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災共生（二）：當坡地遇上開發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王怡蓁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震盪整個台灣的巨響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一場芮氏規模 7.3 強震將眾人從睡夢中驚醒。震央位於南投縣集集鎮，主因是車籠埔斷層逆向抬升導致全臺多處災情慘重，史稱九二一大地震。

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他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國內外學者攜手合著《巨震創生：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制度韌性》統整臺灣 20 年來地震科學研究成果，記錄受災社區的重生故事。一起了解這場世紀強震，如何促使臺灣災害科學與政策改革向前跨出一大步！

地震災害中隱藏的風險

地震可說是最致命的天災，1989 至 2019 年間，全球前 25 起死亡人數最多的災難，地震就佔了半數以上。而臺灣更是好發地震的高風險區，根據全球地震模型估計，臺灣幾乎全島都有地震風險，在全球地震危害度排行上名列前茅。

其中，九二一地震是臺灣二戰後最嚴重的震災，導致 2444 人不幸罹難、近 11 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財產損失超過新臺幣 3 千億。

難以預測的地震造成生命財產的一夕損失，如再加上人為缺失、制度不健全，以及社會本身的貧富差距、階級與族群不平等因素，將加劇災害的嚴重程度。

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劉季宇博士、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前主任陳亮全教授、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林冠慧教授等共同作者，參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多篇文獻，採用包含以下 4 組風險因子的「風險函數」來評估震災隱藏的各種風險。

風險＝

f (危害度 (hazard,+), 暴露度 (exposure,+), 脆弱度 (vulnerability,+), 韌性 (resilience,-),…)

究竟臺灣面臨哪些受災風險與制度缺失？人們如何走出地震陰霾？面對災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讓我們從 4 組風險因子出發，深入發掘問題癥結！

傷亡主因：無法承受地震的建築物倒塌

地震發生時，我們最先感受到的通常是房屋的晃動。如房屋無法承受震度而倒塌，還是地震引發火災、山崩或土壤液化等災害，都將導致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

「危害度」與「暴露度」是從地震造成的各種災害，探討如何減緩災害對生命財產的衝擊程度。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全臺的死亡與重傷案例高達 87% 至 96% 是建築物倒塌所致，其中又以「集合住宅」的死傷最為嚴重。

以臺北東星大樓為例，雖然離震央遙遠，卻傳出房屋全倒，造成 73 死、138 傷、14 失蹤的嚴重災情。為何集合住宅會發生大量死傷？這跟臺灣長期落後的法規有關。

「很多制度改革都是被災難推著走的」，林宗弘指出問題癥結。1970 年代以前的建築規範主要沿用日治時期的法規，落後的法規趕不上日新月異的建築技術，更難以規範黑心建商，直到 1964 年白河地震發生後，才刺激政府推出新的建築規範。

然而，70、80 年代正好是臺灣經濟起飛的時期，大量湧入城市的移居人口有高度的居住需求，許多倉促興建的公寓大樓在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相對脆弱。

此外，民間還存在許多故意或無心的違法情事，例如黑心建商偷工減料、民眾因風水或生意需求而打掉樑柱等，建築結構的破壞升高了受災風險。

不幸的是，根據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等機構的初步調查，至 2022 年第 2 季，臺灣興建達 30 年以上的老屋數量已超過 460 萬戶，其中隱藏不少危老集合住宅，但礙於產權複雜、都更不易，是防災工作中急待解決卻也最棘手的問題！

如果民眾無法接受拆除危老房屋，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邱聰智博士等研究發現，「危老補強」是大樓管委會、多數民眾較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可在房屋既有結構下進行耐震補強，費用比重建便宜許多。

可惜在建築師簽證、檢驗或補強成本無人願意承擔的情況下，立意良善且成本低廉的危老建築補強政策，尚缺乏激勵民眾參與的制度創新，是目前防災制度上相對弱勢、值得持續思索對策的一環。

