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族」（cannibal）這個英文單字，是哥倫布於十五世紀抵達美洲西印度群島時引發的一場誤會。

哥倫布相信自己發現的地方是印度（所以他把該地區稱作「西印度」），並且把當地原住民誤認為蒙古人可汗（Khan）的後裔，因此才稱呼他們為「坎尼拔斯人」（canibas），甚至還了報告跟他的國王說：

「坎尼拔斯人會把人殺來吃掉。」

過去只會在神話或傳說中出現的食人一族，竟然在世上的某個角落真實存在著，這樣的故事立刻引發了歐洲人的好奇與想像。食人族的故事很快就傳遍整個歐洲，坎尼拔斯人也變成了食人族的代名詞。

後來，歐洲列強展開海外殖民地爭奪戰，各國陸續派出傳教士與人類學者作為殖民勢力的前鋒。他們將所到之處與食人族相關的故事蒐集起來，編輯出版成論文、書籍和報刊雜誌。從此之後，食人風俗便成為了野蠻土著的代表性「特徵」。

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故事有了另一種說法。學者仔細檢視這些紀錄與書籍，發現大部分與食人族相關的內容都是毫無根據的說詞，許多記錄不過只是「傳聞」而已。

美國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人類學系的威廉．阿爾尼斯（William Arens）教授，他細細檢閱相關記載，並在著作《食人的迷思》（The Man- Eating Myth，1979）中提出了關於食人族謠言的解釋。原來食人族故事的出處，幾乎都是兩族相爭時，它族族人的毀謗之詞：

「我們不幹那種事，但樹林另一邊的那些傢伙，全是蠻橫無理的食人族。前些日子我也差點被殺來吃掉，好險最後還是勇猛地逃了出來。」

食人族的消息來源，就是這些所謂的英勇故事，而將這些故事記錄下來的人，沒有一個是自己親眼所見。事實上，向哥倫布謊稱坎尼拔斯人是食人族的，正是與他們相爭的鄰族──阿拉瓦克人（Arawak）。

這種鄰族之間的說詞雖然無法當作食人行為的證詞，卻讓我們了解到另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食人行為對於熱帶叢林中的土著來說，同樣也是一種十分可怕的行為，這和許多歐洲人所抱持的偏見完全不同。由此可知，把吃人當作吃飯一樣的人類群體並不存在，將食人行為視作家常便飯的食人族故事也不攻自破。

那麼，我們能直接得出一個結論，說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食人行為存在嗎？答案是不能的。

雖然少之又少，但的確有某個種族有著食人的風俗，他們就是居住在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弗雷族（Fore）。在1940年代之前，幾乎沒有人知道弗雷族的存在，直到當時負責託管該地的澳洲政府派公務員進行人口普查，消息才慢慢傳了出來。1950 年代，澳洲開始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設置警衛隊，傳教士與人類學者也隨之而來，弗雷族與其傳統風俗這才開始慢慢融入現代社會。

所謂的「食人風俗」，其實是弗雷族非常獨特的葬禮儀式。當弗雷族人離世後，該族人的母系女性親屬會將屍體整理一番，但整個過程驚悚到無法被一般人所接受。雖然有點殘酷血腥，但還是在此稍微作說明：

首先她們會把屍體的手與腳砍斷，再將手臂與大腿的肉刮下來，把人腦取出後再剖腹將內臟拿出，最後把刮下來的肉分給男人，腦與內臟則分給女人吃掉，在一旁觀看整個過程的孩童們也會一起分食。

弗雷族現在已被禁止舉行這種葬禮，但這在過去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到底為什麼他們要舉行如此可怕的葬禮？因為他們相信將屍體吃掉後，死者會變成自己的一部分，繼續與族人存活在這個部落裡。

或許你覺得聽來荒唐，但這種信仰其實並沒有那麼特殊及陌生，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

