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在電子鐘還沒有普及的時代，時鐘時常需要校準。而一般民眾想要獲得正確的格林威治時間，只能選擇用「買」的。在郵政總局、格林威治時間公司與其他私人企業之外，有一對母女提供較便宜的價格，到各地親自報時服務，但這也引來了其他公司的不滿……
一九一三年又出現多則報導詆毀貝爾維爾母女與她們的報時服務。《每日新聞與領袖報》（Daily News and Leader）的標題是「繼承怪異生意的女士」。同樣也是在一九一三年，《觀察家報》（Observer）再度指稱貝爾維爾的報時服務過時落伍，刊登一篇有關「貝爾維爾傳統」的文章。
但是露絲也展開反擊。在少數幾個 STC 與報紙現代主義濾鏡之外的地方，我們發現露絲曾為自己發聲，而且與外界的看法完全相反。露絲反對維尼與報紙將其報時服務視為過時產物與品質低劣的說法。
編按：
STC：標準時間暨電話公司（Standard Time and Telephone Company，簡稱 STC），後來改為標準時間公司。
她告訴在地的報紙《梅登黑德廣告商報》，儘管維尼否定貝爾維爾的報時服務，但是主要的鐘錶公司除了她之外，「與同步化時間或是其他獲得時間的方式都沒有關係。」對於這些公司而言，她的方式可靠實在。她已贏得他們的忠誠。
露絲並且公開反駁報紙有關她的行業是一個「傳統」的說法：
「先生，我注意到《觀察家報》本月二十四日標題為『正確的時間』的報導中提到『貝爾維爾傳統』。我反對使用『傳統』一詞。傳統指的是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舊事物。我所配售的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則是現代的東西。
我的天文鐘的偏差……是有書面證書的，並非由我，而是由一個正直無私的權威單位所簽署的。我的天文鐘每周的誤差很少超過十分之幾秒。至於同步化時鐘，毫無疑問它們能夠對公眾，或者一些販售廉價鐘錶的人提供服務，但是對於高級與強調科學的鐘錶製造商來說，他們對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要求是數十分之一秒的精準度。
這樣的精準度只有第一流的英國天文鐘，在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進行校準到數十分之一秒才能提供。」
露絲知道維尼與這些報紙所玩的把戲，她堅決抵抗。她後來私下寫道：「我認為標準時間公司以後不會再在公共場合攻擊我了，那場演說只引來激辯，而且約翰．維尼先生最不願意做的就是由他的公司為（我的）天文鐘打廣告。」
露絲認為自己的服務品質可以媲美維尼的公司，甚至超越。她的看法也許是對的。她的客戶可以依賴她的報時服務，而不必擔心困擾 STC 與郵政總局多時的電報線故障、延誤與干擾。
新方法還在摸索：一段傳統與現代科技並存的時代
有關貝爾維爾報時服務在電氣時代依然可以存活的概念，是歷史學家大衛．魯尼（David Rooney）與詹姆斯．奈伊（James Nye）首先主張的。他們指出，貝爾維爾的服務非但沒有落伍過時，反而還比被視為現代化代表的 STC 還要可靠與值得信賴。
「新科技，」魯尼寫道：「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取代舊系統。它們共存的時間遠超過大家的預想……從用戶的觀點，（STC與郵政總局的報時服務）是很好但是也並非一直如此，是有用但是也並不總是這樣，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報時服務大部分時間都算準確，但是也沒有比露絲的好。」
由郵政總局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紀錄可以證實這一點。連接迪爾（Deal，肯特海岸旁的小鎮，泰晤士河與英吉利海峽匯流處）報時球的電報線不時故障，連接西敏寺與大笨鐘的電報線也是如此。就和郵政總局局長一樣，皇家天文學家也經常需要處理有關時間訊號不穩的抱怨，這些問題大都是來自電報線的故障。
這些問題並不僅限於倫敦。查理斯．皮亞茲．史密斯也經常收到他在愛丁堡的報時的抱怨。英國在開普敦（Cape Town）、德本（Durban）、納達爾（Natal）的天文台也有同樣的技術問題。倫敦的一位工程師曾在一八八七年檢查格林威治時間訊號電路，他指出，以公共時間訊號設備破敗的情況來看，「沒有出現更多的故障實在令人意外」。
時鐘同步化的新科技昂貴，而且還常常出問題。確實如此，在此一科技終臻完美之時也已過氣，讓位給更容易取得與便宜的無線電訊號。郵政總局在一九一五年的一份備忘錄就指出：「相較之下，在計時上對高度準確性的需求其實有限，甚至幾乎沒有，並不足以促使本局對於此一事務慎重看待，或是基於確保獨佔地位的目的投下鉅資。同時，由於艾菲爾鐵塔無線電傳輸的標準時間訊號，對這種特別的時間訊號系統的需求已日益減退。」
儘管一心追求進步，但是科技的進步從來不是一直線的。瑪麗亞與露絲．貝爾維爾手握懷錶的報時服務並沒有被 STC 的電線，甚至是初期的無線電所取代，反而是平行共存。露絲．貝爾維爾的報時服務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年代。
當然，它也只能存在於倫敦這樣顧客高度密集，而且可與天文台直接連接的地方。反觀郵政總局的電報線，在英國所有城市之間建立了一個廣泛的計時網路。鄉間的計時也便利許多，電報與鐵路網路已漸漸重塑這個國家的時間風貌。
誰才可以說「現在幾點」？
試圖推動全球時間標準化的努力，並未使得計時作業有所簡化。反之，他們製造了更多的混亂，使得公眾益發困惑誰的時間才是正確的。要獲得準確的世界時是階級化與不平等的。
準確的時間成本昂貴，而且只有在都市才有取得的管道，因此也將可以獲得的人限制在專業人士與負擔得起奢侈品的有錢人身上。這些問題使得 STC 與貝爾維爾母女之間報時服務的爭論更加激烈，引發誰的時間才具有權威性的疑問。
如果我們檢視投書《泰晤士報》所使用的文字，可以發現大家對於不是根據格林威治而來的報時，不只是抱怨時間不同，他們甚至指責是在「說謊」。然而只有富人才能負擔所謂「真實的」時間。同樣地，為了貶低貝爾維爾母女報時服務的價值，使用的文字都與現代化和陽剛氣概的權威性相互連接，從而將她們的報時服務貶抑至一個假想的舊時空，成為懷舊情懷下的產物。
為了主張他們在計時上的新權威，像 STC 這樣的同步時間公司必須打壓他們的競爭對手。相同地，如果格林威治時間要登上至高無上的地位，就必須消滅在地時間。格林威治時間崛起，成為「真實的」時間，一路上破壞了地方計時的權威性，同時也消除了外圍的計時業者。
如果我們引用某些報紙的標題，相對於格林威治時間所建構的權威性，貝爾維爾母女是居於一個「獨特的」地位。
從一方面而言，她們是屬於將格林威治時間權威性合法化的機制之一。她們所提供的，的確是「真實的」時間，只不過是一般民眾負擔得起的版本。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就像無政府主義份子馬夏爾．波爾丹攻擊格林威治天文台一樣，對格林威治時間的權威性表達抗議，露絲．貝爾維爾帶著天文鐘，每周徒步提供報時服務，無異於是在抗拒充滿父權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與不容批評的科技進步。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