創傷心靈的重建

地震不僅震垮房產，還揭露人心脆弱無助的一面，對於社會弱勢族群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風險因子之中的「脆弱度」、「韌性」帶我們檢視災民所處的社會、經濟與身心條件，探討如何發揮人際網絡相互扶持的力量，緩解社會不平等加劇的受災風險。

其中，災後的心理復健長期遭到漠視，面對親友驟逝、身體傷痛、家園破滅且頓失經濟依靠等變故，災民得承受排山倒海的身心壓力，需要專業人士適時伸出援手。

臺大心理系吳英璋與陳淑惠等教授看見九二一災民的需求，成立「臺大 921 心理復健小組」，並號召其他院校的心理學家、臨床醫師與社工人員積極投入救災。

1999 年的臺灣社會仍對「災難與創傷心理學」相當陌生，小組成員抱持從做中學的精神累積經驗，開啟了臺灣災難心理衛生元年。

主要服務據點位於受災最嚴重的臺中東勢，由多位臨床心理博士開設「東勢 921 災後身心聯合門診」，也投入在地種子教師的培訓工作，傳授篩檢高危險族群、輔導孩童因應災難創傷的方法。

許多心理輔導人員更陪伴失依孤兒成長，參加孩子們的畢業典禮、婚禮，建立如同親人般堅定的情誼。

災民最常諮商的主題中，有 72% 是因震災而產生的身心症狀、家庭經濟困境，屬於創傷後壓力疾患之一。國際上對於災後心理復原有 5 項介入原則：安、靜、能、繫、望，如今已成為國內因應疫情、公安災難的主要介入策略。

在 5 項心理介入原則中，「能」指的是「促進效能感」，引導災民重新察覺自己有調節情緒、處理人際關係、修復財產與接受職業訓練等能力，有助災民逐步重返正常生活。

而「繫」則是指「促進聯繫感」，協助災民獲得與所愛者、社交族群的聯繫，從中找到解決問題、接納情緒、分享創傷經驗等支持管道。

研究團隊分析九二一震災村里追蹤資料後發現，東勢在震災後 20 多年間，是災區自殺率最低的鄉鎮，證實社區緊密的人際網絡、專業的心理諮商與陪伴，有助降低社會脆弱度、強化災後復原韌性。

災後重建——社區營造的集體力量

社區營造也是災民展現生命韌性的案例之一。過去有人質疑社區營造對災區重建的效益，但林宗弘等學者實際比較南投埔里 33 個里 1999 至 2012 年的家庭平均所得後發現，農村重建和社區營造補助同時投入的里，平均家戶所得明顯提升。

社區營造的目標在於發掘地方資源、發現新價值，提升社區的自信與自主性，為災後重建注入活水。而農村聚落的重建補助主要用來修復硬體設施，缺乏創造新產業價值的作為，也無法留住青壯年人口。

南投縣埔里鎮的桃米社區即是經典的災後創生案例。在九二一地震前，桃米社區是埔里鎮最窮的村里之一，震災重建後卻成為當地 33 個里中，平均家庭所得排行前 5 名的村里，擁有著名的紙教堂與生態園區，吸引每年多達 40 萬遊客造訪。

究竟桃米社區如何成功翻身？關鍵在於社區營造帶起的三層面連結：

內部組織由下而上動員、外部組織跨區交流合作、國際資源跨國援助

桃米社區在災後，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工代賑」計畫支付基本工資，鼓勵居民投入家園重建與社區營造工作。

長期與社區合作的新故鄉基金會，也與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世新大學觀光系合組區域活化運籌團隊，協助居民學習當地生態知識、發展生態旅遊，並於 2001 年啟動生態旅遊試營運，讓「桃米生態村」日漸廣為人知。

2008 年，在新故鄉基金會廖嘉展先生等人的牽線下，日本鷹取紙教堂落腳桃米社區。這座教堂是日本名建築師坂茂為阪神大地震災民所建的精神地標，而神戶災區也在九二一地震後捐贈近千戶組合屋給南投縣。

