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老鼠也無法拒絕啤酒的魅力。當研究人員提供一群老鼠無限量的10%酒精，讓他們狂歡90分鐘，三週後，老鼠便愛上這滋味，然後無法自拔。接著，研究團隊注射RNA進入老鼠的杏仁核（amygdalas）中，抑制一個能轉譯出GABA（一種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受器的基因。杏仁核有牽涉腦部對酒精的反應，注射之後，老鼠幾乎馬上停止酗酒，雖然在約一週後情況又回復。檢測老鼠的腦部後，研究人員找到一些基因的表現差異，這些基因中，有部分已經被發現和人類的酒精成癮有關。或許未來可以利用像是RNA干擾的技術，治療酗酒。
資料來源： ScienceShot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超過 25 年，走訪各地，訪談數百位人士，累積無數田野間的省察。有難熬的飲食挑戰、敏感紅線的應對，更有訪調記錄的獨門技巧。「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研究員，探看社會學家如何以深厚學養為基底，犀利洞察為工法，從各種田野情境提煉出獨特體悟。
1992-93 年，吳介民和幾個朋友懷抱雄心壯志，拍攝紀錄片《台胞》，影片中記錄了第一代台商、台幹到中國發展的歷程。但首映會上，「證據不足」、「觀察片面」……來自各方的尖銳提問炮火隆隆。
當時，吳介民發下豪語回應：「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但他足足花了 25 年，直到 2019 年，才終於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而這期間，吳介民踏遍中國各地，田野現場的體悟、震撼與衝擊，成為建構理論框架之餘，另一種深刻的剖析透視。對他來說，拋開條條框框的縝密學術思辨，田野總有說不完的糗事趣談，和許多放不進嚴肅政治經濟分析裡的人情世故。
首先是吃。
飲食，是田野中滿載意趣，也最接近庶民生活之處。年少時，曾歷經賣麵、幫廚、包餃子的吳介民，終日與鍋碗瓢盆為伍，對中國各地飲食文化頗有一番觀察。好比四川菜，餐餐又麻又辣，吃來爽快。但他也曾經在路邊大排檔（路邊攤），大啖一鍋鍋鐵桶涮的麻辣燙後，整整三天腹瀉不止，連喝一口水都忍不住欲嘔。
這些經驗只稱得上「家常」。在田野現場，常得透過在地嚮導與朋友的引薦，打入當地人際網絡，「入境隨俗」是研究者必得錘鍊的本事。
1994 年，吳介民跟著一對中國民工情侶小董與小琴返鄉。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市，只見月台上不斷湧現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人海，十幾分鐘都未間斷。他回憶起那一幕，彷彿就是發展經濟學家路易士（William Arthur Lewis）「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的真實呈現。
當他們終於去到小琴家中，甫才坐定，小琴的母親便端來一大碗盛滿了五顆雞蛋的甜湯。吳介民不做他想，幾分鐘內立刻大口喝下，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他如是說：
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
吳介民在《尋租中國》以「廣東模式」為代表，分析中國如何在政府與資本共謀合作下，順著全球產業鏈打造出世界工廠。其中，台商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推手。
吳介民在廣東訪談大量台商，受訪者熱情款待下，經常得出入野味食肆。餐廳門口如同當年華西街，吊掛了玲瑯滿目的大蛇小蛇，現點現殺。一入座，眼前是一盤盤現宰帶皮蛇肉、薄切沙西米，豐盛鋪滿整桌。眾人殷切招呼，吳介民就算內心發麻，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特別留給他的「珍饈部位」，面不改色挾起薄切蛇片涮來吃。
不過，最衝擊的一次田野食記，還得說起河南的「吃魚記」。
那時，吳介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陪同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前往河南西部的工廠考察。當地難得有知名西方學者來訪，一行人被視為重量級上賓，縣委書記、市長皆現身陪同，還特別準備「上賓等級的河鮮」款待。
誰知，上桌的是讓吳介民畢生難忘的一幕──眼前，一條半生半熟的大魚，魚的下半身已炸得酥脆，上半身卻還睜著眼、鼓著嘴！
吳介民心裡震撼萬分，感官全被猛烈衝擊。此時，席上的幹部則開始熱情邀請貴賓享用。「如果在現場，你吃不吃？」
黎安友二話不說、筷子挾起就吃下第一口。身為學生的吳介民，便拿起筷子跟著吃了第二口。眾人一口又一口，多年後他仍記憶猶新，直至吃到幾剩魚骨，那條魚才差不多斷氣。
「這就是『玩政治』。一方面突顯他們的熱情待客，端出最頂級的烹飪技巧款待；另一方面也是試膽、示威，你怕了，他的氣勢就贏你一截。」
活魚生吃是田野第一堂震撼教育，但更令吳介民驚詫的是田野後的提煉。
返國後，黎安友在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長文，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文章劈頭就提起這個吃魚的故事。不過，長期關注人權的黎安友，並未教條式批評中國人殘忍、缺乏動物權，反而巧妙作了比擬轉化。
他把那條半生半熟的魚，比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當上層、國家還整天談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面早已是完全熟透的資本主義！
「我太佩服我的老師，這對我的田野經驗是一次雙重教育。」
社會學家的田野歷練，有衝擊、有反芻，偶爾也有驚險。除了另類食物的考驗，杯觥交錯之際，往往可能閃現敏感話題。
