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 – 19 全球肆虐，許多研究都發現，為數不少的 COVID – 19 確診者中，出現一種叫做「快樂缺氧」 (Happy Hypoxemia) 的特殊現象。部分確診者，即便血氧已經明顯低於正常範圍，卻沒有任何特殊的外在症狀，很快地，患者的血氧會加速下降，直到突然喪失意識等。

這個現象導致醫護人員很難判斷患者的狀況，也就難以及時採取適當的急救措施或安排加護病房，因而容易錯失治療先機。

我們如何測量血氧？

在進一步了解「快樂缺氧」的成因前，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血氧的定義，以及血氧是如何被測量的。

無論在醫院、急診室或長照中心，測量生命徵象是非常重要的臨床行為。一般最常見的生命徵象包括：血氧飽和度、脈搏、呼吸速率、體溫、血壓等指標。

其中正常血氧的飽和度約略落在 95% – 100% 之間，一個沒有相關心肺病史的人，血氧濃度 95% 以下則被視為供氧不足，可能考慮需要進一步觀察或是給予氧氣治療。

長期維持在偏低的血氧狀態 (hypoxemia)，可能會使細胞出現缺氧 (hypoxia) 的現象。一般慢性缺氧者可能會有頭痛、喘、頭暈等症狀；嚴重缺氧的時候，對於氧氣需求較敏感的腦部細胞、心肌細胞則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甚至死亡。因此血氧是非常重要的基礎生命徵象。

現在最常見用來測量血氧的方式，就是手指式的脈衝式血氧儀 (Pulse Oximeter)。脈衝式血氧濃度儀利用「攜帶氧氣的紅血球能吸收較多紅外光 (850-1000nm)」，「未攜帶氧氣的紅血球則是吸收較多紅光 (600-750nm) 」的這個差異，來推算人體血液中血紅素 (Hemoglobin) 帶氧能力。

對於長期臥病的中老年患者，因為呼吸深度較淺、肺功能較差、呼吸道常常阻塞，容易因為長期氧氣不足而導致身體機能急劇退化，偵測血氧濃度，更是長期照護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測量血氧容易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使用脈衝式血氧儀時，會影響血氧偵測的因素，除了手指擺放位置錯誤，指甲上有指甲油等干擾以外，血氧主要會受到病人「心肺功能變化」的影響。

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的患者或是有抽菸習慣的人，容易因為肺功能逐漸退化，血氧也會跟著下降。另外，肺氣腫、嚴重的支氣管炎、肺水腫或是貧血、手指冰冷、皮膚顏色較深也都會影響血氧數據。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也可能出現血氧較低的現象。

用脈衝式血氧儀所測得的血氧分壓為 SpO₂，如果患者的血氧變化較大，與實際動脈血中的 SaO₂ 就會產生落差。

SaO₂ 正常，表示肺臟氣體交換到動脈的氧氣足夠；SpO₂ 正常，則表示不但肺臟交換到動脈的氧氣足夠，心臟也能順利的把充滿氧氣的血液送到週邊組織，提供細胞使用。

臨床上，如果懷疑血氧儀的數據不夠敏銳、或是病人已經出現發紺的現象，還可以抽取動脈血液，來進行動脈血氧分析確認，病人是否有缺氧或是有呼吸代償的現象。

為什麼會出現「快樂缺氧」？

比利時根特大學的 Sebastiaan Dhont 於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造成這個現象的病理成因。

臨床上，已經測量到低血氧的患者中，有八成左右的人在電腦斷層上會出現某些肺部病灶、四成左右的人已經需要氧氣治療，卻只有近兩成左右的人意識到自己有呼吸困難的症狀。這是因為，在肺功能剛開始變差時，患者只要多吸幾口氣，就能多吸點氧氣，所以很難意識到自己其實正在隱性地缺氧。

「快樂缺氧」的現象並非 COVID-19 患者特有的現象，肺塌陷、動靜脈畸形、右到左心臟內分流等患者身上也會出現類似的現象。

對 COVID-19 的患者來說，當肺功能剛開始變差的時候，會藉由代償性的呼吸，使呼吸次數微微地上升，就能維持一定的 SpO₂ ；呼吸代償會讓身體吐出過多的二氧化碳，使肺泡中的二氧化碳分壓相對下降，使肺泡中的氧分壓相對上升，這也是 SpO₂ 相對看起來維持在正常範圍的原因之一。

