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只是你的問題,然而這問題可能影響法庭的判決。英國格拉司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Roberto Caldara研究團隊利用腦電波儀(EEG)對高加索白人與東亞的亞洲人進行實驗[英],證明這種認知症狀普遍存在,但他也強調,只要常常與其他種族的人相處就能辨識得更好。而這項實驗結果也讓法院未來有可能採用腦電波來判斷證人對被告的指證是否有效力。
這不只是你的問題,然而這問題可能影響法庭的判決。英國格拉司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Roberto Caldara研究團隊利用腦電波儀(EEG)對高加索白人與東亞的亞洲人進行實驗[英],證明這種認知症狀普遍存在,但他也強調,只要常常與其他種族的人相處就能辨識得更好。而這項實驗結果也讓法院未來有可能採用腦電波來判斷證人對被告的指證是否有效力。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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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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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布洛瓦郡鑑別資優生的程序在一、二年級時展開。如果老師判斷一個孩童可能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就會轉介孩子去學校心理師那裡作一個測驗。家長也可以聘請私人心理師來進行測驗。凡是被測出智商在一百三十以上的孩童就會被評估納入資優課程。由於幼年貧困和英語能力有限已經被證明會影響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低收入戶學生以及英語非母語的學生被判定為資優生的門檻比較低,是一百一十五。
可是該郡學生的智商分數看起來很怪。分數並非正常分布,而是在一百二十九分時人數歸零,然後在一百三十分時(亦即被認定為資優的最低門檻)人數驟然升高。而且沒有一個孩子拿到不達門檻的一百二十九分。
後來分析這些數據的經濟學家蘿拉.朱里安諾(Laura Giuliano)帶著冷冷的幽默感告訴我:「高智商分數似乎是有市場的。」私人心理師表面上是被聘請來評估孩子,可是以每次幾百美元的價格,他們實際上是被雇來確保孩子被認定為資優。朱里安諾告訴我,當她自己的孩子接近入學年齡,其他的家長低聲告訴她哪些心理師是「好的」。「好」似乎意味著掌握了「發現」智商一三〇的技巧。
這種買來的智商是理解這種差距的一條線索:大多是白人的富有家長基本上是替子女買到資優生的名額。但是這仍舊無法解釋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英語非母語的孩童、低收入戶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何以如此之少。就算富有的白人小孩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超出正常比例,這也不該壓低其他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

帕克懷疑篩選過程的第一步可能有問題,亦即當老師和家長推薦學生去作測驗。於是在二○○三年十一月,她把那張地圖展示給學校董事會看,並且提出了一種鑑別資優生的新做法。帕克說,關於誰該接受測驗,布洛瓦郡不該仰賴任何人的個別判斷。該郡應該對每一個孩子進行篩選。面對那張凸顯出不平等的閃亮紅色地圖,學校董事會一致投票贊成。
二○○五年,布洛瓦郡展開了全面篩選。員工得到加班費,加班對該郡兩萬名二年級學生進行測驗。由於眾所周知智商測驗和其他標準化測驗都含有偏見,所選用的測驗是一種非語言的認知測驗,把這種風險降到最低。該測驗不依靠與任何特定文化有關的文字或圖像,而是測量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在學生作過測驗之後,帕克的團隊就親手把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海地克里奧爾語寫成的家長同意書送到每個學校,讓家長能夠同意接下來的步驟。他們有技巧地回答家長的來電,那些家長擔心這張有關「特殊學生」的書面通知乃是表示孩子有行為問題。團隊成員要他們放心,說事情正好相反,說這是個好消息。
等到篩選程序完成,結果很驚人。在全面進行篩選之後,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被認定為資優的人數增加為三倍。在接下來那一年裡,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的另外數百名孩童中,有八成來自低收入戶或是英語非母語的學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人的分數明顯高出門檻,這表示即使是資賦特別優異的孩子從前也被排除在資優課程之外。
問題不在於這些孩子的資賦不優異,而在於沒有人費心去把他們找出來。

改變不僅止於此。布洛瓦郡規定:只要學校裡有資優兒童,哪怕只有一個,該校就必須替這名學生設立一間特殊的「高成就學生教室」,配備有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和更進階的課程。然後這間教室就會把分數接近門檻的那些學生也收進去──例如,某個年級有四名資優生,而一間「高成就學生教室」可以容納二十四名學生,就表示分數緊跟在後的二十名學生也可以在這間教室學習。
於是這些學生就也能從更快的步調、更豐富的課外活動、更高的教師期望和同儕支持中獲益。朱里安諾及其同事大衛.卡爾德(David Card)發現:在這種特殊教室學習的黑人和拉美裔「高成就學生」在數學和閱讀的成績大幅提升。在被安排進入這些教室之前,這些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比不上智商相同的白人學生。在那之後,這個差距消失了。
這些學生當中有更多人變得有資格繼續參加步調加速的課程,使他們走上新的學習道路。事實上,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整體數據情況都有了改變。事實證明,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前,這些學生不僅比較不可能被篩選為資優,而且更可能被篩選出有學習障礙。而這種加強篩選反映在智商分數的整體分布上。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後,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分數分布圖和白人學生的分數分布圖變得一致。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隱性偏見的概念指出偏見起作用的方式就像電路。這個電路始於我們從周圍世界吸收「文化知識」,當家人、媒體、課堂、鄰居給予我們有關不同群體的大量資訊。
這些知識當中有些是真實的,例如,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的確有差異。有些知識則並不為真:平均而言,男孩的數學成績並不優於女孩。隨著時間,這些訊息變成深埋在我們腦中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當我們遇見觸發了這些聯想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們的文化知識就會影響我們對當下情況的反應,包括我們會有什麼行動,會說些什麼,以及會有什麼感受。因此而出現的歧視行為會助長差異,而差異又會進一步餵養引發這整個過程的文化知識。而且我們每一次所看見的並非單一層面的身分,而是多重類別的身分,包括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其他,每一種身分都帶有可能被融入感知者腦中的聯想。
把隱性偏見視為一種電路,這個概念有助於解釋許多遭遇。
以小男孩小傑.鮑威爾(JJ Powell)為例。四歲時,小傑聰明而且合群。他能熟練地寫出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喜歡玩上學的遊戲,通常行為良好。可是他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年春天,他母親圖妮特.鮑威爾(Tunette Powell)開始接到電話,要她去接小傑回家。他因為把口水滴在同學身上而被停學。另一次是因為他扔了一張椅子,還有一次則是在午睡時間不聽話。鮑威爾感到不解。她那個優秀、樂觀的兒子?「哇!」在一次訪談中她回憶說,「我是個失敗的家長。」
可是後來她參加了小傑班上一個同學的生日會,開始和幼稚園的其他家長交談。有一個母親說她兒子狠狠地打了一個男孩,對方因此進了醫院。她的兒子並沒有被停學,她就只接到了一通電話。更多的家長說起自家小孩的行為問題。並沒有其他小孩被停學。事實上,其他的家長甚至不知道學校會使用這種懲罰。小傑被停學了三次。就鮑威爾所知,唯一的差別在於她的小孩是黑人,而其餘的小孩是白人。

