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戲劇效果犧牲科學事實，基改科幻電影再引恐慌│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六）

• 作者／賴昭正｜前清大化學系教授、系主任、所長；合創科學月刊

我擔心人工智慧可能會完全取代人類。如果人們能設計電腦病毒，那麼就會有人設計出能夠自我改進和複製的人工智慧。 這將是一種超越人類的新生命形式。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英國理論物理學家

大約在八十年前，當第一台數位計算機出現時，一些電腦科學家便一直致力於讓機器具有像人類一樣的智慧；但七十年後，還是沒有機器能夠可靠地提供人類程度的語言或影像辨識功能。誰又想到「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t，簡稱 AI）的能力最近十年突然起飛，在許多（所有？）領域的測試中擊敗了人類，正在改變各個領域——包括假新聞的製造與散佈——的生態。

圖形處理單元（graphic process unit，簡稱 GPU）是這場「人工智慧」革命中的最大助手。它的興起使得九年前還是個小公司的 Nvidia（英偉達）股票從每股不到 $5，上升到今天（5 月 24 日）每股超過 $1000（註一）的全世界第三大公司，其創辦人（之一）兼首席執行官、出生於台南的黃仁勳（Jenson Huang）也一躍成為全世界排名 20 內的大富豪、台灣家喻戶曉的名人！可是多少人了解圖形處理單元是什麼嗎？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在回答這問題之前，筆者得先聲明筆者不是學電腦的，因此在這裡所能談的只是與電腦設計細節無關的基本原理。筆者認為將原理轉成實用工具是專家的事，不是我們外行人需要了解的；但作為一位現在的知識分子或公民，了解基本原理則是必備的條件：例如了解「能量不滅定律」就可以不用仔細分析，即可判斷永動機是騙人的；又如現在可攜帶型冷氣機充斥市面上，它們不用往室外排廢熱氣，就可以提供屋內冷氣，讀者買嗎？

CPU 與 GPU

不管是大型電腦或個人電腦都需具有「中央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 unit，簡稱 CPU）。CPU 是電腦的「腦」，其電子電路負責處理所有軟體正確運作所需的所有任務，如算術、邏輯、控制、輸入和輸出操作等等。雖然早期的設計即可以讓一個指令同時做兩、三件不同的工作；但為了簡單化，我們在這裡所談的工作將只是執行算術和邏輯運算的工作（arithmetic and logic unit，簡稱 ALU），如將兩個數加在一起。在這一簡化的定義下，CPU 在任何一個時刻均只能執行一件工作而已。

在個人電腦剛出現只能用於一般事物的處理時，CPU 均能非常勝任地完成任務。但電腦圖形和動畫的出現帶來了第一批運算密集型工作負載後，CPU 開始顯示心有餘而力不足：例如電玩動畫需要應用程式處理數以萬計的像素（pixel），每個像素都有自己的顏色、光強度、和運動等, 使得 CPU 根本沒辦法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些工作。於是出現了主機板上之「顯示插卡」來支援補助 CPU。

1999 年，英偉達將其一「具有集成變換、照明、三角形設定／裁剪、和透過應用程式從模型產生二維或三維影像的單晶片處理器」（註二）定位為「世界上第一款 GPU」，「GPU」這一名詞於焉誕生。不像 CPU，GPU 可以在同一個時刻執行許多算術和邏輯運算的工作，快速地完成圖形和動畫的變化。

依序計算和平行計算

一部電腦 CPU 如何計算 7×5+6/3 呢？因每一時刻只能做一件事，所以其步驟為：

• 計算 7×5；
• 計算 6/3；
• 將結果相加。

總共需要 3 個運算時間。但如果我們有兩個 CPU 呢？很多工作便可以同時（平行）進行：

• 同時計算 7×5 及 6/3；
• 將結果相加。

只需要 2 個運算時間,比單獨的 CPU 減少了一個。這看起來好像沒節省多少時間，但如果我們有 16 對 a×b 要相加呢？單獨的 CPU 需要 31 個運算的時間（16 個 × 的運算時間及 15 個 + 的運算時間），而有 16 個小 CPU 的 GPU 則只需要 5 個運算的時間（1 個 × 的運算時間及 4 個 + 的運算時間）！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為什麼稱 GPU 為「圖形」處理單元。圖一左圖《我愛科學》一書擺斜了，如何將它擺正成右圖呢？ 一句話：「將整個圖逆時針方向旋轉 θ 即可」。但因為左圖是由上百萬個像素點（座標 x, y）組成的，所以這句簡單的話可讓 CPU 忙得不亦樂乎了：每一點的座標都必須做如下的轉換

x’ = x cosθ + y sinθ

y’ = -x sinθ+ y cosθ

即每一點均需要做四個 × 及兩個 + 的運算！如果每一運算需要 10^-6 秒，那麼讓《我愛科學》一書做個簡單的角度旋轉，便需要 6 秒，這豈是電動玩具畫面變化所能接受的？

人類的許多發明都是基於需要的關係，因此電腦硬件設計家便開始思考：這些點轉換都是獨立的，為什麼我們不讓它們同時進行（平行運算，parallel processing）呢？於是專門用來處理「圖形」的處理單元出現了——就是我們現在所知的 GPU。如果一個 GPU 可以同時處理 10⁶ 運算，那上圖的轉換只需 10^-6 秒鐘！

GPU 的興起

GPU 可分成兩種：

• 整合式圖形「卡」（integrated graphics）是內建於 CPU 中的 GPU，所以不是插卡，它與 CPU 共享系統記憶體，沒有單獨的記憶體組來儲存圖形／視訊，主要用於大部分的個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上；早期英特爾（Intel）因為不讓插卡 GPU 侵蝕主機的地盤，在這方面的研發佔領先的地位，約佔 68% 的市場。
• 獨立顯示卡（discrete graphics）有不與 CPU 共享的自己專用內存；由於與處理器晶片分離，它會消耗更多電量並產生大量熱量；然而，也正是因為有自己的記憶體來源和電源，它可以比整合式顯示卡提供更高的效能。

2007 年，英偉達發布了可以在獨立 GPU 上進行平行處理的軟體層後，科學家發現獨立 GPU 不但能夠快速處理圖形變化，在需要大量計算才能實現特定結果的任務上也非常有效，因此開啟了為計算密集型的實用題目編寫 GPU 程式的領域。如今獨立 GPU 的應用範圍已遠遠超出當初圖形處理，不但擴大到醫學影像和地震成像等之複雜圖像和影片編輯及視覺化，也應用於駕駛、導航、天氣預報、大資料庫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加密貨幣挖礦、及分子動力學模擬（註三）等其它領域。獨立 GPU 已成為人工智慧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及許多行業的遊戲規則。英特爾在這方面發展較遲，遠遠落在英偉達（80%）及超微半導體公司（Advance Micro Devices Inc.，19%，註四）之後，大約只有 1% 的市場。

