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她們》思考婚姻這檔事：每個女性，都有權成為自己

• 文／雞湯來了特約作者吳心予
• 校稿／雞湯來了張芷晴、陳世芃
• 製圖／雞湯來了實習生翁欣容
• 編輯／雞湯來了蕭子喬

電視劇《華燈初上》以日式酒店為背景，描述劇中人物的愛恨情仇。其中最受到關注的是劇中兩位女主角：蘿絲跟蘇之間發生的故事。蘿絲和蘇在高中時期成為好姐妹，一路以來發生了蘿絲離家出走、蘇未婚懷孕、蘿絲因為前夫的債務坐牢、兩人共同經營「光」酒店、各自面對不同的愛情煩惱等等人生轉折的時候，蘿絲跟蘇都一直陪伴在彼此身邊、不離不棄。

「就像我和蘇一樣，有人在背後支撐妳，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有她在就心安」
－《華燈初上》蘿絲

然而，在第二季的劇情裡，蘇跟蘿絲親密的情感卻出現裂痕，發生激烈的爭吵。在爭吵之中，蘇頻頻說出傷人的話，甚至讓蘿絲拿起煙灰缸想要砸向蘇。是什麼原因讓原本要好的閨蜜決裂？原生家庭的溝通模式，如何影響她們的相處？

「同情就像一把刀子，一刀刺死我，這種你最擅長，

又假裝一副清高溫柔、與世無爭的樣子，妳就是要證明妳是最優秀、贏的那個。」
－《華燈初上》蘇

女生的感情為什麼這麼好？獨特性的閨蜜情感

從蘿絲跟蘇的感情互動中，可以看到女性親密情感關係的獨特性，它自成一格，獨立於女同志以及異性戀關係框架之外。相較常見女性的人生規劃以原生家庭或另一半為主，劇中蘇跟與蘿絲都把對方當作人生規劃的重心，事業跟養育子女的計畫都與彼此相關。不論是生活安排或者情緒感受，蘇跟蘿絲的狀態緊緊相連，除了考慮對方的感受與處境，也將對方視為生命中重要的夥伴。

甚至當蘿絲跟蘇兩人在面對「情人跟閨蜜」二選一的情境時，都選擇了彼此。蘿絲跟江瀚在一起之後，蘇選擇隱忍自己對江瀚的情愫，支持好姊妹的感情。蘿絲與江瀚分手後，蘇與江瀚無縫接軌的戀情曝光，一開始蘿絲非常憤怒，但是蘿絲在蘇與他人衝突或遇到人生困境的時候，都站在蘇的立場處理事情，可見閨蜜情感對蘇跟蘿絲來說都勝過愛情。　

《華燈初上》的劇情，讓我們不只看見愛情如何影響閨蜜情感，而是兩個原生家庭及婚姻破裂的異性戀女生，如何成為互相支持的角色，以及緊密的關係如何受到兩人的自我價值感、成長背景以及戀愛經驗影響，發生劇烈的爭吵與誤會。

閨蜜情感總是脆弱？3大因素影響友情

蘇跟蘿絲在學生時期跟成年後曾經歷強烈的爭吵，在吵架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兩人面對衝突時的不知所措。她們看待友誼跟處理衝突的方式，都受到家庭關係、自我價值感跟戀愛經驗的影響。

因素1｜家庭關係影響溝通習慣

原生家庭的互動方式，大幅影響蘇跟蘿絲看待自我與人際關係的角度。蘇的媽媽與蘇之前沒有良好的溝通與照顧關係，導致蘇缺乏與親近的人溝通的能力。蘿絲的爸爸用權威的方式教育子女，所以蘿絲沒有機會跟父母表達內心想法，也無法被父母理解，年少的時候就離家出走。

因為兩人都生在缺乏良好溝通的家庭，每當蘇跟蘿絲的關係出現矛盾，都是用大聲爭吵的方式跟對方互動，無法順暢面對衝突。不管青少年時期或者成年後的蘿絲跟蘇，對於關係都缺乏安全感與溝通能力，無法坦誠對人際關係中的對象說出自己的感受與期望，只會習慣性地用傷害對方或自己的形式，期望情感關係朝向理想的方向發展。

