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石龍子（Liopholis kintorei）是蜥蜴界的阿宅（homeboy）。科學家現在發現，這種澳洲的爬蟲類會挖掘複雜的洞穴，和親戚們住在一起，且可以連續七年不離開。牠們的洞穴長達13公尺，包括複雜的入口，還在戶外設有特定的廁所區域。藉由分析誘捕後取得的DNA樣本顯示，成年的大漠石龍子會和許多後代子孫住在同一個洞穴。類似的大家族模式過去只在鳥類及哺乳動物發現，這是首次確認爬蟲類也有這現象。大漠石龍子是忠誠的伴侶，這或許能解釋為什麼大家族會住在一起。
資料來源：ScienceShot: Lizards Lounge in Their Labyrinthine Lairs [11 May 2011]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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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代代相傳之下，經歷非常漫長的時光。過去很久以後，五百年、三千年或一萬年，都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難以判斷到底多久。2023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認為，澳洲南方的塔斯馬尼亞島，有個故事似乎能追溯到超過一萬年前。
大英帝國的調查隊抵達塔斯馬尼亞初期，估計島上約六千到八千位居民；原住民們統稱為「palawa」，不過又能分成多個有所區別的族群。英國人在公元 1803 年建立第一個殖民地，然後，不意外地起爭議。
走訪塔斯馬尼亞各地，留下許多紀錄的英國人魯賓遜先生（George Augustus Robinson）。圖／參考資料3
殖民者與原住民的衝突加劇後，1823 到 1832 年間導致約兩百位殖民者及九百位原住民身亡。有些英國人希望能和平解決問題，最終勸誘加上強迫，1829 到 1835 年間將島上的原住民，都成功遷移到位於塔斯馬尼亞和澳洲之間，巴斯海峽的弗林德斯島（Flinders）。
英國人認為這是一次「友善」的轉移任務。以當時狀況而言，確實算是相對和平的收場，但是慘遭強制搬遷的原住民依然損失慘重，人口以外，他們脫離原本的家園「Lutruwita」，文化、語言幾乎喪失殆盡。
遷徙計畫中，英國人魯賓遜先生（George Augustus Robinson）可謂關鍵角色。他走訪塔斯馬尼亞各地，說服原住民搬家，也對當地風俗文化非常好奇，留下大量紀錄。
這些 1830 年代的紀錄，就像塔斯馬尼亞傳統文化的切片。後來有些原住民重返塔斯馬尼亞，試圖擺脫殖民時，英國殖民者當初搜集原汁原味的資料，也成為重建傳統的材料之一。
魯賓遜等人搜集的紀錄來自多位原住民的說法，其中一個故事相當費解，至少當年魯賓遜無法理解，新問世的論文總算揭開奧秘。
祖先的遷徙故事，提到他們來自一片大陸；後來大陸被海水淹沒，當時岸邊附近有冰山漂浮。那時望向南方的天空，可以見到一顆很亮的星。
塔斯馬尼亞與澳洲之間的地形。兩地之間原本存在陸橋，海水上升後形成巴斯海峽。圖／參考資料1
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一代一代仰望星空，也建立一些自己的天文學知識，被魯賓遜忠實收錄。那顆南方大星星卻令人費解，因為星空中根本沒有符合描述的那顆星。最可能的對象是老人星（Canopus），也稱為船底座α（α Carinae）。
星空中最亮的是天狼星，第二就是老人星，顯然它非常顯眼，可是位置明顯有差。是原住民唬爛，還是魯賓遜唬爛，或是魯賓遜紀錄錯誤呢？新的分析指出，他們都是正確的，因為一萬兩千年前的星空，老人星確實處於故事中的那個位置。
首先，故事提到祖先前來的道路被大海淹沒，冰山在岸邊漂浮。對照現代科學知識，能輕易推論這講的是冰河時期結束，海平面上升，淹沒澳洲與塔斯馬尼亞之間的陸橋，形成巴斯海峽，讓塔斯馬尼亞成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
