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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戲劇效果犧牲科學事實,基改科幻電影再引恐慌│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六)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_96
・2020/09/21 ・4984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78 ・九年級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02 年,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製作了科幻類電視電影《金色麥田》(Fields of Gold),分成上下集共播放 3 小時。故事講述兩位記者在研究專題時,發現自己捲入了政府、大公司與生物科技的醜聞中。

這齣劇裡的兩位記者發現一小村莊的醫院有不明死亡案例,並在深入挖掘「真相」的過程中,漸漸發現死者與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GMO)有高度關聯,而政府與大公司竟聯手掩蓋真相。這齣戲劇雖沒有獲得太高的評價,卻一連幾個禮拜在媒體上掀起不小的漣漪。

《金色麥田》劇照。
圖/IMDb

為了戲劇效果,傳遞錯誤資訊沒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本劇作者是小說家羅南.貝內特(Ronan Bennett),以及時任《衛報》(The Guardian)編輯、而後帶領《衛報》成功數位轉型的傳奇總編輯艾倫.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2002 年 6 月 8 日,本劇於 BBC 1 首播。

但在未正式播出之前,媒體上就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且爭議愈見壯大。首先發難的,就是剛成立不久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SMC)。首播前一星期,2002 年 5 月 31 日,英國 SMC 發布了專家意見 [1],當中普遍認為 BBC 未盡媒體職責,因為這部戲劇傳遞了太多錯誤的科學事實;其他科幻作品如經典的《X 檔案》(X-files),劇中的設定完全基於創作與想像,但這部即將上映的戲劇所談述的,是正在發展的科技。BBC 尤其有責任,在嚴肅且複雜的議題上,提供大眾正確的知識。

關於基因改造作物,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植物科學學者馬克.泰斯特(Mark Tester)說,「重要的是平衡且知情的辯論,但這卻不是 BBC 最新這部戲劇所鼓勵的,劇中太多荒謬的錯誤,強化了不知情且反對基改作物的歇斯底里。」

英國SMC糾正錯誤劇情,卻被貼上「受財團收買」標籤

在 SMC 的專家回應中,這位學者特別於職稱處介紹,他是本齣戲劇的「前」科學顧問。 2 天後(2002 年 6 月 2 日),《衛報》發出新聞 [2],指稱英國SMC背後有大藥廠與化學公司撐腰,因其收受國際各大生物科技公司的捐款,是基改作物的關說團體,甚至強勢引導了這齣「基改驚悚劇」的評價。

劇作家之一的貝內特更在新聞中說,「他們策劃了一個小團體來抹黑劇作者,而此舉更代表他們證實了大眾一直以來的懷疑,就是這些新科技到底是怎麼被發展出來的。」

再過 5 天(6 月 7 日)、戲劇首播的前一天,《衛報》編輯、劇作者之一的拉斯布里吉,寫了長文回應。他表示,基改作物支持與反對的兩種極端意見,是最具張力的劇作題材,「而且,一直以來某些生物醫學現象的確有些啟人疑竇,例如說抵抗抗生素的基因移植到作物上……又或是抗藥性疾病的存在,難道醫學界社群對於可能出現的超級細菌,不擔心嗎?」

而拉斯布里吉更以本文回應「前科學顧問」泰斯特的專家意見,「科學家難道不同意,基因遺傳物質可能從作物移轉到土壤,再移轉到動物和人類身上嗎?」他表示,就連泰斯特也指出「有些基因會、有些基因不會」。拉斯布里吉認為,這樣的事實,用戲劇化的方式以尋求最多數觀眾的同感,才能引起公眾熱烈的辯論。

同一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新聞 [3] 就討論了戲劇的虛構性與事實之間的拿捏,「因為傳統的紀錄片已經吸引不了觀眾,當電視執行製作要找到既能負些媒體責任、又能吸引觀眾興趣的題目,那麼使用加油添醋的事實來做節目,正好可以緩和電視執行製作的焦慮。」且這篇新聞更直白提問,還有多少電視製作人,可以用「幽默比真相還要真實」這種說詞,來為自己輕忽事實的態度找藉口?