因素2｜自我價值影響自尊與安全感

青少年時期形塑的自我價值，也進一步影響蘇與蘿絲的閨蜜感情。當青少年的自我價值感低落，認為自己不值得獲得友情支持，就不容易感受到身邊朋友的情感支持。

蘇從小被母親拋棄，在學校除了蘿絲沒有其他朋友，在戀愛關係中用激烈的手段離開或者挽留關係，對於人際關係有著強烈的不安全感與不自信，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低落的自我價值感影響蘇從蘿絲身上感受到的支持，讓蘇認為「蘿絲跟其他人一樣可能會背叛自己」，難以獲得關係中的安全感。

因素3｜戀愛經驗影響自我覺察深度

戀愛關係的結束，可能引爆原本隱藏的感受，以及對閨蜜情感進一步的覺察，也可能因此動搖原本的姐妹情誼。蘿絲因為跟江瀚分手，發現堅強的內心也有脆弱的地方；蘇也在跟江瀚分手之後，發現自己面對感情沒有想像中理性，一旦面對破裂的關係，沒有復原的能力與勇氣。

蘇與蘿絲激烈爭吵後，無法面對蘿絲可能傷心的情緒，同時出於對於現有生活的逃避，離開與蘿絲共同經營的日式酒店，連股份也劃分得一乾二凈。

閨蜜吵架怎麼辦？2個方法梳理過去、尋找關係共識

蘿絲跟蘇因為長期在生活上跟情感上互相扶持，累積了深厚的情誼，但感情在突發事件爆發後，引爆過去的家庭、自尊與戀愛經驗議題帶來的影響，尤其兩人跟原生家庭成員溝通不良的經驗，持續影響她們的友情發展，難以維持像是學生時期一樣的單純互動。

面對閨蜜情感中的爭吵，可以透過自我覺察與表達感受兩個方式，找到能夠一起長期經營閨蜜關係的模式。

• 自我覺察｜
  回顧過往的家庭關係與人際關係（戀愛經驗），思考過去與家人溝通的方式，能不能對家人說出內心的想法？心裡的想法有沒有被聆聽？跟家人互動的時候，能不能感受到愛和支持的正向感受？
• 表達感受｜
  從過去的人際互動經驗中，找到順利溝通的方式，用來與閨蜜表達內心想法。或者從過去不愉快人際經驗中，反思自己不適應的互動模式，以及期望的互動方式，並嘗試與閨密討論兩人對關係的期待，一起尋找共識。

參考資料

張晏榛（2011）。「非標準親密關係」的女性友「情」：以異性戀女性為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許皓宜（2004）。姊妹情誼的舊曲與新調～戀愛經驗對成年前期女性友誼影響之探究。國立台灣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Niobe Way & Melissa L. Greene（2006）。Trajectories of Perceived Friendship Quality During

Adolescence: The Patterns and Contextual Predictors。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16(2)，293–320。

• 文／江鎬佑

2020 年對許多人來說都是難熬的一年，在這個難熬的一年裡台灣社會還是迎來了一些法制上的變革。其中在台灣已經存在百年的通姦罪，迎來了除罪化一事，可以算是舉足輕重的其中之一。

通姦罪在台灣的三個時期

如果從近百年通姦罪在台灣規範的歷史來看，大致可以將通姦罪畫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真不平等」；第二個時期則可以理解為「假裝平等」，而第三個時期則是 2020 年後的「期待平等」。

100 年前的台灣正處於日治時期，以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刑法第 183 條條文規定的內容為：「有夫之婦通姦者，處 6 月以上 2 年未滿重禁錮，其相姦者亦如之。此條之罪，須有丈夫告訴而後論之。但丈夫先係縱容而通姦者，無告訴之效」，簡單來說需要受到通姦罪規範的只有「有夫之婦」，如果是「有婦之夫」在外偷情，則並非法律所要處罰的內容。

相同情況也發生在海彼岸的民國政府，當時甫成立的民國在制度上與日治的台灣在通姦規定上「殊途同歸」。1912 年，民國初年的暫行新刑律第 23 章中第 289 條「姦非及重婚罪」，其規範文字為：「和姦有夫之婦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姦者亦同。」，到了 1928 年中華民國舊刑法的第 256 條，立法文字則是：「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

簡單來說，在這個「真不平等」的時代，法律所保障的重點是夫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替代品，進入婚姻中的女性必須以夫為天，從通姦的規範方式清楚地顯現家庭生活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和支配權力。