此論文建議，臨床人員要對患者的血氧濃度保持警覺，即便患者一開始不覺得自己會喘、感覺上好像不需要氧氣、SpO2 相對看起來也維持在正常範圍，都應該早日定期監測血氧濃度，必要時，甚至應該抽動脈血確認血氧含量，以區分出狀況已經變差的重症患者。

偵測血氧：確診者保命的重要一環

今年一月，英國醫學會強調了居家隔離的民眾使用血氧機持續監測血氧的重要性。對於確診為 COVID-19 且出現症狀、65 歲以上或是 65 歲以下高風險（過度肥胖、糖尿病或虛弱）患者，都建議使用血氧機進行居家監測，以便盡早意識到缺氧的現象。

參考資料

1. Dhont, S., Derom, E., Van Braeckel, E., Depuydt, P., & Lambrecht, B. N. (2020). The pathophysiology of ‘happy’hypoxemia in COVID-19. Respiratory research, 21(1), 1-9.
2. Using a pulse oximeter to check you are OK – NHS England.

關於快樂缺氧，泛科學也有做一支影片討論唷！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寒波
• 美術設計／林洵安

為何新冠病毒突變之後傳染力更強？

COVID-19 至今仍深深影響全人類，新冠病毒持續演化，例如曾經造成臺灣大規模社區感染的 Alpha 變異株、傳染力更強的 Delta 變異株，近期出現的 Omicron 變異株等，它們逃避免疫系統的能力都不一樣，關鍵就在不同的棘蛋白（spike protein）結構。「研之有物」專訪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徐尚德副研究員，他的團隊陸續解析各種新冠病毒變異株的棘蛋白結構，不但能釐清新的突變帶來的威脅，後續也可作為研發人造抗體的指引。

解析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

COVID-19 的病原體是一種冠狀病毒，和 SARS 病毒是近親，正式命名為 SARS-CoV-2，中文常稱作新型冠狀病毒。為了知道病毒如何感染人體細胞，以及如何逃避免疫系統的辨識，我們需要進一步瞭解冠狀病毒表面的棘蛋白結構。

結構為什麼重要？因為結構會影響蛋白質功能。蛋白質是由不同的氨基酸所組成的長鏈，實際作用時會摺疊形成特別立體結構，而冠狀病毒的蛋白質中，又以棘蛋白最為關鍵。

徐尚德強調，棘蛋白是冠狀病毒暴露在表面的蛋白質之一，絕大多數被感染者的免疫系統所產生的抗體都是辨識棘蛋白。因此現今臨床使用的蛋白質次單元疫苗、腺病毒疫苗以及 mRNA 疫苗，都是以棘蛋白為基礎來研發。

Cryo-EM 讓蛋白質結構無所遁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解析蛋白質結構的方法很多，早期的 X 光晶體繞射（X-ray diffraction），就像將影片定格截圖，但不一定為蛋白質實際作用的狀態。

再來是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簡稱 NMR），這是徐尚德留學深造時的專業，可以重現蛋白質在水溶液中的結構及動態，更接近實際作用的形態，可惜不適合分子量較大的分子。

目前結構生物學最具潛力的新技術是：冷凍電子顯微鏡（Cryogenic Electron Microscopy，簡稱 Cryo-EM），Cryo-EM 可以拍出原子尺度下高解析度的三維結構，此技術於 2017 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中研院則於 2018 年開始添購 Cryo-EM 設備，而 Cryo-EM 正是徐尚德用來解析棘蛋白結構的主要利器！

在 COVID-19 疫情爆發初期（2020 年 1 月），徐尚德就率先啟動新冠病毒的結構分析，當時他的研究團隊剛好已分析過感染貓科動物的冠狀病毒，對於解析棘蛋白結構有一定經驗，可說是贏得先機。

具體來說，如何用 Cryo-EM 解析新冠病毒的棘蛋白結構？

首先要大量培養新冠病毒、再分離、純化得到棘蛋白。接下來，將大量蛋白質樣本鋪成薄薄一層液體，之後以 -190℃ 急速冷凍，讓蛋白質分子保持凍結前的形態，最後用程式重建棘蛋白的三維影像。徐尚德譬喻，就像一匹馬在高速移動時，連續拍攝許多照片，再將照片疊加起來，重建馬的形狀。

