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叫壓電！AED 幫你在危急時刻挽回親友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作者：蘇上豪

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下旬的《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出現了一則相當吸引人的新聞，一位退休的餐廳老闆，以薩克．皮哈（Isaac Piha）在家族聚餐的地點，救活了一位差點被噎死的婦人。

當時是星期天的下午，皮哈一家人正在餐廳包廂內慶祝父親節，忽然鄰近的客人愛德華．伯加徹斯（Edward Bagachus）前來求救，原來他的老婆艾琳（Irene）沒有辦法呼吸，於是皮哈帶著自己的兩個兒子前去幫忙。

皮哈發現艾琳癱軟在餐桌上，臉色鐵青無法呼吸，第一眼瞥見她時，皮哈原本以為是艾琳心臟病發作，但隨後看到桌子上的食物，他立刻了解應該是食物造成她無法呼吸。

於是皮哈依照最近學到的方法，從艾琳的背後環抱，用力在她的腹部擠壓，接著一片雞肉「啵」一聲從她嘴巴彈了出來，沒有多久，艾琳恢復呼吸，從鬼門關內被拉了回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利用「哈姆立克（Heimlich Maneuver）急救法」成功救回患者的案例。

以當今的眼光來看，這並不是什麼神奇的事情，因為我們從任何一個民間機構辦理的急救訓練裡，都會學到相同的救人招式，但是對於一九七○年代的皮哈來說，這個急救方法不要說是起步，它還只是報紙專欄中，記者剛剛分享的一則評論。

讀者們聽起來可能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事實的確是如此。記者詢問了皮哈為何對此急救法的報導有興趣，甚至學了起來，他的回答更是關鍵，因為從事餐飲業多年，看過不少顧客因為食物卡在喉嚨而一命歸西，自然看到報紙上「哈姆立克急救法」的介紹有所感悟，沒有想到學起來之後真的派上用場，救活了身邊瀕臨死亡的人。

對於我如此輕鬆介紹風行迄今超過四十年的「哈姆立克急救法」，讀者可能有些困惑，一個如此重要的方法，竟然是由升斗小民搶先完成，但從它發明的背景來看，你就不得不佩服發明人亨利．哈姆立克（Henry Heimlich）的真知灼見，要不是他簡化流程及利用大眾媒體的力量宣傳，讓此急救法能快速被人們接受，不知道它還要拖到什麼時候可以救人。

「壓迫腹部」的急救方法

至於哈姆立克為何會發明此一簡便的急救方式，拯救被食物噎到無法呼吸的病人呢？這又要從他的專業背景以及看到的一則報導談起。

一九四三年畢業於康乃爾大學醫學院的哈姆立克是位胸腔外科醫師，同時也是研究吞嚥問題的專家。一九七二年一篇《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Magazine）的報導，吸引了他的注意，內文談到的是美國人因為進食時被噎死的意外。

根據當時所揭露的資料顯示，光是美國一年被食物噎死的民眾就有三千人之多，此原因還盤踞在意外死亡的第六位，這對一位成天在醫院的白色巨塔裡處理病人吞嚥的醫師而言，實在難以置信。

於是哈姆立克醫師開始蒐集資料，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超乎他的想像。除了上述報導的真實性無誤外，有不少名人也是被食物噎死的冤魂，例如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的老婆埃賽爾．甘迺迪（Ethel Kennedy），知名樂手湯米．多西（Tommy Dorsey）、卡斯．艾略特（Cass Elliot），甚至羅馬皇帝克迪斯一世（ClaudiusI）等，都是因為同一原因命喪黃泉。

醫師的天性讓哈姆立克想到要好好研究此一問題，於是他開始研究當時的急救法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他發現紅十字會（當時傳播急救方法最重要的民間組織）教的是努力拍打患者的背部，希望他能將噎在喉嚨的食物可以順利吞下；另外有人使出更激烈的手段，如用手去喉嚨硬挖，或是讓病人頭低腳高，只是哈姆立克發現這些方法並沒有科學論述的根據，完全是依照不知哪位醫師的憑空想像，以至於以訛傳訛，不知其所以然沿用著。

想要撥亂反正的哈姆立克開始利用動物實驗找出解決的方案。他在隔年以塞住的氣管內管，放到被麻醉的小獵犬咽喉裡模擬食物噎住的狀況。由於當時體外心臟按摩術正如火如荼應用於急救上，於是他用壓迫胸廓的方法嘗試，看看是否能把塞入的管子從小狗身上彈出，可惜結果徒勞無功，因此他靈機一動，以手壓迫腹部，發現管子很輕易地彈了出來。