事實上現在的中央處理單元也不再是真正的「單元」，而是如圖二可含有多個可以同時處理運算的核心（core）單元。GPU 犧牲大量快取和控制單元以獲得更多的處理核心，因此其核心功能不如 CPU 核心強大，但它們能同時高速執行大量相同的指令，在平行運算中發揮強大作用。現在電腦通常具有 2 到 64 個核心；GPU 則具有上千、甚至上萬的核心。

結論

我們一看到《我愛科學》這本書，不需要一點一點地從左上到右下慢慢掃描,即可瞬間知道它上面有書名、出版社等，也知道它擺斜了。這種「平行運作」的能力不僅限於視覺，它也延伸到其它感官和認知功能。例如筆者在清華大學授課時常犯的一個毛病是：嘴巴在講，腦筋思考已經不知往前跑了多少公里，常常為了追趕而越講越快，將不少學生拋到腦後！這不表示筆者聰明，因為研究人員發現我們的大腦具有同時處理和解釋大量感官輸入的能力。

人工智慧是一種讓電腦或機器能夠模擬人類智慧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科技，因此必須如人腦一樣能同時並行地處理許多資料。學過矩陣（matrix）的讀者應該知道，如果用矩陣和向量（vector）表達，上面所談到之座標轉換將是非常簡潔的（註五）。而矩陣和向量計算正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的基礎！也正是獨立圖形處理單元最強大的功能所在！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 GPU 會成為人工智慧開發的基石：它們的架構就是充分利用並行處理，來快速執行多個操作，進行訓練電腦或機器以人腦之思考與學習的方式處理資料——稱為「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黃仁勳在 5 月 22 日的發布業績新聞上謂：「下一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企業界和各國正與英偉達合作，將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傳統資料中心轉變為加速運算及新型資料中心——人工智慧工廠——以生產新商品『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將為每個產業帶來顯著的生產力提升，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和提高能源效率，同時擴大收入機會。」

附錄

人工智慧的實用例子：下面一段是微軟的「copilot」代書、谷歌的「translate」代譯之「one paragraph summary of GPU and AI」。讀完後，讀者是不是認為筆者該退休了？

GPU（圖形處理單元）和 AI（人工智慧）之間的協同作用徹底改變了高效能運算領域。GPU 具有平行處理能力，特別適合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所需的複雜資料密集運算。這導致了影像和視訊處理等領域的重大進步，使自動駕駛和臉部辨識等技術變得更加高效和可靠。NVIDIA 開發的平行運算平台 CUDA 進一步提高了 GPU 的效率，使開發人員能夠透過將人工智慧問題分解為更小的、可管理的、可同時處理的任務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不僅加快了人工智慧研究的步伐，而且使其更具成本效益，因為 GPU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執行與多個 CPU 相同的任務。隨著人工智慧的不斷發展，GPU 的角色可能會變得更加不可或缺，推動各產業的創新和新的可能性。大腦透過神經元網路實現這一目標，這些神經元網路可以獨立但有凝聚力地工作，使我們能夠執行複雜的任務，例如駕駛、導航、觀察交通信號、聽音樂並同時規劃我們的路線。此外，研究表明，與非人類動物相比，人類大腦具有更多平行通路，這表明我們的神經處理具有更高的複雜性。這個複雜的系統證明了我們認知功能的卓越適應性和效率。我們可以一邊和朋友聊天一邊走在街上，一邊聽音樂一邊做飯，或一邊聽講座一邊做筆記。人工智慧是模擬人類腦神經網路的科技，因此必須能同時並行地來處理許多資料。研究人員發現了人腦通訊網路具有一個在獼猴或小鼠中未觀察獨特特徵：透過多個並行路徑傳輸訊息,因此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多任務處理能力。

註解

（註一）當讀者看到此篇文章時，其股票已一股換十股，現在每一股約在 $100 左右。

（註二）組裝或升級過個人電腦的讀者或許還記得「英偉達精視 256」（GeForce 256）插卡吧?

（註三）筆者於 1984 年離開清華大學到 IBM 時，就是參加了被認為全世界使用電腦時間最多的量子化學家、IBM「院士（fellow）」Enrico Clementi 的團隊：因為當時英偉達還未有可以在 GPU 上進行平行處理的軟體層，我們只能自己寫軟體將 8 台中型電腦（非 IBM 品牌！）與一大型電腦連接來做平行運算，進行分子動力學模擬等的科學研究。如果晚生 30 年或許就不會那麼辛苦了?

（註四）補助個人電腦用的 GPU 品牌到 2000 年時只剩下兩大主導廠商：英偉達及 ATI（Array Technology Inc.）。後者是出生於香港之四位中國人於 1985 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成立，2006 年被超微半導體公司收購，品牌於 2010 年被淘汰。超微半導體公司於 2014 年 10 月提升台南出生之蘇姿豐（Lisa Tzwu-Fang Su）博士為執行長後，股票從每股 $4 左右，上升到今天每股超過 $160，其市值已經是英特爾的兩倍，完全擺脫了在後者陰影下求生存的小眾玩家角色，正在挑戰英偉達的 GPU 市場。順便一題：超微半導體公司現任總裁（兼 AI 策略負責人）為出生於台北的彭明博（Victor Peng）；與黃仁勳及蘇姿豐一樣，也是小時候就隨父母親移居到美國。

（註五）或。

延伸閱讀

• 「熱力學與能源利用」，《科學月刊》，1982 年 3 月號；收集於《我愛科學》（華騰文化有限公司，2017 年 12 月出版），轉載於「嘉義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 「網路安全技術與比特幣」，《科學月刊》，2020 年 11 月號；轉載於「善科教育基金會」的《科技大補帖》專欄。

• 本文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合作，內文經泛科學改寫。
• 完整文章請見：「「混打AZ疫苗與BNT疫苗的免疫特性和效果」專家意見」
• 資料更新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

2021 年 10 月 21 日，國際期刊《自然》（Nature）公開一篇法國里昂國際傳染病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en Infectiologie Lyon, CIRI）的研究，探討混合施打 AZ 與 BNT 兩種不同廠牌的新冠疫苗後，產生細胞免疫的特性與效果。研究觀察 13,121 名護理人員的真實世界數據，發現混打 AZ 與 BNT 疫苗，比起施打兩劑 BNT 疫苗，可更好的預防新冠病毒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研究團隊為瞭解混打這兩種疫苗的機制，觀察兩種疫苗不同的施打組合，發現兩種組合都可以引起很強的抗體反應，而混打疫苗的個體，血清中抗體都有更強的中和能力。此增強的效果，與轉化、活化 B 細胞辨認新冠病毒受體結合區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 RBD）的頻率上升有關。

