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成群就容易腦弱？千萬別相信群體證詞──《烏合之眾》

容易被暗示指揮的「群體」

在說明群體時曾提到，它的一個普遍特徵是極易受人暗示，我們還指出在一切人類群體中暗示的傳染性所能達到的程度。這解釋了群體態度為何能迅速的朝某個方向轉變的原因。通常，群體總是在期待中關注某事，因此很容易被暗示，儘管人們認為這點不值一提。最初的暗示經過相互傳染後進入群體所有成員的大腦，接著群體態度趨於一致，並很快成為既定事實。

當所有個體處於暗示作用的影響下，進入大腦的念頭很容易轉化為行動。無論是縱火焚燬宮殿還是自我犧牲，他們都一樣毫不猶豫。這一切取決於刺激的性質，而不像獨立個體取決於受到暗示的行為與全部理由之間的關係，兩者關係可能互相對立。

因此，群體永遠徘徊在無意識邊緣，隨時接受一切暗示的指揮。他們表現出所有強烈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缺乏理性、批判力且極端輕信的人所獨有的。我們要牢記對於群體而言沒有「不可能」這個概念，這樣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理解群體為什麼會有編造並傳播各種神話故事的能力了。

群體中能夠輕易地傳播神話的原因，不僅源於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他們奇思妙想、過度歪曲的結果。一件最簡單的事受到群體關注後，很快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透過形象思維將一連串前後毫無邏輯的形象喚起。就如同我們有時因為回想某件事情而引發一連串的聯想一樣，群體的這種狀態很容易被理解。理性告訴我們這些聯想是零散且不連貫的，而群體不僅無視這一點，還將扭曲的想像與真實相混淆。群體很少對主客觀的感念加以區分。他把腦中出現的虛幻形象當作真實的，儘管這些假象常常與我們看到的事實之間僅有一絲微弱的聯繫。

在群體中傳播神話或謠言為何如此容易？

由於群體成員性格各不相同，因而他們歪曲所見事情的方式也應該不計其數。但情況並非如此。由於相互傳染的結果，這種歪曲是一致的並在群體所有成員中呈現相同形態。

群體成員對事實的第一次歪曲是傳染性暗示過程的起點。當耶路撒冷牆上的聖喬治（St. George）出現在所有十字軍官兵面前之前，在場的人中肯定有一個人首先感應到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傳染的作用下，這個人編造的奇蹟會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這種集體幻覺的作用機制在歷史進程中經常發生，這種幻覺似乎具備了真實性的所有特點，因為成千上萬人目睹了這些現象。

要想反駁上述所言，無需考慮群體成員的智力因素。因為自從他們成為群體一員的那一刻起，有識之士便與無知之輩同樣失去了觀察力。這一論點似乎自相矛盾。要使人們深信不疑，必須對大量歷史史料進行研究，僅憑幾本著作是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的。

然而，我不希望讓讀者覺得這些結論是未經證實的。以下我要給讀者舉幾個例子，它們都是從無數可以引用的事例中隨機抽出來的。

無論教育、專業、訓練，成為群體極容易產生幻覺

下面這個例子極具典型意義，因為它是發生在受集體幻覺支配的群體身上的事實。該群體成員來自各個階層，個人素質參差不齊，有最無知的人，也有最博學的人。海軍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Julian Felix）曾在他的《海流》（Sea Currents）一書中偶然提及過此例，此外，《科學雜誌》（Revue Scientifique）也曾加以引用過。

護衛艦「貝爾．波爾號」在公海巡航，尋找在風暴中失散的巡洋艦「波索號」。當時天氣極好，陽光明媚，突然一個守衛發現了有船隻發出的求救信號。全體船員一齊朝信號指示的方向望去，他們清楚地看見一隻載滿遇難者的木筏被幾條顯示遇難信號的船隻牽引（然而這不過是集體幻覺）。艦隊司令德斯弗斯（Desfosses）命令船員放下一條船去營救遇難士兵。接近目標時，船上的官兵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在混亂的人群中，到處是伸著雙手求救的人，而且隱約聽見人們發出的混雜不清的哀號。但是當他們到達目標時卻發現，面前漂浮的不過是從附近海岸漂來的幾根長著葉子的樹枝。在真切的事實面前幻覺消失了。

