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解決方案是讓經濟成長自然解決債務問題。但是正如經濟學家卡門.M.萊茵哈特(Carmen M. Reinhart)及肯尼斯.S.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在他們對政府債務的研究中指出的:「很少有國家可以透過經濟『成長』來擺脫債務。」1根據他們的分析,政府債務負擔超過 GDP 的 90% 時,就會導致實質經濟成長下降 1%。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債務負擔都超過 GDP 的 90%。即將發生的人口變化又加劇了此一問題。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想要靠經濟成長來擺脫債務,一個經濟體的實質 GDP 成長率必須高於其債務實質利率。假定沒有背上額外債務,當 GDP 成長得比債務快時(取決於債務的利率),債務占 GDP 的百分比就會下滑。然而,許多已開發經濟體儘管實施低利率政策,在過去 10 年裡,政府始終無法削減掉足夠的赤字並讓此一減債方程式取得成功。結果是債務與 GDP 的比率持續攀升。為了在這種低 GDP 成長率的條件下阻止公共債務的增長,政府就必須要實現「基本的」預算盈餘——也就是說,政府必須透過稅收大於其公共支出(不包括利息支付)而實現更多的財政收入。不幸的是,在大多數國家中,債務占 GDP 比率都已經過高,而過去的 GDP 成長率又太低了,因此這並不是個現實的選項。在新冠疫情衝擊後,更是絕不可能了。相反,我們現在有更高的債務水準以及結構性的低經濟成長率。
撙節政策不會對所有國家都有效
另一個減少政府債務的選項是財政撙節(financial austerity),也就是透過相當程度減少政府支出來減輕年度赤字及總體的債務負擔。然而,撙節政策的問題在於,它對經濟成長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會降低 GDP 成長率並讓債務負擔相對上變大。例如我們在義大利就看到了這點,儘管過去幾年來義大利都實現了基本盈餘,但疲弱的經濟成長仍導致債務占 GDP 的比例不斷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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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虧強勁出口帶來了相對良好的經濟成長,德國設法降低了其債務占 GDP 的比例,並已經計劃在危機過後重新實施儲蓄政策。經濟部長彼得.亞特麥爾(Peter Altmaier)在一次訪談中重申,德國政府有意在危機後重啟預算平衡政策2。
這點適用於所有國家。後 COVID-19 的世界中,各國政府將面對一種切實存在的可能性:儲蓄越多,撙節政策造成 GDP 收縮的幅度就越大,而公債占 GDP 的比例仍將上升——再怎麼縮減政府開支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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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 “Growth in a Time of Debt”, May 2010. 自從該報告發表以來,即不斷有針對這份分析所使用數據的各種批評。但即使排除極端值,也不會改變數據整體所傳達的訊息,也就是高政府負債很有可能對經濟成長率產生負面影響。
1990 年,融合蛋白 CD4 免疫黏附素(CD4 immunoadhesin)誕生。這項設計,是為了對付令人類聞風喪膽的 HIV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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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 T 細胞是人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白血球。在這些 T 細胞中,大約有六到七成表面帶有一個叫做「CD4」的輔助受體。CD4 會和另一個受體 TCR 一起合作,幫助 T 細胞辨識其他細胞表面的抗原片段,等於是 T 細胞用來辨認壞人的「探測器」。表面擁有 CD4 受體的淋巴球,就稱為 CD4 淋巴球。
麻煩的來了。 HIV 病毒反將一軍,竟然把 T 細胞的 CD4 探測器,當成了自己辨識獵物的「標記」。沒錯,對 HIV 病毒來說,免疫細胞就是它的獵物。HIV 的表面有一種叫做 gp120 的蛋白,會主動去抓住 T 細胞上的 CD4 受體。
而另一端的 Fc 區域則有兩個重要作用:一是延長融合蛋白在體內的存活時間;二是理論上能掛上「這裡有敵人!」的標籤,這種機制稱為抗體依賴性細胞毒殺(ADCC)或免疫吞噬作用(ADCP)。當免疫細胞的 Fc 受體與 Fc 區域結合,就能促使免疫細胞清除被黏住的病毒顆粒。
不過,這裡有個關鍵細節。
在實際設計中,CD4免疫黏附素的 Fc 片段通常會關閉「吸引免疫細胞」的這個技能。原因是:HIV 專門攻擊的就是免疫細胞本身,許多病毒甚至已經藏在 CD4 細胞裡。若 Fc 區域過於活躍,反而可能引發強烈的發炎反應,甚至讓免疫系統錯把帶有病毒碎片的健康細胞也一併攻擊,這樣副作用太大。因此,CD4 免疫黏附素的 Fc 區域會加入特定突變,讓它只保留延長藥物壽命的功能,而不會與淋巴球的 Fc 受體結合,以避免誘發免疫反應。
從 DNA 藍圖到生物積木:融合蛋白的設計巧思
融合蛋白雖然潛力強大,但要製造出來可一點都不簡單。它並不是用膠水把兩段蛋白質黏在一起就好。「融合」這件事,得從最根本的設計圖,也就是 DNA 序列就開始規劃。
我們體內的大部分蛋白質,都是細胞照著 DNA 上的指令一步步合成的。所以,如果科學家想把蛋白 A 和蛋白 B 接在一起,就得先把這兩段基因找出來,然後再「拼」成一段新的 DNA。
Sonya Sachdeva, Marla R Emery and Patrick T Hurley, ‘Depiction of wild food foraging practices in the media: Impac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vol. 31, issue 8, 2018, <doi.org/10.1080/08941920.2 018.145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