接著是星空為什麼不同？從地球表面仰望夜空，星星的分布位置會由於「歲差」緩慢改變。回溯調整成一萬多年前的星空，老人星的確就在那兒。
地表很多位置都能見到南方明亮的老人星，不同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想像。台灣人即使沒有親眼注意過，也肯定知道老人星，因為這就是福祿壽中的「壽星」，形象化叫作南極仙翁。
有趣的是，中文名字叫老人星，英文名字 Canopus 則來自特洛伊戰爭傳說中的一位年輕人，他是航海家，後來不幸在埃及被毒蛇咬死……所以中國想像這顆星是老人，歐洲卻想像是年輕小夥。
回溯塔斯馬尼亞 1831 年 8 月 1 日，凌晨 5 點時的星空。圖／參考資料1
考慮到魯賓遜紀錄的日期是 1830 年代，更加深故事的真實感，因為當時英國人還不知道「冰河時期結束導致海面上升」。阿加西（Louis Agassiz）首度宣稱冰川歷史的想法要等到 1837 年，更多年後取得較多支持，十九世紀後期才廣為人知。
魯賓遜等歐洲人對聽到的故事內容難以理解，他們或許會聯想到聖經的大洪水，但是完全想像不到冰河時期。所以這些內容，大概更能免於印象或偏好影響，反映忠實的紀錄。
據此推敲，塔斯馬尼亞祖傳故事講的是：「大約 1.2 萬年前海水上升之際，明亮的老人星在那個位置」。如果推論正確，這便是傳承 1.2 萬年的口述歷史，堪稱全人類罕見的文化遺產。
有人或許會好奇，一些研究認為早在四萬年前，已經有人穿過澳洲，抵達塔斯馬尼亞。可是島上原住民的祖先故事，卻是一萬多年前？
我想可能是因為，記憶對於愈久遠的事情常常會愈壓縮，把更早發生的事情疊加到比較近期，印象很深的事件中。或許原住民的祖先很早就過去，但是海水上升淹沒陸橋令人印象太過深刻，就變成故事的素材。
另一件啟示是，世界上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當你不太理解聽到什麼的時候，不要試著腦補，就照聽到的忠實紀錄下來！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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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負責代號『開放海灣』行動的員警。1999 年 7 月 8 日，新南威爾斯警方開始監聽並記錄，電話號碼（02）****-**** 的通聯。1999 年 7 月 16 日，於 Singleton 鎮 Millard 巷*號的民宅，建立監聽站。器材從當晚 11 點開始運作，直到 1999 年 8 月 4 日早上 9 點 10 分。」──澳洲〈Folbigg孩童死亡案件聲明〉[1]
1989 到 1999 年間，Folbbig 家的 4 名小孩，陸續出生，又相繼死亡。[2, 3, 4]1999 年 3 月 1 日，么女喪命當天，警方啟動「開放海灣行動」（Operation Open Bay）：[2, 3]造訪醫院，調閱病歷，勘查住所，監聽對話，並且諮詢醫學專家。[2]
1985 年，18 歲的 Kathleen Megan Donovan 認識 Craig Folbigg。兩年後，結婚從夫姓。[4, 5]1989 年 2 月 1 日，長子 Caleb 誕生。初為父母的 Folbigg 夫婦，開心地觀察嬰兒：那些特質似你，這個五官像我。沉浸於新生的喜悅，Kathleen 在日記中，詳載餵奶、泡澡、睡眠、門診、換尿布…，直到意外前幾刻鐘。20 日凌晨 2 點 50 分，她驚聲尖叫。Craig 見搖籃旁的妻子一臉惶恐，雖沒受過訓練，也硬著頭皮對兒子做心肺復甦。稍後，短遊人間的 Caleb，送醫不治。[2]
「1990 年 6 月 3 日──今天是 Patrick 出生的日子。」隨著第二個孩子的到來，回憶湧上心頭。Kathleen 寫道：「我心情複雜。能否勝任母職，還是像上回被擊垮。常懊悔懷上 Caleb 跟 Patrick，僅因生活不復從前。或許我不熱衷變化，走著瞧吧？」[3, 6][註1] Patrick 患有癲癇，Kathleen 仔細記錄抽搐次數及住院日期。[2, 6]「我的生日。哇！本來滿心期待要和 Craig 出去吃晚餐，現下卻在醫院的躺椅上，陪伴搖籃裡睡覺的兒子。不過，只要他沒事就好。查無異狀，感謝上帝。」[6]回家沒幾個月，Patrick 再次送醫。這次重創腦部皮質，即使病況穩定後出院，他卻從此失明。1991 年 2 月 13 日，早上 10 點，Kathleen 致電正在上班的 Craig：「又發生了！」死亡證明判定 Patrick 的腦部病變導致癲癇，發作時呼吸道阻塞，因而窒息喪生。[2]
