研究中發現,父母過世會明顯降低子女結婚的欲望,顯著度甚至比父母離婚還高。而父母在子女 6-17 歲(就學年齡)時離婚,對年輕成人的影響最大,尤其對男性更顯著,明顯降低其結婚的可能性。

依父母婚姻狀態區分,子女的結婚比例。從 2017 年調查顯示,父母過世明顯降低子女結婚可能性;而父母在就學年齡階段離婚,對男性的負面影響最大。
資料來源│TYP、劉家樺
圖表美化│林洵安

家庭資源,是提升男性婚育率的可能解方

綜觀龐大而長時間的追蹤調查,伊慶春強調:「一般新聞可能偏重個人背景或短期效應,但做為社會學家,我們更關心結構因素和長期影響。」

她總結 20 年來團隊的各項研究,從家庭結構、家庭關係、文化規範來描繪青少年的成長軌跡。

一、以「家庭結構」的面向來看:子女在兒童期經歷父母離婚,成年後較有意願約會、較可能婚前懷孕,但非早婚。如果到青少年期才經歷父母離婚者,則可能使其不想結婚;但對女兒的影響反而可能是早婚且較早生育。

二、在「家庭關係」的面向,親子衝突較高者,子女有早婚的現象;父母間經常衝突,則子女較可能不想結婚,也不會早婚。這也暗示,上代衝突高的家庭關係可能影響到下一代進入親密關係的欲望;反之,若家庭關係較為融洽,家庭凝聚力較高,則會促使男性早婚與早育。意即,這些男性較能順勢接受傳統中成家的責任,而不會抗拒走入婚育生活。

三、值得注意的是,成長過程中家庭經濟較佳、家人關係較好、目前在就業者,對男性都是提高家庭組成機率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同的因素放在女性身上,反而降低結婚的可能性。此經濟模型的解釋與西方家庭研究可以比擬,顯示家庭脈絡對子女的性別差異影響,值得重視。

資料來源│TYP
圖說設計│劉芝吟、林洵安

「至少從研究中能看到,如果政府想提高結婚、生育率,可以在家庭教育、家庭關係上著手,特別是對男性,讓他們有更高意願走入婚姻。」

耗時近 20 年的「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計畫」,是難得一見追蹤期如此長的研究。不僅樣本有不同年齡層可相互比較,更有家庭結構、就學歷程、婚姻狀態等數據,提供研究者挖掘各種研究議題。除了前述家庭經驗的分析,計畫中也有關於青少年偏差行為、教育分流與教育成就的分析討論。

伊慶春表示,從這一份全面性的資料,體現出臺灣家庭仍然面臨傳統與現代的衝擊,價值觀與行為持續改變中。透過 TYP 計畫,除了期盼更多後繼研究者,看到臺灣社會與歐美截然不同的軌跡,建構理論時考量文化規範的作用;同時,也提供大眾對自己與下一代的成長樣貌有更多理解。

延伸閱讀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七年級生,你是如何「轉大人」的?從家庭脈絡看臺灣青少年的成長歷程,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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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國王有可能是888個孩子的父親嗎?——2015搞笑諾貝爾數學獎
賴 以威
・2015/09/25 ・1450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41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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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子化被視為國安問題的台灣,今年搞笑諾貝爾數學獎的題目恰好是關於「生育」,絕對值得有關單位好好研究一番。

由Elisabeth Oberzaucher與Karl Grammer率領的維也納大學團隊,分析了傳說中的男人--摩洛哥國王伊斯邁爾(Moulay Ismael)。據說他在30年內生了888個小孩,平均每年生將近30個,每兩個月生將近2.5……嗯,小孩用小數點聽起來有點恐怖,每兩個月生5個。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伊斯邁爾國王要是住在台北市,光靠領生育補助就能月入五萬了,還不算育兒津貼咧。

source:wikimedia
摩洛哥國王伊斯邁爾(Moulay Ismael)source:wikimedia

維也納大學團隊對此傳說所發布的第一項研究結論是:「其實應該是1172個小孩,因為伊斯邁爾國王的妾所生的女兒是不被允許活下來的。」這番話就像跳高選手挑戰新紀錄前,就先要求把跳桿再往上挪20公分一樣。伊斯邁爾國王這種媲美蟻后的行為真的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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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的喔!維也納大學團隊使用Python撰寫了Wilcox-Weinberg、Jöchle、Barrett-Marshall三種不同的受孕模型,運用此模型跑數值模擬,發現再假設隨機行房的情況下,三種模型平均每天各需要1.97、0.83、2.30次行房,持續三十年不間斷,伊斯邁爾國王便能達成傳說中的KPI–這是第二步。

第三步,維也納大學團隊設法讓模型更貼近現實狀況,考慮了許多狀況。比方說,當時的習俗不允許在女性經期內行房,此習俗會提升受孕的機率,減少國王白做工的比例,三種模型下的平均行房次數會各自下降成1.59、0.75、1.87。

如果國王再精明一點,還懂得叫人去算排卵期,那麼他可以再輕鬆點,平均只需要0.68~1.44次的行房就能生出破千位子女。當然,這可能得需要一個團隊來幫他算,畢竟國王的後宮高達五百多人。就算用Google calendar來管理也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

然而,現實生活中也有不盡如人意的事情,不是每次懷胎九月都能順利生產的,再考慮到這些不順利的狀況後,國王平均每天約0.83~1.63次行房。數據是給出來了,但能不能真的做到,我想是很講天分的一件事(可能比絕大多數的事情都還要講天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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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Khánh Hmoong
source:Khánh Hmoong

但是在現代,一位名為加藤的男演員或許能辦到:據說他從影26年來拍攝過15000部作品,換算起來平均一天1.58部。或許400年後的搞笑諾貝爾獎會有學者分析此事究竟屬實還是傳說。

※維也納大學還用了架構起來的三套受孕模型做了其他的分析。他們假設國王沒有KPI的壓力,只是以媲美日本上班族盡責的態度,每晚固定行房一次,三十年來從不間斷(是要領全勤勳章嗎),在各限制與狀況下,各可以生幾個小孩。又分析了國王如果想達成可以將小孩取名為「太郎、次郎……千郎」的夢想,其實不需要後宮五百佳麗,「只」需要110位老婆就可以了。

總覺得提到110位老婆還用「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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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興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參考這份研究發表於PLOS one的公開論文,還可以下載他們的Python程式碼玩玩看。

※寫在後面:這個研究絕對不會被歸類為實用的數學,又被我解釋的更往奇怪的方向走去,論文裡也沒有什麼數學公式解釋所採用的模型。與其說是論文,更接近一份研究結果報告。不過我還是認為它是一個不錯的例子,展現出當我們想搞清楚一件複雜的事情時,作為最精確的語言,數學往往能幫我們撥開迷霧,看到更多真相的樣貌。

原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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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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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作家、譯者,作品散見於聯合報、未來少年、國語日報,與各家網路媒體。師大附中,台大電機畢業。 我深信數學大師約翰·馮·諾伊曼的名言「If people do not believe that mathematics is simple,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do not realize how complicated life is」。為了讓各位跟我一樣相信這句話,我們得先從數學有多簡單來說起,聊聊數學,也用數學說故事。 歡迎加入我與太太廖珮妤一起創辦的: 數感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