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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大小事:這裡有龍-《地圖的歷史》

PanSci_96
・2014/08/18 ・1669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53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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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經常出現的惡龍形象(Photo Credit: Ardent Photography @ flickr |CC BY-ND 2.0)
Photo Credit: Ardent Photography @ flickr |CC BY-ND 2.0

在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博學多聞的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談論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文章的開頭是這樣子的:「在中世紀時期,人們認為危險或是未知的區域經常在地圖上標有這樣的警語:『注意,這裡有龍。』製圖師肯定會對現在的中東地區也標上這樣一句話。」

很不錯的歷史譬喻,不過並非完全正確。「這裡有龍」這句話從未真正出現於歷史上著名的地圖裡。文學作品充斥著大量的諷刺、懷舊以及令人驚恐的字句,不過若想在中世紀或是黃金時期的地圖上找到這句話──例如大開本的荷蘭地圖集或是十五世紀至二十世紀之間最精細的德國或英國地圖──絕對是徒勞無功。「這裡有龍」是個地圖迷思,就像龍這種生物一般地神秘及奇妙,我們也許會納悶這整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地圖上的留白看起來像是遺失了關鍵的資訊,於是我們放點東西進去來掩飾我們的羞愧:以特別大的字體標記國家名稱、介紹該國特殊植物的大段文字、來自製圖師關於新投影法的自豪留言。一度我們曾用另外一句話來描述尚未探險過的境域:「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¹。

早期龍的活動,出現在埃布斯托夫十三世紀的地圖上。
早期龍的活動,出現在埃布斯托夫十三世紀的地圖上。

雖然這句話聽起來很浪漫,但是你不可能擊敗動物,或是更美好一點,想像出來的野獸。在最早期的中世紀地圖上,一如我們先前看到過的,傾向於在他們傳授的道德訓誡裡描述可怕的事物,盛行的風氣是描繪水手們曾見過的最兇惡異常、最尖牙利鱗的魚類,還有當地狡詐的土著曾用來嚇唬勇敢無畏殖民者的最巨大、最醜惡的帶翼怪物。有時候這就像是關於中國的流言蜚語:一開始的動物是大象,接著變成長毛象,而到了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製圖師要繪製非洲或是亞洲地圖的時候,這個動物就變形成了夢魘一般的怪物。一般認為,在中國,這種流言蜚語很自然地會用該國最神聖的文化象徵來表現,亦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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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裡有龍」這句話也許曾經出現在某個地球儀上,不過可能是因為詮釋與翻譯造成的結果。儘管出處與製作者不明,不過一般認為雷諾克斯地球儀(Lenox Globe)製作於一五○五年。它是個小型的中空雕刻銅球,直徑小於十二公分,紐約市立圖書館自豪地將之展示為已知中最早的「新世界」(Mundus Novus)地球儀。這個地球儀上我們所關心的重點是就在中國的赤道下方,以拉丁文標記的HIC SUNT DRACONES。這句話所指的可能是中國的龍,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生物。不過學者們也提出破壞想像的論點,認為這句話也可翻譯成「這裡有龍族人」,意指馬可波羅於其遊歷中所提到的龍族帝國中的食人族。

地圖上的龍圖案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數量多且壯觀。美國歷史學家艾琳.布萊克(Erin C. Blake)與友人將繪有龍圖案的早期地圖與地球儀(或者是相近於龍的圖案,例如吐舌的蠍子)整理出一份學術研究清單,其中也包括了先前所提過的一二六二年的詩篇集地圖,有隻龍在世界下方的區塊裡。布萊克也指出埃布斯托夫的地圖在東南非洲上標記了「Draco」這個字²。

