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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冠狀病毒是怎麼被發現的?研究證實了中國官方隱瞞疫情資訊嗎?

廖英凱
・2020/02/05 ・4434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606 ・十年級
  • 文/ 廖英凱、雷雅淇、羅佩琪、陳亭瑋

隨著新一波 2019-nCoV (又稱:武漢肺炎)相關研究發布,一篇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在中國武漢初期的傳播動力學,以下簡稱為 NEJM 研究),分析截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止在武漢首批感染的 425 例確診病例,是目前統計最多確診病例並發表的研究。

上篇我們簡單的整理了這份研究的一些流行病學統計(延伸閱讀:研究又擱來啦!關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我們目前知道什麼事?)。而這篇就讓我們來聊聊該研究被部份學者指出證實了中國隱瞞資料的情況,這是真的嗎?

新興疾病怎麼被發現的?「不明原因肺炎監管機制」

要討論這一點,我們需要稍微回過頭去看看當面臨「新興疾病」時,我們是如何發現與通報的,以及在此過程中對於疾病的了解如何影響相關的判斷評估。在本次起源於中國武漢的疫情中,初始病例的通報,是透過一個「不明原因肺炎(pneumonia of unknown etiology, PUE)監管機制」被回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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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日世界各國的發病症狀來看,現行的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出現的症狀如肺炎、發燒、肌痛等,其實與流感或 SARS、MERS 等並沒有太大的差異,這意味著若有類似症狀的新興疾病出現時,醫師在臨床治療上自然會先判定為已知的疾病。

基於 2003 年 SARS與禽流感的肆虐,2004 年起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hina CDC),開始建置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監管機制,這個監管機制要求醫療院所必須線上呈報未明確診斷出病因,且符合以下四個臨床特徵的患者:

  1. 發燒;
  2. 肺部放射線檢查異常;
  3. 白血球或淋巴細胞偏低;
  4. 曾進行常規臨床抗菌治療三天,但症狀無減輕。

Xiang et al. (2013) 的研究中則進一步介紹,因 2013 年 A型流感(H7N9)的出現後,不明原因肺炎的監測機制開始要求對不明原因肺炎的檢體以 PCR方式即時檢驗基因片段,來與禽流感、季節性流感、A型與 B型流感做比對,比對失敗的再與 SARS 和 MERS 比對。

然而,該研究發現雖然有監管系統,但由於額外的行政負擔使醫生參與的意願低落,參與回報的資訊品質亦參差不齊,此外各省分對此系統的使用成效也不一致。這導致不明原因肺炎的監管機制,並沒有被充分利用1

隨時間改變的病例定義,反應對疫情的進一步了解

Li et al. (2020) 在 1 月 29 日發表於 NEJM 的研究中,也提到了本次 2019-nCoV 所造成疫情中,即是透過該監管機制察覺異常,且隨著對病毒與疫情的理解而改變病例的定義,我們可以試著從病例定義的改變,來推敲中國大陸當局在不同時間點對疫情的了解:

  1. 疫情出現 (12 月初) ~ 12 月 29 日
    疫情的起始,未知原因的肺炎開始在醫院出現,在此階段由於人們還未察覺新病毒的出現,導致醫生不可能做出正確的診斷與治療。
    在此階段,仰賴的是不明原因肺炎的臨床標準:
    a. 發燒;b. 肺部放射線檢查異常;c. 白血球或淋巴細胞偏低;d. 曾進行常規臨床抗菌治療三天,但症狀無減輕。(滿足其中三個以上)
  2. 12 月 29 日 ~ 1 月 10 日
    12 月 29 日,當時統計的前四位病人均與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有關。新增流行病學標準:曾涉足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或接觸其他症狀類似的患者。
  3. 1 月 10 日 ~1 月 18 日
    由於 1 月 3 日完成 2019-nCoV 基因序列、1 月 10 日完成檢驗病毒基因的 PCR 試劑,因此新增確診條件為呼吸道檢體中:
    a. 分離出病毒 2019-nCoV;b. RT-PCR試劑檢驗為陽性 ;c. 檢體中有與 2019-nCoV 吻合的基因序列。
  4. 1 月 18 日以後
    因武漢市場已關閉,且疫情擴大至武漢全市,因此將流行病學標準擴大為:
    發病前 14 天曾到武漢旅遊或與武漢類似症狀患者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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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個時間序列,我們可以藉此來推敲中國政府當局在本次疫情的表現:

  1. 因應新興病原體的反應速度

自第一例病例發生起,進入既有不明肺炎監測機制,在一個月內釐清流行病學標準、完成與分享基因序列,並成功製造病毒檢驗試劑。雖無法與其他疾病有平等的比較基準,但其速度被 WHO 總幹事 Dr.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肯定與讚許2

因此,值得肯定中國疾病管制機制,在本次疫情的迅速反應。

  1. 因應未知傳染病的反應態度

然而,執政當局與部分醫師,對防範未知傳染病的態度卻有不足與衝突。

例如 2019 年 12 月底疫情未擴大時,有八名醫師在網路上示警有「疑似 SARS 病例」,而被警方以造謠約談 3。或有醫師在 12 月底診治病患時,醫事檢驗公司報告卻誤判病患為感染 SARS 4,可能導致發現新病毒與診治病人的機會被延緩。

早期對此病毒提出警告的醫師們曾被中國官方指為造謠。圖截自BBC中文網 影片1

事後諸葛來看,中國警方對網路言論的「維穩」文化,明顯不利於本次疫情的防範,早已引發諸多批評。但更需要留意的,是如果 2004 年建立起的「不明原因肺炎監管機制」若能充分發揮效用,則醫師與醫事檢驗公司或許就有機會能更早發覺到這些病患並不是 SARS 而是未知的傳染病。