1994 年 8 月，吳介民人在溫州訪調，同年 3 月底，杭州發生千島湖事件，24 名臺灣觀光客遇劫遭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烈抨擊中共政權「像土匪一樣害死我們那麼多同胞」，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那天，吳介民早上和幹部訪談完，午膳對方作東。幾杯黃湯下肚，突然有人衝著他發難：「你們臺灣人搞臺獨！」大聲嚷嚷之際，還要他給個交代。現場一陣尷尬緊繃，全等著吳介民反應。
「大家稍安勿躁，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臺灣獨立。」這一番妙語瞬間讓整桌人笑了出來，化解原本僵滯的氣氛。
「不能太正經，不能像韋伯，不然會死得很慘。」吳介民笑得開懷。
吃喝之外，吳介民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友人，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報導人「柯老師」（化名），是他在中國的良師益友。
「他帶我到處訪談，跟著他，我也學很多，學到中國人經過文革的痛苦跟刻苦耐勞。他以前是瘦子，可是現在不管吃什麼，湯湯水水一滴不剩，最後剩炒菜的油水，他也會用白饃（饅頭）涮到完全乾淨，所以後來變得很胖。」
柯老師能省則省的個性，也體現在交通上：若能夠坐最便宜的一毛錢大巴，他絕不坐一塊錢的中巴。「人類學調查的第一準則，你要跟著嚮導做同樣的事情。」吳介民當然也亦步亦趨地學做當地人。
有次，他們要去附近村子訪查，柯老師索性連巴士都不願搭，準備兩台腳踏車騎過去。到了才知道，地圈了，整個村子幾乎毫無產業，完全仰仗借貸過日。但最荒謬的是，接待的村書記竟然開著一台賓士，「所以柯老師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在騙，全都是假大空。」
走訪天南地北的田野路上，雖然沒有真的碰上大麻煩，但還是有觸碰政治紅線的緊張時刻。
因為擔心臺灣身份敏感，對方不願意透露太多，柯老師多半介紹吳介民是歸國華僑。還在讀博士階段，有一回他們訪問地方幹部，聊天興頭正扯開，吳介民脫口而出「黨部」二字，沒幾分鐘後，柯老師就急忙拉著他走了。
後來柯老師解釋，原來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才有黨部，中國只有黨委、黨組，而這一字之差可能就會露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研究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變遷，確實具有敏感性，即使經過多年，許多中國人聽到中研院直屬總統府，往往會從他們的既定經驗出發，認定吳介民一定是搞情報！不相信他是單純、獨立做學術研究。小小誤解無傷大雅，拿不到關鍵資料才令人頭大。
為此，吳介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田野技巧。比如，他發展出一套簡碼系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記下大量資料，一記下後立刻銷毀原件，避免帶來危險。另外，他也隨身帶著一本迷你小本子，與受訪者談到一個階段，便趁著上廁所，火速記下難背的數據，晚上再還原。
「所以我在中國做田野，盡量晚上都不約訪談，因為晚上一定要消化白天的資料。」
從 1990 年代投入田野，二十多年過去，吳介民可謂見證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變，也從各種跡象洞察其中各式影響。
1994 年，他在河南西部縣城街上逛商場，順手拍下一間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店主卻特別在牌子上標示摩托車是「臺灣機」。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台摩托車要價人民幣 12,500 元！這在 1994 年的中國，有誰買得起？
吳介民分析，那必定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當時，那些負責接待的地方幹部，手上常常拿著小小一台手機，而不是笨重的「黑金剛」，相當程度反映了幹部階級的經濟能力。這也反映出他在《尋租中國》一書談及的「官僚尋租模式」，手握貿易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可以透過政策法規合法地獲取經濟利益，既為地方招商，也為自己賺得高額利益。
當時中國流行的都還是港台明星，電視上播的是包青天，在在顯見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臺灣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到河南濟源市參訪時，吳介民遇上一間名為「臺北大酒店」的餐廳。他好奇走入一瞧，只見接待大廳牆上，有模有樣地掛上標註巴黎、倫敦、北京、紐約、東京的時鐘，但每個時鐘的「分針」指向完全都不同，代表時間根本不對。
「這就能看出他們對現代性的憧憬，但卻都不到位，走鐘了也不在乎，顯示那是不夠精準的現代化。」
吳介民指著照片解釋，再次展露田野觀察的精細功力。
1995 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巴中鎮，黎突然指著路旁要他看，原來是工人正把牆上寫有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紅字，用白漆一一塗去，上頭寫著：「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殘缺消逝的毛語錄，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凝結在吳介民的影像裡，成為那段田野歲月永恆的印證，此曾在。
當時大陸各省法院跟地方法規可能比現在更有自治權? (不過其實古代各縣就多能自訂稅捐繇役?) 類似美國各州憲法? (包含至今仍不需要遵守聯邦法院命令的領地、326個美洲原住民族保留區等一級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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