布萊克也記錄了文學裡「這裡有龍」這句話的出現,而能確定的最早文獻,出現的時期晚得令人訝異:桃樂絲.榭爾斯(Dorothy L. Sayers)於一九二八年所著的短篇尋寶故事〈龍頭的博學冒險〉(The Learned Adventure of the Dragon’s Head),其中有個角色宣稱在一幅舊地圖上見過「這裡有龍」的文字³。也許這個角色真的見過。我們比較無知,所以才找不到。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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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認為製圖學用語「未知之地」最早出現於托勒密的《地圖學》。
  2. Draco表拉丁文的「龍」。getImage1
  3. 〔作者註〕顯然桃樂絲.榭爾斯著迷於這句話,而且有跡可循。一九一八年在她的詩集《天主教故事與基督教歌謠》(Catholic Tales and Christian Songs)中寫有這樣的詞句,表達出一種或許人人都渴求的世界觀:「這裡有龍將屠,這裡有豐酬可得;若我們於探尋中消逝,何以,死亡竟如此微小!」

摘自 《地圖的歷史》,由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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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四川羌族神話中的厭女文化——身懷謎樣魔力的「毒藥貓」女巫傳說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20 ・5068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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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四川羌族「毒藥貓」

傳說中國西南的藏羌族地區,每一村寨都住著「毒藥貓」,這些身懷謎樣魔力的女人能變身、飛行、下毒,如同西方中世紀女巫!「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明珂院士,他走訪中國少數民族三十年,從毒藥貓故事中,提煉出人類社會共同的恐懼、猜疑與暴力根源,更直言「臺灣就是毒藥貓」。

黑夜降臨,魔女現身

在中國四川省藏羌族區,長年流傳著神秘的鄉野傳奇「毒藥貓」。毒藥貓不是貓。她們多半是女人,有毒的女人、身懷魔法的女巫。

平日,她們生活在村寨裡,可能是隔壁的姑娘、對門的大嬸,與尋常人無異。但到了夜裡,靈魂便伺機而動。傳說,每個毒藥貓都有一只口袋,從口袋抽出哪種動物毛,就能幻化成貓、牛、羊外出害人。

毒藥貓不只孤身作案,也愛「開趴」。各地的毒藥貓定期聚首,派對上狂歡作樂、大啖人肉,聽令首領分派任務。即使住得遠,也用不著擔心,這些女人擁有能翻山越嶺的縮時交通捷徑——騎「櫥櫃」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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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狠不成魔,宴席上毒藥貓賭輸了,據說連自己的兒子、丈夫都能下手。但無論如何,絕不會下毒在自家兄弟身上,娘家就是她們最後的溫柔。《倚天屠龍記》裡有句名言:「越是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羌族的人們則說,別在毒藥貓家吃飯,越美豔的女人越毒。年輕貌美的會變身;年紀越大、毒性越弱,最後則只剩指甲裡的一點毒。但不要緊,毒藥貓的法力能在母女間傳承。

《 CCC 創作集》以王明珂的研究為藍本,推出漫畫版《毒藥貓》。羌寨的毒藥貓故事大致有兩類:一類來自口傳,村民世代建構的歷史記憶,描述年輕男子遇上、識破毒藥貓,不時穿插超自然情節。另一種,則是村民對生活經驗的詮釋,例如到隔壁村寨吃飯拉肚子,便解釋成被毒藥貓下毒。圖/© Fengta/CCC 創作集提供

毒藥貓與它的產地

以上的羌族鄉野傳說,看似有些荒誕離奇。但在當地,毒藥貓並非只是鬼怪迷信,而是蘊含重要的本地歷史與生活經驗。

如同臺灣人對魔神仔、好兄弟深信不疑,毒藥貓形塑的歷史記憶與信念,同樣在羌族世界深深扎根。許多羌族人回憶,小時候因為恐懼毒藥貓,晚上絕不敢亂跑出門。美豔一身毒、會飛會變身的毒藥貓,是如何深入人心,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得從毒藥貓的產地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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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訪談時他們說,幾十年前每個村寨都有一兩個女人是毒藥貓。」中研院院士王明珂從 1994 年起深入岷江上游,走訪羌族各村寨。