棘蛋白的體積已經算大，假如又與其他蛋白質結合，體積將會更大。能解析如此龐大結構為 Cryo-EM 一大優點，但是也會創造很大的資料量。徐尚德強調，用 Cryo-EM 分析蛋白質結構不只做實驗，也要協調資料處理等疑難雜症。

關鍵 D614G 突變，讓新冠病毒棘蛋白穩定性大增

儘管已有貓冠狀病毒的經驗，徐尚德研究團隊初期仍經歷一陣摸索，一大困難在於，做實驗時發現不少棘蛋白壞掉，不再保持原本的結構。

這是因為一般取得蛋白質樣本後會置於 4°C 冷藏，但 4°C 其實不適合保存棘蛋白。接著徐尚德細心觀察到，具備 D614G 突變的棘蛋白，保存期限竟然比沒突變的棘蛋白要長，可以從 1 天增加到至少 1 週。

什麼是 D614G 突變呢？武漢爆發 COVID-19 疫情的初版新冠病毒，其棘蛋白全長超過 1200 個胺基酸，D614G 突變的意思就是：第 614 號氨基酸由天門冬胺酸（aspartic acid，縮寫為 D）變成甘胺酸（glycine，縮寫為 G）。

D614G 突變誕生後，存在感持續上升，2020 年 6 月時已經成為全世界的主流，隨後新冠病毒 Alpha、Delta 等變異株，皆建立於 D614G 的基礎上。

儘管序列僅有微小差異，許多證據指出 D614G 突變會增加新冠病毒的傳染力。有趣的是，它也能大幅增加棘蛋白在體外的穩定性。因此在研究用途上，變種病毒的棘蛋白反而容易保存，徐尚德更指出，對抗變種病毒的蛋白質次單元疫苗（subunit vaccine）穩定性也會增加。

新冠病毒棘蛋白的「三隻爪子」：受器結合區域

徐尚德參與的一系列新冠病毒結構研究，除了棘蛋白本身，還包含棘蛋白與細胞受器 ACE2 的結合、棘蛋白和人造抗體的結合。

既然要解析結構，儀器「解析度」能看清楚多小的尺度就很重要！蛋白質結構學的常見單位是 Å（10^-10 公尺），原子與原子間的距離約為 2 Å，Cryo-EM 的極限將近 1 Å，不過棘蛋白大約到 3 Å 便足以重建立體結構。

冠狀病毒如何感染宿主細胞，和結構又有什麼關係？棘蛋白位於冠狀病毒的表面，直接接觸宿主細胞受器 ACE2 的部分，稱為受器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簡稱 RBD），結構可能展現「向上」（RBD-up）或是「向下」（RBD-down）的狀態。向下，RBD 便不會接觸宿主細胞的受器，缺乏感染能力，；向上，RBD 方能結合受器，引發後續入侵。

新冠病毒表面的棘蛋白有「三隻爪子」（3 RBD），RBD 有可能同時向上（3 RBD-up），也可能只有 1～2 個向上，結構會影響病毒的感染能力。更詳細地說，棘蛋白某些胺基酸位置的差異，會影響結構的開放與封閉程度。

棘蛋白向上或向下是動態的，假如能保持穩定性，延長向上的時間，也有助於新冠病毒的感染。這正是徐尚德一系列研究下來，實際觀察到不同品系的變化。

一網打盡所有高關注變異株的結構變化

和武漢最初的新冠病毒相比，D614G 突變帶來什麼改變呢？簡單說：棘蛋白向上的比例增加了，導致整個結構變得更加開放，增加新冠病毒對宿主受器的親合力（affinity）。

以 D614G 為基礎，接下來又獨立衍生出數款品系，皆具備多個突變，傳染力、抵抗力更強 。影響最大的是首先於英國現身的 Alpha（B.1.1.7）、南非的 Beta（B.1.351）、巴西的 Gamma（P.1），以及更晚幾個月後，於印度誕生的 Kappa（B.167.1）與 Delta（B.167.2）。Alpha 一度於世界廣傳，導致包括臺灣在內的嚴重疫情，不過隨後不敵優勢更大的 Delta。

對於上述品系，徐尚德率隊一網打盡。 Alpha 的棘蛋白結構解析已經發表於 《自然－結構與分子生物學》（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期刊，其餘新冠病毒變異株的論文仍在等待審查，目前能在預印網站 bioRxiv 看到，該研究一次報告 38 個 Cryo-EM 結構，刷新紀錄。

