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真的不夠好嗎？——長期被否定下的「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近日，台灣本土疫情不斷升溫，民眾不免出現無助、憤怒等情緒和想法。許多與疫情相關的調查和研究，也確實發現在這段時間，人們感受到的焦慮、憂鬱的症狀高出過去好幾倍。

去年8月，美國疾病防制中心（CDC）調查5000多名成年人，發現25.5％有焦慮症狀，24.3％有憂鬱症狀，這個數值比2019年分別增加三和四倍。且今年4月發布的追蹤報告，也發現過去七個月裡，美國有焦慮或憂鬱症狀的成年人，比例從36.4％上升到41.5％。

波士頓大學公衛學者埃特曼（Catherine Ettman）等人的研究則指出，不僅「憂鬱症狀」和「嚴重心理壓力」的盛行率是2018年的三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的盛行率更是高於911恐怖攻擊、卡崔娜颶風等其他重大災難。

不難發現多數的心理學研究，聚焦疫情之下對個人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有些研究者卻反其道而行，問：「會不會有些人在這段期間，反而形成正向的生命意義等，或是經驗到創傷後成長呢？」這些研究也發現，人們在嚴峻疫情中雖然會感受到嚴重的心理壓力，但在疫情緩和後，卻能讓他們的心理狀態變得更正向！

什麼是「創傷後成長」？

多數我們想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以下簡稱PTSD）患者所經驗到的症狀，比較多是負向的症狀，像是難以入睡、注意力不集中、反覆經歷痛苦的夢境，甚至發展成慢性病或情緒相關病症。

除了一部分PTSD的患者，會持續經歷負面心理健康的影響外。大多數患者會逐漸地從創傷中復原，並回到先前的生活狀態。之中，又有一部份的人會經驗到「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創傷後成長最早是由心理學家Richard Tedeschi和Lawrence Calhoun所提出的。主要是指個人經歷創傷事件，或重大生命危機後，開始體驗到心理的正向經驗，或是實現個人的積極成長。 所經驗到的正向成長，可以歸類為三大類，分別是「改變對自我的知覺」、「改變與他人的關係」、「改變人生哲學」。

「改變對自我的知覺」這部分，Tedeschi 與 Calhoun (2004)以「脆弱但更堅強」來形容自我知覺的改變。當我們面對威脅生命的重大事件，可能會讓人意識到自己正被老天「試驗」著，但如果能在這麼大的創傷後依然存活下來，那麼自己一定是相當的堅強。就像諾貝爾和平獎最年輕得主少女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雖遭到暗殺，但火速送醫，救回一命。也不能限制她持續為女性教育權發聲，並鼓勵更多和她一樣的女性。

雖然這聽起來和復原力（resilience，或韌性）有點像，但其實並不同。復原力指的是從挫折中迅速恢復的人，但不太會經歷創傷後成長。反之，經歷創傷後成長的人，不只是生活回到原來的水平外，且曾忍受認知和情緒層面的掙扎，進一步形成深層的意義，讓個人獲得生命經驗的提升！

「改變與他人的關係」則是在創傷個案身上，發現與他人有更多的連結。不僅會對其他正在受苦的人更有同理心外。甚至也更願意揭露負向自我，或負向經驗。

「改變人生哲學」則發現有些創傷個案，會重新排列生命的優先順序等。像是有些人可能以前會以工作、賺錢為優先考量，但在遭逢重大事件後，開始陪伴家人、注意飲食等為重。且也會對以前可能不會注意到的小事（天氣等），更加欣賞。

而從以上三大類別，Richard Tedeschi等人再細分五項因素。包含與改變對自我的知覺相關的「發現新的可能性」、與改變他人關係相關的「與他人關係」，以及和改變人生哲學有關的「個人成長」、「人生鑑賞」、「靈性成長」。這五個因素，也常被用在許多創傷後成長的研究中。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有些人正在經驗「創傷後成長」！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Robert H. Pietrzak等人，對超過3000名退伍軍人進行調查，發現有12.8％的退伍軍人自陳有和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PTSD症狀。而有8％的人考慮自殺。