亞馬遜流域的亞諾馬米族會將死者的骨灰拌在粥湯裡，分給親戚或鄰居食用；雖然只是一種比喻，但在基督教的聖餐故事中，耶穌要人相信麵包是祂的身體、葡萄酒是祂的寶血，並且讓眾人吃下麵包、喝下美酒。這些都傳遞著同一個訊息，那就是「請以此種方式將我銘記在心」。撇開弗雷族食人風俗那可怕的手法，其背後隱藏的正是極為普遍的人間至愛。

當然，並非所有的食人風俗都是如此情真意切，也是有充滿憎恨的。在戰爭或復仇鬥爭中殺死敵方的俘虜，並將心臟、鮮血等極具象徵性的部位吃掉，這是一種「用吃來消滅」憎恨對象的行為，但這僅存在於歷史紀錄，近代並沒有直接通報的案例。

無論是基於情意還是憎恨，我們都不能忘記一項事實，那就是食人行為絕非人類飲食型態中的一環。

沒有案例顯示有任何人類群體將食用人肉作為飲食的一種手段，以上所舉的罕見案例，也都歸類於象徵儀式或文化舊習。是愛也好，是恨也罷，從某種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一種「透過儀式以表露世間極致之情」的行為。

儘管有食人行為，世上也沒有食人族

讓我們再回到古人類學的故事裡。考古學者與人類學者利用美國羅素 （Marry Russel）教授的研究並刀痕並得出尼安德塔人並非食人族的新方法，企圖以人骨化石上的刀痕來尋找過去食人行為的痕跡，最後他們達成了幾項成就。

1999 年，科學家在法國莫拉古爾西（Moula-Guercy）的尼安德塔人遺址中，發現了類似食人行為的刀痕；從西班牙阿塔普爾卡（Atapuerca）遺址出土的更新世中期（Middle Pleistocene，距今約12-78萬年前）人類化石，上頭也有同樣令人聯想到食人行為的刀痕，而且時代比尼安德塔人更早。

美國印地安遺址出土的人骨化石上也有類似的痕跡，不論這刀痕是否與食人行為有關，這個發現都引發了一場嚴重的論戰。印地安人的祖先是否有可能是食人族？這個話題已經夠敏感了，又牽扯到歐洲白人掠奪美洲大陸與印地安原住民之間的政治矛盾，最後甚至演變成民族情感對立的激烈局面。

直到 2001 年，一個決定性的證據才讓這場論戰在某種程度上慢慢平息下來。科學家在美國西南部科羅拉多州的阿納薩齊（Anasazi）遺址，發現古印地安人（Paleoindian）的糞便化石內有某種只存在於人類肌膚組織的蛋白質。憑藉這個「直接證據」，至少可以確認在此遺跡中曾發生過食人行為。

儘管食人「行為」確實存在，也不能以此當作食人族存在的證據。人類歷史上的確發生過食人行為，從弗雷族追溯至更早期的法國、西班牙與古印地安人遺跡，我們都找到了相似的證據。

甚至在現代社會中，某些極端特殊的情況下，食人行為也是可以被容許的。1972年，一架載著烏拉圭橄欖球隊的飛機在安地斯山脈墜毀，倖存者為了活下去，只能吃掉死去同伴的屍體；這個事件還被改編成了電影。

美國西部墾荒時代，由好幾個家庭組成的唐納大隊（Donner Party）在往西部遷徙的途中迷了路，被困在內華達山區四個多月，少部分的人只有靠著吃人肉才得以存活。我們能把這些迫於無奈而吃人的人稱為食人族嗎？ 2010 年，受困在倒塌礦坑中的南美智利礦工，就算他們真的做出相同的行為，在道德標準的審判下，我們也不能將他們稱為食人族。

遠古人類的化石鼓勵著我們發揮無限的想像力，究竟他們是為了紀念過世的死者才食用人肉？或是為了報仇血恨才吞下屍體的某個部分？還是為了在更新世冰河時期的極端環境中存活下去，不得已做了最後的選擇？