羌族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居住在岷江上游、支流兩岸。雖然被劃分為同一民族,但實際上,「羌族」是 1950 年代後才被國家政體建構出的身分,過去,這裡的人並不覺得彼此「同一族」,一村寨成一國。村寨間的共通語言是漢語(四川話),所謂的羌語差異極大,鄰近村寨覺得對方怪腔怪調,距離遠一點,彼此的羌語就成了「火星話」。

岷江切過青藏高原邊緣形成高山間的深谷,四川方言稱之為「溝」。村寨一般聚居在每個溝的半山腰。我們熟悉的「九寨溝」,意思就是一個溝中有九個寨。圖/王明珂

每個村寨都是一座孤島

語言不通、文化殊異、缺少共同認同,但王明珂走訪田野時卻發現,各地村寨幾乎都能採集到毒藥貓故事。

「毒藥貓故事存在於每個村寨,意味這是一種很普遍的生態。往深一點看,背後根基於當地的生活文化與群體認同。」王明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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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居住在高山深谷,幾個家戶組成「寨」,一般約五、六十戶,小寨則只有兩三戶,幾個寨共居一個山溝成為「村」。山高谷深,從一個溝到另一個溝大不易,「當地人會說,哎!翻過一座山就到了。我一試,」王明珂苦笑地說:「那山一翻都在四千公尺以上。」

村寨如同一座座懸立山腰的孤島。但孤島,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世外桃花源」。

住在高山,討生活得和大自然拚搏,提防暴風雪、野豬狼豹、一失足就沒命的懸崖峭壁。居民種植小麥、玉米、青稞,也到更高的森林採藥、打獵,在林間放養羊、馬、旄牛,逆境求生,多管齊下養活一家子。

要搏鬥的不只自然環境,還有其他羌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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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匱乏、山林險峻,可以想像住在這裡的人們,生存壓力有多大。過往,村寨間經常因草場界線起衝突,偷盜牛羊、甚至集體打劫殺人。田野訪談間有位老人回憶,有次其他溝夜裡打了過來,守夜者卻不小心睡著,那晚四十多人被趁黑割喉,部落衝突直逼小型「戰爭」!

外面世界險惡,自家裡同樣也「親兄弟明算帳」。寨裡的不同家族、鄰近村寨,一方面得同一陣線抵禦外敵,但彼此為了爭奪稀缺資源,也仍是你爭我奪。

村寨生活就像是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們,守著各自的地盤,對抗環伺的風雪猛獸、瘟疫災厄、蠻子敵人。王明珂這麼形容:每個村寨都像是一個孤島,既對外禦敵,內部又高度衝突、彼此防範。

體現村寨「孤立感」的明顯例子:傳統的羌族聚落,常見一座座石頭屋,整片牆上只開了幾扇小窗,建築底部留著一條窄道。在在顯示資源競奪劇烈,對外恐懼、提防的特徵。圖/王明珂

尋找代罪羔羊:轉移衝突、宣洩內部緊張

有句話說:要讓一群人團結,需要的不是優秀領袖,而是共同敵人。對外恐懼、內部衝突,村落生活的張力不斷拉緊又拉緊,隨時可能「啪!」地斷線。這時,「代罪羔羊」便是消解團體壓力、凝聚彼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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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回家吧。」外頭躲著嚇人的毒藥貓,村寨更值得人們信任依靠;遇上病痛苦難、牲畜發狂、失足墜崖……與其怨天怨地怨自己,不如歸罪毒藥貓吧。有了毒藥貓,受苦彷彿都有了答案與發洩出口。