比起第一劑的 BNT 疫苗，AZ 疫苗引起的 IgG 反應較弱，但引起 T 細胞的反應更強，作者認為這可解釋兩種疫苗混打後效果較好的原因。研究結論也提到，混打的方式可能特別適合免疫功能較低下的人。

我們對於混打的瞭解有多少？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齊嘉鈺表示，先前許多針對疫苗混打的研究規模比較小，參與人數大多僅數十人到數百人；研究方向著重在免疫反應的差異，而非真實世界的保護力；實驗方法也有限制，例如，分析中和抗體時所用的是替代指標或是人工假病毒中和試驗，而非活的新冠病毒，因此對預測真實臨床病毒的中和能力仍然會有一些疑慮。

最近有另一篇剛剛發表刊登在 Lancet 的報告，是來自瑞典全國性大規模的疫苗混打研究結果，該研究總計納入超過 10 萬名接受 ChAd（腺病毒載體）/mRNA 疫苗混打者與 43 萬名完成兩劑都是接種 ChAd 疫苗者進行保護力的分析。結果發現，疫苗混打組確實對有症狀感染具有更高的保護效果，但是並未深入剖析相關的免疫機制。

齊嘉鈺指出，本文是來自法國的研究，對象是 1 萬 3 千多名醫護人員，其中 2,500 多名接受混打（ChAd/BNT），另外 1 萬多名兩劑皆施打輝瑞 BNT162b2 疫苗。相較於其它文獻，這一篇研究除了分析對感染的保護力差異外，更清楚探討混打疫苗所誘發的免疫機制。

感染率比較：混打組 0.42％ ＜ 0.71％ 兩劑BNT

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邱南昌指出，研究比較 10,609 名間隔四週施打兩劑 BNT 疫苗，和 2,512 名第一劑施打 AZ 疫苗 12 週後第二劑改用 BNT 疫苗者，發生 COVID-19 感染的情形，以及免疫系統的反應情形。兩劑都打 BNT 疫苗組感染的發生率是混打組的兩倍（0.71% 比 0.42%）。作者還檢驗了多種免疫反應，只打完第一劑後，AZ 疫苗產生的抗體濃度較 BNT 疫苗低；但施打完兩劑後，有些抗體濃度就相似，有些則是混打組較高；在記憶細胞方面，混打組也產生較多。

邱南昌表示，這些免疫反應，可以解釋為何混打的人，能夠降低更多的感染風險。對於變種病毒也是混打組有較好的免疫反應。與過去只是驗抗體濃度，此篇有現實世界的資料，也較之前研究做了更深入的免疫反應檢驗，證實第一劑 AZ 疫苗第二劑 BNT 疫苗，可以得到比兩劑都打 BNT 疫苗更好的效果。

混打後的免疫反應能維持多久？仍未有結論

邱南昌也說，此篇沒混打組的兩劑 BNT 疫苗是間隔四週，但混打組兩劑間是間隔 12 週。之前的資料就顯示第二劑間隔較久才施打，產生的抗體濃度較高。但由此研究檢驗多種免疫反應的結果看來，時間間隔應不是唯一理由，還有其他可顯示有混打對免疫反應增強的理由。此外，不同地區不同的流行狀況，會影響保護力的研究結果，但免疫反應應是差不多。

齊嘉鈺則補充，研究對象都是醫護人員，因此結果要外推到其他一般大眾，包括更廣的年齡層、潛在疾病等，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工作性質不一樣的醫護人員之間暴露於病毒的風險也不同，也可能影響兩組疫苗保護力的結果；免疫機制的實驗僅追蹤至施打完第二劑後 4 週，所以，混打後的免疫反應能維持多久、何時會降低、需不需要再追加第三劑，也還沒有結論。

若開放混打，我該衝一波嗎？

本文有幾項重要結論：

1. 兩劑間隔 12 週，有順序的混打（ChAd/BNT）疫苗確實比間隔 4 週施打兩劑 BNT 疫苗對降低感染提供更好的保護力。
2. 兩種組合都刺激了很強的抗棘蛋白抗體反應，但混打可以誘發更強的中和抗體，即使是針對不同的 SARS-CoV-2 變種病毒。這種增強的中和抗體反應與可以辨識受體結合區域（RBD）的記憶 B 細胞持續的成熟及活化有關。
3. 第一劑施打 ChAd 疫苗後比 BNT162b2 疫苗誘發的抗體反應弱，但卻有更強的 T 細胞反應，可以解釋兩種疫苗混打使用時的互補性。

這個結果再一次為混打疫苗的保護力提出更多的科學證據，同時也特別對一些免疫功能低下，如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更好的疫苗接種選擇建議。

COVID-19 有多種疫苗，陸續有研究顯示混打可能誘發不同免疫反應，得到比單一疫苗更好的保護力。但是疫苗種類繁多，混打方式的排列組合更多樣，目前只有少數方式有確切數據可驗證。

我國根據我們各種疫苗的供應量和已經發表的研究資料，有可能會逐漸開放准許混打的種類。但是就本研究的資料看來，即使不混打也仍得到相當不錯的保護力。所以其實也不必執著於是否要混打，有什麼疫苗能打就打什麼，反而是最簡單的選擇。

研究文獻

• Pozzetto, B., Legros, V., Djebali, S. et al. “Immunogenicity and efficacy of heterologous ChadOx1/BNT162b2 vaccination” Nature (2021).

※為了盡快了解研究的重大發現，此為 Nature 期刊提供的未經編輯文章，在最終發布完稿之前，研究者還可能修正文章內容。

•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陳璽尹博士後研究員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六）戲劇與科學事實的距離》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02 年，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製作了科幻類電視電影《金色麥田》（Fields of Gold），分成上下集共播放 3 小時。故事講述兩位記者在研究專題時，發現自己捲入了政府、大公司與生物科技的醜聞中。

這齣劇裡的兩位記者發現一小村莊的醫院有不明死亡案例，並在深入挖掘「真相」的過程中，漸漸發現死者與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GMO）有高度關聯，而政府與大公司竟聯手掩蓋真相。這齣戲劇雖沒有獲得太高的評價，卻一連幾個禮拜在媒體上掀起不小的漣漪。

為了戲劇效果，傳遞錯誤資訊沒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本劇作者是小說家羅南．貝內特（Ronan Bennett），以及時任《衛報》（The Guardian）編輯、而後帶領《衛報》成功數位轉型的傳奇總編輯艾倫．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2002 年 6 月 8 日，本劇於 BBC 1 首播。

