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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成群就容易腦弱?千萬別相信群體證詞──《烏合之眾》

PanSci_96
・2018/07/05 ・4947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48 ・八年級

容易被暗示指揮的「群體」

在說明群體時曾提到,它的一個普遍特徵是極易受人暗示,我們還指出在一切人類群體中暗示的傳染性所能達到的程度。這解釋了群體態度為何能迅速的朝某個方向轉變的原因。通常,群體總是在期待中關注某事,因此很容易被暗示,儘管人們認為這點不值一提。最初的暗示經過相互傳染後進入群體所有成員的大腦,接著群體態度趨於一致,並很快成為既定事實。

當所有個體處於暗示作用的影響下,進入大腦的念頭很容易轉化為行動。無論是縱火焚燬宮殿還是自我犧牲,他們都一樣毫不猶豫。這一切取決於刺激的性質,而不像獨立個體取決於受到暗示的行為與全部理由之間的關係,兩者關係可能互相對立。

因此,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他們表現出所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且極端輕信的人所獨有的。我們要牢記對於群體而言沒有「不可能」這個概念,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理解群體為什麼會有編造並傳播各種神話故事的能力了。

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並且很容易接收暗示。圖/Free-photos@pixabay

群體中能夠輕易地傳播神話的原因,不僅源於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他們奇思妙想、過度歪曲的結果。一件最簡單的事受到群體關注後,很快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透過形象思維將一連串前後毫無邏輯的形象喚起。就如同我們有時因為回想某件事情而引發一連串的聯想一樣,群體的這種狀態很容易被理解。理性告訴我們這些聯想是零散且不連貫的,而群體不僅無視這一點,還將扭曲的想像與真實相混淆。群體很少對主客觀的感念加以區分。他把腦中出現的虛幻形象當作真實的,儘管這些假象常常與我們看到的事實之間僅有一絲微弱的聯繫。

在群體中傳播神話或謠言為何如此容易?

由於群體成員性格各不相同,因而他們歪曲所見事情的方式也應該不計其數。但情況並非如此。由於相互傳染的結果,這種歪曲是一致的並在群體所有成員中呈現相同形態。

群體成員對事實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當耶路撒冷牆上的聖喬治(St. George)出現在所有十字軍官兵面前之前,在場的人中肯定有一個人首先感應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傳染的作用下,這個人編造的奇蹟會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這種集體幻覺的作用機制在歷史進程中經常發生,這種幻覺似乎具備了真實性的所有特點,因為成千上萬人目睹了這些現象。

要想反駁上述所言,無需考慮群體成員的智力因素。因為自從他們成為群體一員的那一刻起,有識之士便與無知之輩同樣失去了觀察力。這一論點似乎自相矛盾。要使人們深信不疑,必須對大量歷史史料進行研究,僅憑幾本著作是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的。

然而,我不希望讓讀者覺得這些結論是未經證實的。以下我要給讀者舉幾個例子,它們都是從無數可以引用的事例中隨機抽出來的。

無論教育、專業、訓練,成為群體極容易產生幻覺

下面這個例子極具典型意義,因為它是發生在受集體幻覺支配的群體身上的事實。該群體成員來自各個階層,個人素質參差不齊,有最無知的人,也有最博學的人。海軍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Julian Felix)曾在他的《海流》(Sea Currents)一書中偶然提及過此例,此外,《科學雜誌》(Revue Scientifique)也曾加以引用過。

護衛艦「貝爾.波爾號」在公海巡航,尋找在風暴中失散的巡洋艦「波索號」。當時天氣極好,陽光明媚,突然一個守衛發現了有船隻發出的求救信號。全體船員一齊朝信號指示的方向望去,他們清楚地看見一隻載滿遇難者的木筏被幾條顯示遇難信號的船隻牽引(然而這不過是集體幻覺)。艦隊司令德斯弗斯(Desfosses)命令船員放下一條船去營救遇難士兵。接近目標時,船上的官兵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在混亂的人群中,到處是伸著雙手求救的人,而且隱約聽見人們發出的混雜不清的哀號。但是當他們到達目標時卻發現,面前漂浮的不過是從附近海岸漂來的幾根長著葉子的樹枝。在真切的事實面前幻覺消失了。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集體幻覺的作用機制。一方面,船上官員在期待中關注某件事;另一方面,守衛發出船隻失事的信號,這一暗示在相互傳染後,被在場全體官兵接受。