毒藥貓,如同羌寨社會的「壓力閥」,也就是那隻代罪羔羊。

在每個村寨,總有一兩個女人被貼上「毒藥貓」標籤,背負汙名,所有人都知道,但看破不說破。因為一旦身分搬上檯面,整個家族的女性便很難嫁出去,遭惹鄰寨娘家上門問罪。

毒藥貓是「不能說的秘密」,眾人只在背後閒言閒語、發洩怨怪。「一到吃飯時間,被認為是毒藥貓的女人會藉口田裡忙來送客,因為她知道,自己做的飯沒人敢吃。」王明珂一語道出「替罪羊」艱困的處境。

過去,羌族人沒有共同的民族認同,下游的人稱上游的為蠻子,上游的又稱更上游的人為蠻子,一截笑一截。嫁娶雖不會隔太遠,但常把女兒嫁往下游經濟較好的村寨,這也讓村寨隱約對這些外來的女人抱持不信任,擔心血統、認同被「蠻子」汙染。圖/王明珂

都是 they 的錯:爭產、亡國、瘟疫,為何女性常是代罪羔羊?

有趣的是,若把毒藥貓的符號拆解開來:女人、貓、邪惡,是否覺得有些眼熟?沒錯,毒藥貓圖像竟與典型的西方女巫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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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圖像經常描繪一群女巫秘密集會,狂歡作樂、與魔鬼同宴,用蜘蛛、老鼠滾煮一鍋邪惡湯藥。女巫騎掃把,身邊竄著不祥黑貓,在廚房烹煮湯藥;毒藥貓則乘坐廚房的櫃子,變身的口袋藏在灶爐。

充滿女性意象的符碼,巧妙出現在東西異文化,這些「有毒的女人」皆被指控是不幸的源頭。從東方羌族到歐洲女巫,為何女性會被視為邪惡象徵?當社群彼此猜疑對立,又是誰,總成為祭壇上的羔羊?

王明珂直指代罪羔羊的概念核心:她們既是內人,也是外人。

父權文化下,弱勢女性群體長久被連結負面象徵,每當社會動盪不安,便難逃代罪羔羊的指摘。特別在傳統社會,「嫁進來的女人」裡外不是人,最易成為標準嫌疑者——宅鬥故事中,兄弟爭產絕少不了覬覦、愛挑撥離間的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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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外敵環伺的羌寨生活,我群/他者的劃分,更是維繫集體安全的重要信仰。從其他家族、村寨嫁過來的女人,無形中「破壞」了敵我界線,一旦出現紛擾不安,這些社群內部的「外人」,很快被聯結到外部威脅者。

換言之,恐懼毒藥貓、施暴代罪羔羊,其實是人們把對外部的敵意和恐懼,轉嫁在眼前這些「內敵」。

恐性、厭女是另一個共同根源。毒藥貓越年輕美豔越毒,西方女巫常被指控放浪偷歡,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貞潔抱持不安,因而也透過貶抑,維繫某種對「潔淨」的管控。圖/Luis Ricardo Falero,1878

誰讓閒言閒語,走向集體暴力?

「各位,我可以證明她與魔鬼勾結,燒死她吧!」中世紀歐洲,數以萬計的女性被誣指為女巫,遭受殘酷絞刑、火焚,人類社會對代罪羔羊的暴力史,淵遠流長。但同樣被視為代罪羔羊,為何羌族不曾出現「獵殺毒藥貓」?

王明珂認為「上層權威是否介入」,或許是兩者走向不同歷史路徑的關鍵。

過往村寨社會的政治權威為官府系統,只管人民是否乖乖繳糧納稅。相較於基督宗教,當女巫與魔鬼誘惑之說結合,便成為具威脅性的異端信仰,促使教會動員介入,因而掀起清洗審判行動。

「我從羌族田野發現,社會其實會隱然容忍這類『代罪羔羊』,用來維持內部減壓。對照歐洲,也是直到外部權威力量介入,或者內部出現重大威脅,才開始形成大規模暴力,轉成政治鬥爭的手段。」