但是，也有43.3％的退伍軍人表示，他們在疫情期間獲得正向的心理健康影響。包括更滿意現在的生活、有更親密的人際關係，以及在個人成長方面也有提升。

另外一項研究，則是英國和葡萄牙心理學家雙雙聯手，在第一波疫情期間（去年1月- 6月）針對兩地385名6-16歲的兒童照顧者，進行調查。

雖然有50%參與者表示自己在這段期間的收入減少，且甚至有19.5％的家庭成員是疑似或確診病例。儘管這些參與者在生活中承受龐大壓力，但還是有高達88.6％的人認為疫情之下還是帶給自己積極、正向的意義。其中，包含人際關係的改善、發現自己新的可能等。

在不斷升溫的疫情期間，我們仍會對未知的情勢感到焦慮、憂鬱，甚至覺得壓力山大等。但在疫情過後，我們會慢慢地回到原本的狀態。而根據現有調查資料，也有不少人在這次疫情中，在心理健康上得到正面的影響！

參考資料

1. McGinty EE, Presskreischer R, Han H, Barry C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Loneliness Reported by US Adults in 2018 and April 2020. JAMA. 2020;324(1):93–94. doi:10.1001/jama.2020.9740
2.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5).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3.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2004).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Psychological inquiry, 15(1), 1-18
4.  蕭仁釗、 李介文（2014）。創傷與創傷後成長。國教新知；61卷1期，P54 – 61。
5. Pietrzak RH, Tsai J, Southwick SM. Association of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posttraumatic psychological growth among US vetera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AMA Netw Open. 2021;4(4):e214972.
6. Stallard, P., Pereira, A., & Barros, L. Post-traumatic grow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arers of children in Portugal and the UK: Cross-sectional online survey. BJPsych Open. 2021; 7(1), E37.

• 導讀／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蔡友月
• 書籍作者／謝莉・珍恩 (Shaili Jain)；譯者／吳妍儀

1947 年印巴分治期間，高達 200 萬人以慘絕人寰的方式失去生命，謝莉・珍恩（Shaili Jain）的父親也在這場血腥歷史事件中成為孤兒。

隱藏在上一代國族、族群與家族中，無法言說的創傷遺緒，如同一條幽微看不見的線，牽引著珍恩日後的職涯選擇。在這本書中，珍恩以精神科醫師、國家創傷後壓力症中心科學家、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多重身分的歷練，結合尖端的神經科學、醫學專業的臨床知識與社會文化，在一線聆聽各式各樣身處黑暗與泥沼倖存者的敘事。

她試圖分析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對於生理、情緒、行為、社會文化與全球區域等層次上的衝擊，勾勒出 PTSD 較全面的圖像，提供我們一個溢出醫療化下精神醫學診斷所界定 PTSD 的視野，珍恩強調 PTSD 除了是銘刻於個人身心的創傷，也是人類社會受苦的集體記憶。它不只是大腦與心靈的問題，更觸及我們社會對邪惡、暴力與苦難深層的理解。

人類創傷的科學化進展

PTSD 是什麼？是一種精神醫學所診斷的「疾病」嗎？如果是，PTSD 的致病機轉為何？將 PTSD 納入精神醫學專業處理，它的進展與挑戰為何，是否有不足之處？

從 19 世紀晚期佛洛伊德發現了創傷性歇斯底里，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砲彈休克症，二戰後美國大量出現退伍軍人的身心問題，以及越戰退伍軍人機構、女權團體的發聲倡議，PTSD 終於在 1980 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中，正式得到精神醫學專業權威性的診斷認可。在 PTSD 納入精神醫學診斷後，光譜的一端是愈來愈走向生物醫學化的精神醫學，另一端則是社會文化建構的反精神醫學，兩邊深陷不同認識論僵固的對立與爭議。