紙教堂的移地重建不僅展現了人性普世的友愛光輝，新成立的紙教堂新故鄉見學園區，更是結合軟硬體綜效的社會基礎建設，在五年內為社區創造 1.3 億產值、近 200 個就業機會，成為九二一災後復興的象徵。

社會互救！強化韌性應對未來的災難

從 4 組風險因子綜合歸納出潛在的震災風險後，再從歷史制度論分析國家與社會關係對防災制度演化的影響可知：

如果國家與公民社會皆具備動員能力，且願意化解利益分歧、共同投入防救災，將可強化制度韌性，減少下一次震災的風險。

例如在九二一地震後，政府與民間在撤離與搶救政策改革、公有基礎設施與建築補強重建方面，展現較強的制度韌性，從而推動《災害防救法》的立法，在災害發生後能較有系統、有法源依據地實施緊急應變措施，包含動員軍隊、徵用民間機具等。

林宗弘對於震災搶救過程記憶猶新，九二一地震發生時他剛好在成功嶺服役，從事救災物資的運輸補給工作。當時消防署的救災分工尚不完備，再加上許多消防單位也被震垮，屋漏偏逢連夜雨，導致最初的救災工作不是很系統化地進行。

九二一地震讓救災工作獲得重視，後來的桃芝颱風、莫拉克颱風也強化了風災與水災的救災經驗，臺灣現在的救災工作已提升到國際水準。國家及民間力量能在短時間內投入撤離與搶救作業，並提供緊急醫療、臨時安置、心理重建等服務。

然而，還是有一些問題是目前國家與民間都難以解決的，例如危老建築存在很高的暴露度風險，如不進行都市更新或建築補強，難保不會成為下個災難現場。

雖然中央政府有推動國土規劃政策，但都市更新是地方政府職權，需要地方行政單位的積極介入，否則將陷入民間業主與營建財團的利益衝突，使都更停頓或變質。

四面環海的臺灣位處地震帶、颱風必經路徑上，也是全球貿易與交通要衝，導致我們難逃地震、颱風、疫情三大災難的襲擊。惟有掌握各種潛在風險、了解當前的強項與弱勢，才能從國家政策與公民網絡著手，做好面對下一場災難的萬全準備！

延伸閱讀

• 林宗弘、劉季宇、陳亮全等著（2022）。巨震創生：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制度韌性。臺大出版中心。
• 【研之有物】災前改善社會不公，更是真正地救人一命
• IPCC. 2012.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B. L. II et al. 2003. A Framework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14): 8074-8079.
• Lei, Yongdenget al. 2014.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ation from A Disaster Risk Perspective. Natural Hazards 70: 609-627.
• Hobfoll, Steven E. et al. 2007. Five Essential Elements of Immediate and Mid-Term Mass Trauma Intervention: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70(4): 283-315.
•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 本文與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合作，內文經泛科學改寫。
• 本文轉載整合自台灣科技媒體中心《「斯德哥爾摩＋50會議」專家意見》
• 資料更新至 2022 年 6 月 5 日，完整文章請見上方連結

《斯德哥爾摩宣言》50週年了！

1972 年聯合國人類與環境會議通過《斯德哥爾摩宣言》，這份宣言是後續環境政策的重要基礎。

今（2022）年是《斯德哥爾摩宣言》發布的第 50 年，聯合國在 6 月 2、3 日於瑞典召開大會，在大會結束時，共同主辦國瑞典與肯亞發表聲明，指出人類福祉應是「健康的地球」與「讓所有人享有繁榮」的核心；承認和落實享有一個潔凈、健康與永續環境的權利；在當前運作的經濟系統中，進行全面性的系統變革，並加速高影響部門的轉型。

在會議之前，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與印度能源、環境與水理事會（CEEW）兩個智庫也發布報告《斯德哥爾摩＋50：解鎖更美好的未來》（Stockholm+50: Unlocking a Better Future），作為大會討論的科學依據。台灣科技媒體中心摘要報告重點，並邀請專家提供觀點。