但在未正式播出之前，媒體上就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且爭議愈見壯大。首先發難的，就是剛成立不久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SMC）。首播前一星期，2002 年 5 月 31 日，英國 SMC 發布了專家意見 ^[1]，當中普遍認為 BBC 未盡媒體職責，因為這部戲劇傳遞了太多錯誤的科學事實；其他科幻作品如經典的《X 檔案》（X-files），劇中的設定完全基於創作與想像，但這部即將上映的戲劇所談述的，是正在發展的科技。BBC 尤其有責任，在嚴肅且複雜的議題上，提供大眾正確的知識。

關於基因改造作物，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植物科學學者馬克．泰斯特（Mark Tester）說，「重要的是平衡且知情的辯論，但這卻不是 BBC 最新這部戲劇所鼓勵的，劇中太多荒謬的錯誤，強化了不知情且反對基改作物的歇斯底里。」

英國SMC糾正錯誤劇情，卻被貼上「受財團收買」標籤

在 SMC 的專家回應中，這位學者特別於職稱處介紹，他是本齣戲劇的「前」科學顧問。 2 天後（2002 年 6 月 2 日），《衛報》發出新聞 ^[2]，指稱英國SMC背後有大藥廠與化學公司撐腰，因其收受國際各大生物科技公司的捐款，是基改作物的關說團體，甚至強勢引導了這齣「基改驚悚劇」的評價。

劇作家之一的貝內特更在新聞中說，「他們策劃了一個小團體來抹黑劇作者，而此舉更代表他們證實了大眾一直以來的懷疑，就是這些新科技到底是怎麼被發展出來的。」

再過 5 天（6 月 7 日）、戲劇首播的前一天，《衛報》編輯、劇作者之一的拉斯布里吉，寫了長文回應。他表示，基改作物支持與反對的兩種極端意見，是最具張力的劇作題材，「而且，一直以來某些生物醫學現象的確有些啟人疑竇，例如說抵抗抗生素的基因移植到作物上……又或是抗藥性疾病的存在，難道醫學界社群對於可能出現的超級細菌，不擔心嗎？」

而拉斯布里吉更以本文回應「前科學顧問」泰斯特的專家意見，「科學家難道不同意，基因遺傳物質可能從作物移轉到土壤，再移轉到動物和人類身上嗎？」他表示，就連泰斯特也指出「有些基因會、有些基因不會」。拉斯布里吉認為，這樣的事實，用戲劇化的方式以尋求最多數觀眾的同感，才能引起公眾熱烈的辯論。

同一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新聞 ^[3] 就討論了戲劇的虛構性與事實之間的拿捏，「因為傳統的紀錄片已經吸引不了觀眾，當電視執行製作要找到既能負些媒體責任、又能吸引觀眾興趣的題目，那麼使用加油添醋的事實來做節目，正好可以緩和電視執行製作的焦慮。」且這篇新聞更直白提問，還有多少電視製作人，可以用「幽默比真相還要真實」這種說詞，來為自己輕忽事實的態度找藉口？

基因改造作物，也許正是一個事實過於複雜，而必須謹慎以對的題目。度過了連續播出上下集的週末，週一上午（6 月 10 日），英國國家農夫工會（Britain’s National Farmers’ Union）的主席班．吉爾（Ben Gill）接受媒體訪問指出 ^[4]，他認為 BBC 不負責任，「在基因改造作物的議題上，有很多嚴肅的問題待討論。這是為什麼此議題的辯論必須平衡且由嚴謹的科學研究充份告知（informed）。」而談到這齣戲劇節目，他說，「《金色麥田》捨棄了客觀性和嚴謹科學，只為了能製作這種聳人聽聞的科幻戲劇。」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在 6 月 18 日，刊出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的文章 ^[5]，文中陳述了泰斯特在這部戲劇中扮演的角色。

BBC節目製作人曾請益植物科學者，但最後仍未採納意見

福克斯說，透過《衛報》的介紹，BBC 的節目製作人一開始便詢問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是否可推薦專家給這部節目，以提供基因改造作物的專業建議；但最後成品卻讓泰斯特認為，為了要符合故事線發展與劇情設定，這齣節目完全忽視了他的建議。福克斯納轉述泰斯特的解釋，「如同所有的好科學家，我不會排除任何理論上的可能性。」但他也多次建議劇作者更改在科學上不符事實的橋段，只是未獲正面回應。福克斯說，中心拿到試播帶時，邀請了科學家一同觀賞並且於映後討論，因為擔憂大眾會誤信劇中非科學事實的內容，認為有必要發布專家意見，積極澄清。

當福克斯回憶這段往事，她於 2013 年接受《自然》（Nature）期刊的訪問說，這積極澄清的舉動無疑是「一坨狗屎扔向了電風扇」^[6]。2002 年，當劇作家一邊以戲劇效果來辯稱，呈現片段事實以致謬誤並無不可，更佐以對科學媒體中心的不實指控，再加上劇中演員多次於媒體專訪中表示，「透過演出，我更了解了基因改造食品。我認為這個節目很勇敢。觀眾可能會認為，因為它是戲劇節目所以聳動，但我認為，它和真正的狀況相距不遠。」

科學家在意的是，若不挑戰這樣的社會輿論，那麼另一波基改謠言又將襲來，很可能犧牲了辯論的空間。更可能的，是公眾不再有餘裕理解原本就複雜的基因改造作物議題，也不再有機會接受正確的資訊。

科學家擔心，兩極化的意見會抹去討論重要議題的空間

英國SMC自此之後，便積極在各項科學爭議上，提供科學訊息、科學家意見，更相信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科學事實」，若不及時謹慎處理、釋疑，可能累積成棘手的社會爭議。

在英國科學媒體中心首先對科幻劇《金色麥田》發難的 2002 年 5 月 31 日，正是英國政府宣布將於隔年舉辦基改公開辯論會的日子。科學家無不表示歡迎，也認為這項提議雖然來得晚，不過是時候與大眾溝通現有的知識與資訊，也同時期望理解雙方立場有無可能尋得交集。

2003 年的辯論會結束，科學家於會後的回應也語重心長，擔心兩極化的社會意見，將抹去討論真正重要議題的空間。基因改造作物從技術端到實作端，從實驗室到田間，從創新作物的發明到農人耕作的習慣，無不是遙遠而漫長的距離。更遑論，基因改造作物影響的範圍不僅是食用安全，還有環境與生態的影響，以及基因改造作物、人類行為與環境生態長時間交互作用的各種結果。

這系列的前一篇文章花了許多篇幅解釋吉爾烈—艾希．席哈理倪（Gilles-Eric Séralini）的研究有重大瑕疵，意思是，那份研究無法證實基因改造作物會誘發大鼠癌症。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對基因改造作物有哪些印象？目前的科學研究證據又能提供何種建議？