事實上，將人類深層創傷的苦難標示為 PTSD 精神醫學範疇下的診斷，其診斷系統源自於 1948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編印的《疾病的國際分類》（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簡稱 ICD）以及 1952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出版編印的《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這套源自於歐美社會的分類與診斷系統，日後逐漸成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國際通用標準，然而珍恩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人類苦難的美國化？

珍恩以自身在印度的一場演講為例，一位資深的印度教授回應，PTSD 本質上是歐美的問題，印度並沒有太多 PTSD。

另一位在場的印度醫師則當下提出反駁，她說：「我無法同意印度沒有創傷後壓力症問題的說法。首先，我們的人民，尤其是窮人，太過習慣創傷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事實，以至於他們用放棄的態度接受它。其次，身為醫生，我不認為我們受過的訓練好到甚至能問出正確的問題，引出創傷後壓力症的症狀。第三，在我們生活的國家裡，大多數人甚至連承認他們體驗到任何情緒或精神不適，都還很不情願。」

面對精神醫學診斷在世界不同區域、國家與社會文化實踐上的合法性、有效性喋喋不休的爭議，珍恩希望打破對於傳統社會文化功能浪漫主義的觀點，認為非歐美的邊陲國家在面對創傷時較不會驚嚇、恐懼或無助，這種反應被過度宣傳為某種形式的悖論式韌性（paradoxical resiliency）。

珍恩強調被邊緣化的人通常容易受到創傷打擊，他們往往被噤聲，無法表達真實的反應，輕易就擁抱「悖論式韌性」這個概念。但是這會產生一種危險，完全聚焦於社會文化差異的相對性，而容易忽略了最脆弱、處境最不利的人所受的苦難。

因此珍恩強調，雖然精神醫學 PTSD 的診斷為我們提供探究人類苦難的起點並不完美，但要徹底拋開這樣的診斷，如同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她的立場也與哈佛大學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家的 Arthur Kleinman 在《再思考精神醫學》（Rethinking Psychiatry, 1988）一書中，對於何謂精神疾病的的立場相近，Kleinman 認為：

「精神疾病是真實的，就像真實世界其他的形式。它們是透過生理與象徵性意義互動，形塑成經驗的結果。……精神醫學的概念、研究方法，甚至資料都鑲嵌在社會系統中。精神醫學的診斷範疇，同時受到歷史、文化與生物學所形塑（Kleinman1988: 3）。」

作為一位醫療專業者，珍恩有系統地呈現生物精神醫學對當代 PTSD 的貢獻。例如：書中指出 PTSD 患者血液中的血清素濃度較低，使他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受到刺激時，無法適時反應。血清素傳導的異常，可能影響到創傷後壓力症患者極其常見的憂鬱、憤怒跟攻擊性。

PTSD 也可能產生濃度高到不正常的正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此外，顳葉的海馬迴是腦中處理長期記憶的區域，PTSD 患者的海馬迴比正常人小。腦電圖（EEG）的偵測也顯示 PTSD 有不正常的腦活動。表觀遺傳學的發現也指出，PTSD 可能改變創傷倖存者的基因表現，並延續至其子女。

隨著表觀遺傳學、血清素濃度、正腎上腺素的生化指標，或大腦顯影、腦電圖尖端醫療科技的進展，現代科學家在面對人類創傷時仍有許多待解決的謎題。即使如此，對珍恩而言，這些科學生物精神醫學所累積的 PTSD 知識仍提供未來療癒的可能線索。

相較於 1970 年代人文社會科學一些研究中，指出精神疾病診斷「醫療化」（medicalization）背後專業權力的擴張與社會控制的問題（Conrad 1975; Scull 1975），珍恩認為當代神經科學方面的進展，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察覺 PTSD 如何在人類基因、生理與大腦上留下具破壞性的印記。

