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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越南到臺灣,跨越與塑造邊界的茶

科技大觀園_96
・2021/06/19 ・5561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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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在臺灣與許多國家是習以為常的飲料,不但日常生活隨處可見,也有規模龐大的國際貿易,涉及複雜的生產、運輸、消費網絡。茶葉相關產業的發展,不但改變地貌,也影響人際與社會,甚至是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伯邑藉由探索東南亞的茶與臺灣之間的千絲萬縷,追尋超乎地圖界線之外的各種互動。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伯邑。(圖/劉馨香攝)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伯邑。(圖/劉馨香攝)

洪伯邑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就讀人文地理學博士時,到中國西南部尋訪研究題材,意外得知雲南聞名的普洱茶,其實和臺灣關係密切,便朝此一領域鑽研。回臺灣任教後,仍然延續「茶」這個主題,陸續探討泰國、越南茶產業與臺灣的關係。

梨山到金三角 化軍人為農夫

金三角地區位於泰國北部邊境一帶,與緬甸、寮國交界,曾經是鴉片毒品的生產基地;如今不再有罌粟種植,地景轉變為果園、茶園、農田,呈現健康清新的風貌。關鍵在於 1968 年開始的「泰王山地計畫」,泰國官方引進外來的農作物與技術,協助當地居民栽種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不再依賴罌粟,而臺灣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1968年開始的「泰王山地計畫」,泰國官方引進外來的農作物與技術,協助當地居民栽種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不再依賴罌粟。圖為罌粟花。(圖/Pixabay)
1968 年開始的「泰王山地計畫」,泰國官方引進外來的農作物與技術,協助當地居民栽種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不再依賴罌粟。圖為罌粟花。(圖/Pixabay)

泰國官方之所以信任臺灣,是因為臺灣已經有類似狀況下的成功經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以後,有計畫地深入山林獲取資源,又為了安置退伍軍人,嘗試在高海拔地區開發農業——化軍人為農夫,建立梨山的福壽山農場等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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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處熱帶與副熱帶,卻能順利在高海拔地區種植多種溫帶蔬果作物。山地開發雖導致環境破壞等後遺症,卻也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計。如蘋果的成功種植,讓 1970 年代梨山的環山部落,一度比臺中市區更加富裕。

前任泰王蒲美蓬的堂兄畢沙迪親王,是當時負責泰王山地計畫的代表,他觀察到泰國北部的氣候條件與臺灣山地類似,決定與臺灣展開農業合作,即使雙方 1975 年斷交後仍持續執行。事後也成為前泰王蒲美蓬的一大政績。

臺灣與泰國牽上線以後,也間接幫助到泰國北部的中華民國遺民,身處「異域」的泰北孤軍。

前任泰王蒲美蓬的堂兄畢沙迪親王。(圖/Monarchians,Wikipedia)
前任泰王蒲美蓬的堂兄畢沙迪親王。(圖/Monarchians,Wikipedia)

從異域到茶鄉

國共戰爭結束後,中國西南部仍存在國民黨的軍隊,不少人不願意前往臺灣,最後輾轉抵達泰國北部落腳,被稱作泰北孤軍。此後相當一段歲月,泰國政府無力掌握其北部疆域,任由共產黨游擊隊、毒販流竄;而孤軍在缺乏中華民國支援下,必需自力更生,涉入毒品等貿易,在夾縫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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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的考科考牙戰役,孤軍協助泰國政府肅清共產黨游擊隊,之後取得泰國公民身份,名義上正式解編。此刻泰國政府表面上排除了國境內干擾統治的不安定因素,實際上還需要新的經濟因子,才能確切統治難以掌握的北部領土。前述的泰王山地計畫,便能達到編戶齊民的作用。

茶、咖啡、蘋果、梅、桃等作物,擺在不同時空環境下,能帶來不一樣的影響。泰國北部原本各方勢力盤根錯節,難以統治,引進新的農作物與技術、丈量土地、建立新的人際與產業網絡並和外界市場接軌後,地貌改變了,許多本來曖昧不明的關係隨之清楚,國家機器得以深入原本難以企及的層面,充分利用自然與人力資源。