保不了家又不公平的 75 年

時間來到了二次世界戰後的台灣到通姦除罪化的 2020 年前，這長達七十多年來的時間刑法主要對於通姦的規定內容為：「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而在提起訴訟的程序要件上是屬於「告訴乃論」的類型，必須有告訴權的被害人提起告訴，國家才得以以刑事處罰介入「婚姻」，而在通姦罪中唯一的告訴權人是配偶。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 239 條：「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

原則上這種需要被害人提告偵查機關跟法院才會受理的告訴乃論案件，你並不可以只追究案件裡的其中一個人，舉例來說小夫跟胖虎一起揍你，你對小夫或胖虎其中一個人提告，並不會阻止偵查機關對整件事的偵查，相同的假設你跟小夫因為和解而撤回對小夫的提告，效力也會及於胖虎。

唯一的例外就通姦罪，配偶跟人家打砲，你提告之後，可以僅就配偶的部分作撤銷，也就是說在刑事程序上法律允許你只原諒你的配偶，但不及於外面的「壞壞」小三或小王。

從刑事處罰來看，這個時期相較於戰前以「夫權為唯一保障標的」，直接在條文中展現不公平，規範上把生理男女都受到刑罰制裁的拘束，在訴訟程序上也是規定「配偶」，而不以夫或妻為條文規定不管夫還妻都要對婚姻忠誠，看似平等的規範方式，卻在實際運用到社會上後產生不公平的結果。

社會上及家庭中女性，受限於過往經濟社會角色的窠臼，使其處於經濟上的弱勢跟社會上的雙重評價，搭配了刑事訴訟法上的規定，結果卻變得適用上畸形的結果。因為女性過往經濟不獨立，使得女性面對家中主要經濟支柱出軌的行為，大多需要承擔與忍受，女性經濟上的弱勢導致其容易妥協與撤告，具體展現在個案中的結果，就成了女人為難女人。

即便到近數十年女性經濟逐漸獨立，也在現代社會的雙薪家庭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理論上應該要一比一的男女有罪結果，實際上卻具體失衡，目前可見統計數據固然呈現女性遭判處有罪之比例，較男性多約 10％，這樣的數據雖然難說懸殊，但是長久穩固的差別，足以顯示制度所造成的結果不公。

上述經濟上的弱勢與社會上的雙重評價具體展現在輿論上的不友善，一如許宗力大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所述：「同樣是參與婚外性行為，女性通姦者遭到社會斥為淫娃蕩婦，而男性通姦者都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在第二個時期裡，法律是岳不群，姑且不論從性自主權的角度來看婚姻的本質上是一個法律身分上的契約，違約責任卻需要負擔法律刑罰，條文上面看起來的公平不過只是維持表面的和平，在相關案例中即便對配偶撤銷告訴，但是不可避免得讓配偶現身法庭中，進行詰問揭露更多違反忠誠的事實，事實上都只讓婚姻裡的人難以接受。

所以縱然國家想透過通姦罪去保障婚中的忠誠，雖然立法目的正當，但事實上沒有用，保不了家又產生不公平的結果，所以在 2020 年大法官解釋第 791 號，便宣告通姦罪違憲。而當通姦除罪化後，原本的通姦行為就只剩下違反婚姻中忠誠的「違約責任」，結論上就是民事賠償。

通姦民事化後的「期待平等」

台灣有幸的沒有如一些國家因為宗教課題，進而將同性性行為 (sodomy) 入罪化，然後在不盡人意但是終究在 2019 年走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這條道路。不過這些值得樂觀的場景並不等於台灣法治及社會對於性的入罪、性傾向，已經是個優等生。

相同的情況放到通姦除罪化的觀察也是相同，即便已經擺脫了法治所產生的不公平，但是整體社會對「違反婚姻忠誠義務」者的評價是否不因性別而不再有雙重標準，自然也不可能。

但一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爸爸媽媽沒有不見，社會對同志的視角逐步且對比過往更加友善，也許在通姦除罪化後的往後，我們也可以期待一個輿論對於違反性忠誠義務者逐步不再雙重標準的社會。

註解

1. 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
2. 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6。

學A片通姦可以嗎？想偷情前先來了解法律知識！

• 作者／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 (Caroline Criado Perez)；譯者／洪夏天

1998 年，鋼琴家克里斯多福． 杜尼森（Christopher Donison）寫下他的心聲：「世界大約可分為兩半」，一半是那些手比較大的人，另一半是那些手小的人。雖說杜尼森是名男鋼琴家，但他的手小於一般男性，多年來一直難以適應傳統鍵盤；事實上，女性也和他有一樣的心聲。