二子接連猝死，隔年 Folbigg 家準備迎接第三胎。結婚紀念日那天，Kathleen 正計劃為女兒找教父、教母，並在日記中提到丈夫：「認識 Craig 七年了，時光飛逝，毫無遺憾，愈來愈愛他！」[2, 6]懷孕期間，情緒起起伏伏。Craig 偏在此時先遞辭呈再找工作，還考慮接濟親友到家裡住，她不免憂心忡忡。[6]10 月 14 日，Sarah 誕生。[2, 6]兩個多月後，Kathleen 返回職場。[6]1993 年 8 月 30 日，舊事重演。救護車於凌晨 1 點半趕到，淚眼婆娑的 Kathleen 領著急救人員進臥房，遺憾搶救無效。[2]
接下來幾年，Kathleen 沒有放棄希望。「我準備好了，並會得到支持與協助。若像上回那般瀕臨崩潰，便將嬰兒託付別人即可，不覺孤單。恢復運動，有助心靈和睡眠。我已經記取教訓。」字裡行間，力圖振作。[3, 6]Craig 抱怨收入不足，Kathleen 也感受到經濟壓力。兩人相處本來就會摩擦，個性差異有時令她婚內孤獨，「想來稍嫌傷感，Craig 是我唯一的家人」。[6]
感情的維繫，不就是滿足彼此的需求？「我有 Craig，而他想要小孩。這我做得到。」Kathleen 一邊自我期許，一邊矛盾焦慮。「會覺得自己不夠格，是由於還沒懷孕，好像是我的錯似的。說來也對，都發生多少事情了，就是活該斷後。我萬分憂鬱到無所適從。」等待受孕的日子裡，跟 Craig 的關係大致仍讓 Kathleen 安心。「我愛他，也愛我的家。我以此為傲。」[6]
1997 年 8 月 7 日，終於盼到 Laura 出世，[2]但養育過程不如預期。「我對自己感到極度失望、憤怒和沮喪，終究失控了，大叫害她哭泣不止。幾乎想摔了孩子就走，最後僅將她輕放於地板。我回房，任她哭，那 5 分鐘宛如一輩子。我是世上最糟糕的母親。深恐 Laur a會離我而去，像 Sarah 那樣。我脾氣差，有時對 Sarah 又殘忍，所以她走了。在得到一點幫忙的情況下。」[3]1999 年 3 月 1 日，午間 12 點 5 分，Laura 真的也走了。[2]
Folbigg 家的孩子，死後都有驗屍：壽命僅 19 天的長子 Caleb 和 10 個月大的老三 Sarah，喪生於嬰兒猝死症候群（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生命才 8 個月的次子 Patrick，其死亡則跟癲癇拖不了關係；然而 19 個月大的 Laura 死因不明。[3]「開放海灣行動」的員警訪問 Folbigg 夫婦，並扣押被褥等物品；驗屍官則調閱 Kathleen 及 4 個孩子的病歷，還要求相關的醫師分別提出書面聲明：其一就自身觀察，描述 Folbigg 夫婦富有愛心，應無精神異常，而且沒有怠忽親職的跡象。[2]
么女離世幾天後，Folbigg 夫婦分別恢復工作和運動。又過了數週，Kathleen 搬出去住，並將育兒日記留置原宅。[2]「好奇他是否偷讀我的日記，因而行徑怪誕。就我所知，這裡頭除了單純的想法，別無其他。」多年前，Kathleen 曾經如此胡思亂想，[6]而今夢靨成真：1999 年 5 月，Craig發現該箱手稿，覺得內容可疑，遂當證物交出；[2, 4]又找 Kathleen 對質，卻未得到正面回覆。氣憤之下，他向警方指控妻子的筆錄不實。不過後來的監聽逐字稿中，仍記錄到他給予 Kathleen 口頭支持。[2]
1999 年 7 月 23 日，警方偵訊 Kathleen，沒有律師出席。從早上 9 點 26 分到傍晚 5 點 40 分，共問了 937 題，大量涉及日記內容。Kathleen 否認殺害 4 名子女。[2, 3]2001 年 4 月 21 日，警方分別以妨礙調查與謀殺罪嫌，正式逮捕 Folbigg 夫婦，[2]但最後只有 Kathleen 被起訴。[3]