圖為泰北孤軍滯留的「美斯樂」村落。(圖/Wikipedia)
圖為泰北孤軍滯留的「美斯樂」村落。(圖/Wikipedia)

洪伯邑的研究指出,農作物與技術的移植,同時具有經濟與政治的效果。此一模式先由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高山地區實施,類似的過程也發生於泰國北部。中華民國對泰國的協助,也維繫了雙方斷交後的外交關係。

戰爭與毒品的時代過去後,孤軍後裔仍需要營生。隨著泰北孤軍的情況為臺灣國內知悉,中華救助總會(改名數次,簡稱「救總」)也投入支援,又在 1990 年代將臺灣培育的茶種引進泰北。儘管茶與其他農作物皆來自臺灣,臺灣農技專家也兩邊支援,茶一開始卻限於華人種植,沒有交給泰國原住民。農作物與技術的轉移,使泰北華人由軍人轉型為農夫,還有些成為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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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眼中的泰北異域,接受源自臺灣的農技資源後,發展為新的茶鄉,呈現他鄉變故鄉的轉換。不過邊界不是靜態的,現在呈現的領域,是過去累積的結果。隨著大環境變化及位置、規模都更優越的越南茶競爭,與臺灣淵源很深的泰國茶業,逐漸退出臺灣市場,轉以泰國國內和歐美、中國市場為主。

中華救助總會(改名數次,簡稱「救總」)。(圖/Wikipedia)
中華救助總會(改名數次,簡稱「救總」)。(圖/Wikipedia)

在越南種植臺灣茶樹

洪伯邑在泰國之後,將目光轉向茶產業與臺灣淵源極深的另一個國家:越南。越南茶與臺灣的關係比泰國更加緊密,不只因為臺灣當初出口茶樹、技術與資本,投資越南建立茶的產業;也由於如今有大量茶葉,由越南進口到臺灣。

越南曾經是採行計畫經濟的共產國家,1980 年代後期才「革新」開放,引進外國資本與技術。1980 年代中期有臺灣茶商率先進入越南,接著前總統李登輝任內支持南進政策,臺灣大舉向越南出口資本、技術、樹種等資源,使越南南部的林同省,發展為規模龐大的茶葉產地。

臺灣茶的常見品種。(圖/何庭劭繪)
臺灣茶的常見品種。(圖/何庭劭繪)

臺灣茶在移植越南初期,水土不服之外,也面臨嚴重的蟲害威脅,一直到 1994 年引進金萱才成功克服蟲害。有了能保證產量的金萱作基礎,使茶廠經營更有彈性,可以搭配生產青心烏龍、翠玉、四季春等不同茶種,靈活面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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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茶大量出口到不同國家,需要避免農藥殘留。為了應付多變的農藥標準,越南茶商發展出一大一小兩套模式:大型茶廠由數百人運作,幾乎全年無休,因為家大業大,有資源聘請專任的文書人員管理農藥,確保不論各國標準如何改變,都有能力調整跟上。

至於相對小型的茶廠,本身資源短缺,自家茶園外也與當地茶農簽約契作(通常仍有一百甲左右,規模超過臺灣同業)。他們為了確保品質,發展出另一種管理農藥的方案,就是和農藥經銷商合作,讓專業的農藥業者直接參與管理。

臺灣茶移植越南,一直到1994年引進金萱才成功克服蟲害。圖為金萱茶葉(台茶12號)。(圖/Wikipedia)
臺灣茶移植越南,一直到 1994 年引進金萱才成功克服蟲害。圖為金萱茶葉(台茶 12 號)。(圖/Wikipedia)

儘管原產地有自我要求,進口時也經過檢驗,臺灣人看待越南茶,心中仍常存對農藥殘留的疑慮,還普遍認為越南茶的品質不如本土茶。並非說越南來的茶就百分之百沒有農藥殘留問題,但就洪伯邑看來,這超越食品安全的層次,牽涉到心理上的認同與焦慮,甚至還有國族建構的因素,是探討邊界、移動、何謂本土的絕佳材料。

什麼才是「臺灣茶」?