鮑威爾的兒子不是特例。德州的一項研究檢視了幾百萬份的學校成績單和懲戒紀錄,其中有每一個在二○○○年至二○○二年之間開始就讀七年級的學生一直到十二年級的在校紀錄。這些紀錄包括所有違反行為規範(例如遲到或是服裝不整)的懲戒處分。校方可以自由裁量針對這些違紀行為的反應,可以做出校方認為適當的任何處罰。這項研究發現,黑人學生在第一次犯規時就被罰停學的可能性超過兩倍。
多項研究證實了此一模式。在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Phillip Atiba Goff)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組研究中,受試者得知一個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有反社會的行為,範圍從輕罪到重罪。接著受試者被問了一些問題,關於這個孩子的行為責任,以及在他行為背後的意圖。
在評估同樣的行為時,如果這個男孩是黑人,受試者就認為他更應該為他的行為受到責備;他們也高估了他的年紀,多達四歲以上,例如一個十三歲半的男孩被認為是個成年人。比起一樁輕罪,黑人小孩被視為更應該為一樁重罪受到責備;對白人小孩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當他行為的嚴重性增加,白人小孩被認為所需負的責任更小。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把一名行為不檢的學生的在校紀錄拿給幾位老師看。如果那個學生是黑人,那些老師就更可能替這名學生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而且更可能把第二次違規視為一種更嚴重的不良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按照隱性偏見的概念,小傑的老師吸收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有關黑人兒童的刻板印象。當小傑拒絕午睡,她腦中的刻板印象影響了她對他和他的行為的解讀,使得她把這種行為看得比白人小孩的同等行為更嚴重,而把小傑視為更應該受到懲罰。
在一個名叫郭伽(Philip Guo)的年輕計算機科學學生身上,有偏見的待遇對他有利。郭伽成長於一個華裔美國家庭,家人都主修人文科學。他在六年級時嘗試自學BASIC程式語言,但因為太難而放棄。後來,他在中學修了一門計算機科學課,那門課的老師在開課前幾週才學了教材。
這激發了他對撰寫程式的興趣,可是當他在二○○一年上了大學,他基本上是個初學者,尤其是相對於他的同學而言,他的許多同學在大一時就已經擁有十年撰寫程式的經驗。他修了入門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開始做暑期實習,這時他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他回憶說:「在開會時,別人似乎總是假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他並不知道。當他因為感到茫然而沉默,同事以為他沉默是因為他懂了。
在學年當中,郭伽冒昧地寫電郵給教授,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在接下來那幾年裡,他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工作,而他知道自己其實尚未擁有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這些工作上,他有機會習得知識,同時還獲得報酬,一直受益於別人對於他專業能力的假定。他回憶:「技術水準與我相似的其他人並未得到我所得到的鼓勵。」
郭伽的主管可能吸收了一種刻板印象,把他那種背景的人和技術專業能力連結在一起。當他們看見他在苦思一個問題,這些刻板印象就在他們腦中跳出來,影響了他們對他的所言所行、他的疑問乃至他的沉默的解讀。郭伽的經驗凸顯出偏見的一個重要面向:偏見不僅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不利條件,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創造出優勢。

同一個群體可以受到有利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也受到有害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同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亞裔美國人給人的「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掩蓋了諸如騷擾、種族歧視、貧窮、暴力和歧視的種種難題;這種刻板印象暗示出並不存在的同質性。
在學校裡,它掩蓋了學生對於資源與支持的需求。而且它無法保護人們不受到剝奪人性的待遇: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入學申請紀錄的分析甚至表示亞裔申請人經常在「個性」這一項的評估中得分較低。
對生物學家本.巴雷斯來說,這個偏見迴路在他變性之前與之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在變性之前,別人透過對女性之刻板印象的鏡片來看待他,認為女性的科學能力比較差。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同事對他的工作與言行的看法。
他們認為他比較缺少權威、才華和價值,於是以打斷他、質疑他、否定他的專業能力作為回應。在變性之後,巴雷斯有了相反的經驗:他被視為更有能力、更有知識、更有權威,而且比較不適合被打斷。假如巴雷斯是屬於另一個種族或族裔的科學家,或是有某種身心障礙,他在變性前後的經驗就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