基改作物商業化30年來，已有大量研究供參考

自 1980 年代起，基因改造作物成功商業化、進入美國與國際市場，直至今日，其實已有許多場域可供研究，實際上也累積了驚人的論文量，就基因改造作物的各種面向與尺度，提供不同時期、不同作物、不同環境施作的研究證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於 2016 年 5 月發表的重量級整合性評估報告《基因工程作物：經驗與展望》（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7]，整理了這 30 年來的研究成果，也納入了公眾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疑慮，其中可藉由現今研究成果釋疑的，以及現今研究還無法得知的，都在其中分門別類逐一報告。

這 30 年來，其中一種廣泛種植的抗除草劑基因改造農作物，因為具有抗除草劑基因，農夫施用的除草劑將不會直接影響作物，而雜草因為不具有抗除草劑基因，可被除草劑消滅。抗除草劑農作物的發明，原是希望能協助農夫的農作流程；農人耕作時一來更為便利，二來也能減少農作物的損耗，增加產量。

但是，科學實驗室裡的發明，即使越過種種風險評估的難關進入田野，仍然可能因為人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未預期的結果；例如說，在僅施用同一種除草劑（如嘉磷賽）、種植單一作物且未使用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8] 的田地，發現雜草的多樣性提升，且不為除草劑所影響，極難根除。至今，即使已積極發展雜草管理策略，但因為不同區域、地形環境的生態不盡相同，還未能提供有效一致的控制方式 ^[9]。

另一常見的基因改造作物為抗蟲害農作物，在農作物中植入一蘇力菌的蛋白質片段（通常稱為 Bt toxin 或 Cry 基因），而使害蟲吃下作物時受到病原感染而死亡。這一發明，已知正確使用時，農人可減少殺蟲劑使用量，產量也會增加。並且因為減少殺蟲劑施作，田間計算到的生物多樣性，與使用慣行農法的田地相比，有增加的趨勢。這份報告梳理這些研究時，也不斷提醒，每一份研究都有其地理生態環境與研究方法差異，目前已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成果，皆未能作為最後結論^[10] 。

這些研究與這份報告，並不能解決所有提問，也不一定能符合各國研究的進程與發展。現階段所理解的安全性與益處，不是沒有挑戰的空間；現階段面臨到的難題，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機會。自基因改造作物商業化以來，各國無論同不同意大規模施作基因改造作物，又或是否進口，都累積了 30 年的經驗，這包括了科學研究持續進展、啟動社會溝通機制、推進各類政策制定等等；而利害關係人包括科學家、政府、民眾、農人、消費者與反基改團體，各方從必然的對立，或多或少逐漸找到可能的交集之處。

但也許很多人心中最基礎的問題，是人類為什麼需要基因改造作物？僅是企業能因此獲利？還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而大幅影響作物生長的時代，發展基因工程作物，是積極應對未來風險的一種選項？又或是，若有更方便的農耕技術，有可能降低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

減少速食資訊餵養，充分接收訊息才能好好討論

這些可能性與風險，我們知道多少？而科學家又以何種方式面對社會擔憂？專家領域間、政府部門間的橫向溝通，與政府、專家和民眾的縱向資訊管道，可有能互相理解的機會？當新興科技進入社會，需要政策的協助，讓各方利害關係人都能藉由完善的制度政策而受益。新興科技要進入社會，媒體是民眾理解該科技的重要媒介，如何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多元，如何確保資訊是否有效傳遞，如何能充分討論各方疑慮，若說這些是政府在民主社會中，制定政策的必備過程，毋寧也是每位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否被充分告知，才可能繞過速食資訊的餵養，掌握公民主權的必備能力。

註釋

[1] SMC (2002). “Scientists Comment on BBC GM Drama.”2019/09/30 檢閱。

[2] Robin McKie (2002). “Lobby group ‘led GM thriller critics’.” 2019/09/30 檢閱。

[3] Born, M. and Leonard, T. (2002). “Why you won’t find the facts spoiling a good docu-drama.” 2019/09/30 檢閱。

[4] Breaking New.ie (2002). “Farmers attack ‘irresponsible’ BBC drama.” 2019/09/30 檢閱。

[5] Fiona Fox (2002). “‘Fields of Gold’: Science fiction.” 2019/09/30 檢索。

[6] Ewen Callaway (2013). “Science media: Centre of attention.” 2019/09/30 檢索。

[7]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mmittee on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Division on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 (2016).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8] 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即使用多樣方式來控制雜草生長，包括使用化學除草劑、生物防治、預防措施等。

[9] 同前引註 [7]。

[10] 同前引註 [7]。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六）戲劇與科學事實的距離》。

• 責任編輯：YP

• 作者／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終篇）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這一系列的文章，介紹了 2002 年橫空出世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以下簡稱英國 SMC）和靈魂人物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以及幾場在英國當地發酵的科學爭議事件，像是基因改造作物是否致癌、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是否導致自閉症，以及人類活動是否是造成全球暖化主因等科學爭論。這些爭論的影響力甚至擴散至世界各地，佔據媒體版面。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時成立的要務之一，就是協助媒體以更正確的方式陳述科學、寫出報導；也鼓勵科學家，即時發言要比默不作聲，更能影響媒體解讀科學、使用科學，和大眾理解科學的方式。

科學報導看似需要融合兩種天差地別的學門：科學與新聞，而這兩種訓練的過程與目的，其實粗略看來也不盡相同。所謂科學訓練的過程，是不斷定義問題、尋找解答，用特定的方法來做系統性的研究 ，目的是運用觀察與實驗，來描述世界。而新聞訓練的目的，則是使用清楚的敘事提供讀者需要的資訊，讓他們能夠為生活、為社會，甚至為國家做決定。

坦白說，科學不一定需要報導，而報導也不一定需要科學。擁有科學記者這一門專業的人，似乎是記者路線中為數最少的。然而回顧歷史，科學記者實已存在超過一個世紀。20 世紀初期，科學快速進展，為了要報導日新月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給大眾，科學記者應運而生。那個年代，因為世界大戰而發展的國防科技、第一次核彈試爆，乃至於桃莉複製羊這種顛覆人們對世界認知的科學突破，都在科學記者的報導下，為大眾知曉。那時候，科學開始向前飛躍，記者跟上腳步。除了轉譯科學，科學記者當時的功能，就如喬治．威廉．格雷（George W. Gray）所說，是「推廣科學」給讀者，讓「科學方法成為民眾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它變成公民思考的普及要素」。¹這個時期科學記者的任務，是報導石破天驚的最新科技，除了報導戰爭演進，更是展示科技同時宣揚國力。