Alpha 變異株的 RBD 向上結構穩定

一度入侵台灣造成社區大規模感染的 Alpha 株有何優勢？其棘蛋白除了 D614G，還多出 8 處胺基酸突變，徐尚德發現 N501Y（天門冬酰胺變成酪胺酸）、A570D（丙胺酸變成天門冬胺酸）的影響相當關鍵。

直覺地想，棘蛋白的外層結構才會與受器接觸影響傳染力，立體結構中第 570 號胺基酸的位置比較裡面，乍看並不要緊。但是徐尚德敏銳地捕捉到，A570D 突變會改變局部的空間關係，令「RBD 向上」的結構更加穩定。徐尚德形容為「腳踏板」（pedal-bin）── A570D 突變的效果就像踩著垃圾桶的腳踏板，讓桶蓋（也就是 RBD）穩定保持開啟。

事實上，棘蛋白總體向上的比例，Alpha 還比單純的 D614G 突變株更少，不過 A570D 增進的穩定性似乎優勢更大。研究團隊製作缺乏 A570D 突變的人造模擬病毒，嘗試體外感染人類細胞，發現感染力明顯減少，證實 A570D 突變頗有貢獻。

Alpha 變異株的棘蛋白親近宿主細胞，干擾抗體作用

另一個重要突變是 N501Y，不只 Alpha 有，Beta 等許多品系也有，Delta 則無。N501Y 在眾多品系獨立誕生，似乎為趨同演化所致。N501Y 能為病毒帶來哪些優勢？

第 501 號胺基酸位於棘蛋白表面，會直接與宿主受器 ACE2 結合。此一位置變成酪胺酸（tyrosine，縮寫為 Y）後，和受器的 Y41 兩個酪胺酸之間，容易形成苯環和苯環的「π–π stacking」鍵結，從而大幅提升棘蛋白對細胞的親合力。

另一方面，N501Y 突變也會干擾抗體的作用。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的吳漢忠特聘研究員，率隊研發一批針對棘蛋白的人造抗體，測試發現有一款抗體 chAb25 對 D614G 突變株相當有效，但是對 Alpha 株無能為力。徐尚德由結構分析發現：N501Y 改變了棘蛋白表面的形狀，讓抗體 chAb25 無法附著。

好消息是，另外有兩款抗體 chAb15、chAb45，依然能有效對抗 Alpha 病毒，不受 N501Y 影響。這兩款抗體會附著在棘蛋白 RBD 的邊緣，避免棘蛋白和宿主細胞接觸。而且抗體 chAb15、chAb45 會各占一方，可以同時使用，多面協同打擊病毒。

棘蛋白結構不只胺基酸，還要注意表面的醣

有了 Alpha 的經驗，接下來分析 Beta、Gamma、Kappa、Delta 便順手很多。這批新冠病毒的棘蛋白變化多端，但是「RBD 向上」的整體比例皆超過 Alpha 和 D614G 突變株，可見適應上各有巧妙。徐尚德也發現，要釐清棘蛋白的結構，不能只關心蛋白質，還要考慮棘蛋白表面的醣基化（glycosylation）修飾。

蛋白質在完工後，某些胺基酸還能加上各種醣基。病毒蛋白質表面的醣基可以作為防護罩，干擾抗體和免疫系統的辨識。醣基化修飾就像替病毒訂作一套迷彩外衣，不同變異株的情況都不一樣，假如醣基化的位置和數量，由於突變而改變，便有可能影響立體結構，有助於它們閃躲抗體。例如和武漢原版新冠病毒相比，Delta 株棘蛋白少了一個醣化修飾，Gamma 株棘蛋白則多了兩處醣化。

還好從結構看來，並沒有任何突變組合能完美逃避抗體。例如由美國的雷傑納榮製藥公司（Regeneron）製作並通過緊急使用授權的抗體；以及中研院吳漢忠率隊研發，有望投入實用的多款人造抗體，對變異品系依然有效。這場人類與病毒的長期抗戰中，同時使用多款抗體的「雞尾酒」療法，仍然是可行的醫療方案。

回顧將近兩年來的研究之路，徐尚德表示：時間壓力真的非常大！COVID-19 疫情爆發後，全世界投入相關研究的專家眾多，只要稍有遲疑，便會落在競爭者後頭。但是即使跑在最前端的研究者，也只能苦苦追趕病毒演化的速度，一篇論文還在審查時，現實世界的疫情已經邁向全新局面。

人類要贏得勝利，必需全方面認識病毒，而結構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