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今天開始注意到「跨科際」教育的潛在意義，且想要推動更有效益的穿領域科學傳播時，台北赤蛙復育成功的案例，提供了我們ㄧ個非常珍貴的課題──也就是從「線性」走向「網狀」思考的重要性。

在台灣的科學傳播網絡中，致力於生態保育的社群屢建奇功，可能是因為1980年代間，環保意識在國內抬頭，適逢寶島正開始走向民主化，環保團體很快成為市民社會的活躍份子，而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不僅環境保護的大原則已經成為許多台灣民眾的共識之一，以永續生態為宗旨的各類組織，相對上也已經在長年的實際操作中，建立出比較多元的社會網絡，並累積起較為豐富的穿領域溝通經驗，因此當我們在今天開始注意到「跨科際」教育的潛在意義，且想要推動更有效益的穿領域科學傳播時，台北赤蛙復育成功的案例，提供了我們ㄧ個非常珍貴的課題──也就是從「線性」走向「網狀」思考的重要性。

台北赤蛙以「台北」命名，因為美國博物學家1908年在台北縣八里鄉首度發現了這種體型纖細的赤蛙，身長不到四公分，屬於蛙類中的小不點兒，背部呈綠褐色，體側有兩道白色的褶極，褶極兩邊各有兩道黑線，叫聲細小，彷彿昆蟲唧唧。博物學家後來在大陸南部與東南亞也有找到同一物種。

三十年前，台北赤蛙在台灣西海岸的低海拔沼澤、水田普遍分布，牠們住在清淨的溼地，跳躍能力強，大部分時間會躲在水中的草叢或睡蓮篷下當保護傘，躲避天敵，然而隨著道路開發、農業用藥等對環境的汙染，台北赤蛙的生命力迅速下降，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已經瀕臨絕種，全台灣只剩下四個族群：台北三芝、桃園龍潭、台南官田，以及屏東內埔。

話說台北赤蛙在三芝賴以維生的棲地，是一大片蓮花田，蓮花田的主人是年屆八旬的老翁楊文石先生，人稱「阿石伯」，他是一個勤快務實的台灣農民，每天清晨四、五點起床，一直忙到夜裡十點多，除了照顧自己的一片山，還受雇幫鄰居整理田園，打理的田地總面積加起來約為一甲多。

1999年，木柵動物園的保育專家在阿石伯的蓮花田發現了台北赤蛙，隨即展開調查，到了2000年，驚覺赤蛙的數量已剩下不到50隻，於是動物園的林華慶組長趕緊在2001年和農委會取得共識，決定由動物園撥款成立一個台北赤蛙的復育專案。

不過在專案推動之初，專家們所採取的仍是一種單向式的思考路線，他們原想用補助的方式來說服當年七十多歲的阿石伯，不要再在蓮花田裡噴農藥，並承諾會定期補貼他的農業損失，但這對當時已經有二、三十年栽種經驗，可是卻第一次聽到「台北赤蛙」這個名詞的阿石伯來說，根本不著邊際，也就不予理會。接著又有人建議林組長，何不乾脆把這塊地給租下來，或者把台北赤蛙整個移到動物園裡，不就可以安心保護赤蛙了嗎？

所幸在這個關鍵性的當口，林組長跳出了線性思維的束縛，他有感於過去數十年來在台灣，每當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育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家不是只想到用錢來解決，就是以抗爭或對立收場，這種過程不僅成果有限，也很難讓人受到啟發，反倒很容易製造一種誤解，好像為了稀有的動、植物，或是為了自然生態，就一定要犧牲農、漁、林業一樣，所以他很希望能夠走出一種新的模式。

透過農委會的網絡，動物園輾轉找到了專門推動有機農業的慈心基金會，派出農民輔導員李逢棋去現場了解，發現保育人員和阿石伯的認知相去太遠，猶如雞同鴨講，於是他開始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經常去阿石伯的田邊和他閒聊，阿石伯起初也不想和李先生糾纏，但時間久了，友情逐漸培養，阿石伯向李先生坦承，他不是不知道農藥的可怕，也很清楚農藥對自己身體的危害，但是如果不用農藥，蓮花葉會被蟲子吃光，蓮花就賣不出去了！

聽了李逢棋的回報，慈心基金會的鐘長華組長決定啟動銷售機制來打破僵局，同意只要阿石伯停用農藥，那些還不能算「有機」的蓮花，仍然可以在慈心所屬的里仁商店販賣。這個提議讓阿石伯動心，當時他因為公家單位的三令五申不用農藥，在2002年春天，蓮田的葉面已經給水螟蛾的幼蟲吃得只剩下葉脈，於是到了同年十月，也就是蓮花季的末期，他帶了60束蓮花去慈心的賣場參觀，驚訝地發覺有機農產品售價較高，卻有很多消費者樂意購買，當他在賣場逛完一圈後，蓮花居然已經售罄，於是他終於同意改變耕作習慣，從2003年起全面朝有機發展。