中世紀、近代初期,歐美都曾出現獵巫浪潮,根據文獻中的審判證詞,許多「女巫」在當地早被議論若干年。這顯示,毒藥貓等代罪羔羊模式或許是普遍的社會常態,直到有重大對立或外部權威介入,才會升高衝突,產生大規模暴力。圖/《Luzerner Schilling》

羌族地區甚至流傳著一句話:無毒不成寨。

意思是,如果沒有毒藥貓,一切會更糟,因為只有她們鎮得住瘟神。這也意味儘管社群內部排斥毒藥貓,仍隱然認同她們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婚嫁引入了聯姻勢力、增加隊友;同時,人們正是透過對代罪羔羊的非議,維繫凝聚了社群。

民族主義、種族暴力、校園霸凌:我們都可能是毒藥貓

「無毒不成寨」背後有個神話故事:傳說毒藥貓女人被丈夫發現,逼她到河中「去毒」,洗了八條河後,天神出聲警告:「再洗,毒藥貓就要斷根了!」但時至今日,羌族毒藥貓不僅沒有全然斷根,在當代社會、民族主義、種族暴力中,毒藥貓身影始終沒有斷根過。

「我會特別關注毒藥貓文化,也是因為臺灣就像毒藥貓!」王明珂直言。對於中國,臺灣人既非自己人也非外人,當中國遭受重大內憂外患危機時,臺灣便可能被推向毒藥貓的位置。

從這個視角,「毒藥貓故事」絕非羌族特殊文化,而是映射出更普世的象徵意涵。在多數人類社會裡,邊緣、弱勢群體、社會中不受歡迎者,往往被視為不被認可、潛在的叛徒,每當社會陷入重大矛盾與對立、秩序被破壞,便會激化原有的矛盾與分界,這些被拒斥者即為承受集體暴力的代罪羔羊。

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相似劇情反覆上演。

霸凌如是,種族衝突如是,疫情下的獵巫亦如是。我們守在同溫層、小圈圈內,恐懼敵意,如同羌寨裡的人們,村寨幾可說是「縮小版」的人類社會。

投入羌族田野三十年,毒藥貓映射出的文化根源成為王明珂深切關懷。他強調,縱使毒藥貓斷不了根,但反覆的論述、省思、檢視,或許能在集體陷入究責氛圍、尋找代罪羔羊之時,幫助我們自我覺察,攻擊毒藥貓只是短暫麻藥,最終可能忽略真正的恐懼核心。我們終究需要正視自己的擔憂、焦慮,才有能力解決問題。

「避免把別人當成毒藥貓,因為換一個視角,我們也可能變成那個毒藥貓。」

「毒藥貓其實是人類普遍的暴力形式。」王明珂以中國少數民族為田野對象,探討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在國族、宗教衝突頻傳的當代,他也期盼能透過村寨這類「原初社會」的各種生態,洞察人類暴力的共同根源。圖/允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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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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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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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貴人趕潮流穿尖頭鞋,拇趾外翻變多了
寒波_96
・2021/07/16 ・2751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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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身體結構並非一成不變,穿著打扮、行為習慣都可能影響人體構造。例如壓迫感比較強的鞋子,會增加腳部變形的機率。新發表的論文報告,14 世紀尖頭鞋在英國開始流行以後,劍橋(劍橋大學所在地)居民拇趾外翻的比例明顯增加。

尖頭鞋。圖/GETTY IMAGES

尖頭鞋造成拇趾外翻

拇趾外翻(hallux valgus)是常見的腳部變形。腳的大拇趾正常方向是朝向前方,拇趾外翻意思是,大拇趾向其他四趾的方向彎曲。

拇趾外翻不算少見,也不一定影響正常功能,但是彎曲到某個程度,會讓大拇趾的根部向身體內側方向突出,較可能帶來不良影響。扁平足、行走姿勢、先天遺傳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而會壓迫腳趾的尖頭鞋,也是拇趾外翻的一大原因。