「輾轉反側，想著 Patrick、Sarah 與 Caleb，我嚴重質疑再懷這胎（Luara）是不是愚蠢的決定。對他們的愧疚，無法抹滅；對往事再現的恐懼，揮之不去；對於如果真的發生了，我跟 Craig 能否撐得過，這樣的擔憂也一直繚繞心頭。」[6]在 2003 年的訴訟中，檢調細究 Kathleen 日記的字句。[3]「去證明我沒問題，別的女人能，我也可以。這個懷孕的理由是否錯誤？是，我就這麼認為，不過為時已晚。…與嬰兒獨處，最令我驚惶。」[6]母職的掙扎與反省，變為間接認罪的自白。[3]甚至她 2 歲時，生父殺害生母，導致 Kathleen 在收養家庭長大的經歷，如今都能扯上關係。「顯然，我是父親的女兒」，這句話彷彿也意有所指。[4]
2003 年 5 月 21 日，孩子的父親 Craig 步出新南威爾斯州最高法院。他拭去淚水，對簇擁的媒體朗讀：「我向 12 位不認識的陪審員，致上最卑微的謝意。今日我們讓 4 縷美麗的靈魂得以解脫安息，並共享這份榮耀。」[3]在沒有目擊證人、殺人凶器、側錄證據、精神診斷和明確犯案動機的情況下，[2]Kathleen 被判 40 年有期徒刑，30 年內不得假釋；上訴再審後，刑期縮短為 30 年，至少得關 25 年。[4, 5]澳洲媒體大肆報導，Kathleen Folbigg 從此成為全國最惡名昭彰的女性連續殺人犯。[3]
在單一家庭中，「一個嬰兒猝死是悲劇；兩個就很可疑；三個即為謀殺，除非能拿出反面證據。」英國小兒科醫師 Roy Meadow 在 1990 年代，為多起兒童喪生案件出庭。儘管澳洲的 Folbigg 訴訟裡，無人公開引用其論述，幾名專家證人指出：孩子全都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就像遇上「天災」、「墜機」或「小豬飛行」。[2, 3]看似淺顯易懂的梅多法則（Meadow’s Law），其實是把舉證責任推卸給被告，[3]更別提若有遺傳性疾病等因素，這個推論是否依然成立。
「所有孩子都該是上學的年紀了。我總在他們的冥誕，憶起這些事。痛徹心扉，在所必然。」[2]事到如今，Kathleen 失去 4 名子女，遭丈夫背棄，又身陷牢獄。她依然堅稱自己無罪，並不時將內心感觸化為文字，寄給從小認識，且始終相信她的摯友。[2, 3, 4]後者和其他人發起「平反 Kathleen Folbigg」（Justice for Kathleen Folbigg）運動，於 2015 年呼籲法官重新檢視科學證據。[4]2017 年有個法律系學生在實習的時候，讀了 Kathleen 的故事，當下決心要跟到案子水落石出，後來乾脆成為她的律師。[3]
Kathleen 於 2003 年入獄。[2]是年人類基因體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剛完成 92% 的定序，可供相關研究參考；而剩餘的 8% 則要到 2022 年才補齊。[7]2012 年，在一個有多起心因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的瑞典家族中，調鈣蛋白基因（calmodulin gene）的突變初次被發現。[2, 8]2013 年關注此基因與嬰兒猝死症候群的論文問世。[8, 9]之後科學家逐漸認識更多的突變種類，以及它們對心臟健康的影響。[8]
2019 年 Folbigg 案重啟調查，並有二組學術團隊參與，[10]其中一組的多國科學家便是從上述基礎出發。他們基因採樣的來源，分別是 Kathleen 的口腔；長子 Caleb 和么女 Laura 的新生兒腳跟採血；以及次子 Patrick 與老三 Sarah 的冷凍遺體組織。[8, 10]孩子的父親 Craig，則以經濟困難為由，拒絕提供檢體。[8, 11]其律師解釋：「別忘了，他不是兇手，而且就連兇手抗辯也有法扶補助。」[11]
根據該團隊 2021 年發表於《EP Europace》期刊的論文：調鈣蛋白是一種會與鈣離子結合的蛋白質，扮演調節心臟收縮的關鍵角色；而調鈣蛋白基因 CALM1、CALM2 和 CALM3 的某些突變，會影響編碼調鈣蛋白，進而引發能致人於死的心律不整。[8]他們引用 2019 年文獻中的個案為例：一對都有 CALM3 G114W 的美國姊弟，姊姊 5 歲時心臟病發；弟弟則 4 歲就心因性猝死。[8, 10]