身為接受完整精神醫學與創傷訓練的醫師，珍恩肯定生物科學精神醫學對探索人類巨大創傷的生理機轉，具有一定的貢獻。但是她強調面對 PTSD，我們還必須擴大到更多社會文化、歷史、語言、習俗、傳統與宗教等面向的理解，才能避免過度窄化的狹隘框架，以跨領域的多元視角來理解人類整體的創傷。

重整個人創傷敘事的意義做為療癒策略

在這本書中，珍恩透過一個個性虐待、強暴、親密伴侶暴力、威脅性命的意外、大屠殺或戰爭中倖存者的敘事，揭開 PTSD 許多不為人知的面貌。

對於遭受 PTSD 的倖存者而言，這些創傷認知與記憶通常「難以啟齒」，他們往往沒有能力說出完整的故事。此外，典型的創傷倖存者會有不精確的認知，例如：「要是我沒有穿那件洋裝，強暴事件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就早那麼兩分鐘到那裡，我就能救他一命」，這樣的錯誤認知強化了創傷後壓力症症狀，也掌控了倖存者日後的生活。

從敘事醫學的角度，人類為造成創傷的生命事件賦予意義的能力，使我們有別於其他動物。當一個人深陷長期病痛、創傷混亂的黑暗狀態，敘說的過程有助於再建一個統整的自我。

珍恩在書中也介紹一些臨床心理治療面對 PTSD 的方法，如：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夢魘的談話意象排演療法、藝術治療、正念訓練等。當倖存者能在被接納與安全的專業環境說出生命的創傷，就交織出新的自我統整的可能性，為過往尋找意義，進而有勇氣展開往後的人生，重建主體的認同。

晚近的醫療社會學（Frank 1995）與醫療人類學領域（Kleinman 1988; Garro 1992），都共同指出了病痛與療癒意義創造（meaning-making）面向的重要性。例如 Gay Becker（1997）指出，人們面對生命世界的斷裂，可以藉著病人訴說自我的故事，重新建構自我及其社會位置。Becker 強調，敘事具有一種積極的建構性能力，透過人們再建構自我斷裂的認同，人們會從中得到反抗或重整自己經驗的能力。

透過二十多年臨床累積的倖存者創傷敘事，珍恩揭示敘事中自我認同的重整能力，必須連結自我、家庭與社群多層面意義交織的修復過程。有時受創者的苦難牽涉到結構暴力下的集體噤聲，述說自己的創傷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因此 PTSD 的療癒也必須鑲嵌在更寬廣的歷史脈絡中。亦即，PTSD 敘事所涉及的創傷意義參考架構，必須扣連到所處的社會文化與結構制度來理解。

人人都可能是結構暴力的受創者？

PTSD 是一種關係性的社會受苦，也是人類歷史的集體創傷。我們必須創造結合醫療、司法與社會文化的療癒架構。

過去一個世紀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非洲與亞洲的去殖民化與獨立建國運動、蘇聯解體，中東的動盪造成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大量的難民流亡他鄉。地震、海嘯、颶風、核災、恐怖分子的自殺式攻擊等破壞性創傷事件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也是一種人類集體的社會創傷。

透過隱藏在父親生命史與家族史中，由印巴分治所造成的深層創傷，珍恩試圖揭示 PTSD 是一個不容忽視結構暴力下的問題。

她的觀察也與哈佛大學精神科醫師，同時也是人類學家的 Arthur Kleinman 所提出的「社會受苦」概念相互呼應。Kleinman 認為疾病受苦的經驗，不光是個人，基本上也是社會的，受苦本身是「相互主體性」的（intersubjective），受苦的病人也牽連著所處的社會網絡。

對珍恩來說，PTSD 倖存者的父母、手足、配偶、子女、孫子女等，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是一種關係性的受苦類型。甚至警官、消防員等第一線的人員，都可能是潛在關係網絡的受創者。

此外，所謂受苦是社會的，意味著心理或社會健康問題有其社會結構的根源。社會受苦一方面既源自於政治、經濟、制度的權力如何作用於人們，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回應這些社會因素及其變遷的方式所造成的結果（Kleinman et al. 1997）。