尖頭鞋不是現代的新產物,某些追求時髦的古代人也很流行;趕潮流的同時,尖頭鞋也對他們造成壓迫,在考古紀錄中清晰可見。

英格蘭在 14 世紀後段,接受來自歐陸的尖頭鞋風潮(其實更早就有,不過沒那麼流行),不少人捨棄較為舒適的靴子,把腳腳塞進尖頭鞋趕潮流,尤其是社經地位較高的族群。

出土當時款式的尖頭鞋,左邊是大人,右邊是小孩,看起來對腳腳就不太友善。圖/參考資料 1

為了研究尖頭鞋對身體的影響,英國的考古計畫「瘟疫以後:中世紀劍橋的健康與歷史(After the Plague: Health and History in Medieval Cambridge)」有一部分特別探討這個主題。比較 14 世紀之前和之後,拇趾外翻的比例是否增加。樣本來自劍橋的 4 處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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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頭鞋流行後,劍橋人的拇趾外翻變多

以劍橋大學聞名的劍橋,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現在屬於劍橋郡),公元 1280 年是個人口約 3500 的城鎮,主要產業是農業及河運貿易。劍橋大學成立於 1208 年,不過要等到 13 世紀晚期才比較有樣子。大學的師生職員之外,劍橋還住著不少一般鄉民。

研究分析的樣本都超過 18 歲,至少一邊的大拇趾骨頭仍然保存。

活人的拇趾外翻,從外觀很容易直接看出來;但是死人只有骨頭,如果不是比較嚴重的拇趾外翻,多半不會在骨頭留下痕跡,因此這類分析得到的結果,只能算是最低估的比例。

長期拇趾外翻,可能在骨頭上留下痕跡。圖/參考資料 2

總共分析的 177 人中,31 人拇趾外翻,男生 20 人、女生 11 人。整體拇趾外翻的比例為 18%。

超過 45 歲又有拇趾外翻的遺骸,比起沒有外翻的人,還有骨折等其他創傷的比例較高,或許和拇趾外翻讓平衡感變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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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樣本的比例為 18%,不過年代早晚明顯有別。能確認年代的樣本,11 到 13 世紀的 52 人中有 3 人拇趾外翻,約 6%;14 到 15 世紀的 71 人有 19 人拇趾外翻,約 27%。由此看來,尖頭鞋流行以後,拇趾外翻的比例有所增加。

劍橋與 4 處墓地的位置。圖/參考資料 1

社經地位愈高,拇趾外翻愈多

另一方面,4 處墓地的安息者雖然最終都長眠劍橋,生前經歷仍不ㄧ樣。整體來說,社經地位愈高的族群,拇趾外翻的比例也愈高,頗為符合認知。

鄉村墓地(Church End in Cherry Hinton)主要讓農夫安息,和「時尚」關係最遠,37 人中只有 1 人,比例只有 3%。

教區墓地(parish cemetery of All Saints by the Castle)安歇的靈魂來源最廣,以貧窮勞工為主,50 人中有 5 人,比例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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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墓地(Hospital of St. John the Evangelist)中社經地位更高的市民居多,69 人中有 16 人,比例 23%。

修道院附屬墓地(Augustinian friary)的長眠者社經條件普遍最佳 ,21 人中有 9 人,比例達到 43%;這兒埋葬的不一定是修士,不過能確認為修士的 11 人中,也有 5 人。

4 處墓地各自的比例。圖/參考資料 1

從這些分析推論,14 世紀後半開始,尖頭鞋在英格蘭的流行,很可能和拇趾外翻有關,增加了外翻的比例。1346 年開始的黑死病,對那段時期的歐洲影響很大;末日般的大瘟疫結束後,彷彿獲得新生的人們,也興起新的時尚。