臺灣本身產茶,也習於喝茶,茶葉消耗量逐漸增長;另一方面,臺灣本土茶葉的產量卻逐漸下跌,供不應求。考慮生產與消費,臺灣必須由越南等國大量進口茶葉,才能支撐國內蓬勃的需求。然而,在臺灣本土意識發展下,茶成為臺灣認同的一環,如珍珠奶茶更是成為臺灣象徵之一。假如「臺灣茶」的原料來自越南,還能算是代表臺灣的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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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本土意識發展下,茶成為臺灣認同的一環,如珍珠奶茶更是成為臺灣象徵之一。假如「臺灣茶」的原料來自越南,還能算是代表臺灣的茶嗎?(圖/Pixabay)
在臺灣本土意識發展下,茶成為臺灣認同的一環,如珍珠奶茶更是成為臺灣象徵之一。假如「臺灣茶」的原料來自越南,還能算是代表臺灣的茶嗎?(圖/Pixabay)

現實上,茶是一種農產品,由於溫度、濕度、製程等不同,即使產自同一茶園,每一批茶葉的風味都會有所差異,更不用說不同茶廠、地區。在大量供應之下,為了使每一批茶葉品質穩定,勢必需要「拼配」,也就是混合不同茶葉,迎合各種需求。

有些不肖商人魚目混珠,以劣質茶葉謊稱高級;或是替中國茶葉洗產地,偽裝成越南茶賣到臺灣,這些行為不但應該譴責,而且違法。拼配卻不一樣,這是在市場需求之下,一門高度專業的技術,重要性不亞於種植茶葉本身。

如人盡皆知的英國茶商立頓,英國本身不產茶葉,立頓卻能在全球各地收購茶葉,經過拼配後以立頓的招牌販售。拼配是茶、咖啡等農產品的常態,不會有人批判立頓詐欺。臺灣人質疑混合越南茶葉不純,某方面反映出臺灣人的認同與焦慮:什麼是本土?怎樣會危害到本土的純正性?

以地理邊界劃分,臺灣本土的界線明確,但是文化上何謂本土?在臺灣喝進口紅酒,顯然與本土沾不上邊,不過臺灣人在越南種植臺灣茶樹算嗎?越南臺茶又銷回臺灣,成為手搖茶的原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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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與臺灣表面上國界非常清晰,雙方是跨國貿易,但是深思茶的移動,千絲萬縷的牽扯,便能意識到洪伯邑看見的風景:邊界其實是過程。

以地理邊界劃分,臺灣本土的界線明確,但是文化上何謂本土?臺灣人在越南種植臺灣茶樹算本土嗎?越南臺茶又銷回臺灣,成為手搖茶的原料呢?(圖/Pixabay)
以地理邊界劃分,臺灣本土的界線明確,但是文化上何謂本土?臺灣人在越南種植臺灣茶樹算本土嗎?越南臺茶又銷回臺灣,成為手搖茶的原料呢?(圖/Pixabay)

建構臺灣本色的珍珠奶茶

明擺著的國界以外,日常生活中邊界其實無所不在,而且以多元的形式存在,男性/女性、臺灣茶/越南茶、金萱/青心烏龍、本土/非本土都是邊界,選擇喝紅酒、啤酒或烏龍茶也是一種選邊。邊界真實存在,卻不是固定不變;藉由越南臺茶的案例能看到,茶這類非人角色在邊界上不斷移動,我們的想法與行為,則參與形塑邊界的過程。

洪伯邑還提供一個有趣的案例:在臺灣境外的越南,觀看珍珠奶茶的臺灣價值塑造。

2018 年洪伯邑在越南北部河內的調查,親眼見證泡沫紅茶店的興旺商機。越南商家為了提升商品價值,必須表現珍珠奶茶的道地臺灣味。洪伯邑觀察到至少有兩種模式,一種策略是講究材料本身,另一種是做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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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商家為了提升商品價值,必須表現珍珠奶茶的道地臺灣味。(圖/Pixabay)
越南商家為了提升商品價值,必須表現珍珠奶茶的道地臺灣味。(圖/Pixabay)