一切為了更好的明天

20 世紀的 70 年代是世界環境運動的發展期，人們開始發現，現代人類的物質享受背後都有慘重的環境代價。同時也終於了解到，地球畢竟不是「無盡藏」的，資源也會用完的一天。於是距今 50 年前的 1972 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舉辦了第一個國際環境議題的會議，在世界各國代表面前提出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議題，並且訂了許多行動計劃，希望各國政府推行。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林子倫 (曾出席 2002、2012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 說明，《斯德哥爾摩宣言》開啟了全球環境的治理架構，催生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成立；19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上，簽署了當前規範全球環境議題的三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防治沙漠化公約，以及森林原則等，都是立基於《斯德哥爾摩宣言》，更進步的環境目標。

從 1992 年迄今，聯合國每十年就會有一次對於全球環境目標與會議的檢視。如 1992 年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首次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2012 年里約＋20 (Rio+20) 會議，則為了提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治理機制，設立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並著手設立工作小組，制定現在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50 年過去，環境變好了嗎？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院士暨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系特聘客座講座教授 王寳貫 認為，過了 50 年，這些行動計劃有成效嗎？答案是：也有，也沒有。

有的是，環境運動蓬勃發展，各國都有熱心的環保團體監督他們各自的環境，對環保意識的推展很有作用。這導致一些科技進步的發達國家有能力改善一些他們自身的環境。

沒有的是，以全世界的眼光來看，很多所謂的環境改善，只是環境污染物的再分配：發達國家把高污染的產業移到開發中國家去運轉，富國享受清潔環境及高水準生活，而窮國則為了爭取 GDP 成長（以便也享受如發達國家的高水準生活），甘願犧牲環境。

如同這份《+50》報告所言，斯德哥爾摩宣言過去的呼籲，僅有 10% 得到實現，這很容易了解，很多政治式的決議，不是各國初心自願的，沒有強制力，當然達不到目標。近來比較具成效的是商業契約模式，像蘋果等跨國公司要求供應商使用綠電，就很有效，因為事關商業利益。

台灣大學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趙家緯 認為，宣言的目標落實程度僅不及 10%，顯示出現行多邊國際環境協議中「僅只訂定目標，而未能縮短落實鴻溝」。而目前最主要的三大鴻溝，是「政策不一致」、「多邊主義效力不彰」與「欠缺問責性（accountability）」。

這次會議決議中，則特別強調「調整環境有害的補貼」與「振興與紓困用於永續用途」，嘗試克服「政策不一致」的阻礙。在問責性上，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WBCSD）則發起全球企業問責與透明機制，強化對於企業各類氣候與永續承諾的檢視。

《+50》，最值得關注的重點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蕭代基 認為，《斯德哥爾摩宣言》揭示人類有在健康生態環境下生活之權利的基礎上，「斯德哥爾摩＋50」會議，則進一步提出人類有在清潔、安全與永續的環境下生活之權利，並且重新定義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特別指出人類有保護自然的責任，因為自然有其內在價值，不只是開發利用的工具價值。

王寳貫教授 則點出，斯德哥爾摩 +50 提到了要 net-zero（淨零）這個概念，不但淨零排碳，還要零污染；另外提出新的量測經濟的標尺，不要一味追求「成長」，這算是一個進步。

趙家緯助理教授 進一步解釋這個新的衡量指標。如同聯合國秘書長在大會致詞所提出的「GDP不是衡量當前世界富足程度的一種方式。相反的，我們必須轉向循環和再生經濟。」本次大會決議也提出需「定義和採用新的進步和人類福祉衡量方法」，因此將加速現行國民所得會計制度的改革，以反映自然資本的真實價值。

台灣可以如何響應《斯德哥爾摩宣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蕭代基 參考本會議文件與結論，提出兩項台灣可以具體推動的目標：