林華慶組長建議採天敵制衡來處理蟲害，因為水螟蛾是台北赤蛙的食物來源之一，也不希望牠完全消滅，只是天敵生態的形成需要時間，所以林組長經過實驗，先用蘇力菌的菌種把蟲害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一直等到九月間，虎皮蛙出現了，十月間，水螟蛾的剋星紅娘華也出現了，自然生態的復育才達到了較完整的生物鏈平衡狀態。至於停用農藥和殺草劑以後蔓生的雜草，以及遮掉其他水生植物所需陽光的荷花，則只能靠人力拔除，2001年間，動物園曾經透過社區教育的資源，在當地的橫山國小舉辦教師研習營，當時參與的吳景泉老師自願雇人去楊家的田埂拔草，但經費太少，所以偶爾帶學生去拔，最後他自己一個人拔，接下來動物園和慈心基金會也陸續發動義工，大家一起去幫阿石伯除草。

在原先的單向思維與線性操作中，保育專家和阿石伯之間並沒有很多互動，經過了兩年的溝通和補助，到2002年時，台北赤蛙的復育才只多出了20隻；然而當林組長不再把「生計」和「生態」放在天平的兩端，體認到兩者都是現代社會結構中的一環時，網狀的思考模式串聯了不同的社群從各個面向投入，這已經不再是一對一的單打獨鬥，而是眾多社群──包括動物園的保育／科學社群、農委會的農業社群、社區教育的教育社群、慈心基金會的宗教／消費社群等──環環結集而成的一個新的網絡，台北赤蛙和阿石伯的蓮花便是這個網絡的交集。

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把現代社會看成是一種複雜的網絡結構，無論是人力、金錢、訊息或資源的流通等，都必須仰賴網絡內部的傳輸，以及網絡和網絡間的連結與互動。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以電話線為例，他說電話線非常微細，在地圖上根本顯示不出來，同時電話線也很脆弱，用把剪刀就剪斷了，但是電話線的網絡卻覆蓋了全世界，把天涯海角牽動起來。

如果把網絡理論套用在台北赤蛙的復育個案中，我們發現網絡一但形成，透過社群環節的層層力量，確實更能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激發很多始料未及的效應，例如從保育的層面來看，2003年間，三芝地區台北赤蛙的成蛙至少已達120隻，幼蛙則有35隻，到了2004年，赤蛙保育的重點除了儘量維持原棲地的環境風貌外，也在木柵動物園開闢了溼地生態教學園區，引進台北赤蛙，並和大屯溪畔的農民合作，開闢無農藥的溼地，希望能夠幫台北赤蛙打造更多適合的生存空間。

在農業產銷及社區營造的環節上，我們發現阿石伯從原先不曾注意過台北赤蛙，到後來變成關心、了解台北赤蛙，甚至去印了名片，把他的蓮花稱為「赤蛙牌」蓮花，並在慈心「買蓮花、救赤蛙」的鼓吹下，吸引了一群消費者歡喜地買回去，有人經常會特意跑到阿石伯的蓮花田去看赤蛙，讓阿石伯交到很多新朋友，現在的阿石伯更很自豪地表示，他的有機蓮花不但可以觀賞，可以沖泡成花茶，花的黏液富含胎盤素，還可以塗在臉上當美容聖品呢！至於專案的原始推手林華慶組長，也自認是整個過程的受益人，他說自己的心裡原來只看到台北赤蛙，卻未曾考慮過「人」的元素，可是從李逢棋與阿石伯的互動中，他發現李先生不只關心土地上的生物、這塊土地的健康，也很關心阿石伯這個人，而這種對人的關懷，可能便是像他這種專業背景的人員過去所欠缺的視野，而唯有當生態專家在保護濱危生物之際，也能注意解決人所面對的問題時，才有可能真正達到所謂的永續性。

此外，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系列節目，以台北赤蛙的保育經驗製作了〈阿石伯的蓮花田〉專題，引起很大的迴響，不僅在第15屆東京地球環境映像祭入圍決選，也被新聞局選為「台灣紀錄片系列」之一，配上中、英、法、西語字幕，透過外館流通，達到了國際性（科學）傳播的功效；緊接著，木柵動物園也獲邀在東南亞及維也納會議上分享三芝赤蛙復育的成果，會後很多人向園方道賀，咸認是亞洲目前最成功的典範，被列為「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方略」亞洲保育代表案例，並收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考檔案。

從林組長網狀思考的新模式中，我們發現了社會網絡可能製造的善意循環，也看到了跨科際互動與穿領域科學傳播潛在的美好願景。

參考資料

•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三芝農會（3/6/2011），〈阿石伯的有機蓮花田和僅存的不到100隻的台北赤蛙..〉，《Web66市場動態》。
• 小碧，〈台北赤蛙的復育──生態保育結合產業的成功案例〉。
• 王晴玲和朱孝權，〈第268集：阿石伯的蓮花田〉，《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 王晴玲和朱孝權，〈我們的島：阿石伯的蓮花田〉，《環境資訊中心》。
•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原發表於 東西交叉口 及 跨科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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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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