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發展遇上了生態保育

2012/03/10 |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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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今天開始注意到「跨科際」教育的潛在意義，且想要推動更有效益的穿領域科學傳播時，台北赤蛙復育成功的案例，提供了我們ㄧ個非常珍貴的課題──也就是從「線性」走向「網狀」思考的重要性。

在台灣的科學傳播網絡中，致力於生態保育的社群屢建奇功，可能是因為1980年代間，環保意識在國內抬頭，適逢寶島正開始走向民主化，環保團體很快成為市民社會的活躍份子，而經過了多年的努力，不僅環境保護的大原則已經成為許多台灣民眾的共識之一，以永續生態為宗旨的各類組織，相對上也已經在長年的實際操作中，建立出比較多元的社會網絡，並累積起較為豐富的穿領域溝通經驗，因此當我們在今天開始注意到「跨科際」教育的潛在意義，且想要推動更有效益的穿領域科學傳播時，台北赤蛙復育成功的案例，提供了我們ㄧ個非常珍貴的課題──也就是從「線性」走向「網狀」思考的重要性。

台北赤蛙。（圖片來源﹕ pseudolapiz@Flickr）

台北赤蛙以「台北」命名，因為美國博物學家1908年在台北縣八里鄉首度發現了這種體型纖細的赤蛙，身長不到四公分，屬於蛙類中的小不點兒，背部呈綠褐色，體側有兩道白色的褶極，褶極兩邊各有兩道黑線，叫聲細小，彷彿昆蟲唧唧。博物學家後來在大陸南部與東南亞也有找到同一物種。

三十年前，台北赤蛙在台灣西海岸的低海拔沼澤、水田普遍分布，牠們住在清淨的溼地，跳躍能力強，大部分時間會躲在水中的草叢或睡蓮篷下當保護傘，躲避天敵，然而隨著道路開發、農業用藥等對環境的汙染，台北赤蛙的生命力迅速下降，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已經瀕臨絕種，全台灣只剩下四個族群：台北三芝、桃園龍潭、台南官田，以及屏東內埔。

話說台北赤蛙在三芝賴以維生的棲地，是一大片蓮花田，蓮花田的主人是年屆八旬的老翁楊文石先生，人稱「阿石伯」，他是一個勤快務實的台灣農民，每天清晨四、五點起床，一直忙到夜裡十點多，除了照顧自己的一片山，還受雇幫鄰居整理田園，打理的田地總面積加起來約為一甲多。

1999年，木柵動物園的保育專家在阿石伯的蓮花田發現了台北赤蛙，隨即展開調查，到了2000年，驚覺赤蛙的數量已剩下不到50隻，於是動物園的林華慶組長趕緊在2001年和農委會取得共識，決定由動物園撥款成立一個台北赤蛙的復育專案。

不過在專案推動之初，專家們所採取的仍是一種單向式的思考路線，他們原想用補助的方式來說服當年七十多歲的阿石伯，不要再在蓮花田裡噴農藥，並承諾會定期補貼他的農業損失，但這對當時已經有二、三十年栽種經驗，可是卻第一次聽到「台北赤蛙」這個名詞的阿石伯來說，根本不著邊際，也就不予理會。接著又有人建議林組長，何不乾脆把這塊地給租下來，或者把台北赤蛙整個移到動物園裡，不就可以安心保護赤蛙了嗎？

所幸在這個關鍵性的當口，林組長跳出了線性思維的束縛，他有感於過去數十年來在台灣，每當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育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家不是只想到用錢來解決，就是以抗爭或對立收場，這種過程不僅成果有限，也很難讓人受到啟發，反倒很容易製造一種誤解，好像為了稀有的動、植物，或是為了自然生態，就一定要犧牲農、漁、林業一樣，所以他很希望能夠走出一種新的模式。

透過農委會的網絡，動物園輾轉找到了專門推動有機農業的慈心基金會，派出農民輔導員李逢棋去現場了解，發現保育人員和阿石伯的認知相去太遠，猶如雞同鴨講，於是他開始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經常去阿石伯的田邊和他閒聊，阿石伯起初也不想和李先生糾纏，但時間久了，友情逐漸培養，阿石伯向李先生坦承，他不是不知道農藥的可怕，也很清楚農藥對自己身體的危害，但是如果不用農藥，蓮花葉會被蟲子吃光，蓮花就賣不出去了！

聽了李逢棋的回報，慈心基金會的鐘長華組長決定啟動銷售機制來打破僵局，同意只要阿石伯停用農藥，那些還不能算「有機」的蓮花，仍然可以在慈心所屬的里仁商店販賣。這個提議讓阿石伯動心，當時他因為公家單位的三令五申不用農藥，在2002年春天，蓮田的葉面已經給水螟蛾的幼蟲吃得只剩下葉脈，於是到了同年十月，也就是蓮花季的末期，他帶了60束蓮花去慈心的賣場參觀，驚訝地發覺有機農產品售價較高，卻有很多消費者樂意購買，當他在賣場逛完一圈後，蓮花居然已經售罄，於是他終於同意改變耕作習慣，從2003年起全面朝有機發展。