為了戲劇效果迎合觀眾口味,放棄傳遞正確觀念就能被合理化?
圖/pixabay

基因改造作物,也許正是一個事實過於複雜,而必須謹慎以對的題目。度過了連續播出上下集的週末,週一上午(6 月 10 日),英國國家農夫工會(Britain’s National Farmers’ Union)的主席班.吉爾(Ben Gill)接受媒體訪問指出 [4],他認為 BBC 不負責任,「在基因改造作物的議題上,有很多嚴肅的問題待討論。這是為什麼此議題的辯論必須平衡且由嚴謹的科學研究充份告知(informed)。」而談到這齣戲劇節目,他說,「《金色麥田》捨棄了客觀性和嚴謹科學,只為了能製作這種聳人聽聞的科幻戲劇。」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在 6 月 18 日,刊出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的文章 [5],文中陳述了泰斯特在這部戲劇中扮演的角色。

BBC節目製作人曾請益植物科學者,但最後仍未採納意見

福克斯說,透過《衛報》的介紹,BBC 的節目製作人一開始便詢問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是否可推薦專家給這部節目,以提供基因改造作物的專業建議;但最後成品卻讓泰斯特認為,為了要符合故事線發展與劇情設定,這齣節目完全忽視了他的建議。福克斯納轉述泰斯特的解釋,「如同所有的好科學家,我不會排除任何理論上的可能性。」但他也多次建議劇作者更改在科學上不符事實的橋段,只是未獲正面回應。福克斯說,中心拿到試播帶時,邀請了科學家一同觀賞並且於映後討論,因為擔憂大眾會誤信劇中非科學事實的內容,認為有必要發布專家意見,積極澄清。

當福克斯回憶這段往事,她於 2013 年接受《自然》(Nature)期刊的訪問說,這積極澄清的舉動無疑是「一坨狗屎扔向了電風扇」[6]。2002 年,當劇作家一邊以戲劇效果來辯稱,呈現片段事實以致謬誤並無不可,更佐以對科學媒體中心的不實指控,再加上劇中演員多次於媒體專訪中表示,「透過演出,我更了解了基因改造食品。我認為這個節目很勇敢。觀眾可能會認為,因為它是戲劇節目所以聳動,但我認為,它和真正的狀況相距不遠。」

科學家在意的是,若不挑戰這樣的社會輿論,那麼另一波基改謠言又將襲來,很可能犧牲了辯論的空間。更可能的,是公眾不再有餘裕理解原本就複雜的基因改造作物議題,也不再有機會接受正確的資訊。

科學家擔心,兩極化的意見會抹去討論重要議題的空間

英國SMC自此之後,便積極在各項科學爭議上,提供科學訊息、科學家意見,更相信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科學事實」,若不及時謹慎處理、釋疑,可能累積成棘手的社會爭議。

在英國科學媒體中心首先對科幻劇《金色麥田》發難的 2002 年 5 月 31 日,正是英國政府宣布將於隔年舉辦基改公開辯論會的日子。科學家無不表示歡迎,也認為這項提議雖然來得晚,不過是時候與大眾溝通現有的知識與資訊,也同時期望理解雙方立場有無可能尋得交集。

2003 年的辯論會結束,科學家於會後的回應也語重心長,擔心兩極化的社會意見,將抹去討論真正重要議題的空間。基因改造作物從技術端到實作端,從實驗室到田間,從創新作物的發明到農人耕作的習慣,無不是遙遠而漫長的距離。更遑論,基因改造作物影響的範圍不僅是食用安全,還有環境與生態的影響,以及基因改造作物、人類行為與環境生態長時間交互作用的各種結果。

這系列的前一篇文章花了許多篇幅解釋吉爾烈—艾希.席哈理倪(Gilles-Eric Séralini)的研究有重大瑕疵,意思是,那份研究無法證實基因改造作物會誘發大鼠癌症。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對基因改造作物有哪些印象?目前的科學研究證據又能提供何種建議?