基因定序的結果不出所料，Kathleen 跟兩個女兒，與美國案例雷同，都帶有另一種致命性的突變──CALM2 G114R。不過，擁有相同的問題基因，未必就注定發病。這個可能造成心臟病發死亡的突變，基於不完全外顯性（incomplete penetrance），讓 Kathleen 倖免於難。[8]
調鈣蛋白基因異常所致的心律不整，發生率大約是 3,500 萬分之一。目前為止，全世界僅有 135 個已知病例。然而，由於每人通常有二套染色體，從父母身上各得一套，統計基因學家形容 Kathleen 小孩得到此變異的機率，「好比擲銅板」。[10]另外，Folbigg 家兩個男孩皆有罕見基因 BSN（Bassoon）。在動物實驗中，BSN 使年紀 6 個月以下的小鼠，一半都死於早發性癲癇。[8]被梅多法則所駁斥，那種微乎其微，猶如雷擊的可能性，於此並非不會出現。畢竟這棵被閃電連續劈中 4 次的樹，碰巧長在雷擊區的山丘上。一位小兒神經科醫師這麼比喻。[3]
該篇研究立論確鑿，條理清晰，但起先用處不大──Folbigg 案重啟的調查，早在他們做完分析前就結束了。[8]法官採信另一個團隊的結論，[10]認為新證據無法確定死因，唯獨更加強調 Kathleen 有罪。[3, 4]所幸該論文刊出後，掀起軒然大波，不僅有 3 位澳洲諾貝爾得主在內的 150 名各國科學家連署，[4, 10, 12][註2]以及澳大利亞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背書，[12, 13]還得到法學界的支持，甚至吸引了公關和經紀公司義務宣傳。[3]
在新的基因證據之外，當初作為主要定罪依據，卻沒有請專家分析的日記，也被翻出來檢視。[3]「我的觀點是，日記內容不一定代表她謀殺孩子。考量眼前證據後，良善的解讀顯得較為可信。」數名鑑識心理學家和精神醫師，針對 Kathleen 的日記與精神狀態，闡述己見。「『暴力、虐待、狂怒及失控』傾向的人，我會預期累積較多的攻擊紀錄，例如：禁制令…但 Folbigg 女士沒有。」「那些日記反映悲傷母親典型的認知狀態，經歷著一波波嚴峻的情緒低潮。」[2]
換句話說，司法體系設定了不存在的母職標準，「她用自己的方式哀悼，但…（在外界眼中）做得不夠好。」Kathleen 的律師總結，並問道：「如果她哭了，是否又要被說成鱷魚的眼淚？我不覺得女人能贏，因為大眾的期望超出她們能力所及。」[3]
2022 年 11 月 14 日，調查在輿論的壓力下再次展開。[4, 14]Craig 的律師不以為然地說，「一家 4 個孩子都在 2 歲前自然死亡的假設」，令人難以置信，新證據不會有任何作用。縱使如此，2023 年 4 月，檢方首度坦承對判決抱持合理懷疑。[3]6 月 5 日，新南威爾斯州檢察總長於記者會上表示，基於司法正義，應該盡早釋放當事人，並鄭重宣佈：「Folbigg 女士已經獲得特赦」。未來就看刑事上訴法庭是否撤銷 Kathleen 的判決；還有她本人要不要提起訴訟，向新南威爾斯政府索賠。[15]
Kathleen 終於自由了。20 年來外面世界的改變很大，適應肯定挑戰重重。孩子的父親 Craig 透過律師，聲明其立場不變：「Folbigg 女士未獲除罪，她的判決仍在。」[15]不過，現下沒有人能破壞 Kathleen 與其支持者的好心情。一路陪伴的摯友，把她接回家暫住，第一晚還舉辦睡衣派對，大肆歡慶。[15, 16]
這個冤案暴露了新南威爾斯州的司法缺陷，Kathleen 的律師因此受到啟發，以司法救濟做為博士研究的主題。有人建議該州仿效英國的刑案審查委員會（Criminal Convictions Review Commission），平反過去其他被判謀殺罪的母親。「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不得錯失良機」，澳大利亞科學院執行長同意改革之迫切，並強調：「要發展對科學敏銳的司法體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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