當眼前發生的事實遭到歪曲,真實被無關的幻覺取代時,並不需要許多群體成員參與這一過程。一旦少數個體聚成群體,他們會立刻呈現出在其專業之外,屬於群體的所有特徵,即使他們一個個學富五車,其獨立個體時所具有的觀察力、批判精神也會立即消失。敏銳的心理學家大衛(Davey)對此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十分恰當地闡釋了這一現象,最近曾被《心理學年鑑》(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引用。

無論有什麼專業,一旦聚成群體,他們會立刻呈現出在其專業之外,屬於群體的所有特徵,包括看到神靈現形。圖/kellepics@pixabay

大衛先生把一群傑出的觀察家召集起來,其中包括英國最著名的科學家—華萊士(Wallace)。大衛先生讓觀察家們檢查完物體並按照他們的意願對物體做好印記後,當眾演示了招魂術,即讓刻在岩石上的神靈現形的過程,然後讓他們寫下觀察記錄。在隨後的報告中,這群傑出的觀察家一致認為這種現象只有透過超自然的手段才能實現,而大衛先生表示他不過是用了點小把戲。

敍述這段事例的作者指出:「在大衛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驚的特點不是神奇的騙術本身,而是外行旁觀者極度缺乏說服力的報告。」他說:「很明顯地,這些旁觀者都給出了有充分細節卻無法證實的完全錯誤的描述,但如果他們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那麼他們所描述的現象就不能用騙術解釋。大衛的方法簡單得讓人感到吃驚。但是他能夠控制群體思想,讓群體相信他們看見了自己沒有看到的東西。」

由個人模糊回憶引發的群體幻覺

這個事例仍然是催眠者控制被催眠者的魔力。而且當這種魔力對於那些思維邏輯較強或原先抱有懷疑態度的人都可以發揮效力時,普通群體為何能夠如此輕易受騙上當就不難理解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當我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報紙上充斥著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的報導。最初,五、六個旁觀者信誓旦旦地說,他們清楚地看到了那兩個女孩。所有證詞一模一樣,不容法官再有疑慮,於是簽署了死亡證明。但就在為孩子舉行葬禮時,人們發現本以為死了的孩子還活著,並且她們和溺死的女孩並無多少相似之處。就像之前提到的幾個案例一樣,第一個目擊者本身就是幻覺的犧牲品,他的斷言足以影響其他目擊者的判斷。

在這類事例中,暗示的起點通常是由個人模糊回憶引起的幻覺,當最初的幻覺得到肯定後,就會開始相互影響。如果第一個目擊者不那麼堅持自己的觀點,除去所有與真實相似的地方,當他自認為辨認出的屍體呈現出某些引發聯想到另一個人的特徵時,如一道傷疤或是一些打扮上的細節,就會使他搖擺不定。當這種聯想變得清晰具體時就會干擾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斷力,並成為這一過程的核心。因此目擊者看到的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在他腦海中喚起的幻覺形象。這就解釋了近來被報紙重提的舊聞中,母親為什麼會認錯孩子的屍體。在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準確地找出上述幻覺作用機制中的兩種暗示。

那個男孩認出了這個孩子,但他弄錯了。接著一系列無根據的辨認就展開了:

一件特別的事情發生,就在那個男孩辨認出屍體的第二天,一個婦女驚叫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去認領屍體時,先是仔細檢查了孩子的衣服,接著發現孩子的額頭有一道疤。她說:「肯定是我兒子,他是去年七月失蹤的,他一定是被人拐走害死的。」