珍恩在其中一章「我們的世界對創傷的看法」，特別指出對於身處戰爭，衝突頻繁，資源嚴重不足區域的受創者，臨床醫師們承認社會性創傷的根源，是治療很重要的一部分。亦即，PTSD 的社會受苦，其治療必須涵蓋社會性的治療，例如：書中指出中低收入國家估計有兩億五千萬低於五歲的兒童，因為早期童年逆境（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簡稱 ACE），暴露於無法發揮個人潛力的風險之下。

ACE 研究宣告一個新的公共承諾，政府必須面對 ACE 背後家庭、社會結構的根源，挹注社會資源創造一個免於暴力的環境，並承認家暴是個公共衛生問題。珍恩在書中也介紹一群德國心理學家延續 1980 年代在拉丁美洲發展的見證療法（testimony therapy），創造出敘事暴露療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簡稱 NET）。透過 NET 的程序讓倖存者能夠把他們的創傷經驗，結合社會、國家制度的設計，在病患的同意下，將他們的匿名證言送到人權機構去，為人權侵犯留下紀錄。書中也介紹為印巴分治的歷史事件所成立的倖存者聯絡檔案庫，透過個人生命史與集體創傷的歷史建構，不只指向倖存者的個人療癒，也是讓失序的社會秩序得以復原的基礎工程。

透過二十多年專業累積的經驗，珍恩醫師要追問在難以啟齒的創傷後，是什麼培養了人的韌性。透過這本書，她反省臨床精神醫學下「復原」被窄化為消除疾病症狀（symptom），回到某種生病之前（pre-illness）的狀態，凸顯了僅從個人病理化角度出發復原模式的限制，她也開創了一種人類面對深層創傷帶有希望的典範轉移模式。

珍恩強調結合跨領域的多元視角，指出面對 PTSD 除了精神醫療、心理治療，仍必須擴大到法律、司法與社會文化的療癒架構，創傷的療癒也涉及診斷背後政治、社會、文化與歷史不正義結構的改變旅程。

參考文獻：

1. Becker, G. 1997. Disrupted lives: How people create meaning in a chaotic worl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Conrad, Peter .1975. “The Discovery of Hyperkinesis: Notes on the Medicaliz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 Social Problems 23: 12-21.
3. Frank, A. W. 1995.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Garro, L. C. 1992.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 In M. J. D. V. Good, P. E. Brodwin, B. J. Good, & A. Kleinman (Eds.),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pp. 100-13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 Kleinman, A. 1988. Rethinking Psychiatry: From Cultural Category to Personal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6. Kleinman, A., Das, V., and M. Lock. 1997. Social Suffering.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 Scull, Andrew T. 1975. “From Madness to Mental Illness: Medical Men
   as Moral Entrepreneurs.” 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 16(2): 218- 251.

——本文為書籍導讀《讓心裡的傷不倒帶：一位精神科醫師對創傷後壓力症最溫柔懇切的臨床紀實，與最前線的療癒科學研究》，2020 年 7 月，臉譜出版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 文/趙書賢│心理師在世人眼裡與魔法師沒什麼兩樣，常使用讀心術或各種難以理解的魔法，而我一手分析如火的性別與平權倡議，另一手則研究水一般的原型與深層潛意識，共通處在於想要走進人類心靈的初衷。現職為大學專任諮商心理師、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理事。

電影《返校》上映後票房表現十分亮眼，社群網站上的討論度也很高。女主角方芮欣的名字其實暗示著這是在「內心」上演的一幕幕戲碼，而我則想以這部電影當作引子，探討一些與創傷相關的心理學知識，以及我們常常對於「創傷」以及倖存者存在的一些迷思與誤解。

————有爆雷，但部分案例情境因應需求與電影劇情略有差異————

案例分析：

方芮欣是一名高三女生，從小在父母爭吵與家暴中成長，小時候活潑開朗的方芮欣漸漸變得孤僻冷漠。在美術科張老師的關懷，以及與方芮欣互有好感的學弟魏仲廷陪伴下，方芮欣才願意重新敞開心扉。