在動物實驗得到成果的哈姆立克，把腦筋動到人的身上。於是找了醫院十位同事，每位嘴上含著流量計，然後藉由壓迫腹部來評估氣流的大小，結果發現力量竟然可以達到每分鐘二百零五公升（205 Liters/min），據此哈姆立克已經找到急救食物噎住病人的可靠方法，他認為壓迫腹部將食物彈出是「快速而且便利」。

大眾媒體使急救法迅速普及

哈姆立克為了讓上述方法操作更簡便，將它分成自救，從背後環抱及倒地患者的處置，用十分容易上手的模式，希望讓所有的人可以很快學會，只是在考慮公布它的方式時，他做了不一樣的決定，他不想在主流醫學期刊公布，反而找上了一個半專業的《急診醫學》（Emergency Medicine）雜誌。

除了和主編熟稔之外，哈姆立克想到的是希望可以將此急救方法快速傳播到每個角落，因為專業的醫學期刊限制很多，雖然刊登之後可以累積聲望，但離臨床應用可能拖上一年半載，在《急診醫學》刊出不只專業人士可以接觸，一般普羅大眾也能學習。

另外他也找了幾位認識的記者朋友，從《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News）、《西雅圖時報》等等，在報紙的專欄裡教導民眾如此簡便的急救方法，而他說服這些記者的理由很簡單，現今的醫療無法解決這樣的急症，試一試新的方也未嘗不可。當然，他也費心提供自己動物與人體實驗的證據，只是這些沒有刊在報紙上。

所以在皮哈第一次利用「哈姆立克急救法」的前一個禮拜，美國幾個主流報紙專欄已經出現了前述的方法，而且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有不少被食物噎住的民眾因此被身邊的人救活。

不到兩個月，在一九七四年八月，《美國醫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American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JAMA）介紹了此方法，並且將它訂名為「哈姆立克急救法」，以表彰哈姆立克費心的推廣以及救人的貢獻！

如同哈姆立克的判斷，美國的衛生部遲至一九八五年才將「哈姆立克急救法」列為官方認可，可以搶救遭食物噎住病患的方式，同時紅十字會及美國心臟協會才跟進，離它第一次問世已經超過十年，它會受到青睞的重要原因，是普羅大眾已經用此方法救活身邊數不清瀕臨噎死的病人。

相信之後的演變並不需要我再多言，有參加過急救訓練的讀者一定體驗過此方法，雖然目前有稍作修正，但仍無損於哈姆立克醫師的貢獻。故事到這邊結束了嗎？其實還沒有，二○一六年十二月逝世的哈姆立克，在同年五月入住辛辛那提的一家老人療養院時，九十六歲的他還親自用此技術救了一位八十七歲老太太。

看到「哈姆立克急救法」流行的推手是大眾媒體，的確讓我感觸很多。在一九七○年代的美國身為媒體的責任是如此被重視，反觀今日的台灣，卻仍是令人汗顏，醫療節目合併在烹飪節目中，不只傳播似是而非的觀念，還讓沒有專業醫療背景的人解釋病症及治療方式，而身為醫師的我卻無能為力，真希望自己像哈姆立克醫師一樣，可以認識更多的主流媒體傳播正確的觀念才是。

——本文摘自《怪奇醫療史：從疫苗發明、疾病歷史、護體神功、縮陽症、按摩槍等，解開最不可思議的醫學古今事》，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前言：泛科學臉書粉專推廣〈在臺海危機下，淺談戰地醫療〉時，讀者們熱情分享檢傷分類經驗，與急救課程資訊。事後更有國軍弟兄私訊筆者，表示對相關中文資料的迫切需求。有別於先前介紹戰時的醫療制度與創傷急救，本文摘譯知名期刊《The Lancet》（中譯「刺胳針」或「柳葉刀」）的附屬刊物，概述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承受的公衛挑戰；並分享俄裔美國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 對當地心理健康應變的觀察。同時，再次歡迎大家提供更多專業資訊，討論臺灣應該如何備戰，謝謝。