因此,縱使疾病管制體制健全且研究實力堅強,但不明原因肺炎的監管機制,在本次疫情的應用仍可能有瑕疵

關於「NEJM論文實槌證明新冠病毒人傳人證據被隐瞒」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關於爭議的部份:

隨著新一波2019-nCoV相關研究發布,浙江大学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在個人微博提出質疑(原文已刪,這裡有備份),表示由2020年1月29日發布的NEJM論文圖一可看出早在2019年12月即出現、2020年1月初已累積大量與華南市場無關的個案,已實槌證實2019-nCoV可人傳人;但直至1月10日武漢市衛健委仍對外聲明未發現人傳人證據1月14日稱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拖延至1月20日才經國家衛健委組長鍾南山公開證實人傳人

圖/截自NEJM論文圖一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端詳 NEJM論文的這張圖一,圖標題用的是「病人出現症狀(Onset of Illness)」的人數與日期,而非「病人被通報確診」的人數與日期。

「病人出現症狀的日期」與「病人被通報確診的日期」不同,前者通常是病人就診時,醫生詢問病人,病人回憶後自述出現症狀的日期;後者則是經過實際採檢、RT-PCR檢驗等方式確診通報衛生機關的日期。兩個日期通常存在時間差,可能原因包含:

  • 病人出現症狀後,因覺得症狀輕微或其他原因,沒有立即就診
  • 就診後因醫療端量能不足或其他因素干擾,無法立即診斷
  • 病人就診後已取樣檢驗,但檢驗結果尚未出爐(以台灣來說約須1-2天)……等5

以台灣最近第十個個案為例,依疾管署公布資料,其「出現症狀日期」是 1 月 21 日,其後雖有就醫但因該時病例條件較寬,診斷為一般感冒,至其太太發病後,1 月 30 日採檢,最終「病人被通報確診日期」是 1 月 31 日 ── 有約 10 天的時間差。

另個具體表現時間差的例子,可看 WHO 2020 年 2 月 1 日疫情報告P5 圖三、圖四,統計了「中國以外」的2019-nCoV 感染案例。6上面的圖三,標題是「病人出現症狀日(Date of symptom onset)」,下面的圖四,標題是「病人通報確診日(Date of report)」,從時間分布上亦可看出有明顯時間差。

截自WHO 2020 年 2 月 1 日疫情報告P5 圖三
WHO 2020 年 2 月 1 日疫情報告P5 圖四

故,若要以此份 NEJM論文證明疫情瞞報,可能尚須取得感染案例「病人被通報確診日」資料,方能確認衛生單位掌握疫情時間;或,提出症狀日與通報確診日時間差導因於外力介入的資訊,較具備「實槌」的證據力。

如果我們相信開放透明的力量,就要握著它戰勝黑暗

在那之前,若希望與親友分享低估 / 瞞報疫情的訊息,利用在地實例報導,或許是更有力的:

武漢市長於直播中表示信息發布受限於中央職權。圖截自BBC中文網影片

最後,暫且不論單一 NEJM 論文,綜觀本次 2019-nCoV 與中方相關的各公開研究,在研究中釋出的疫情調查資料量確實遠大於中國大陸官方釋出的疫情資訊(尤其在疫情爆發初期)。中國大陸官方對 2019-nCoV 的疫情資訊公布,隨著疫情擴散有些許變化:從不定期僅有武漢市單點疫情通報,2020 年 1 月 21 日起改為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每日固定統計全國疫情報告,並自 2020 年 1 月 26 日起每日由國健委召開記者會並均公開逐字稿;惟,其記者會每日有框定限制討論主題,並有較嚴格的提問數限制等,資訊揭露程度仍有相當進步空間。

若疫調資料更即時透明公開,應能更有助該國國內大眾與各國提早因應,做好更充足準備面對此波嚴峻的疫情。

當疫情還在蔓延時,多一點認識就少一點恐懼。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參考資料與註解

  1. Xiang, N., Havers, F., Chen, T., Song, Y., Tu, W., Li, L., … Feng, Z. (2013). Use of national pneumonia surveillance to describe influenza A(H7N9) virus epidemiology, China, 2004-2013.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9(11), 1784–1790. doi:10.3201/eid1911.130865
  2. WHO Director-General’s statement on IHR Emergency Committee on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3. 元氣網:陸無隱瞞疫情 你信嗎?8醫生PO文預警 被當造謠逮捕
  4. Ettoday新聞雲:率先公布疫情被訓誡!武漢醫生「確診武漢肺炎」:當時重視不會像今天暴發
  5. 2020年1月8日中國方確認並宣布疫情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在此之前病人僅能被確診為「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斷患者()」;2020 年 1 月 11日起PCR檢驗試劑方發放至武漢,在此之前病人僅能透過臨床及流行病學條件診斷。
  6. 圖三、四未包含台灣資料,因 WHO situation report 將台灣個案以「Taiwan, China」方式列示。對此,我國外交部於2020年1月23日新聞稿表示已指示駐日內瓦辦事處向WHO幹事長Tedros表達嚴正抗議,外交部吳釗燮部長亦於2020年2月2日國際記者會公開呼籲WHO應改正其對台灣的嚴重錯誤。截至2020年2月2日,WHO並未修改對台灣案例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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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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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的不務正業者,對資訊與真相有詭異的渴望與執著,夢想能做出鋼鐵人或心靈史學。 https://www.yklia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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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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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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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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