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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50億鳥口的「旅鴿」,遺傳多樣性卻低得嚇死人?

寒波_96
・2018/01/09 ・4207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55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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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鴿:曾與智人一樣多的鳥類

住在北美洲的旅鴿(passenger pigeon,學名 Ectopistes migratorius)是種非常獨特的鳥,最特殊的是牠們的數量,毫無疑問排名美洲第一,或許也是世界冠軍——全盛時期估計有30到50億。然而,不久前仍如此龐大的族群,竟然已經步向滅亡的命運,1914年以後,世界上就再也沒有旅鴿了。

被獵人們追捕的旅鴿們。source:wikimedia

古代 DNA 近來成為研究滅絕生物的利器,而消失不久、目前仍有不少標本保存在博物館的旅鴿,它的基因組也在其滅絕的一百週年,也就是2014年時被定序發表。這項由台灣學者主導的研究,最驚人的發現是:旅鴿的遺傳多樣性與牠們龐大的鳥口數目,完全不相稱。[1]

通常我們會直覺地認為,某種生物的數目愈多,其遺傳多樣性應該也會愈大;旅鴿可能一度是世界上最多的鳥類,有如此多個體能累積遺傳差異,DNA 多樣性應該會大的嚇死人。可是由基因組看來,旅鴿的遺傳變異反而低的驚人,如果不考量旅鴿的個體數量、單純從他們的DNA序列來估計鳥口的話,估計值只有大約 33 萬左右……對,單位沒有寫錯,但旅鴿實際上至少有 30 億個體啊!

旅鴿的標本。source:wikimedia

為什麼旅鴿的族群很大,遺傳多樣性卻很低?

為什麼旅鴿數量的理論估計與實際情況的落差會這麼巨大呢?影響遺傳多樣性的因素除了個體數目以外,還有何方神秘力量?在2017年發表的論文,提出相當具有啓發性的解釋,讓旅鴿無法累積 DNA 變異的主要因素是:天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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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從頭說起:新發表的論文獲得了更多旅鴿的 DNA 序列,包括 2 個新的基因組(加上之前發表的一共有 4 個),以及 41 個粒線體 DNA。除此之外,還定序了旅鴿的近親班尾鴿(band-tailed pigeon,學名 Patagioenas fasciata)的 2 個基因組,一同用於研究旅鴿的遺傳史。

左圖,紅色是旅鴿歷史上分佈的範圍,紫色是班尾鴿分佈的範圍。右圖,旅鴿樣本的取樣位置。圖/取自 ref 2

用 DNA 差異計算出的族群大小稱為「有效族群量(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採用粒線體 DNA 估計的結果是 1300 萬,比之前計算的 33 萬高出不少,不過仍遠遠低於實際上的 30 到 50 億。和班尾鴿比較,更能看出旅鴿反差的驚嚇程度,旅鴿的鳥口遠遠超過這種親戚,基因組的 DNA 多樣性卻只有班尾鴿 2 倍;假如以「有效族群量除以實際族群量」換算,也就是反差愈大、數值愈小,班尾鴿是 0.2,亦即實際鳥口是遺傳估計值的 5 倍,而旅鴿約為 0.0002,足足有 5000 倍之多!

與天擇利害糾葛,沒有中立空間

為何旅鴿的個體變多,卻無法累積相應的遺傳多樣性?我們常常聽到「多樣性大便是好的」,這背後的潛台詞是:多樣性小,代表個體數少,容易近親交配,導致不良後果。但是回頭思考,憑什麼族群個體變多,多樣性也要跟著變大?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新的遺傳變異是中性的,亦即對個體沒有利、也沒有害;在沒有利害關係之下,新突變造成的 DNA 差異能保留在基因組中,因為每隻鳥的突變機率一樣,所以族群中有愈多個體、就會有愈多差異,使得族群整體的遺傳多樣性愈大。

可是實際上,個體間許多遺傳差異並非中性,而是會影響生存與繁殖。這又有兩個可能,一種是有利的,亦即有此變異與沒有此變異的個體相比,會比較有優勢;另一種是有害的,分配到這類變異的鳥比較倒霉,傳承後代的機率較低。以上是路邊過馬路的老爺爺老太太和扶他過馬路的我們都知道的天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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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DNA 差異來看,牽涉利害關係的天擇多半會降低多樣性:舉例來說,如果單一品牌的市占率上升、或是一個牌子長保穩定優勢,會讓新品牌不易進入,「品牌多樣性」便會下降;相對的,如果大家都不挑品牌、買東西都碼是隨機選擇,那麼當有新品牌進入市場時,我們就多了一個牌子可以挑選、讓品牌多樣性變大,而之後影響其興衰的就只是機率而已了。

