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氣候變遷的加劇同時，也推動傳染病的擴張和轉變，究竟推動傳染病空間擴散的機制為何？未來在空間分布上又呈現什麼趨勢？是世界各國面對傳染病風險管理的挑戰。台大地理系溫在弘教授是計量科學的專家，也致力於傳染疾病的空間流行病學研究，本專題以「如何驗證通勤與登革熱傳播關係」為題，看看溫在弘如何藉由一篇精彩的學術研究解答這個問題。

蟲媒傳染病為何讓城市淪陷？

登革熱自日治時期就發生大規模流行，到了二十一世紀仍歷久不衰，這兩年登革熱的新聞似乎不頻繁，事實上，2014年的第一個月還沒過完，國內發病的案例已有九名了。登革熱（dengue）是由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或白線斑蚊（Aedes albopictus）傳播的急性病毒性熱疾，發病後會有頭部、肌肉、骨頭、關節的疼痛及後眼窩起疹等主要症狀，目前沒有疫苗和抗病毒藥物，只能透過身體本身的免疫逐漸痊癒，但也可能造成生命危險。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將登革熱分為地方性（endemic）和流行性（epidemic）兩種發生形態。地方性型態主要發生在熱帶地區的國家，亞洲國家如印度、孟加拉、緬甸、泰國、寮國、越南、菲律賓即是長期都有登革熱案例的特定地區，而台灣則是在某地區出現案例後，疫情在該地區擴大，但隨後又可能因環境因素受到控制，而漸漸在該地消失，例如1981年屏東琉球、1987年屏東東港、2001年高雄前鎮、2002年澎湖等地區都發生過流行性登革熱，因此要如何避免流行爆發是台灣防範登革熱的重要問題。

如何避免流行性登革熱爆發？一般認為登革熱是一種「環境病」，因此公共衛生學界介入登革熱防治的觀點，主要是以「環境治理」為主，當環境衛生良好，就沒有足以支撐大量蚊蟲孳生的條件，疫情理應不會爆發。但是環境治理的觀點無法解釋一件事情，「如果一隻帶有登革熱的蚊子，一生中飛行範圍在250公尺以內，為什麼A地出現登革熱案例後，1,000公尺以外的B地也會有人感染登革熱？」

溫在弘2012年的研究《Population Movement and Vector-Borne Disease Transmission: Differentiating Spatial–Temporal Diffusion Patterns of Commuting and Noncommuting Dengue Cases》便是在尋找這個問題背後的關鍵因素。登革熱屬於蟲媒傳染疾病，也就是說這種病毒的傳播須經由蚊蟲叮咬，人不會直接傳染給人。在登革熱病人血液中存有登革病毒的潛伏期中，稱為「病毒血症期」，是病毒是最容易傳染的時候，儘管該病毒不會由病人直接傳染給其他人，但是蟲媒傳染病可以透過人傳蟲、蟲再傳人的間接方式，由病人觸發另一地點的流行。

時空分析　找出通勤族和非通勤族差異

溫在弘假因而設這個問題的背後，現代人生活中的「通勤」是一個關鍵，藉由人的通勤移動，在A地感染登革熱的通勤族，在工作上班的B地被另一隻沒有登革熱的蚊子叮咬，B地發生人傳蟲後，也開始出現具有感染能力的使的登革熱病媒蚊。

為了要證實這個假說，溫在弘蒐集2007年1月至2008年1月台南市確定感染登革熱的1,017位病患資料，由於傳染病經醫院確認感染後，會進行例行的問診，包含住址、工作地點等資訊，溫在弘將這些病例分成兩類，第一類有548個案例，為居住地和上班地點位於同里的「非通勤族」，第二類則有469個案例，是要到戶籍地里以外地區上班的「通勤族」。

為了要對兩類病例進行時空分析(Space-Time Analysis)，以發掘這兩類病患在各自的類別中，案例間的空間距離、發病時間是否具有明顯不同的型態，因此溫在弘採用英國學者Knox於1964年提出的「Knox統計法」，並應用資料處理軟體MATLAB進行運算。

Knox統計法是一種時空分析方法，先將兩類分開來，再於同類中將病例兩兩分成一組(pair)，每一病例可以重複分組，直到各種分組可能都被列出。例如通勤者類有10個案例，該組內便可經排列組合分成45對資料，整理出每一對資料兩病例間的居住空間距離、發病時間間隔，以空間距離作為X座標、時間間隔作為Y座標，將同類的每一對資料繪製成散佈圖及核密度圖(Kernel Density)。

核密度圖的結果顯示，非通勤族的組時空分布集中在距離小，集中在1公里的距離內，發病時間近，大部分病例間的發病時距在10天以內；通勤族的組空間分布則集中在2公里至4公里間，發病時距相較非通勤組長，最長達70天，證實通勤與非通勤病例存在特性上的差異。

網絡分析　找出致病關鍵區位

在第一步證實了通勤族與非通勤族在病例的時空距離分布有明顯的差異，第二步溫在弘希望可以進一步知道，這兩種群體在台南市的空間分布位置有什麼不同？他運用「網絡拓撲(Network topology)」，分別將通勤族與非通勤族病例的位置點在兩張台南市地圖上，並將點兩兩連線，產生初步的網絡分布圖。這兩張圖只能看出通勤族的網絡分布範圍明顯較大，但是因為案例數多、網絡的連線密集，不容易看出不同地理位置的網絡密度，因此再次繪製密度圖，將網絡的密度以顏色深淺呈現，發現非通勤族的病例網絡最密集處在台南市的南邊區域，而通勤族的病例網絡最密集處則分布在市中心。

此外，溫在弘針對每一台南市的里進行統計，計算每一里出現第一個通勤族或非通勤族的登革熱案例後，在該里出現第二個案例的機率大小，進而推論通勤族和非通勤族病例觸發疫情擴大的可能性。結果顯示，某一地出現第一則通勤族登革熱案例後，長時間後引發第二則案例的機率比非通勤族案例更高。

除了證實通勤較非通勤更需要注意外，為了確認通勤相較於其他環境因素更是否具有更高的影響性，溫在弘從文獻中蒐集可能影響登革熱疫情擴大的因素，主要是公共場所或衛生品質較難控制空間的數量，包括公園、學校、廢墟、市場、空地，以及人口密度，他統計每個台南市各里的上述因子，並將通勤人口與上述因子分別與各里的登革熱病例數進行「統計迴歸分析」，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信心水準下，發現通勤因素的危險比值是其他因素的三倍。

溫在弘的研究不以開拓複雜的研究方法來引人注目，對於時事的關懷和想法的創新是他的研究亮點。作為地理學者，研究的突破不一定在於方法論的鑽研，而在於既有的方法或理論，如何透過研究者的創新思維，以更有效的方式應用在社會、自然環境的課題上。（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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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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