林華慶組長建議採天敵制衡來處理蟲害，因為水螟蛾是台北赤蛙的食物來源之一，也不希望牠完全消滅，只是天敵生態的形成需要時間，所以林組長經過實驗，先用蘇力菌的菌種把蟲害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一直等到九月間，虎皮蛙出現了，十月間，水螟蛾的剋星紅娘華也出現了，自然生態的復育才達到了較完整的生物鏈平衡狀態。至於停用農藥和殺草劑以後蔓生的雜草，以及遮掉其他水生植物所需陽光的荷花，則只能靠人力拔除，2001年間，動物園曾經透過社區教育的資源，在當地的橫山國小舉辦教師研習營，當時參與的吳景泉老師自願雇人去楊家的田埂拔草，但經費太少，所以偶爾帶學生去拔，最後他自己一個人拔，接下來動物園和慈心基金會也陸續發動義工，大家一起去幫阿石伯除草。

在原先的單向思維與線性操作中，保育專家和阿石伯之間並沒有很多互動，經過了兩年的溝通和補助，到2002年時，台北赤蛙的復育才只多出了20隻；然而當林組長不再把「生計」和「生態」放在天平的兩端，體認到兩者都是現代社會結構中的一環時，網狀的思考模式串聯了不同的社群從各個面向投入，這已經不再是一對一的單打獨鬥，而是眾多社群──包括動物園的保育／科學社群、農委會的農業社群、社區教育的教育社群、慈心基金會的宗教／消費社群等──環環結集而成的一個新的網絡，台北赤蛙和阿石伯的蓮花便是這個網絡的交集。

三芝阿石伯蓮花田。（圖片來源﹕F.M. Wang@Flickr）

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把現代社會看成是一種複雜的網絡結構，無論是人力、金錢、訊息或資源的流通等，都必須仰賴網絡內部的傳輸，以及網絡和網絡間的連結與互動。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以電話線為例，他說電話線非常微細，在地圖上根本顯示不出來，同時電話線也很脆弱，用把剪刀就剪斷了，但是電話線的網絡卻覆蓋了全世界，把天涯海角牽動起來。

如果把網絡理論套用在台北赤蛙的復育個案中，我們發現網絡一但形成，透過社群環節的層層力量，確實更能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激發很多始料未及的效應，例如從保育的層面來看，2003年間，三芝地區台北赤蛙的成蛙至少已達120隻，幼蛙則有35隻，到了2004年，赤蛙保育的重點除了儘量維持原棲地的環境風貌外，也在木柵動物園開闢了溼地生態教學園區，引進台北赤蛙，並和大屯溪畔的農民合作，開闢無農藥的溼地，希望能夠幫台北赤蛙打造更多適合的生存空間。

在農業產銷及社區營造的環節上，我們發現阿石伯從原先不曾注意過台北赤蛙，到後來變成關心、了解台北赤蛙，甚至去印了名片，把他的蓮花稱為「赤蛙牌」蓮花，並在慈心「買蓮花、救赤蛙」的鼓吹下，吸引了一群消費者歡喜地買回去，有人經常會特意跑到阿石伯的蓮花田去看赤蛙，讓阿石伯交到很多新朋友，現在的阿石伯更很自豪地表示，他的有機蓮花不但可以觀賞，可以沖泡成花茶，花的黏液富含胎盤素，還可以塗在臉上當美容聖品呢！至於專案的原始推手林華慶組長，也自認是整個過程的受益人，他說自己的心裡原來只看到台北赤蛙，卻未曾考慮過「人」的元素，可是從李逢棋與阿石伯的互動中，他發現李先生不只關心土地上的生物、這塊土地的健康，也很關心阿石伯這個人，而這種對人的關懷，可能便是像他這種專業背景的人員過去所欠缺的視野，而唯有當生態專家在保護濱危生物之際，也能注意解決人所面對的問題時，才有可能真正達到所謂的永續性。

此外，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系列節目，以台北赤蛙的保育經驗製作了〈阿石伯的蓮花田〉專題，引起很大的迴響，不僅在第15屆東京地球環境映像祭入圍決選，也被新聞局選為「台灣紀錄片系列」之一，配上中、英、法、西語字幕，透過外館流通，達到了國際性（科學）傳播的功效；緊接著，木柵動物園也獲邀在東南亞及維也納會議上分享三芝赤蛙復育的成果，會後很多人向園方道賀，咸認是亞洲目前最成功的典範，被列為「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方略」亞洲保育代表案例，並收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考檔案。

從林組長網狀思考的新模式中，我們發現了社會網絡可能製造的善意循環，也看到了跨科際互動與穿領域科學傳播潛在的美好願景。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