要調配出好喝的珍珠奶茶,茶葉要求和直接泡茶不同,這是珍奶母國臺灣的強項。因此有些越南業者由臺灣進口依照臺灣技術拼配出的茶葉(儘管其中不少茶葉,更早之前是從越南出口到臺灣)。此一模式下,越南珍珠奶茶的茶葉不一定產自臺灣,但是關鍵的拼配是在臺灣進行,應該足以展現臺灣價值,說服消費者買單。

然而,茶葉從越南到臺灣,再從臺灣回越南,不是大家都能負擔兩層關稅。因此另一種策略是,在越南請臺灣人開設教室,建立品牌,以當地茶葉為主要原料,將原汁原味的臺灣製程移植到越南。透過對臺灣茶文化與高端技術的想像,拓展越南的市場。

跨越學術的邊界

我們思考事情時,容易採取二元對立的框架,但是跳脫框架以另外的角度看事情,一件事不只一個觀點、一項行為不只一種影響,能更全面地看待問題。

洪伯邑對東南亞茶的一系列研究提醒我們,如茶這類非人角色的出現與移動,會改變原本的領域界線,對地景、市場、人都造成影響。本土/非本土等各式各樣的邊界確實存在,邊界卻也是過程。

洪伯邑認為學者除了研究,也該負起社會責任,讓民眾有機會認識研究成果。因此他率領學生們舉辦公眾演講等活動,寫作論文與專書發表之餘,還鼓勵學生們將自己的研究寫成給大眾閱讀的文章,集結為《尋找台灣味:東南亞X台灣兩地的農業記事》一書。目標是捨棄難懂的術語,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將嚴謹的學術成果介紹給大眾。

洪伯邑參與撰寫之書籍。(圖/劉馨香攝)
洪伯邑參與撰寫之書籍。(圖/劉馨香攝)

探討東南亞的茶到一個階段後,洪伯邑的新方向是臺灣海洋。有句話說「臺灣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真的如此嗎?洪伯邑不這麼認為。如何從臺灣的海鮮文化重新理解臺灣和海洋的關係,是他接下來關注的題材。

參考資料

  1. 洪伯邑、蕭彗岑(2017)。〈蘋果的政治技術:台灣高山農業的領域政治與經濟〉,《臺灣土地研究》
  2. 洪伯邑、許純鎰(2017)。〈從異域到茶鄉 泰國北部山林的茶葉生產與臺泰農業計畫的領域效應〉,《地理學報》
  3. 洪伯邑、練聿修(2018)。〈「越」界臺茶:臺越茶貿易中的移動、劃界與本土爭辯〉,《文化研究》
  4. 洪伯邑、雲冠仁(2020)。〈跨國飲食中的國族建構:臺灣珍珠奶茶在越南的本真性邊界〉,《中國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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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觀園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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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保存多年來此類科普活動產出的成果,並使一般大眾能透過網際網路分享科普資源,科技部於2007年完成「科技大觀園」科普網站的建置,並於2008年1月正式上線營運。 「科技大觀園」網站為一數位整合平台,累積了大量的科普影音、科技新知、科普文章、科普演講及各類科普活動訊息,期使科學能扎根於每個人的生活與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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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28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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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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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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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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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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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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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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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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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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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緬甸病房到「越南定時炸彈」 風災過後要小心的類鼻疽
顯微觀點_96
・2025/11/20 ・1990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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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七月颱風丹娜絲來襲加上近一個月的豪雨,重創南台灣也帶來類鼻疽疫情;根據衛福部疾管署統計,截至七月底國內累計35例類鼻疽本土病例,其中2例死亡。

類鼻疽的病原菌是類鼻疽伯克氏菌(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在土壤、水池及積水環境中存在。主要傳染途徑是皮膚傷口接觸到受病原菌污染的土壤或水引起,也可能經由吸入、吃到受污染的土壤或水,或吸入受污染的塵土而受感染,人傳人的情況很少發生。