然而，這一百年來，科學記者的任務和定位也隨著時間轉變。2013 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全球調查指出²，科學記者大多認為，好的科學記者應該是「訓練良好並報導事實，獨立且中立的」；這份調查在 2009 到 2012 年收集 953 位科學記者的意見，發現科學記者大多受過專業記者訓練，而且，是不是擁有科學背景並非評斷好壞的依據，重要的是他們的報導能不能轉譯複雜的概念給大眾，使大眾理解科學。現在的科學報導，不如戰時為國家服務，也不如電視、電話、清潔劑等新發明出現時為產業服務，甚至不為了宣揚科學如何改變世界，科學新聞不再只是傳遞訊息、建立形象，而是更積極創造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對話場域。³

若要回顧科學報導目的何時開始質變，很可能是 1962 年《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作者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描述了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嚴重失衡的生態環境，啟發了一批新的科學記者；他們專注在環境場域，關心社會進步對環境的破壞，而這之中，回顧科學發明的負面效應必不可免。21 世紀的現在，更能看到這一質變的延續：2013 年那份科學記者調查中發現，處理「科學、科技和環境」議題的科學記者佔了最多數，其次的「農業、能源與氣候變遷」也在相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來。

科學記者的自我認同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改變，科學報導不再是科學的代言人，多了更多與社會溝通的角色。但是科學報導的難度卻沒有隨著時間而降低，大環境像是科學分科更細、新聞速度愈快的趨勢，後進者幾乎無跡可尋前者腳步，要成功產出質量俱佳的科學報導是難上加難。而科學報導若只關注科學的負面效應、想挖出科學界的失誤、執著在失衡的平衡報導，卻無法真實捕捉複雜艱深的科學事實，也只會更加深科學與報導的鴻溝。

科學報導可列出四項難題：

• 第一，科學領域廣博，內行知識艱深，若不是長期浸淫在這個領域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摸清楚概況。
• 第二，科學家通常不是好的發言人。科學語言和大眾語言大不相同，長期接受科學訓練的科學家因為深入鑽研特定的領域，容易與大眾語言脫節，不是說科學家不善溝通，更精確來說，是不善在特定領域之外的場域溝通。科學家關心的是行內各種突破、發現與進展，但大眾關心的是，這樣的科學突破對我的生活乃至於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 第三，科學具備不確定性。科學家與記者或大眾所認知的科學不確定性可能不同，前者認為不確定性恆常存在，只要實驗得宜，確認解讀數據的邊界，那就不是大問題；但後者卻可能將科學不確定性理解為科學界沒有共識，認為科學只要具備不確定性，就降低了可信度。以至於，科學家可能更不願意談論科學的不確定性，或也不知道如何談才不致被誤會，使得記者或讀者愈無從理解科學能解釋與不能解釋的範圍。
• 第四，當科學事件的份量滿足了登上報紙頭條的要件，記者要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摸清科學議題，又找到專家回應？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當初就是希望能解決這些難題而成立。英國 SMC 舉辦的背景說明會（background briefing），邀請科學家簡要卻深入點出科學議題的脈絡，讓記者在著手準備科學報導時，有明確的方向與背景知識。英國 SMC 也為科學家籌備媒體課程、受訪指引手冊，精進科學家與行外人的溝通技術，讓科學家理解媒體的運作與需求，不致讓科學家受訪時花了很多力氣準備的資料，卻根本無法為媒體所用。英國 SMC 希望所有科學家受訪時都能對科學不確定性侃侃而談，所有科學研究都一定有它的限制，包括了單一研究方法的侷限，與研究結果能推論的範圍。「只有當大眾相信科學家會說實話，會承認錯誤，也對科學不確定性保持開放的態度，」福克斯說，「我們才有可能以科學贏得論戰。」⁴當他們認為科學事件可能變成頭條新聞，英國 SMC 便即時召開記者會，第一時間找到首屈一指的科學家發言，望能有效緩解記者面對科學頭條事件的焦慮。

十八年來，英國 SMC 所累積的成果結實纍纍，某個程度來說，在永遠填不滿的網路新聞世界裡，英國 SMC 的存在稍微減少了專業科學記者的工作負荷，讓他們持續產出質量均衡的科學新聞。但是英國 SMC 也因為積極站在科學事件的前沿，被攻擊是跨國大企業的打手（如，基改事件裡的孟山都），被抨擊是危言聳聽的氣候變遷論者（climate alarmists），甚至被認為是科學機構的公關部門。對於這些指控，福克斯在〈麻煩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⁵中說道，「我常常問自己，如果當時那篇直指基改作物會致癌的論文是篇好研究，現在的情況又會是如何呢？」對福克斯來說，英國 SMC 在這些議題上並非立場先擇，只是這些研究的結果剛好都指向了一致的方向，「如果有好的科學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證據，我們會毫不遲疑發布出去。」

英國 SMC 的積極行動，讓他們樹立的敵人比交到的朋友多。雖然不至於毀譽參半，但在科學與新聞中間，英國 SMC 的確撐起了有效的溝通平台，讓科學家發言，為科學記者釋疑。然而，英國 SMC 的「成功模式」到底能不能為其他國家複製？英國成立 SMC 的時空背景，有英國皇家科學院的背書，和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支持，那時的媒體環境還是紙本報紙為主，留有百年前就存在的科學記者專業，而英國民情對於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慈善研究機構的捐款，也因為歷史因素而相對流通與開放。⁶這十幾年間，世界已漸漸長成了全然不同的樣貌。網路時代的人們對資訊上癮的程度只增不減，除了網路新聞逐漸取代紙本，各種串流平台興起，假新聞與謠言侵門踏戶成了新時代的日常風景。科學論文的產量爆炸，相較於二戰後科學論文的產量以 2% 至 3% 的速度成長，到 2010 年為止的估算，成長幅度約在 8% 至 9% 之間⁷，這不僅是資訊超載的時代，媒體環境和科學界的變化，在在都顯示了科學記者的生存條件只是愈趨艱困。

英國 SMC 要怎麼應對這些新的挑戰，也許就如同福克斯最新寫完成的文章⁸，文中談的是面對新冠肺炎的心態，但是以此總結英國 SMC 一直以來坦白而無畏的作為，或也饒富詩意。她說，「當我們還有這麼多事情需要學習，我認為最適合為公眾服務的方式，是承認我們所有人（在應對這個病毒時）所面臨到的，是獨特且空前的挑戰，也承認我們需要去了解這個不斷變化的情勢所存在的複雜性。」也唯有這般為未知保留開放與接受的心胸，才能繼續走在科學與新聞交集的路上。