公衛挑戰

疾病給烏克蘭帶來的負擔，在承平時期並沒有特別沉重。然而，俄烏戰爭不僅重擊當地醫療體系；難民的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以及物資與藥品不足等，也造成周邊國家的壓力。戰爭期間，聯合國（UN）、世界衛生組織（WHO）、紅十字會（Red Cross）、明愛（Caritas）等單位，紛紛在當地和鄰國展開救援。學者訪談烏克蘭等多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統整出一張俄烏戰爭的公衛挑戰清單：^[1]

• 產科照顧：對孕婦產前、生產和產後，以及新生兒的照顧，都被戰火打斷。^[1]
• 婦幼營養：食物、營養品，還有金錢的流通受阻，以致婦女與孩童營養不良。^[1]
• 長期處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以及肺結核和愛滋病等既有的感染，不見得能夠獲得穩定的藥物供給，與即時的專業協助。^[1]
• 冷冽天候和長途跋涉：在嚴寒中逃難，容易造成肺炎、凍瘡、失溫，以及上呼吸道感染。需要庇護所、衣物和毛毯。^[1]
• 身體創傷急救：欠缺醫療器材和物資補給。人力方面，則得訓練社區志工，進行檢傷分類和急救。^[1]
• 精神創傷急救：除了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有些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難民，於俄烏戰爭中受到二次精神傷害。跨文化的精神健康服務，變得格外重要。^[1]
• 疫苗普及：當地COVID-19疫苗與兒童常規疫苗接種率偏低，而逃難的人口中，九成是婦女和兒童。^[1]
• 潔淨水源：缺乏安全的用水，難以防範傳染病的爆發。^[1]
• 性暴力與性販賣：須要保護機制、心理社會支持與女性衛生用品包（dignity kits）；以及生殖健康、安全墮胎和家暴處理等服務。^[1]

心理創傷

戰爭會帶來長期，甚至跨世代的心理傷害。^[2]出生於俄羅斯的心理學家 Elena Cherepanov，長年任教於美國，專攻心理創傷。曾於 2014 年烏克蘭東部戰亂時，透過 Skype 指導 170 名基輔與烏東的心理學家、心理健康工作者、社工人員與心理系學生。^[3]2022 年 2 月 23 日晚間，俄軍入侵烏克蘭。^[4]Cherepanov 博士在 11 月的《公衛前沿》（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期刊上，分享自己對戰爭的觀察。她將烏克蘭民眾在身心反應上的轉變，分為下列幾個時期：^[2]

1. 戰爭初期：基於歷史、文化、宗教和血脈的淵源，烏克蘭民眾難以接受鄰國入侵的事實，覺得慘遭背叛。^[2]性侵女性、綁架兒童，以及系統性安全檢查，蒐集個資，再強迫難民遷徙的過濾營（filtration camps）等，種族滅絕的事件頻傳。經由媒體報導，引來國際的同情與支持。^{[2, 5]}同時，手機和社群媒體即時分享的功能，雖能維繫人與人的連結，卻也帶來資訊真偽難辨的混亂。網路論壇中，起先充斥驚愕、顫抖、無法置信之類的留言。接著，當難民逐漸抵達鄰近友邦，依然持續哭泣、失眠、做惡夢。在高度警戒的狀態下，有些人拒絕使用安眠藥。心理衝擊也可能以生理形式呈現，例如：噁心想吐，多半起因於戰時的緊張情緒，而非食物中毒。^[2]
2. 戰爭滿月：到了 3 月底，烏克蘭民眾開始產生對未來的憂慮。失去親人、家園和戰前的生活，精神與情緒疲乏麻木，有些便拒絕前往庇護所。一邊是無法控制的憤怒和躁動，增加家庭衝突；另一邊，又因為不得不拋下被徵召或羸弱的至親，而遺留心靈創傷。目擊殺掠、性侵和虐待，或是與父母分離的兒童，出現依戀問題和行為退化，表現得比真實年齡還幼小。原本乖巧的孩子，也可能變得黏人、冷漠、挑釁或有攻擊性。^[2]
3. 戰爭近期：烏克蘭群眾開始習慣戰爭的狀態，一些長期或原有的問題，例如：酗酒或家庭失和等，又再度浮現。^[2]

在人道危機中，老年人和身心障礙者等族群，面臨減少的援助與增加的阻礙，更是顯得脆弱。一方面害怕離開熟悉的環境，另方面是為了避免成為家人的負擔，他們有些選擇留下來，因而容易喪命於原本能預防的傷害。^[2]