各種數據都證明，女性手掌的平均尺寸小於男性，然而現今的各種器具都是根據男性手掌的平均尺寸去設計，好像適合男人的單一尺寸，真的適合所有人類。

18.8cm男性尺寸標準鋼琴，對女生來說太寬了！

當本該不分性別的產品被套上「適合所有男性的單一尺寸」，女性便屈居不利處境。女性平均手距介於 17.8 公分～20.3 公分，因此要彈奏寬達約 122 公分的標準鋼琴，對女性來說是種挑戰。標準鋼琴 8 度琴鍵的寬度約 18.8 公分，根據一篇研究的數據，這對 87% 的成年女鋼琴家來說都太寬了。

同時，2015 年的研究比較 473 名成年鋼琴師的手距和他們的「名聲響亮程度」，發現享譽國際的 12 名鋼琴家，手距都寬於 22.4 公分，而這群崇高的大師中只有 2 名女性，其中一位的手距約 22.9 公分，另一位為約 24 公分。

標準琴鍵尺寸不只讓女鋼琴家難以與男鋼琴家分庭抗禮，也會影響她們的健康。1980 及 1990 年代出現一系列與音樂家有關的研究，指出女性因工作而受傷的情況十分嚴重且不符比例，而鋼琴家正是「風險最大的族群」之一。數項研究也都揭露，女鋼琴家受傷、疼痛的風險，比男鋼琴家高約 50%；而一項研究指出，78% 的女鋼琴家有重複性勞損（repetitive strain injury），相比之下男性為 47%。

這很有可能與手的大小有關。1984 年有份只以男鋼琴家為對象的研究，參與者中有 26 名「成功的演奏家」，他們是「知名的獨奏鋼琴家，贏得國際競賽的獎座」，還有 10 名「問題案例」，也就是那些「長期擺脫不了技術或傷害問題的鋼琴家」。前一組受試者的平均手距約 23.4 公分，相比之下問題案例的平均手距約 22 公分——然而後者的手距依舊比女性平均手距大得多。

杜尼森坐在他的施坦威平台大鋼琴前，這「可能是他第一千次」彈奏蕭邦敘事曲 G 小調的結尾。此時他突然靈光一現，於是他開始為手比較小的人設計新的鋼琴鍵盤。

小版鋼琴對手指友善，但鋼琴演奏界竟無法接受？

也許不是他的手太小，而是標準鋼琴的琴距太大了？

這樣的想法促使他設計了 7/8 比例的鋼琴琴鍵（又稱 DS 琴鍵），杜尼森指出新琴鍵改變了他彈奏的方式。「我終於能用正確的指法彈琴。不需要移動整隻手，只要維持同一個位置就能彈分解和弦⋯⋯，浪漫時期樂曲常見寬廣流暢的左手琶音再也難不倒我，我終於能專心研究如何彈出正確的音質，而不是重複練習一樣的段落。」

許多研究都支持杜尼森的說法，發現 7/8 鋼琴消除了傳統琴鍵造成的職業與健康疑慮，然而奇怪的是，鋼琴演奏界不願意接受 7/8 鋼琴；當然，要是你相信性別歧視從中作梗，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不願放棄只適合男性大手的設計，似乎成了某種特色。我還記得 2000 年代初期，當時的手機尺寸競賽由最迷你的手機型號奪得勝利，不過隨著 iPhone 問世，其他競爭者紛紛仿效，一切都改變了。

突然間人們最關心的是你的螢幕大小，而且愈大愈好。現在智慧手機的平均尺寸是 5.5 英寸，雖然我們都無法否認，寬大的螢幕尺寸令人嘆服，但要讓它適合全球一半人口的掌心，卻是另外一回事（更別說要把它們放在迷你到不行，有跟沒有一樣的口袋裡）。平均值內的大部分男性，都能十分舒適的以單手操作他的手機——然而女性的手，一般來說比手機本身大不了多少。

iPhone消費者多為女性，大螢幕卻讓她們無法一手掌握

這顯然令人不快，讓人懷疑蘋果這樣的大公司似乎太過愚鈍，畢竟從數據來看，iPhone 的女性消費者多於男性。但讀者別期待我們能用任何方法阻止他們的瘋狂行徑，因為要讓任何智慧型手機品牌反省他們對巨大螢幕的迷戀，都是難上加難的任務。我急於找到答案，只好轉向《衛報》的科技記者艾力克斯．何恩（Alex Hern），但連他也幫不了我。