我們必須改變人類消費與生產系統、行為模式、社會價值觀、以及獨尊 GDP 代表經濟與福祉的指標。

為了使得現在及未來所有人類都能夠永續與富足的生活，人類生活的足跡必須在地球生態界線之內，我們必須落實執行上述改變人類生活模式的幾項作為。事實上，這幾項作為都是已經提倡多年，但由於障礙甚多，且無政治利益，未受應有的重視。

我們必須加速決策與執行必要的永續投資與基本設施的民主程序。

這是本會議強調為了保障未來世代的福祉之必要作為。本會議指出過去的國際環境協定與政策，落實程度很低，事實上大多數國際環境協定都可以說是不成功的，可見有關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決策及執行有很多障礙。

主要障礙仍然是各國及多數人只想要白吃午餐，以致於環境保護的長期效益不敵短期的經濟利益在政治上的權衡比較，再加上享受環境保護長期效益的未來世代尚未出生，在現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完全沒有發言權。

如何移除這些政治決策的障礙？根本之道在於修正我們民主制度，創設一個「虛擬的」廣納性民主制度，把未來世代的利益明確地納入當代決策的民主程序，方案之一是當民意代表、政府與公民團體在討論與決策攸關未來世代福祉的政策時，有未來世代的代表參與討論與發言。

而 趙家緯助理教授 則延續前面的觀察，認為本次會議中強調對於 GDP 跟成長主義的反思，會議決議也強調超越傳統的 GDP 衡量標準。

在此議題上，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已與威爾斯、紐西蘭、蘇格蘭、芬蘭、冰島與加拿大等已建構超越 GDP 指標並建立相應治理機制的國家，組成福祉經濟政府夥伴 (Wellbeing Economy Governments ，WEGo )，聯合國也著手將自然資本與環境污染納入 GDP 估算的方法。

臺灣應掌握此趨勢，全面檢討既有綠色國民所得帳在涵蓋範疇與決策應用之不足，建構新的社會福祉衡量指標。

《斯德哥爾摩＋50》焦點總結

• 在斯德哥爾摩宣言的 50 年後，我們正處於不同危機的相互交織之中，人類對氣候和生態系統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且不平等日益加劇。嚴重的不平等延伸影響後代子孫的生活，環境變化和突破臨界點的風險正在加速。
• 行動落差：過去 50 年來，各國商定數百個全球環境和永續發展目標，但只實現了十分之一，這對解決問題遠遠不夠。
• 我們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應對氣候變遷。透過越來越多的公眾支持、加速採用潔凈技術、具包容性的創新金融，以及對「立即採取積極行動可帶來共同效益」的有力科學證據，使 2022 年成為我們追求永續未來的關鍵時刻。
• 為了加快變革的步伐，需要「無畏」及「以科學為基礎的決策」。各級決策者在未來 10 年，需要一同緊縮決策時間的尺度，以實現變革，避免鎖定效應及調適時間遲滯，也減少不同世代間的歧視。
• 提出應立即採取三大轉變行動：重新定義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確保人人享有長久的繁榮、投資於永續的未來。
• 重新定義我們與自然的關係，是指從獲取轉向關懷。透過將自然融入我們的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加強人與自然的連結、保護動物福利，並轉向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增加下個世代的自然教育、承認並多採用在地知識。
• 確保人人享有長久的繁榮的前提，是徹底重新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透過創建有利的基礎設施，激發新的支持性社會規範。例如將擴展業務的模式，專注於提供「服務」實非製造「產品」；採用對人類與環境都有益的供應鏈；使國家統計數據和永續目標保持一致等。
• 我們必須在各國政府大力支持下，投資永續的未來。當前可用於永續的私人資本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多，但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國家仍存在資金缺口。為了投資永續的未來，我們必須承認並加強政府在創新之中的基礎作用，並鼓勵私人融資將「創新」帶入市場。在減少永續風險的同時，也增加不永續的成本。
• 變革的條件需要改善：為了解決過去挑戰的制度與治理體系，可能導致當前的挑戰。領導者透過連貫的政策、強而有力且具一致性的激勵措施，有足夠的機會解決結構性的障礙。