基因改造作物的爭議一直存在,現今研究能解釋的還有限。
圖/pxhere

基改作物商業化30年來,已有大量研究供參考

自 1980 年代起,基因改造作物成功商業化、進入美國與國際市場,直至今日,其實已有許多場域可供研究,實際上也累積了驚人的論文量,就基因改造作物的各種面向與尺度,提供不同時期、不同作物、不同環境施作的研究證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於 2016 年 5 月發表的重量級整合性評估報告《基因工程作物:經驗與展望》(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7],整理了這 30 年來的研究成果,也納入了公眾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疑慮,其中可藉由現今研究成果釋疑的,以及現今研究還無法得知的,都在其中分門別類逐一報告。

這 30 年來,其中一種廣泛種植的抗除草劑基因改造農作物,因為具有抗除草劑基因,農夫施用的除草劑將不會直接影響作物,而雜草因為不具有抗除草劑基因,可被除草劑消滅。抗除草劑農作物的發明,原是希望能協助農夫的農作流程;農人耕作時一來更為便利,二來也能減少農作物的損耗,增加產量。

但是,科學實驗室裡的發明,即使越過種種風險評估的難關進入田野,仍然可能因為人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未預期的結果;例如說,在僅施用同一種除草劑(如嘉磷賽)、種植單一作物且未使用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8] 的田地,發現雜草的多樣性提升,且不為除草劑所影響,極難根除。至今,即使已積極發展雜草管理策略,但因為不同區域、地形環境的生態不盡相同,還未能提供有效一致的控制方式 [9]

另一常見的基因改造作物為抗蟲害農作物,在農作物中植入一蘇力菌的蛋白質片段(通常稱為 Bt toxin 或 Cry 基因),而使害蟲吃下作物時受到病原感染而死亡。這一發明,已知正確使用時,農人可減少殺蟲劑使用量,產量也會增加。並且因為減少殺蟲劑施作,田間計算到的生物多樣性,與使用慣行農法的田地相比,有增加的趨勢。這份報告梳理這些研究時,也不斷提醒,每一份研究都有其地理生態環境與研究方法差異,目前已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成果,皆未能作為最後結論[10] 。

這些研究與這份報告,並不能解決所有提問,也不一定能符合各國研究的進程與發展。現階段所理解的安全性與益處,不是沒有挑戰的空間;現階段面臨到的難題,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機會。自基因改造作物商業化以來,各國無論同不同意大規模施作基因改造作物,又或是否進口,都累積了 30 年的經驗,這包括了科學研究持續進展、啟動社會溝通機制、推進各類政策制定等等;而利害關係人包括科學家、政府、民眾、農人、消費者與反基改團體,各方從必然的對立,或多或少逐漸找到可能的交集之處。

但也許很多人心中最基礎的問題,是人類為什麼需要基因改造作物?僅是企業能因此獲利?還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而大幅影響作物生長的時代,發展基因工程作物,是積極應對未來風險的一種選項?又或是,若有更方便的農耕技術,有可能降低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

減少速食資訊餵養,充分接收訊息才能好好討論

圖/pixabay

這些可能性與風險,我們知道多少?而科學家又以何種方式面對社會擔憂?專家領域間、政府部門間的橫向溝通,與政府、專家和民眾的縱向資訊管道,可有能互相理解的機會?當新興科技進入社會,需要政策的協助,讓各方利害關係人都能藉由完善的制度政策而受益。新興科技要進入社會,媒體是民眾理解該科技的重要媒介,如何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多元,如何確保資訊是否有效傳遞,如何能充分討論各方疑慮,若說這些是政府在民主社會中,制定政策的必備過程,毋寧也是每位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否被充分告知,才可能繞過速食資訊的餵養,掌握公民主權的必備能力。

註釋

[1] SMC (2002). “Scientists Comment on BBC GM Drama.”2019/09/30 檢閱。

[2] Robin McKie (2002). “Lobby group ‘led GM thriller critics’.” 2019/09/30 檢閱。

[3] Born, M. and Leonard, T. (2002). “Why you won’t find the facts spoiling a good docu-drama.” 2019/09/30 檢閱。

[4] Breaking New.ie (2002). “Farmers attack ‘irresponsible’ BBC drama.” 2019/09/30 檢閱。