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集體幻覺的作用機制。一方面，船上官員在期待中關注某件事；另一方面，守衛發出船隻失事的信號，這一暗示在相互傳染後，被在場全體官兵接受。

當眼前發生的事實遭到歪曲，真實被無關的幻覺取代時，並不需要許多群體成員參與這一過程。一旦少數個體聚成群體，他們會立刻呈現出在其專業之外，屬於群體的所有特徵，即使他們一個個學富五車，其獨立個體時所具有的觀察力、批判精神也會立即消失。敏銳的心理學家大衛（Davey）對此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十分恰當地闡釋了這一現象，最近曾被《心理學年鑑》（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引用。

大衛先生把一群傑出的觀察家召集起來，其中包括英國最著名的科學家—華萊士（Wallace）。大衛先生讓觀察家們檢查完物體並按照他們的意願對物體做好印記後，當眾演示了招魂術，即讓刻在岩石上的神靈現形的過程，然後讓他們寫下觀察記錄。在隨後的報告中，這群傑出的觀察家一致認為這種現象只有透過超自然的手段才能實現，而大衛先生表示他不過是用了點小把戲。

敍述這段事例的作者指出：「在大衛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驚的特點不是神奇的騙術本身，而是外行旁觀者極度缺乏說服力的報告。」他說：「很明顯地，這些旁觀者都給出了有充分細節卻無法證實的完全錯誤的描述，但如果他們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那麼他們所描述的現象就不能用騙術解釋。大衛的方法簡單得讓人感到吃驚。但是他能夠控制群體思想，讓群體相信他們看見了自己沒有看到的東西。」

由個人模糊回憶引發的群體幻覺

這個事例仍然是催眠者控制被催眠者的魔力。而且當這種魔力對於那些思維邏輯較強或原先抱有懷疑態度的人都可以發揮效力時，普通群體為何能夠如此輕易受騙上當就不難理解了。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當我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報紙上充斥著兩個小女孩在塞納河溺水身亡的報導。最初，五、六個旁觀者信誓旦旦地說，他們清楚地看到了那兩個女孩。所有證詞一模一樣，不容法官再有疑慮，於是簽署了死亡證明。但就在為孩子舉行葬禮時，人們發現本以為死了的孩子還活著，並且她們和溺死的女孩並無多少相似之處。就像之前提到的幾個案例一樣，第一個目擊者本身就是幻覺的犧牲品，他的斷言足以影響其他目擊者的判斷。

在這類事例中，暗示的起點通常是由個人模糊回憶引起的幻覺，當最初的幻覺得到肯定後，就會開始相互影響。如果第一個目擊者不那麼堅持自己的觀點，除去所有與真實相似的地方，當他自認為辨認出的屍體呈現出某些引發聯想到另一個人的特徵時，如一道傷疤或是一些打扮上的細節，就會使他搖擺不定。當這種聯想變得清晰具體時就會干擾理解力，麻痹一切判斷力，並成為這一過程的核心。因此目擊者看到的不再是事物本身，而是在他腦海中喚起的幻覺形象。這就解釋了近來被報紙重提的舊聞中，母親為什麼會認錯孩子的屍體。在這個事例中，我們可以準確地找出上述幻覺作用機制中的兩種暗示。

那個男孩認出了這個孩子，但他弄錯了。接著一系列無根據的辨認就展開了：

一件特別的事情發生，就在那個男孩辨認出屍體的第二天，一個婦女驚叫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去認領屍體時，先是仔細檢查了孩子的衣服，接著發現孩子的額頭有一道疤。她說：「肯定是我兒子，他是去年七月失蹤的，他一定是被人拐走害死的。」