相關資料

• 《斯德哥爾摩＋50：解鎖更美好的未來》報告原文
• 斯德哥爾摩＋50：大會閉幕新聞稿

新海誠，對大家來說是這五年高品質動畫電影的代表，不管是《你的名字》、《天氣之子》，都讓大家耳熟能詳，而其中的災害主題則扣住了他的愛情主題，不論隕石來時的避難，或是氣候異常的降雨，都是非常值得討論的主題。

筆者做為大氣科學從業人員，本篇文章，想要從《天氣之子》來討論極端氣候，因為極端氣候不僅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主要議題，也在近年來深深地影響人們生活。

天氣之子的氣候狀況

這次新海誠用了一個很大膽的主題，也就是主角再也不是為了地球飛去宇宙深處作戰的女高中生（《星之聲》），也不是挽救過去將被隕石毀滅的村子的男高中生（《你的名字》），而是在犯罪邊緣的少年少女，而他們並未為了日本跟地球，而犧牲自己成為人柱。

從某個角度來說，人都有年輕不懂事過，為了愛犧牲理性也非意想不到，但是主角在「拯救世界」與「拯救戀人」之間，選擇戀人而放棄世界，也算是少有的故事情節，因此開映之後，的確造成了一些話題性。

不過，筆者比較有興趣的，是其中的降雨情節。日本降雨從 2021 年持續到 2024 年，的確是不可能的，除了要有足夠的水氣，以及足夠的對流將氣團推往較冷的高空外，還須要足夠的氣溶膠來形成足夠大的水滴，才有機會造成降雨。

如果電影中的「神」希望靠物理作用，讓日本持續下雨三年，那我想這不會是對流造成的雨：因為在連續降雨而缺乏晴天的日本，潛熱（單純的水蒸發與植物的發散作用）與顯熱（因為地表與空氣溫差造成的熱量傳播）都將成歷史。在夏天時，缺乏地面形成低氣壓的情況下，也無法產生梅雨所需要的對流作用。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在太平洋上，生成一個熱帶性低氣壓造成的風暴，但又因為氣壓帶的影響，讓此風暴持續盤旋在日本外海，替日本帶來大量的水氣。

這樣的風暴若持續一整年不停歇，即使粗估每小時不到 2mm 的降雨量，一年下來也會帶給日本超過 10000mm 的降雨。日本年均降雨約在 1500mm 到 1800mm 左右，此風暴將造成四到五倍的年降雨量，這可能會對日本造成破壞力僅次於《日本沉沒》的最大自然災害。也就是說，光是一直下雨，的確有可能淹沒整個日本的都會區。實際上，2021 年的夏天，德國西部與比利時東部大小城鎮，就在低氣壓氣旋 Bernd^[1] 帶來的豪雨下，受到了重大的打擊。

但可惜的是新海誠對於日本淹沒這個概念有點誇大，在影片結尾，日本的「彩虹大橋」被淹沒，彩虹大橋塔高 126 公尺^[2]，動畫中大約被淹沒超過一半，這邊就先估僅 63 公尺高。

這應該是天氣之子的Bug，因為要淹到 63 公尺的高度，唯一合理的解釋只有全球氣候異常，造成冰河融解。在《自然》科學期刊中，Gregory & Oerlemans (1998) 估算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考量到冰河區的融化量，海平面到 2100 年將會上升「數公尺」；而美國地理調查所( USGS) 在網頁簡略提到，如果全球冰層溶解，大約會是 76 公尺高^[3]。

也就是說，在《天氣之子》中，全球極度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 63 公尺，這已經是勘比《2012》的世紀災難了。

另外一點，兩年半中經歷氣候變化（真的如主角講的：「我們改變了世界」）後的日本，在海平面上升 63 公尺的情況下，造成將近有 17.41% 的國土面積喪失，而情況最嚴重的則在大東京都地區。