[5] Fiona Fox (2002). “‘Fields of Gold’: Science fiction.” 2019/09/30 檢索。

[6] Ewen Callaway (2013). “Science media: Centre of attention.” 2019/09/30 檢索。

[7]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mmittee on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Division on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 (2016).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8] 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即使用多樣方式來控制雜草生長,包括使用化學除草劑、生物防治、預防措施等。

[9] 同前引註 [7]。

[10] 同前引註 [7]。

  • 責任編輯: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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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劑補好新冠預防保護力!防疫新解方:長效型單株抗體適用於「免疫低下族群預防」及「高風險族群輕症治療」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3/01/19 ・287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年歐盟、英、法、澳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針對台灣主流病毒株 BA.5 及 BA.2.75 具保護力。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3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藥名Evusheld
長效型單株抗體
Molnupiravir
莫納皮拉韋
Paxlovid
倍拉維
Remdesivir
瑞德西韋
作用原理結合至病毒的棘蛋白受體結合區域,抑制病毒進入人體細胞干擾病毒的基因序列,導致複製錯亂突變蛋白酵素抑制劑,阻斷病毒繁殖抑制病毒複製所需之酵素的活性,從而抑制病毒增生
治療方式單次肌肉注射(施打後留觀1小時)口服5天口服5天靜脈注射3天
適用對象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18歲以上)的輕症病患。發病7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孩童(年齡大於28天且體重3公斤以上)的輕症病患。
*Remdesivir用於重症之適用條件和使用天數有所不同
注意事項病毒變異株藥物交互作用孕婦哺乳禁用輸注反應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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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混打 AZ 與 BNT 疫苗效果拔群!感染率比接種 2 劑 BNT 更低
台灣科技媒體中心_96
・2021/10/22 ・2347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國際期刊《自然》(Nature)公開一篇法國里昂國際傳染病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Infectiologie Lyon, CIRI)的研究,探討混合施打 AZ 與 BNT 兩種不同廠牌的新冠疫苗後,產生細胞免疫的特性與效果。研究觀察 13,121 名護理人員的真實世界數據,發現混打 AZ 與 BNT 疫苗,比起施打兩劑 BNT 疫苗,可更好的預防新冠病毒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研究團隊為瞭解混打這兩種疫苗的機制,觀察兩種疫苗不同的施打組合,發現兩種組合都可以引起很強的抗體反應,而混打疫苗的個體,血清中抗體都有更強的中和能力。此增強的效果,與轉化、活化 B 細胞辨認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的頻率上升有關。

比起第一劑的 BNT 疫苗,AZ 疫苗引起的 IgG 反應較弱,但引起 T 細胞的反應更強,作者認為這可解釋兩種疫苗混打後效果較好的原因。研究結論也提到,混打的方式可能特別適合免疫功能較低下的人。

我們對於混打的瞭解有多少?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齊嘉鈺表示,先前許多針對疫苗混打的研究規模比較小,參與人數大多僅數十人到數百人;研究方向著重在免疫反應的差異,而非真實世界的保護力;實驗方法也有限制,例如,分析中和抗體時所用的是替代指標或是人工假病毒中和試驗,而非活的新冠病毒,因此對預測真實臨床病毒的中和能力仍然會有一些疑慮。

最近有另一篇剛剛發表刊登在 Lancet 的報告,是來自瑞典全國性大規模的疫苗混打研究結果,該研究總計納入超過 10 萬名接受 ChAd(腺病毒載體)/mRNA 疫苗混打者與 43 萬名完成兩劑都是接種 ChAd 疫苗者進行保護力的分析。結果發現,疫苗混打組確實對有症狀感染具有更高的保護效果,但是並未深入剖析相關的免疫機制。

齊嘉鈺指出,本文是來自法國的研究,對象是 1 萬 3 千多名醫護人員,其中 2,500 多名接受混打(ChAd/BNT),另外 1 萬多名兩劑皆施打輝瑞 BNT162b2 疫苗。相較於其它文獻,這一篇研究除了分析對感染的保護力差異外,更清楚探討混打疫苗所誘發的免疫機制。