「類」鼻疽又被稱為「偽」鼻疽,這是因為它與由鼻疽伯克氏菌(Burkholderia mallei)引起的鼻疽(glanders)在臨床症狀上相似,都可能導致肺炎、皮膚潰瘍與全身性感染。事實上,類鼻疽在首次被觀察到時,確實一度被誤認為鼻疽;直到經過一連串的培養實驗、動物試驗與顯微鏡觀察,研究者才確認它其實是全新的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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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發現的偽裝者

故事要回到 1911 年的英屬緬甸仰光。當時的皇家總醫院(RGH)仍是木造建築,病房昏暗潮濕、護理人手短缺。英國病理學家阿弗雷德‧惠特莫爾(Alfred Whitmore)被派駐於此,負責法醫檢驗與末期病患的照護。

在這個資源匱乏的環境,惠特莫爾卻堅持醫院必須有實驗室,因為「診所與實驗室的密切合作,才是高品質醫學的基石」,顯微鏡也成了他探尋病因的武器。

某天,惠特莫爾與助手克里希納斯瓦米(C.S. Krishnaswami)在一次尋常屍檢的病理解剖時,發現一位 40 歲緬甸男子的肺部出現奇特的乾酪狀病變。這位病患因發燒7天入院,住院3天後死亡;顯微鏡下的病灶抹片則意外發現了形似鼻疽伯克氏的桿狀菌。但這位男子沒有馬匹的接觸史,且剛從監獄被放出來,研判感染鼻疽的可能性極低。

經過進一步培養、觀察,惠特莫爾發現這些細菌雖然形似鼻疽桿菌,卻具有運動性、能在普通培養基上快速生長;這些表現都與鼻疽桿菌不同。1912 年,他們在《印度醫學公報》發表38例病例的系統描述,並將此病命名為「類鼻疽」(melio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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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Whitmore
阿弗雷德·惠特莫爾身著印度醫療服務隊制服,約1903年。圖片來源:Emerg Infect Dis.

成為「定時炸彈」再入公眾視野的致病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惠特莫爾被調至英屬印度,克里希納斯瓦米也離開原崗位,類鼻疽逐漸被視為仰光特定人群(例如嗎啡成癮者)的地方性疾病,未引起國際公衛重視,往後的數十年間鮮少再被深入研究。直到20 世紀中期,類鼻疽才因越戰再度受到關注。

因類鼻疽伯克氏菌廣泛存在於東南亞的土壤與淡水中,當直升機將部隊運送到各個角落作戰時,揚起的泥土、士兵涉水行軍時的皮膚破損,都可能成為感染途徑。

部分士兵在感染後長期無症狀,病菌可潛伏多年,待免疫力下降時才引發重症。這種延遲發作特性,使得類鼻疽又被稱為「越南定時炸彈」(Vietnamese Time Bomb)。

雖然類鼻疽主要在東南亞和澳洲北部盛行,但類鼻疽感染在世界各地均有發生。2021年,美國更曾經發生在香薰噴霧中發現類鼻疽伯克氏菌,並導致了跨洲的感染,顯示類鼻疽不再是熱帶限定的健康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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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類鼻疽相似的鼻疽桿菌,曾在美國內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用作生物戰武器,加上類鼻疽難以快速診斷,且若不使用特效抗生素快速治療,患者可能會死亡,也有可能被應用為生物武器。因此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 以及其他聯邦、州政府正針對類鼻疽的診斷、藥品整備製定計劃,以應對此類攻擊。

而在台灣,類鼻疽則多因颱風的強風暴雨,使污水及土壤中的類鼻疽桿菌暴露地面,造成傳播與吸入性感染,尤其風災後一個月內確診個案可能增加。因此清理家園時需特別注意避免接觸汙泥、汙水,出現發燒、胸痛、咳嗽等症狀應儘速就醫,即早診斷與治療。