豪雨造成的問題

豪雨可以說是地球上最容易觸發災難的關鍵氣象要素。相較於需要板塊交界的地震、需要大氣運動才能造成的颱風／颶風，以及只有高緯度地區才有的雪災，任何地方只要「會下雨」，就有可能豪雨成災。對土木界而言，水一直是問題也是重點防治對象之一。

所以，撇除不合理的海平面上升之外，這邊還可以再淺談一些《天氣之子》中可能會出現的豪雨災害。

在豪雨的侵害下，日本平地的地下水位應該會保持在地面，而山區的地下水水位也可能會偏高，土壤含水量偏高後，不僅會造成土壤重量上升，亦導致側向土壓上升，再加上日本與台灣一樣，是造山運動強烈的地方，所以坡沙土堆積淺，土石流、泥石流的情況將會十分強烈。

在日本持續降水期間，山區會有許多因為崩坍造成的堰塞湖，山區居民應全數徹離以保全生命安全。

山區道路除了會因為坍方造成道路中斷，高水位也會超過道路上擋土牆的設計。擋土牆原本就是根據地區水位做估算與設計，但是在連年降雨下，水位高度將超過一般設計的強度，所以道路上的擋土牆也會有坍塌的危險。

而岩層區也會因為岩隙間的水壓上升、破壞岩體，導致挖穿山間的隧道開始因為水壓，而坍塌阻塞。

由於山區的降水無法被土壤吸收保留，所以大多數的水將會匯流到平地，平地的淹水狀況將比往常更嚴重，都市內的排洪系統將完全失效；而河道的防洪牆雖然阻擋了河道暴漲，但都市內的淹水也將難以排除。

都市中的高樓雖然提供了居民可用的居住環境，但是因為大多數的高樓機房都設在地下層，所以樓房機能將損失殆盡，除了電梯無法使用，污水與糞水也將漂滿都市內部，好在連年下雨，所以這些污水早已成為龐大水體的分子，所以也不是真的很「污染」（但感性上不能接受），另外從山區湧入的人口，可能會因為人口擁擠，造成更大的社會與治安問題。

除此之外，伴隨降雨而來的，還有厚重的雲層。雲層阻擋了陽光，也阻擋了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可想而知，日本的農業也會隨之被破壞，菌類養植可以繼續，也就是日本在沒有被核戰爭攻擊的情況下，卻可能必須過著有如《地鐵 (Metro2033)》的生活。

同時，在缺乏陽光的基礎下，人類無法自然產生維他命 D，兒童也將因此生長不良，更惶論因為長期陰天導至人們憂鬱症比例上升。

在豪雨不斷的氣候異常下，原本就存在的極端天氣狀況只會更甚，日本連年降雨，就有可能是某處連年乾旱。在動畫中，日本的異常降雨，代表人類的世界可能只是將更快速地步向滅亡。畢竟現今為了減低溫室效應造成的危機，各國正在提出方法來淨零，但《天氣之子》一口氣就造成了更嚴重的氣候影響。

總而言之，《天氣之子》與其說是放棄日本拯救少女，其實更有可能是放棄全世界整救少女。

當德國遇上「天氣之子」

近年最大的洪災，便發生在 2021 年，從美洲到歐亞洲，各國都遭遇到了前所未見的洪災。

2021 年，當德國還正因為 COVID-19 感染人數下降，逐步微解封之時，七月發生的大水災，造成了人命與財物^[4]的重大損失。除了高達 70 億歐元的保險賠償外，德國西部的 Ahweiler、Erftstadt、Hagen 等城鎮被淹沒、房屋被沖毀，許多河道旁的居民，也在雨災過後丟出許多被洪水泡毀的家具電器，損失慘重。

雖然部份民眾將炮火轉向預警系統的失敗^[5]，但預警系統並非毫無作用。在德國可以裝 NINA app 做為推播使用，某些城市也會有警報廣播系統，但即便已發出手機 app 的警報，以及俗稱 Siren 的警報，民眾不一定會意識到災難的到來並進行疏散，也有民眾忽略警報選擇不避災，甚至有民眾說從未能想像德國發生「有如第三世界」的洪災，但事實上，德國大河（如萊茵河、易北河）在近 10 年內，就有過類似洪災的紀錄。