新潮流傳入英格蘭後,尖頭鞋被視為更時髦的裝備,也因此和階級密切有關。可以看出社經地位更高的人,拇趾外翻的比例也明顯較高。

有趣的是,劍橋這類在當時不太富裕也不算窮的一般城鎮中,修道院的日子過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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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頭鞋「Crakow」實穿畫像,公元 1345 年作品。圖/ britannica

基督教(或是你想稱為基督宗教)從基層起家,以服務底層人民為號召,也因此獲得廣大的信眾支持,發展壯大。修道會作為服務羊群的宗教團體,修士原本被要求簡樸度日,卻漸漸變得奢華。

英格蘭的教會高層,曾經在 1215 年下令禁止尖頭鞋(遠早於尖頭鞋在英格蘭開始流行的年代),後來又多次明文規範服飾,不過長期下來應該沒什麼用。

某些修士的物質享受不但樂勝窮苦的工人、農民,也明顯勝過普通市民,不遜於貴族。喬叟 1392 年完工的小故事合集《坎特伯里故事集》,成為文學經典流傳至今,其中就有批判教會奢侈的情節。

總之,以摧殘身體達成目標的時尚,也能在考古紀錄中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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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1. Fancy shoes and painful feet: Hallux valgus and fracture risk in medieval Cambridge, England
  2. Fashion for pointy shoes unleashed plague of bunions in medieval Britain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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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空背景下對瘟疫的解讀——《瘟疫》導讀
商周出版_96
・2021/05/08 ・2610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579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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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導讀 / 耿一偉(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
  • 書籍作者 / 阿爾貝·卡繆 (Albert Camus);譯者 / 陳素麗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二戰時期,法國被納粹佔領,他們的軍服是褐色,所以法國人稱納粹為褐色瘟疫(la peste brune)。當小說《瘟疫》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戰爭才剛結束不到三年,大眾很容易將書中提到的瘟疫解讀成是納粹主義,而卡繆也不否認這一點。只是在一九五五年,正在崛起的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一篇名為「《瘟疫》:一部傳染病史冊還是孤獨之小說」(La Peste, annales d’une épidémie ou roman de la solitude?),批評《瘟疫》作為一種抵抗納粹的象徵作品,缺乏足夠的歷史化脈絡時,卡繆則回應:「對《瘟疫》的解讀應該是多樣的。」

二0二0年適逢卡繆逝世六十周年,本來就有不少紀念活動與書籍出版,恰巧碰到新冠肺炎的肆虐,一下子人們對《瘟疫》的興趣又高漲了起來。不少讀者都意識到小說中的諸多情節,幾乎是對當下疫情狀態的一種預言。像紐約時報、英國 BBC 廣播電台等重要媒體都有專文,探討如何解讀《瘟疫》與新冠肺炎的關係。被稱為法國 CNN 的法蘭西 24 台(France 24),也於二0二0年的十二月二十二號,播出一個關於卡繆的特別節目,邀請書店經營者、評論家等,一同討論卡繆再度熱銷的現象,以及如何在這個時代重讀《瘟疫》。

阿爾貝·卡繆(法語:Albert Camus),是一名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其於 1957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圖/Wikipedia

《瘟疫》述說了歐蘭(Oran)這座城市在發生瘟疫的近一年間,所發生的故事。歐蘭是真實存在的地點,它是阿爾及利亞的第二大城,面向地中海。卡繆成長於首都阿爾及爾(Alger),但是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前半的大部分時光,他都居住在歐蘭。一九四一年七月,阿爾及利亞爆發大規模傷寒傳染病,同年十月,卡繆始閱讀瘟疫的相關歷史與文學資料,包括英國小說家笛福(Daniel Defoe)的《大疫年紀事》,而《瘟疫》最開頭引用的那段話,就是出自笛福。我們可以在《卡繆札記》裡,發現相關線索,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的札記裡,當時已住在歐蘭的卡繆提到:「小老頭從陽臺上把報紙撕碎,丟下去吸引貓兒的注意。然後他朝他們吐痰。要是吐中了,他便笑了起來。」這段情節也在本書中出現好幾次。