這位婦女是福爾街的看門人,姓夏凡德雷(Chavandret)。她的妹夫也被傳喚來了,而且他也確信:「那是小費利貝(Filibert)。」幾個住在這條街的人都把這個在拉弗萊特發現的孩子認作是費利貝.夏凡德雷(Filibert Chavandret),其中還有孩子的老師,他是根據孩子佩戴的獎章做出判斷的。然而,鄰居們、她的妹夫、老師以及孩子的母親都錯了。
六周後,這個孩子的身分得到確認。他是波爾多人,是遇害後被一夥人運到巴黎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誤認常常發生在婦女和兒童身上,也就是最沒有主見的人。他們顯示出,這種目擊者在法庭上絲毫沒有價值。尤其是孩子,決不能對他們的證詞信以為真。地方法官總是習慣性重複說孩子不會撒謊,他們只要有點心理學常識就會知道,事實正和他們所言相反,孩子們經常撒謊。雖然這種謊言是無心的,但它依然是謊言。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以一個孩子的證詞決定被告的命運,還不如用擲硬幣的方法來得更好。

別相信群體證詞!集體觀察的結果極有可能出錯

集體觀察的結果很容易出錯!圖/pixabay

回到群體觀察力的問題上,我們的結論是:集體觀察的結果極有可能出錯,多數時候只是個人幻覺,這種幻覺在傳染過程中極容易影響同伴。無數事實證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體證詞。在二十五年前的色當之戰(the battle of Sedan)中,數千人參與了著名的騎兵進攻,然而出於最矛盾的目擊證詞,根本無法確定是誰在指揮戰役。英國將軍吳士禮爵士(Wolseley)在最近出版的書中證明,時至今日,關於滑鐵盧戰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中最重要的事件上仍存在十分嚴重的錯誤,儘管這些事件的真相已被數百名目擊者證實。

這些事實顯示出群體證詞的價值。各類邏輯學專著提及許多證人的一致證詞,這些證詞都是支撐事實真相最強有力的證據。然而就我們掌握的群體心理知識而言,邏輯學專著在這一點上需要重寫。最受懷疑的事件一定是那些目擊者最多的事件。也就是說,當某一事件受到了數千名目擊者的證實,通常真相與公認的報導越會相去甚遠。

很明顯,上述種種現象表明史學著作只能被當作純粹想像的產物。它們是對一知半解的事實做出自以為是的記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後得出結論。寫這種東西無異於浪費時間。如果歷史沒有留下文學、藝術和其他方面的傳世巨作,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歷史真相。像赫丘利(Hercules)、佛祖或穆罕默德(Mahomet)這些在人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歷史記錄裡有關他們生平的記錄有一句是真的嗎?很可能一句都沒有。事實上,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來講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關心的是這些偉人在大眾神話中是以什麼樣的高大形象呈現。因為對群體心理產生影響的是神話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現實中一時的英雄。

遺憾的是,雖然書中明確記錄了各種神話故事,但是它們本身仍在不斷發生變化。隨時光的流逝,尤其是受種族因素的影響,群體想像力不斷改變這些故事。《舊約全書》中嗜血成性的耶和華(Jehovah)與慈愛的聖德蘭(Sainte Therese)有著天壤之別,中國朝拜的佛祖與印度尊奉的佛祖同樣也沒有多少共同點。

英雄傳說被群體想像力改變而使得英雄遠離我們,不一定要花上數百年的時間,有時這種改變只消幾年的工夫。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裡便可看到同樣的事情,一位最偉大的歷史傳奇人物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經歷了數次嬗變。波旁(Bourbons)王朝時期,拿破崙被塑造成了一位快樂祥和、嚮往自由的田園派慈善家兼謙卑的友人形象。在詩人筆下,拿破崙必將長期留存在鄉村人民的記憶中。三十年後,這位隨和的英雄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利、破壞自由後,為滿足一己私欲發動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三百萬人命喪黃泉。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傳奇人物的故事又有了新的變化。數千年後,未來的學者面對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述,也許會對拿破崙是否存在過發生質疑,如同現在有人懷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樣。

在拿破崙身上,學者們看到的不過是一個光輝燦爛的神話,或是一個赫丘利(Hercules)式傳奇英雄的發展史。學者們當然能夠輕鬆應對這種變化,因為與今天的我們相比,他們對群體的特徵和心理會有更深的了解。他們知道除了神話,歷史幾乎保存不了什麼。

 

 

本文摘自《烏合之眾:為什麼「我們」會變得瘋狂、盲目、衝動?讓你看透群眾心理的第一書》臉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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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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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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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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