直到校內的秘密讀書會意外被揭露，包括張老師、魏仲廷以及幾名同學都被憲兵帶走，得知張老師已被槍決、魏仲廷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後，方芮欣每天都睡不好覺、會不斷夢到受難者被帶走的畫面，清醒時充滿恐懼與自責，她開始不敢上美術課、甚至開始害怕曾經熟悉的校園景物，有一天她終於受不了了，她站到禮堂的椅子上，把脖子放進繫好的麻繩裡……

被救下來的方芮欣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她告訴諮商心理師，自己已經不清楚現實、夢境與回憶，常常會以為自己又孤單地在禮堂中醒過來……（以上情境因應說明需求與電影劇情略有差異）

一、一遍又一遍輪迴：再體驗與情緒反應

近年來大眾漸漸認識「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個概念。經歷戰亂、身體暴力或重大災害的倖存者，常常會有幾種症狀，包括「創傷經驗再體驗、過度警覺、逃避及麻木、創傷事件相關負向認知及情緒」等等。

在某些信仰中，人們相信自殺者會在事發現場反覆重演著自殺的情景。在電影中，方芮欣、魏仲廷則困在「翠華中學」，無法逃脫、反覆經歷過去發生的事。這樣的反應非常像 PTSD 中「創傷經驗再體驗」的症狀，倖存者會在事件發生後一段時間（可能長達數個月甚至幾年），不斷想起事件發生時令人緊張、恐懼的畫面、經歷。除了白天常常無法抑制地想起之外，也會不斷在惡夢中經歷。儘管本人已經安全、脫離危機狀態了，但這些倖存者還是被困在其中，就像男主角的名字「仲廷」，「停」留在恐懼與傷痛之「中」，找不到出口可以離開。

當倖存者在事件後不斷被這些畫面侵擾，就會逐漸衍生出症狀中「過度警覺」與「逃避」等因應方式。過度警覺可以用一句成語「驚弓之鳥」來理解，因為創傷事件太過沉重、又容易反覆憶起，因此對於周遭的風吹草動非常敏感。腦神經科學家發現這種症狀來自於大腦在創傷發生後也有相應的影響與變化，包括掌管情緒的「杏仁核」過度活躍，以及調節情緒、管理認知的「大腦前額葉功能」減弱等等 (Greenberg, 2018 )。

就像電影中男女主角時時擔心鬼影、鬼差出現，因為這些線索出現時，往往會讓我們的大腦相信自己又快要面臨生命安全的威脅了，反而造成日常生活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精神不濟等現象。除此之外，創傷後的反應也常包含：無法回憶重要片段等記憶缺失、對因果關係的認知有所扭曲，以及憂鬱情緒、責怪自己或他人等等，也有可能一起出現憂鬱、焦慮等症狀。

電影中主角們的心其實不斷被痛苦與悔恨折磨，這些情緒反應除了來自外在現實（如背叛、監禁刑求、失去摯愛）所引發的，也包括了內心的煎熬。魏仲廷的台詞：「如果沒有遇見你（方芮欣）就好了」，便表達了來自心中無盡的自責、希望可以重來的念頭。

二、「就這麼忘了不好嗎？」：創傷後記憶與遺忘

《返校》電影的起點來自於女主角遺忘了發生了什麼事，而從破敗、晦暗的校園中開始重新發現真相。如同我們看了許多的影視作品，有人可能會覺得經歷重大創傷的人好像都會把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但事實上，這些令人害怕的記憶比我們想像的更難忘掉。