這位婦女是福爾街的看門人，姓夏凡德雷（Chavandret）。她的妹夫也被傳喚來了，而且他也確信：「那是小費利貝（Filibert）。」幾個住在這條街的人都把這個在拉弗萊特發現的孩子認作是費利貝．夏凡德雷（Filibert Chavandret），其中還有孩子的老師，他是根據孩子佩戴的獎章做出判斷的。然而，鄰居們、她的妹夫、老師以及孩子的母親都錯了。
六周後，這個孩子的身分得到確認。他是波爾多人，是遇害後被一夥人運到巴黎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誤認常常發生在婦女和兒童身上，也就是最沒有主見的人。他們顯示出，這種目擊者在法庭上絲毫沒有價值。尤其是孩子，決不能對他們的證詞信以為真。地方法官總是習慣性重複說孩子不會撒謊，他們只要有點心理學常識就會知道，事實正和他們所言相反，孩子們經常撒謊。雖然這種謊言是無心的，但它依然是謊言。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以一個孩子的證詞決定被告的命運，還不如用擲硬幣的方法來得更好。

別相信群體證詞！集體觀察的結果極有可能出錯

回到群體觀察力的問題上，我們的結論是：集體觀察的結果極有可能出錯，多數時候只是個人幻覺，這種幻覺在傳染過程中極容易影響同伴。無數事實證明，明智的做法是完全不要相信群體證詞。在二十五年前的色當之戰（the battle of Sedan）中，數千人參與了著名的騎兵進攻，然而出於最矛盾的目擊證詞，根本無法確定是誰在指揮戰役。英國將軍吳士禮爵士（Wolseley）在最近出版的書中證明，時至今日，關於滑鐵盧戰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中最重要的事件上仍存在十分嚴重的錯誤，儘管這些事件的真相已被數百名目擊者證實。

這些事實顯示出群體證詞的價值。各類邏輯學專著提及許多證人的一致證詞，這些證詞都是支撐事實真相最強有力的證據。然而就我們掌握的群體心理知識而言，邏輯學專著在這一點上需要重寫。最受懷疑的事件一定是那些目擊者最多的事件。也就是說，當某一事件受到了數千名目擊者的證實，通常真相與公認的報導越會相去甚遠。

很明顯，上述種種現象表明史學著作只能被當作純粹想像的產物。它們是對一知半解的事實做出自以為是的記述，再加上一些思考後得出結論。寫這種東西無異於浪費時間。如果歷史沒有留下文學、藝術和其他方面的傳世巨作，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歷史真相。像赫丘利（Hercules）、佛祖或穆罕默德（Mahomet）這些在人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歷史記錄裡有關他們生平的記錄有一句是真的嗎？很可能一句都沒有。事實上，他們的真實生平對我們來講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關心的是這些偉人在大眾神話中是以什麼樣的高大形象呈現。因為對群體心理產生影響的是神話中不朽的英雄，而非現實中一時的英雄。

遺憾的是，雖然書中明確記錄了各種神話故事，但是它們本身仍在不斷發生變化。隨時光的流逝，尤其是受種族因素的影響，群體想像力不斷改變這些故事。《舊約全書》中嗜血成性的耶和華（Jehovah）與慈愛的聖德蘭（Sainte Therese）有著天壤之別，中國朝拜的佛祖與印度尊奉的佛祖同樣也沒有多少共同點。

英雄傳說被群體想像力改變而使得英雄遠離我們，不一定要花上數百年的時間，有時這種改變只消幾年的工夫。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裡便可看到同樣的事情，一位最偉大的歷史傳奇人物在不到五十年的時間裡經歷了數次嬗變。波旁（Bourbons）王朝時期，拿破崙被塑造成了一位快樂祥和、嚮往自由的田園派慈善家兼謙卑的友人形象。在詩人筆下，拿破崙必將長期留存在鄉村人民的記憶中。三十年後，這位隨和的英雄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暴君，他在篡奪權利、破壞自由後，為滿足一己私欲發動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三百萬人命喪黃泉。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傳奇人物的故事又有了新的變化。數千年後，未來的學者面對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述，也許會對拿破崙是否存在過發生質疑，如同現在有人懷疑佛祖是否存在一樣。

在拿破崙身上，學者們看到的不過是一個光輝燦爛的神話，或是一個赫丘利（Hercules）式傳奇英雄的發展史。學者們當然能夠輕鬆應對這種變化，因為與今天的我們相比，他們對群體的特徵和心理會有更深的了解。他們知道除了神話，歷史幾乎保存不了什麼。

 

 

本文摘自《烏合之眾：為什麼「我們」會變得瘋狂、盲目、衝動？讓你看透群眾心理的第一書》臉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