這張顯微照片採用革蘭氏染色技術處理,顯示大量革蘭氏陰性、桿狀的類鼻疽伯克氏菌。圖片來源:CDC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經鞭毛增強染色處理後,展現了類鼻疽伯克氏菌超微結構形態。圖片來源:CDC Public Health Image Library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古老技術? 登革熱研究仍靠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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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觀點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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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是未來台灣政治的樞紐?
林澤民_96
・2024/01/30 ・338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一、前言

選後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但民眾黨有八席不分區立委,足以與民進黨或國民黨結成多數聯盟,勢將在國會居於樞紐地位。無獨有偶的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得到 26.5% 的選票,屈居第三,但因其獲得部分藍、綠選民的支持,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的基礎上,它卻也同樣地居於樞紐地位。這個地位,將足以讓柯文哲及民眾黨在選後的台灣政壇持續激盪。

二、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

這次總統大選,誰能脫穎而出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殷盼的問題,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藍白綠「三跤㧣」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中的消長。台灣總統大選採多數決選制,多數決選制英文叫 first-past-the-post(FPTP),簡單來講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在 10 月中藍白合破局之後,賴蕭配會贏已經沒有懸念,但這只是選制定規之下的結果,換了另一個選制,同樣的選情可能就會險象環生。

從另一個角度想:選制是人為的,而選情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政治學者都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選制;既定的選制推出了一位總統,並不代表選情的張力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當三股社會勢力在制度的帷幕後繼續激盪,台灣政治將無法因新總統的誕生而趨於穩定。

圖/作者自製

如果在「三跤㧣」選舉之下,選情的激盪從候選人的得票多少看不出來,那要從哪裡看?政治學提供的一個方法是把候選人配對 PK,看是否有一位候選人能在所有的 PK 中取勝。這樣的候選人並不一定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代表有 A 與 B 配對 A 勝,B 與 C 配對 B 勝,C 與 A 配對 C 勝的 A>B>C>A 的情形。這種情形,一般叫做「循環多數」(cyclical majorities),是 18 世紀法國學者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首先提出。循環多數的存在意涵選舉結果隱藏了政治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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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能在配對 PK 時擊敗所有的其他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稱作「孔多塞贏家」(Condorcet winner),而在配對 PK 時均被擊敗的候選人則稱作「孔多塞輸家」(Condorcet loser)。三角嘟的選舉若無循環多數,則一定會有孔多塞贏家和孔多塞輸家,然而孔多塞贏家不一定即是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卻可能是孔多塞輸家。

如果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不是孔多塞贏家,那與循環多數一樣,意涵選後政治將不會穩定。

那麼,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有沒有孔多塞贏家?如果有,是多數決選制之下當選的賴清德嗎?我根據戴立安先生調查規劃的《美麗島電子報》追蹤民調第 109 波(1 月 11 日至 12 日),也是選前最後民調的估計,得到的結果令人驚訝:得票墊後的柯文哲很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得票最多的賴清德很可能是孔多塞輸家。果然如此,那白色力量將會持續地激盪台灣政治!

我之前根據美麗島封關前第 101 波估計,侯友宜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現在得到不同的結果,顯示了封關期間的三股政治力量的消長。本來藍營期望的棄保不但沒有發生,而且柯文哲選前之夜在凱道浩大的造勢活動,還震驚了藍綠陣營。民調樣本估計出的孔多塞贏家本來就不準確,但短期內的改變,很可能反映了選情的激盪,甚至可能反映了循環多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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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從民調樣本估計孔多塞贏家

根據這波民調,總樣本 N=1001 位受訪者中,如果當時投票,會支持賴清德的受訪者共 355 人,佔 35.4%;支持侯友宜的受訪者共 247 人,佔 24.7%。支持柯文哲的受訪者共 200 人,佔 19.9%。

美麗島民調續問「最不希望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的候選人」,在會投票給三組候選人的 802 位支持者中,一共有 572 位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美麗島電子報》在其網站提供了交叉表如圖:

根據這個交叉表,我們可以估計每一位明確回答了續問的受訪者對三組候選人的偏好順序,然後再依這 572 人的偏好順序組態來判定在兩兩 PK 的情形下,候選人之間的輸贏如何。我得到的結果是: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11 > 261(54.4% v. 45.6%)
  • 柯文哲 PK 侯友宜:287 > 285(50.2% v. 49.8%)
  • 侯友宜 PK 賴清德:293 > 279(51.2% v. 48.8%)