「人們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肯定我的困惑，但又接著說，「連我也沒有簡單明瞭的答案。」他私下和一些人談過，他說「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手機不再是為了單手使用而設計。他們還告訴他，其實很多女性偏好大一點的手機，這樣的潮流「常是受到女性手提包的影響」。

等等，手提包是很實用的物品，但女性一開始必須使用手提袋，就是因為女裝沒有縫製大小實用的口袋，基於此而設計一個適用於手提袋卻不適用於口袋的手機，根本是落井下石。下面我們會針對這點進一步說明。不管如何，宣稱手機就是為了讓女性可以放在手提袋裡而設計，實在是詭異莫名的邏輯，因為許許多多的被動追蹤程式，顯然預設你的手機不是在你手中，就是在你的口袋裡，隨時不離你身，而不是躺在你辦公桌上的手提袋裡。

接著，我又請教了得獎科技記者與作家詹姆斯．博爾（James Ball），他對製造商迷戀大螢幕的現象另有一套理論。人們深信男人是提升高階智慧型手機銷量的主力，因此他們的計算方程式中根本沒有女性的存在；然而研究顯示，購買 iPhone 的消費者以女性較多，要是蘋果無意了解女性的需求，可真是太令人納悶了。

不過，我對這樣的立論基礎還有另一個抱怨，因為這說法再次暗示麻煩的是女性，以男性為主的設計沒有錯。換句話說：要是女性沒有購買高階智慧型手機的動力，究竟是因為女性對智慧型手機毫無興趣，還是因為智慧型手機在設計時根本沒考慮到女性？然而從正面一點來想，博爾向我保證手機螢幕應該不會再變大了，因為它們已經「快要超過男性單手的大小」。

那麼，對男人來說這還真是個好消息，但對某些女性來說，這卻是個惱人難題。

比如我的朋友麗茲，她有一支摩托羅拉 Moto G 的第三代手機。我成天抱怨手機尺寸，有回她聽到了就說，她也才剛向一個男性友人抱怨「要拉近手機鏡頭還真難」，但他卻回道，他不這麼覺得，因為他用起來很方便。麗茲說：「結果呢，我們手上拿的是同一型號的手機。不知道這是不是手的尺寸造就的差異。」

我們幾乎可以斷言，這就是手的大小所造成的問題。

大螢幕手機超傷手，女性尤其明顯

當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的學者日娜．土費其（Zeynep Tufekci）試圖用谷歌的 Nexus 記錄 2013 年土耳其蓋其公園（Gezi Park）反政府運動期間催淚化斯的使用時，她的手機反而成了累贅。當時是 6 月 9 日晚間，蓋其公園裡人山人海，人們攜家帶眷，父母帶著小孩，接著有人投擲了催淚瓦斯罐。

因為官方經常宣稱，只會在出現蓄意破壞者和暴徒時才使用催淚瓦斯，因此日娜想要記錄真實的現場狀況，於是她拿出手機。

「落在我身邊的好幾個容器都開始散發催淚劑，我的肺、眼睛和鼻子都因疼痛而熱起來，熱得不得了，我不禁失聲咒罵。」日娜表示，因為她的手機太大了，無法用單手拍照，「但我看過無數男人都能用他們的大手，輕輕鬆鬆的以單手拍照」。

這全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好的智慧型手機是專為男性的手而設計

那次事件中，日娜所有的照片都無法使用，她寫道：「這全是出於同一個原因：好的智慧型手機是專為男性的手而設計。」

就像標準琴鍵一樣，專為男性的手而設計的智慧型手機也可能危害女性的健康，這個領域還算相當新穎，但已經完成的研究指出，智慧型手機對婦女健康的影響絕非正面。雖然女性的手顯然比男性小，雖然出現肌肉骨骼症狀和疾病的多半是女性，雖然研究指出大型手機對手與手臂造成的傷害，但都未能阻止手機大就是好的潮流，然而這個潮流正是性別資料缺口的實例。

我從各種研究中發現，很少人會以女性為實驗對象，女性是代表性嚴重低落的少數族群，而且大部分的研究都沒有按性別分析數據——包括那些找到足夠女性參與實驗的研究，這實在太可惜了，因為那些真的做了性別分析的少數研究指出，手機尺寸對人體的影響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的手與手臂受到的危害較為嚴重。

──本文摘自《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2020 年 7 月，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