心理健康資源

烏克蘭的心理健康體系，在開戰初期，被突如其來的龐大需求，搞得措手不及。所幸專業人員兩個月內便上了軌道。除了一般面對面的服務，Cherepanov 博士表示，當地還有下列選擇：^[2]

1. 遠距醫療：COVID-19 疫情期間變得普及的遠距科技，正好於戰時派上用場，提供危險地區心理諮詢。^[2]
2. 網路社群：通訊軟體 Telegram 和社交平臺 Facebook上，支持性團體林立。在俄烏戰爭期間，成為烏克蘭人媒合供需，互通有無的重要管道。緊急心理問題的求助貼文，也會引來早就離鄉背井的相關從業人員，即時回覆。有些團體從世界各地，聘僱幾百名通俄語和烏克蘭語的心理工作者，每天答覆 200 至 300 則訊息。也有在 2020 年白羅斯（Belarus；舊譯「白俄羅斯」）政治危機時，成立的臉書社團，用既有的經驗，協助烏克蘭人度過難關。^[2]
3. 聊天機器人：操烏克蘭語、俄語和白羅斯語的聊天機器人 Faino 和 GotoHelp，效益如何還有待評估。^[2]

心理急救

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是一套用來給予身陷危機者心理支持，加強其調適能力，並滿足基本需求的對策。有別於精神科的臨床技巧，無論是專業醫療人員或一般民眾，都可以學習並執行。^[6]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急救指南，建議大眾注意重大危機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受難的對象，以及哪些單位參與救援。^[7]在擁有這些認知的前提下，進行下列心理急救的步驟：

1. 觀察（look）：在行動前先確認安全，以免自己陷入危險環境。接著，觀察受害者身心的基本需求，然後思考有哪些可運用的相關資源或服務。每個人對危機的反應不同，有些呈現在情緒上，例如：易怒或沮喪；有些則沉默或出現頭疼、疲憊等症狀。兒童、青少年、孕婦、老人、身心障礙者和被歧視的族群，特別需要關照。^[7]
2. 傾聽（listen）：簡單地報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所屬的組織。情勢允許的話，將人帶到安全且寧靜的地方。用溫和的語氣，鼓勵他專注於緩慢的呼吸。給予陪伴，別讓情緒低落者獨處。以尊重的態度，全神貫注地聆聽對方的憂慮，試圖釐清需求的優先順序。務必維護對方隱私，不要任意轉述。^[7]
3. 連結（link）：協助受害者獲得水、食物、住所和醫療等資源，並提供局勢與計劃的最新動態。動盪時期的資訊混亂，必要盡可能地查證並隨時更新。切勿為了安撫人心，就擅自捏造。針對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可轉介給相關社群；或是透過社福單位，協尋親屬，兩者皆能帶來心靈慰藉。^[7]

在結束心理急救的階段性任務後，如果就這麼離開，或許會太突然。要讓受助者理解，接手的專業人士會負責以後的事務。然後選擇適當的時機，與他們道別，並奉上誠摯的祝福。^[7]

烏克蘭經驗

Cherepanov 博士指出，在沒有中央統籌的狀況下，烏克蘭等地的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自發性地付出，並組織社會資源。他們讓世人看到，唯有喚起大眾對心理創傷的重視，才能強化社會韌性，以及減少對求助的汙名化。必要訓練專業人員、醫療工作者、教師和志工，心理急救的能力；並建立社區型的支援體系，共同分擔責任。^[2]

延伸閱讀

1. 高振傑、蘇逸人（2021）《心理急救手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2. 「UCLA早期心理急救模式」（2010）災難與創傷心理資訊網。
3.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社會心理急救資源冊》（2018）香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

參考資料

1. Kumar BN, James R, Hargreaves S, et al. (2022)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displaced people fleeing Ukraine: Drawing on existing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vidence’.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
2. Cherepanov E. (2022)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in Ukraine need support but they are not helpless: Professional self-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0:1009431.
3. Smith, K. (2015) ‘Trauma in Ukraine’. Monitor on Psychology, 46(4).
4. United Nations. (17 JAN 2023) ‘The UN and the war in Ukraine: key information’. Reg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for Western Europe.
5. Ochab EU. (30 OCT 2022) ‘What Are Putin’s ‘Filtration Camps’ And Why Are They Concerning?’. Forbes.
6. Schafer A, Snider L, Sammour R. (2016) ‘A reflective learning repor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 in Gaza’. Disaster Health, 3(1): 1-10.
7. Snider L, van Ommeren M, Schafer A. (02 OCT 2011)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