我們可以把鏡頭拉遠一點,小說《異鄉人》完成於一九四0年,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則是一九四一年。這兩部作品代表了卡繆的荒謬主義階段。《瘟疫》則是他從一切偶然皆無意義的虛無主義出發,轉向充滿道德感的人道主義,而小說所搭配的論述,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反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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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人》。圖/Wikipedia

小說主角李爾醫生即是這種具有人道主義的人格者。李爾不相信上帝,無法解釋為何瘟疫會降臨這個世界,雖然經常感覺到孤單與疲憊,他依舊堅持每天工作二十小時,對他人充滿包容。小說中經常被評論者提到的一個高潮場面,是神父潘尼魯在佈道大會上強調,瘟疫的出現背後有著上帝意旨。可是當神父與醫生在面對一位小孩因瘟疫而死亡的痛苦場面後,李爾說:「我對愛有不同看法。我到死都絕不會接受這個連孩子都要折磨的創世主及其世界。」

我們應該留意卡繆的阿爾及利亞背景,作為一位法國殖民者的後代,從小生長在貧民區的卡繆讚嘆北非的陽光與海洋,強烈的身體存在感,讓他懂得愛當下這個世界。年輕時的隨筆集《反與正》(1937)於一九五八年再版時,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於再版前言寫道:「每個藝術家都在自己內在保存某種獨一無二的泉源……在那個我曾經長久生活過的貧困與陽光並存的養分裡。」。

阿爾及利亞的緯度與台灣相當,都處在北回歸線上,而且阿爾及爾與歐蘭都靠海。卡繆所訴諸的道德感,是來自他所謂的地中海精神,這種精神與寒冷歐洲的思辨精神不一樣,充滿了身體的直覺與自信,也反映在卡繆對足球與游泳的喜愛上(同樣也滲入《瘟疫》當中)。他在《反抗者》最後一章〈地中海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強調:「歷史的專制主義儘管節節取勝,卻始終不斷地遇到人類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著它們的祕密,在那裡,熾熱的陽光伴隨著智慧。」

為了幫這個新譯本寫導論,我開始重讀這部大學畢業之後就沒再讀過的小說。才開始沒幾頁,我就有一個強烈的感受,覺得書中對歐蘭的描述好像也可適用於台灣,畢竟我們也被殖民過,有著類似的大海與陽光,如同小說一開始提到:「我們的市民工作勤奮,但都是為了賺大錢……而我們這個坦率、和善且充滿活力的民眾,總是讓旅行者對我們留下不錯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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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採取某種報導文學的形式,呈現了不同人物對瘟疫與封城的看法,這位敘述者強調內容都出自他的調查,而他的真實身分,要到小說最後才會揭曉。紀實報導的風格,脫離不了卡繆於一九三八年起擔任《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以及一九四三年底起加入抵抗運動地下刊物《戰鬥報》的經歷。卡繆總是喜歡將真實經驗融入小說中,比如他母親的堅毅形象就深深烙印在對主角李爾的母親的描述上。

如果說《瘟疫》與當下全球疫情有何不同?那就是網路的存在,使得原本小說中因封城所產生的疏離感,以及疫情威脅下對親情與友誼的渴望,都被大量媒體訊息與各種新開發的社交軟體所沖淡。死亡變成舉無輕重的新聞數字,so close, far away。我們在現實已看不到真實,一切都是破碎的,這時候只能靠閱讀小說,發現對真實的深刻理解。

不論是瘟疫或納粹,都是能造成大規模死亡的無差別力量。《瘟疫》作為一部經典,在於可以隨著時代變化而有新的解讀。《瘟疫》描繪因災難所造成的大規模孤立狀態,在未來有可能以生態危機或是恐怖主義的形式再度造訪,而那時,讀者依舊能從中找回反抗的力量。

——本文摘自《瘟疫》,2021 年 3 月,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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