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蘭認為這個服從實驗證明了他的假說:那些犯下惡行的納粹黨員只是服從上級命令;他們並非天生邪惡的冷血怪物,而是與你我一樣的普通人。米爾格蘭的實驗結果觸怒了很多人,他們批評這個實驗不能類比到真實世界,甚至質疑他的動機;米爾格蘭因此遭到解聘。但米爾格蘭本意不在為犯罪者開脫或是貶低人性,相反地,這個實驗的意義在於強迫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脆弱,唯有認清這點,才能提醒自己莫要同流合汙。畢竟正如《兩種文化》的作者 C. P. Snow 所說的:
2019 年《實驗社會心理學進展》(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期刊的文獻回顧指出,對多數人來說享受思考實為困難,需要額外的動機和專注力。[2] 早在 2014 年知名期刊《科學》(Science)的論文,更聲稱「許多人寧可電擊自己,也不願一個人想事情」。[3] 聽到這種說法,有沒有突然很羨慕《寶可夢》的小智,擁有形影不離的皮卡丘「活體行動電源」?隨時都能自電,還有人陪伴!
《瘟疫》可能是卡繆除了《異鄉人》之外大家最熟知的作品。小說甫出版即廣受讀者歡迎,並且獲得「批評獎」(Prix des Critiques)。
《瘟疫》和卡繆的其他作品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小說中觸及的諸多主題(生命、死亡、愛情、幸福)延續卡繆的《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瘟疫》一書中透過一個雜貨店老闆娘談到一則發生在阿爾及爾的社會新聞,明顯指涉先前問世的《異鄉人》。
《瘟疫》是卡繆「反抗系列」(Cycle de la révolte)中的一部作品。小說中以李爾醫生為首的幾個人物竭盡一切反抗瘟疫,拒絕不戰而降。和《異鄉人》不同的是,《瘟疫》的文本生成無法與其歷史情境切割開來。《瘟疫》中有許多片段和卡繆在二次大戰期間在地下抗暴刊物《戰鬥報》(Combat)發表的文章以及《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極為相似。有別於卡繆早期的著作,《瘟疫》讓卡繆真正進入了歷史,讓他從個人邁向群體。
米爾格蘭認為這個服從實驗證明了他的假說:那些犯下惡行的納粹黨員只是服從上級命令;他們並非天生邪惡的冷血怪物,而是與你我一樣的普通人。米爾格蘭的實驗結果觸怒了很多人,他們批評這個實驗不能類比到真實世界,甚至質疑他的動機;米爾格蘭因此遭到解聘。但米爾格蘭本意不在為犯罪者開脫或是貶低人性,相反地,這個實驗的意義在於強迫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脆弱,唯有認清這點,才能提醒自己莫要同流合汙。畢竟正如《兩種文化》的作者 C. P. Snow 所說的:
二戰時期,法國被納粹佔領,他們的軍服是褐色,所以法國人稱納粹為褐色瘟疫(la peste brune)。當小說《瘟疫》於一九四七年六月出版,戰爭才剛結束不到三年,大眾很容易將書中提到的瘟疫解讀成是納粹主義,而卡繆也不否認這一點。只是在一九五五年,正在崛起的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發表一篇名為「《瘟疫》:一部傳染病史冊還是孤獨之小說」(La Peste, annales d’une épidémie ou roman de la solitude?),批評《瘟疫》作為一種抵抗納粹的象徵作品,缺乏足夠的歷史化脈絡時,卡繆則回應:「對《瘟疫》的解讀應該是多樣的。」
二0二0年適逢卡繆逝世六十周年,本來就有不少紀念活動與書籍出版,恰巧碰到新冠肺炎的肆虐,一下子人們對《瘟疫》的興趣又高漲了起來。不少讀者都意識到小說中的諸多情節,幾乎是對當下疫情狀態的一種預言。像紐約時報、英國 BBC 廣播電台等重要媒體都有專文,探討如何解讀《瘟疫》與新冠肺炎的關係。被稱為法國 CNN 的法蘭西 24 台(France 24),也於二0二0年的十二月二十二號,播出一個關於卡繆的特別節目,邀請書店經營者、評論家等,一同討論卡繆再度熱銷的現象,以及如何在這個時代重讀《瘟疫》。
阿爾及利亞的緯度與台灣相當,都處在北回歸線上,而且阿爾及爾與歐蘭都靠海。卡繆所訴諸的道德感,是來自他所謂的地中海精神,這種精神與寒冷歐洲的思辨精神不一樣,充滿了身體的直覺與自信,也反映在卡繆對足球與游泳的喜愛上(同樣也滲入《瘟疫》當中)。他在《反抗者》最後一章〈地中海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強調:「歷史的專制主義儘管節節取勝,卻始終不斷地遇到人類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著它們的祕密,在那裡,熾熱的陽光伴隨著智慧。」
如果說《瘟疫》與當下全球疫情有何不同?那就是網路的存在,使得原本小說中因封城所產生的疏離感,以及疫情威脅下對親情與友誼的渴望,都被大量媒體訊息與各種新開發的社交軟體所沖淡。死亡變成舉無輕重的新聞數字,so close, far away。我們在現實已看不到真實,一切都是破碎的,這時候只能靠閱讀小說,發現對真實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