所以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當然我們如果考慮抽樣誤差(4.1%),除了柯文哲勝出賴清德具有統計顯著性之外,其他兩組配對可說難分難解。但在這 N=572 的小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0%,侯友宜 33%,柯文哲 27%,與選舉實際結果幾乎一模一樣。至少在這個反映了選舉結果的樣本中,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輸家賴清德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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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上的分析有一個問題:各陣營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無法明確回答「最不希望看到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做總統」的候選人。最嚴重的是賴清德的支持者,其「無反應率」(nonresponse rate)高達 34.5%。相對而言,侯友宜、柯文哲的支持者則分別只有 24.1%、23.8% 無法明確回答。為什麼賴的支持者有較多人無法指認最討厭的候選人?一個假設是因為藍、白性質相近,對許多綠營選民而言,其候選人的討厭程度可能難分軒輊。反過來說,藍、白陣營的選民大多數會最討厭綠營候選人,因此指認較無困難。無論如何,把無法明確回答偏好順序的受訪者歸為「遺失值」(missing value)而棄置不用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在這裡尤其可能會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低估。

補救的辦法之一是在「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下,把「遺失值」平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也就是假設他們各有 1/2 的機會是無反應受訪者最討厭的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89 > 413(48.5% v. 51.5%)
  • 柯文哲 PK 侯友宜:396 > 406(49.4% v. 50.6%)
  • 侯友宜 PK 賴清德:376 > 426(46.9% v. 53.1%)

此時賴清德是孔多塞贏家,而柯文哲是孔多塞輸家。在這 N=802 的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雖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贏家賴清德當選,但賴的得票率超過實際選舉結果(40%)。用無實證的假設來填補遺失值,反而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高估。

如果擔心「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太勉強,補救的辦法之二是把「遺失值」依有反應受訪者選擇最討厭對象的同樣比例,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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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文哲 PK 賴清德:409 > 393(51.0% v. 49.0%)
  • 柯文哲 PK 侯友宜:407 > 395(50.8% v. 49.2%)
  • 侯友宜 PK 賴清德:417 > 385(52.0% v. 48.0%)

此時柯文哲又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又是孔多塞輸家了。這個樣本也是 N=802,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與上面的結果一樣。

以上三種無反應處理方法都不盡完美。第一種把無反應直接當遺失值丟棄,看似最不可取。然而縮小的樣本裡,三位候選人的支持度與實際選舉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後兩種以不同的假設補足了遺失值,但卻過度膨脹了賴清德的支持度。如果以樣本中候選人支持度與實際結果的比較來判斷遺失值處理方法的效度,我們不能排斥第一種方法及其結果。

無論如何,在缺乏完全資訊的情況下,我們發現的確有可能多數決輸家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而多數決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因為配對 PK 結果缺乏統計顯著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循環多數的存在。此後四年,多數決選制產生的總統能否在三角嘟力量的激盪下有效維持政治穩定,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四、結語

柯文哲之所以可以是孔多塞贏家,是因為藍綠選民傾向於最不希望對方的候選人當總統。而白營的中間偏藍位置,讓柯文哲與賴清德 PK 時,能夠得到大多數藍營選民的奧援而勝出。同樣的,當他與侯友宜 PK 時,他也能夠得到一部份綠營選民的奧援。只要他的支持者足夠,他也能夠勝出。反過來看,當賴清德與侯友宜 PK 時,除非他的基本盤夠大,否則從白營得到的奧援不一定足夠讓他勝出。民調 N=572 的樣本中,賴清德得 40%,侯友宜得 33%,柯文哲得 27%。由於柯的支持者討厭賴清德(52.5%)遠遠超過討厭侯友宜(23.7%),賴雖然基本盤較大,能夠從白營得到的奧援卻不多。而侯雖基本盤較小,卻有足夠的奧援。柯文哲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贏家,賴清德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輸家,都是這些因素的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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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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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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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