註釋及參考文獻

1. Rensberger, B. (2009). “Science journalism: Too close for comfort.”Nature, 459(7250), 1055-1056.
2. Bauer, Martin W. and Howard, Susan and Romo Ramos, Yulye Jessica and Massarani, Luisa and Amorim, Luis (2013). Global science journalism report: working conditions & practices, professional etho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Our learning series,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London, UK. ISBN 9781909528024.
3. Nisbet, M. C. (2009). “The ethics of framing science.”In Elliott, R. (eds.), Communicating biological sciences: Ethical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51-73. London: Routledge.
4. Science Media Centre (2017). “Inconvenient truths.” Retrieval Date:2020/05/27
5. 同註4
6. Science Media Centre (2002).“Funding.”Retrieval Date:2020/05/27 編註：英國 SMC 收取捐款的原則在成立時已建立規範，每年都會更新發布外界捐款的情況。
7. Bornmann, L., & Mutz, R. (2015).“Growth rates of moder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cited references. ”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1), 2215-2222.
8. Fiona Fox. (2020).“Does COVID-19 need a different kind of journalism?”Retrieval Date:2020/05/27

•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陳璽尹博士後研究員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六）戲劇與科學事實的距離》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02 年，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製作了科幻類電視電影《金色麥田》（Fields of Gold），分成上下集共播放 3 小時。故事講述兩位記者在研究專題時，發現自己捲入了政府、大公司與生物科技的醜聞中。

這齣劇裡的兩位記者發現一小村莊的醫院有不明死亡案例，並在深入挖掘「真相」的過程中，漸漸發現死者與基因改造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GMO）有高度關聯，而政府與大公司竟聯手掩蓋真相。這齣戲劇雖沒有獲得太高的評價，卻一連幾個禮拜在媒體上掀起不小的漣漪。

為了戲劇效果，傳遞錯誤資訊沒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本劇作者是小說家羅南．貝內特（Ronan Bennett），以及時任《衛報》（The Guardian）編輯、而後帶領《衛報》成功數位轉型的傳奇總編輯艾倫．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2002 年 6 月 8 日，本劇於 BBC 1 首播。

但在未正式播出之前，媒體上就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且爭議愈見壯大。首先發難的，就是剛成立不久的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SMC）。首播前一星期，2002 年 5 月 31 日，英國 SMC 發布了專家意見 ^[1]，當中普遍認為 BBC 未盡媒體職責，因為這部戲劇傳遞了太多錯誤的科學事實；其他科幻作品如經典的《X 檔案》（X-files），劇中的設定完全基於創作與想像，但這部即將上映的戲劇所談述的，是正在發展的科技。BBC 尤其有責任，在嚴肅且複雜的議題上，提供大眾正確的知識。

關於基因改造作物，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植物科學學者馬克．泰斯特（Mark Tester）說，「重要的是平衡且知情的辯論，但這卻不是 BBC 最新這部戲劇所鼓勵的，劇中太多荒謬的錯誤，強化了不知情且反對基改作物的歇斯底里。」

英國SMC糾正錯誤劇情，卻被貼上「受財團收買」標籤

在 SMC 的專家回應中，這位學者特別於職稱處介紹，他是本齣戲劇的「前」科學顧問。 2 天後（2002 年 6 月 2 日），《衛報》發出新聞 ^[2]，指稱英國SMC背後有大藥廠與化學公司撐腰，因其收受國際各大生物科技公司的捐款，是基改作物的關說團體，甚至強勢引導了這齣「基改驚悚劇」的評價。

劇作家之一的貝內特更在新聞中說，「他們策劃了一個小團體來抹黑劇作者，而此舉更代表他們證實了大眾一直以來的懷疑，就是這些新科技到底是怎麼被發展出來的。」

再過 5 天（6 月 7 日）、戲劇首播的前一天，《衛報》編輯、劇作者之一的拉斯布里吉，寫了長文回應。他表示，基改作物支持與反對的兩種極端意見，是最具張力的劇作題材，「而且，一直以來某些生物醫學現象的確有些啟人疑竇，例如說抵抗抗生素的基因移植到作物上……又或是抗藥性疾病的存在，難道醫學界社群對於可能出現的超級細菌，不擔心嗎？」

而拉斯布里吉更以本文回應「前科學顧問」泰斯特的專家意見，「科學家難道不同意，基因遺傳物質可能從作物移轉到土壤，再移轉到動物和人類身上嗎？」他表示，就連泰斯特也指出「有些基因會、有些基因不會」。拉斯布里吉認為，這樣的事實，用戲劇化的方式以尋求最多數觀眾的同感，才能引起公眾熱烈的辯論。

同一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新聞 ^[3] 就討論了戲劇的虛構性與事實之間的拿捏，「因為傳統的紀錄片已經吸引不了觀眾，當電視執行製作要找到既能負些媒體責任、又能吸引觀眾興趣的題目，那麼使用加油添醋的事實來做節目，正好可以緩和電視執行製作的焦慮。」且這篇新聞更直白提問，還有多少電視製作人，可以用「幽默比真相還要真實」這種說詞，來為自己輕忽事實的態度找藉口？

基因改造作物，也許正是一個事實過於複雜，而必須謹慎以對的題目。度過了連續播出上下集的週末，週一上午（6 月 10 日），英國國家農夫工會（Britain’s National Farmers’ Union）的主席班．吉爾（Ben Gill）接受媒體訪問指出 ^[4]，他認為 BBC 不負責任，「在基因改造作物的議題上，有很多嚴肅的問題待討論。這是為什麼此議題的辯論必須平衡且由嚴謹的科學研究充份告知（informed）。」而談到這齣戲劇節目，他說，「《金色麥田》捨棄了客觀性和嚴謹科學，只為了能製作這種聳人聽聞的科幻戲劇。」

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在 6 月 18 日，刊出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主任費歐娜．福克斯（Fiona Fox）的文章 ^[5]，文中陳述了泰斯特在這部戲劇中扮演的角色。

BBC節目製作人曾請益植物科學者，但最後仍未採納意見

福克斯說，透過《衛報》的介紹，BBC 的節目製作人一開始便詢問了英國科學媒體中心，是否可推薦專家給這部節目，以提供基因改造作物的專業建議；但最後成品卻讓泰斯特認為，為了要符合故事線發展與劇情設定，這齣節目完全忽視了他的建議。福克斯納轉述泰斯特的解釋，「如同所有的好科學家，我不會排除任何理論上的可能性。」但他也多次建議劇作者更改在科學上不符事實的橋段，只是未獲正面回應。福克斯說，中心拿到試播帶時，邀請了科學家一同觀賞並且於映後討論，因為擔憂大眾會誤信劇中非科學事實的內容，認為有必要發布專家意見，積極澄清。