感染率比較:混打組 0.42% < 0.71% 兩劑BNT

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邱南昌指出,研究比較 10,609 名間隔四週施打兩劑 BNT 疫苗,和 2,512 名第一劑施打 AZ 疫苗 12 週後第二劑改用 BNT 疫苗者,發生 COVID-19 感染的情形,以及免疫系統的反應情形。兩劑都打 BNT 疫苗組感染的發生率是混打組的兩倍(0.71% 比 0.42%)。作者還檢驗了多種免疫反應,只打完第一劑後,AZ 疫苗產生的抗體濃度較 BNT 疫苗低;但施打完兩劑後,有些抗體濃度就相似,有些則是混打組較高;在記憶細胞方面,混打組也產生較多。

邱南昌表示,這些免疫反應,可以解釋為何混打的人,能夠降低更多的感染風險。對於變種病毒也是混打組有較好的免疫反應。與過去只是驗抗體濃度,此篇有現實世界的資料,也較之前研究做了更深入的免疫反應檢驗,證實第一劑 AZ 疫苗第二劑 BNT 疫苗,可以得到比兩劑都打 BNT 疫苗更好的效果。

輝瑞 BNT 疫苗。圖/Wikipedia

混打後的免疫反應能維持多久?仍未有結論

邱南昌也說,此篇沒混打組的兩劑 BNT 疫苗是間隔四週,但混打組兩劑間是間隔 12 週。之前的資料就顯示第二劑間隔較久才施打,產生的抗體濃度較高。但由此研究檢驗多種免疫反應的結果看來,時間間隔應不是唯一理由,還有其他可顯示有混打對免疫反應增強的理由。此外,不同地區不同的流行狀況,會影響保護力的研究結果,但免疫反應應是差不多。

齊嘉鈺則補充,研究對象都是醫護人員,因此結果要外推到其他一般大眾,包括更廣的年齡層、潛在疾病等,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工作性質不一樣的醫護人員之間暴露於病毒的風險也不同,也可能影響兩組疫苗保護力的結果;免疫機制的實驗僅追蹤至施打完第二劑後 4 週,所以,混打後的免疫反應能維持多久、何時會降低、需不需要再追加第三劑,也還沒有結論。

若開放混打,我該衝一波嗎?

本文有幾項重要結論:

  1. 兩劑間隔 12 週,有順序的混打(ChAd/BNT)疫苗確實比間隔 4 週施打兩劑 BNT 疫苗對降低感染提供更好的保護力。
  2. 兩種組合都刺激了很強的抗棘蛋白抗體反應,但混打可以誘發更強的中和抗體,即使是針對不同的 SARS-CoV-2 變種病毒。這種增強的中和抗體反應與可以辨識受體結合區域(RBD)的記憶 B 細胞持續的成熟及活化有關。
  3. 第一劑施打 ChAd 疫苗後比 BNT162b2 疫苗誘發的抗體反應弱,但卻有更強的 T 細胞反應,可以解釋兩種疫苗混打使用時的互補性。

這個結果再一次為混打疫苗的保護力提出更多的科學證據,同時也特別對一些免疫功能低下,如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更好的疫苗接種選擇建議。

COVID-19 有多種疫苗,陸續有研究顯示混打可能誘發不同免疫反應,得到比單一疫苗更好的保護力。但是疫苗種類繁多,混打方式的排列組合更多樣,目前只有少數方式有確切數據可驗證。

我國根據我們各種疫苗的供應量和已經發表的研究資料,有可能會逐漸開放准許混打的種類。但是就本研究的資料看來,即使不混打也仍得到相當不錯的保護力。所以其實也不必執著於是否要混打,有什麼疫苗能打就打什麼,反而是最簡單的選擇。

研究文獻

※為了盡快了解研究的重大發現,此為 Nature 期刊提供的未經編輯文章,在最終發布完稿之前,研究者還可能修正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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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報導科學嗎?科學報導的百年歷史與未來挑戰│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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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3 ・4109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617 ・十年級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圖/pixabay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1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2,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3

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圖/pixabay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當科學事件足以登上報紙頭條,記者是否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或是找到專家回應?圖/pixabay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4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5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6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7,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圖/pixabay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8,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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