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書帆
前幾天看到新聞，據說今年GDP保2%失敗，明年3%難保，雖然本文沒有要幫管中閔說話的意思，但除了刪他年終之外，好像很少人懷疑GDP這個連創始者賽門．庫茲涅次（Simon Kuznets, 1901-1985，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認為有極大缺陷的指數，真能如實反映人民的生活品質？如同凱因斯當年的諷刺：「我們正處在一個透過統計數據而充滿喜樂（而悲傷沮喪）的新時代」，現今似乎少有國家施政不被GDP、GNP牽著鼻子走，不過計量國民所得的起源其實來自二戰時管理戰時經濟體的需求，就像瑪格莉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比喻一樣，所得稅的起源也是為了因應一戰的集資措施，但「稅金有如斑紋貽貝，一旦引進，便會迅速增生，難以徹徹底底殲滅」，今日繳所得稅好像天經地義，GDP「非成長不可」的觀念也是如此，在珍．格里森－懷特（Jane Gleeson-White）的《記帳遊戲》（Double Entry）裡，斑紋貽貝換成了GDP，以及量化世界的欲望。
這本書的重點可以濃縮為兩部分：每一筆支出和收入都必須詳細記錄，如此才能掌握盈餘或虧本的情況，瞭解帳目是否平衡，這是複式簿記的精神：精確、理性，它促成文藝復興及資本主義的興起。但另一方面「會計對於數字的使用，使它具有一種科學的公正樣貌，然而其核心卻始終潛伏著根本的不確定性。事實上，會計就跟說故事（亦即account這個英文字所含的意思）一樣主觀而偏頗。」數字可以被操弄，這就是為什麼安隆、雷曼兄弟等公司垮台前夕的資產負債表看來前途一片光明，更不妙的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GDP和GNP，只衡量具有貨幣價值的事物，而且不度量生產活動所需的「資本存量」狀況，書中引述經濟學者達斯古普塔爵士（Sir Partha Dasgupta）的解釋：「只關注GDP的心態，事實上會引發人們想要消耗資本存量的動機，因為利潤被當作所得看待。然而，延續健康的生態系統需要進行再投資（reinverstment），若不記錄這些再投資的成本，將會造成、同時也隱藏生態負債（ecological liabilities）。」白話一點說，一棵樹的水土保持、固碳功能不具價值，只有當它被砍倒換成貨幣，才對GDP的成長有貢獻。這樣的運作邏輯不僅加劇環境耗損，也形成「剝奪生活選擇權的暴力」（註），格里森－懷特以二○○四年南亞海嘯後的斯里蘭卡為例，當地居民原本足以溫飽的小規模漁撈無法計入GDP，在世界銀行等組織操盤下，他們世代居住的土地被徵收建造五星級旅館。彰化大城、芳苑沿海居民也面臨過這種暴力，因為一片泥灘地所提供的生態服務，以及讓待業者、上了年紀的人至少能自給自足的海產，也不被計算在GDP裡。
對這種荒謬的現象，作者提出的解方是將自然資產的價值數據化，如此才能正確扣除使用造成的折舊，以求得真正可持續的淨量（net measures），但自然萬物是否都能定價，又該如何定價呢？柯倍德（J. Baird Callicott）在〈保育價值與倫理學〉（Conservation Values and Ethics）整理了許多複雜的正反意見，以我一個本行是處理「不可計量的價值」的人來說，當然很想宣稱生態之美是無價的，再者既然會計系統本身如此不可靠，「綠色會計」能夠解決問題嗎？這也是人類發展指數（HDI） 共同構想者之一沈恩（Amartya Sen）曾有的疑慮，但格里森－懷特所引述的一些看法，某種程度解決了這樣的矛盾，經濟學家保羅．奧默羅德（Paul Ormerod）說，「修改國民經濟會計方法的重要性，與其說在於可能從任何修訂後的系統中浮現較正確的數字，不如說是為了提供一種催化劑，以刺激政府改變其政策重點。」雖然溼地及白海豚之所以會產生每年126億元的願付價值（willness to pay），絕非「市場」和「貨幣」價值的單獨作用，不過在公共論辯中，抽象的「美學價值」畢竟需要與「數據」並肩作戰。
幾年前協助編輯《溼地．石化．島嶼想像》時，曾和編者之一吳明益老師討論到，書裡收錄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陳吉仲老師〈八輕在彰化設廠的經濟分析〉一文的必要性，因為文中有像我這種早早放棄數學的人會下意識跳過的公式，或許不是大家都看得懂，但重點是他「用了另一種有別於文字魔術的『魔術』在對抗」。巧合的是，格里森－懷特也以「巫師」形容華爾街的分析師和交易員，這說明了數字／會計的兩面性──一如文字，而《記帳遊戲》就是在試圖破解巫師的障眼法。不過有些可惜的是，作者對複式簿記歷史追本溯源的介紹與她的重點論述──GDP的缺陷稍嫌缺乏連繫及不成比例，就相同主題而言，拉吉．帕特爾《價格戰爭》更深入核心，愛特伍《債與償》的敘述更具故事性，二書都值得一讀。
（註）語出吳明益老師〈別去質疑他人對自己生活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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