當福克斯回憶這段往事，她於 2013 年接受《自然》（Nature）期刊的訪問說，這積極澄清的舉動無疑是「一坨狗屎扔向了電風扇」^[6]。2002 年，當劇作家一邊以戲劇效果來辯稱，呈現片段事實以致謬誤並無不可，更佐以對科學媒體中心的不實指控，再加上劇中演員多次於媒體專訪中表示，「透過演出，我更了解了基因改造食品。我認為這個節目很勇敢。觀眾可能會認為，因為它是戲劇節目所以聳動，但我認為，它和真正的狀況相距不遠。」

科學家在意的是，若不挑戰這樣的社會輿論，那麼另一波基改謠言又將襲來，很可能犧牲了辯論的空間。更可能的，是公眾不再有餘裕理解原本就複雜的基因改造作物議題，也不再有機會接受正確的資訊。

科學家擔心，兩極化的意見會抹去討論重要議題的空間

英國SMC自此之後，便積極在各項科學爭議上，提供科學訊息、科學家意見，更相信大眾媒體所呈現的「科學事實」，若不及時謹慎處理、釋疑，可能累積成棘手的社會爭議。

在英國科學媒體中心首先對科幻劇《金色麥田》發難的 2002 年 5 月 31 日，正是英國政府宣布將於隔年舉辦基改公開辯論會的日子。科學家無不表示歡迎，也認為這項提議雖然來得晚，不過是時候與大眾溝通現有的知識與資訊，也同時期望理解雙方立場有無可能尋得交集。

2003 年的辯論會結束，科學家於會後的回應也語重心長，擔心兩極化的社會意見，將抹去討論真正重要議題的空間。基因改造作物從技術端到實作端，從實驗室到田間，從創新作物的發明到農人耕作的習慣，無不是遙遠而漫長的距離。更遑論，基因改造作物影響的範圍不僅是食用安全，還有環境與生態的影響，以及基因改造作物、人類行為與環境生態長時間交互作用的各種結果。

這系列的前一篇文章花了許多篇幅解釋吉爾烈—艾希．席哈理倪（Gilles-Eric Séralini）的研究有重大瑕疵，意思是，那份研究無法證實基因改造作物會誘發大鼠癌症。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對基因改造作物有哪些印象？目前的科學研究證據又能提供何種建議？

基改作物商業化30年來，已有大量研究供參考

自 1980 年代起，基因改造作物成功商業化、進入美國與國際市場，直至今日，其實已有許多場域可供研究，實際上也累積了驚人的論文量，就基因改造作物的各種面向與尺度，提供不同時期、不同作物、不同環境施作的研究證據。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於 2016 年 5 月發表的重量級整合性評估報告《基因工程作物：經驗與展望》（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7]，整理了這 30 年來的研究成果，也納入了公眾對於基因改造作物的疑慮，其中可藉由現今研究成果釋疑的，以及現今研究還無法得知的，都在其中分門別類逐一報告。

這 30 年來，其中一種廣泛種植的抗除草劑基因改造農作物，因為具有抗除草劑基因，農夫施用的除草劑將不會直接影響作物，而雜草因為不具有抗除草劑基因，可被除草劑消滅。抗除草劑農作物的發明，原是希望能協助農夫的農作流程；農人耕作時一來更為便利，二來也能減少農作物的損耗，增加產量。

但是，科學實驗室裡的發明，即使越過種種風險評估的難關進入田野，仍然可能因為人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未預期的結果；例如說，在僅施用同一種除草劑（如嘉磷賽）、種植單一作物且未使用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8] 的田地，發現雜草的多樣性提升，且不為除草劑所影響，極難根除。至今，即使已積極發展雜草管理策略，但因為不同區域、地形環境的生態不盡相同，還未能提供有效一致的控制方式 ^[9]。

另一常見的基因改造作物為抗蟲害農作物，在農作物中植入一蘇力菌的蛋白質片段（通常稱為 Bt toxin 或 Cry 基因），而使害蟲吃下作物時受到病原感染而死亡。這一發明，已知正確使用時，農人可減少殺蟲劑使用量，產量也會增加。並且因為減少殺蟲劑施作，田間計算到的生物多樣性，與使用慣行農法的田地相比，有增加的趨勢。這份報告梳理這些研究時，也不斷提醒，每一份研究都有其地理生態環境與研究方法差異，目前已知關於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成果，皆未能作為最後結論^[10] 。

這些研究與這份報告，並不能解決所有提問，也不一定能符合各國研究的進程與發展。現階段所理解的安全性與益處，不是沒有挑戰的空間；現階段面臨到的難題，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機會。自基因改造作物商業化以來，各國無論同不同意大規模施作基因改造作物，又或是否進口，都累積了 30 年的經驗，這包括了科學研究持續進展、啟動社會溝通機制、推進各類政策制定等等；而利害關係人包括科學家、政府、民眾、農人、消費者與反基改團體，各方從必然的對立，或多或少逐漸找到可能的交集之處。

但也許很多人心中最基礎的問題，是人類為什麼需要基因改造作物？僅是企業能因此獲利？還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而大幅影響作物生長的時代，發展基因工程作物，是積極應對未來風險的一種選項？又或是，若有更方便的農耕技術，有可能降低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差距？

減少速食資訊餵養，充分接收訊息才能好好討論

這些可能性與風險，我們知道多少？而科學家又以何種方式面對社會擔憂？專家領域間、政府部門間的橫向溝通，與政府、專家和民眾的縱向資訊管道，可有能互相理解的機會？當新興科技進入社會，需要政策的協助，讓各方利害關係人都能藉由完善的制度政策而受益。新興科技要進入社會，媒體是民眾理解該科技的重要媒介，如何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多元，如何確保資訊是否有效傳遞，如何能充分討論各方疑慮，若說這些是政府在民主社會中，制定政策的必備過程，毋寧也是每位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否被充分告知，才可能繞過速食資訊的餵養，掌握公民主權的必備能力。

註釋

[1] SMC (2002). “Scientists Comment on BBC GM Drama.”2019/09/30 檢閱。

[2] Robin McKie (2002). “Lobby group ‘led GM thriller critics’.” 2019/09/30 檢閱。

[3] Born, M. and Leonard, T. (2002). “Why you won’t find the facts spoiling a good docu-drama.” 2019/09/30 檢閱。

[4] Breaking New.ie (2002). “Farmers attack ‘irresponsible’ BBC drama.” 2019/09/30 檢閱。

[5] Fiona Fox (2002). “‘Fields of Gold’: Science fiction.” 2019/09/30 檢索。

[6] Ewen Callaway (2013). “Science media: Centre of attention.” 2019/09/30 檢索。

[7]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Committee on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Division on Earth and Life Sciences,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 (2016).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8] 雜草管理策略（weed-management strategies），即使用多樣方式來控制雜草生長，包括使用化學除草劑、生物防治、預防措施等。

[9] 同前引註 [7]。

[10] 同前引註 [7]。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六）戲劇與科學事實的距離》。

• 責任編輯：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