2016 年時，德國酒鄉之一的阿爾魏勒（Ahweiler），其周邊的阿爾河（Ahr）就氾濫過一次，當年低氣壓帶來連日的綿綿大雨，造成了小部份地區被水淹沒；但是當 2021 年的洪災再次來臨，居民還是覺得很震驚，可見該地區的居民對洪災是缺乏想像的。

2021 年的這場洪災，德國城鎮的管理層級並非沒有作為，筆者居住的小鎮，在洪峰來臨前十二小時就已封閉橋樑，許多志工開始投入疏散河提居民的工作，將居民安置在大賣場，且有志工開車接送。然而，在河水暴漲的岸邊，不僅有路人無視路障通過，有更多人在岸邊拍照，紀錄淹水狀況。受災區域亦同。

但是話說回來，居民與當地警消的這種反應，可能也是非戰之罪，因為許多的測站都遭遇到破紀錄的水位高，如阿爾魏勒的測站阿爾特納爾（Altenahr）在資料中寫下了「最高紀錄」^[6]，但是因為測站毀損，沒有具體數字；有學者則提出，這是 200 年洪災的規模。但是防災等級的提升，也意謂著公共工程經費的支出。如何在兩者間取得共識，一直是防災工程的大哉問。

德國的氣象預警也並非無作為，但並不是所有的預告都能說服人，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ECMWF) 的叢集預策系統 (Ensemble Prediction System)利用了氣象模擬中的不確定性，以多重運行結果進行機率預測，來替代傳統的單一運行的單一結果。然而，即便用上機率預測方法，也只能在極端的機率 (第 99 percentile) 下預測到德國西部會有 122mm/day 的最大降雨，而德國氣象中心 (DWD) 的在當日所量測到的是 144mm/day 最大降雨。

嚴格說來 ，即便使用了叢集系統亦無法補捉到雨量的最大值，實屬可惜。所以氣象預報並非完全有效，加上只有 1% 的機率可以達到四分之一的年均雨量，這個機率很難說服一般人馬上進行避險。

這樣一次性的暴雨時期，德國遭受了超過七十億歐元的保險賠償，並有將近 200 人死亡，可見當災難超過預測時，人類的應對是遠遠不足的。同時，德國因為二戰時期與冷戰的陰影，對政府集權相當的反感，也間接導致無法使用如台灣的細胞簡訊的方法，來廣範地疏導民眾。如何增強防民眾對災難的因應意識，有可能將也是德國接下來的課題了。

在極端氣候之下，要更有防災意識

天氣之子因為對治安黑暗面的描寫，以及主角的選擇，造成了不少的爭議，也造成觀影程度與《你的名字》有所相差，雖然對筆者而言，其氣象的狀況算是超現實，且對社會重建的描寫不夠深入，但是在氣候變遷下，人們必須思考並建立對防災的概念與意識，在降雨強度變強、極端溫度更高的情況下，災難是有可能會更嚴重的。

台灣的讀者可以多參考水土保持局的相關防災宣導與資料，建立與更新相關知識，更重要的，應該是隨時有防災意識，才能保護自己，以及保護別人。

參考資料

• Gregory, J. M., & Oerlemans, J. (1998). Simulated future sea-level rise due to glacier melt based on regionally and seasonally resolved temperature changes. Nature, 391(6666), 474-476.
• [1] 德國Tagesschau 2021-7-14報導:異常困難的狀況(“Außerordentlich schwierige Lage”)
• [2] 日本彩虹橋基本資料
• [3] USGS官網FAQ
• [4] 德國之聲- 德國今夏水災保險損失超預期
• [5] 德國西部洪災嚴重，防災系統哪去了？
• [6] 德國Altenahr水位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