我們透過考古學與人類學的資料來進行分析，但不代表我們可以對人類的過去擅做假設或妄下定論。食人風俗確實存在過，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無法將那些人稱為食人族。

同場加映：弗雷族的怪病「庫魯病」

弗雷族的食人風俗之所以被廣為流傳，其實是因為一種怪病。1950 年代，弗雷族裡流傳著一種奇怪的疾病，澳洲派遣至當地的調查團匯報了以下內容：

「一名染病的女性患者，因病況急遽惡化導致身體無法站立，僅能躺臥於家中而且幾乎無法進食，肢體會劇烈顫抖直到死亡。」

由於該病症會讓人全身劇烈顫抖，所以取當地語言中的「庫魯」（kuru）一詞作為病名，意即為「顫抖」。此外，病人還會不由自主地發出笑聲，因此庫魯病也被稱為「笑病」。

庫魯病的潛伏期很長，一般潛伏五至二十年左右，更長的甚至會到四十年。在 2005 年死亡的患者中，有人早在 1960 年代就受到感染。

庫魯病的潛伏期雖然長，但發病後通常很快便會死亡。病症一旦出現後，患者最短只能活三個月，最長則可至兩年；發病期間不僅全身無力、無法行走，吞嚥也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言語及排泄機能也會逐漸喪失，更嚴重的還有可能罹患肺炎或褥瘡而造成致命感染。

對於當時的西方學者來說，庫魯病是一種既陌生又詭異的病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病毒神經研究所的前所長丹尼爾．蓋杜謝克（Daniel Gajdusek）博士，他在研究當地原住民感染疾病的過程中第一次認識了庫魯病。進一步檢閱相關文件後，他發現其中有陳述「弗雷族是食人族」的內容，便開始懷疑庫魯病可能與食人風俗有關。蓋杜謝克博士也注意到，庫魯病的主要患者都是食用死者腦部的女性與孩童。

蓋杜謝克博士懷疑，庫魯病的源頭就藏在這些人食用的腦部組織中。於是他將死去病患的腦部組織移植到黑猩猩身上，兩年後，黑猩猩也出現了相同的病症。經過更進一步的研究之後，他查出造成庫魯病的病原體，原來是一種叫做「普利昂」（prion）的蛋白質，會經由食用造成傳染，這一點也是十分罕見。普利昂蛋白是一種結構特殊的蛋白質，會誘發其他蛋白質產生病變。

一直以來，醫學界普遍認為傳染病的病原體都是微生物，而這種以蛋白質型態造成傳染的病原體從未實際被發現過，科學家甚至一度懷疑它的存在。透過對庫魯病的研究，醫學界這才首次發現了它的實體。

癌細胞是透過細胞分裂繁殖出新的癌細胞，普利昂蛋白則會讓周圍的細胞逐漸變質。科學家後來又發現幾種因普利昂蛋白引發的疾病，例如狂牛症或庫賈氏病（Creutzfeldt-Jakob disease），因此普利昂蛋白的發現可說是醫學史上劃時代的成就，而蓋杜謝克博士也在 1976 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

在蓋杜謝克博士之前，沒有人想過庫魯病會是因為食人行為而感染的疾病，因為弗雷人不吃病死的屍體。但庫魯病是個例外。弗雷族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上而非生理上的疾病，所以他們會吃因庫魯病死亡的屍體。

1950 年代末至1960 年代初，估計有超過一千人染上庫魯病死亡（前面所述 2005 年病死的患者，正是於此時感染的最後一批犧牲者）。至於庫魯病是如何開始大肆感染的？目前科學家的假設為：

「庫魯病不單是因為吃了屍體的腦部，也會透過身體上的傷口傳染。當時一名弗雷族人因罹患庫魯病而死亡，而負責肢解死者屍體的女性手上極可能有傷口，因此而受到感染。」

本文摘自《數學好有事人類的起源：最受美國大學生歡迎的22堂人類學課，關於你是誰、你從哪裡來又該往哪裡去》，三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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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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