從演化機制來看，人類對於危及生命的重大創傷事件（例如不小心走進猛獸地盤而被攻擊，但大難不死），理應深深刻畫在大腦之中。

腦神經科學的研究 (Kensinger, 2007) 發現較高強度的情緒，會增強當下對於事件的記憶，且從 fMRI 的造影上發現負責情緒管理的杏仁核、眶額皮質 (orbitofrontal cortex)，會在情緒記憶形成、提取時活躍。而那些令人害怕的經驗與畫面之所以較難忘記，可能跟記憶提取的抑制功能有關，研究發現 PTSD 的患者相較於一般人，大腦更難忽略與創傷經驗有關的提示物，並更容易提取創傷經驗、引發後續的情緒反應 (Catarino, et al., 2015)。

在電影中，方芮欣與魏仲廷以為自己已經忘記那些痛苦不堪的回憶，但遇到布袋戲偶、禁書、麻布頭套，甚至是禮堂、教室等場景，都會很容易回想起來。常常是想忘的時候揮之不去：以為自己不在意了，卻總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不自覺地哭出來。

三、如何面對傷痛？

當我們如同一開頭所說的，將主角們視為創傷後的倖存者，我們或許可以盤點一些可行的因應方式，讓方芮欣和魏仲廷能用來面對他們的傷痛：

1. 周遭親友有所察覺，並協助尋求醫療協助往往是第一時間需要的，包含確切的診斷（例如一個月內的急性期、超過一個月才算 PTSD 等等），以及後續藥物（如抗憂鬱劑、助眠藥）的協助，都是累積研究結果證實有幫助的。
2. 對經歷 PTSD 的人來說，重新建立穩固的人際支持也是很重要的，記得要像方芮欣伸出手緊緊抓住魏仲廷那樣，周遭的人提供陪伴與支持，往往是渡過創傷反應的良方。
3. 透過諮商或心理治療也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式，其實與心理師談話，可以針對自己內在打結的地方做處理，魏仲廷帶著往生者的託付活過大半輩子，方芮欣則是在拯救別人的過程中，得到自己內在的救贖。當自己願意解開這些結、為創傷經驗重新找到意義，或許就不需要忘記那些創傷回憶。
4. 對經歷創傷的人來說，活著不只要自由而平凡，更需要放鬆與回歸規律生活。練習呼吸與放鬆技巧、音樂、運動、接觸人群等方式，都能讓自己的身心補充更多能量，當身心穩定了，才有力氣面對自己的傷口。

四、集體與政治性的創傷反應

當我們從方芮欣的內心走出來，望向更深邃、黑暗的歷史深淵，其實更希望的是這樣壓迫、傷害性的記憶不要再重演，但我們也需要知道，在當代社會中類似的事件會如何影響我們。

像是重大災難如福島風災、核災，或者最近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反送中示威活動，透過新聞媒體的反覆播放，都可能對觀眾造成「替代性創傷」，這種創傷方式不一定要親身經歷，而可能透過目睹、觀看、聽聞，對我們的身心造成影響 (Lees, 2018)。此外歷史留下的創傷，也不會船過水無痕，例如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的轉型正義進行，就會特別注重倖存者的身心健康等等。

屬於我們的創傷復原與轉型正義方興未艾，國內目前也設置了服務政治受難者的專責機構（延伸閱讀：轉型正義再進步：籌辦「政治創傷」諮商中心，加害人也可以求助），讓我們一起面對歷史、陪伴走過那段日子的人們，讓發生在一整個時代之上的創傷，可以慢慢癒合、慢慢復原。

參考文獻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2015）。創傷/壓力與精神健康。台北：衛生福利部。
2. Catarino, A., Küpper, C. S., Werner-Seidler, A., Dalgleish, T., & Anderson, M. C. (2015). Failing to forge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5), 604–616.
3. Greenberg , M (2018, Sep. 29). How PTSD and trauma affect your brain functioning: Neuroscience explains the anxiety and hypervigilance of people with PTSD.
4. Kensinger, E. A. (2007). Negative Emotion Enhances Memory Accurac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4), 213–218.
5. Lees, A. B. (2018, Oct. 14). Yes, You Can Be Traumatized By The Media! 6 practical tools to stay informed & stay s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