在演化上,隨機影響力的正式名詞叫作「遺傳漂變(genetic drift)」,它和非隨機的天擇都會影響 DNA。演化理論預測,比較大的族群中天擇的作用較強;比較小的族群遺傳漂變則較有影響力。旅鴿和班尾鴿相較,兩者多數特徵都差不多,旅鴿族群卻大了很多倍,應該會更強烈被天擇影響。那麼天擇的強大,與旅鴿遺傳多樣性不如預期之間,有關係嗎?

同一條染色體上不同區域,遺傳多樣性竟然不一樣?

分析基因組後觀察到的狀況非常奇妙,不過要解釋起來也很複雜,希望以下文字能正確傳達論文的概念。旅鴿染色體不同的位置,遺傳多樣性有明顯的差別。在同一條染色體的中間,遺傳多樣性普遍較低,而邊緣區域則顯著較高。相比之下,班尾鴿染色體不同區域間,遺傳多樣性的差異程度遠遠不如旅鴿劇烈。

旅鴿基因組上不同區域的 DNA 多樣性卻不一樣,靠近染色體邊緣的範圍較高,中央較低。圖/取自 ref 2

論文指出此一分佈模式,與染色體重組率(recombination rate)的高低一致,鳥類 DNA 重組率低的區域,也就是染色體中央的多樣性也低,重組率高的邊緣,多樣性也比較高 [3]。重組的影響是什麼?根據論文的說法,要與天擇的作用一起看。一個遺傳變異若是有利益糾葛,受到天擇作用時,影響的往往不是只有本身,還包括周圍的 DNA 序列,也就是遺傳學上說的「連鎖」。本身為中性的 DNA 片段,若是鄰居有利也會跟著受益,更容易傳遞下去,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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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擇會消滅差異,除非被重組拯救

在強大天擇力量的影響下,由於遺傳連鎖之故,整段 DNA 都不容易累積差異;就像買 A 牌手機,連帶也會買整套 A 牌週邊配備,壓縮他牌的空間;假如重組率低,連鎖的範圍較大,天擇能影響的範圍也會跟著變大,正是旅鴿染色體中央的狀況。相對的,在基因組中重組率高的區域,比較不受天擇與連鎖的影響,中性變異的生還率高,也就能觀察到族群個體很多之下,遺傳多樣性應有的上升。

旅鴿基因組研究,上了當期《Science》封面。圖/取自《Science》封面

論文還做了一些細緻的分析,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欣賞。跳到結論,不論是有害變異的清除(淨化選汰,purifying selection),或是有利變異的增加(正向選汰,positive selection),旅鴿整個基因組受天擇的影響都更勝班尾鴿。可見族群較大,的確也會有較強的天擇力量。

天擇兩個方向中,吻合淨化選汰特徵的 DNA 變異,比較旅鴿基因組中,重組率不同的區域,不管高低皆有明顯差異,意謂掃蕩有害變異的能力都比較強;但是重組率高的區域內,儘管序列乍看之下符合正向選汰的特徵,論文卻警告,這可能只是染色體重組時 DNA 突變的傾向所致(AT 突變為 GC 的機率更高,影響序列判斷),而非讓有利變異更容易留下的演化力量作用。總之,旅鴿基因組受天擇作用時,顯然也受到重組機率影響。

比較具體的基因方面,旅鴿有 32 個基因疑似受到正向選汰影響,有些基因與免疫、壓力、吃飯消化有關。想來十分合理,鳥口多,大家住在一起也容易得到傳染病,需要較強的免疫力;另外,有人會因為人多而壓力大、感到恐懼,鳥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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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度繁盛的旅鴿,為何會滅絕?

旅鴿標本。圖/取自本研究新聞稿〈 Passenger pigeon genome shows effects of natural selection in a huge population

個人答案是:不知道,不過應該不單純。已經發表的 2 個論文,對這問題的見解不同。2014 年論文的論點是,旅鴿並非一直這麼多,牠們經歷過多次劇烈的鳥口波動,是導致其滅絕的重要因素。然而新的論文分析指出,過去幾萬年來旅鴿的族群量不斷增加,到 2 萬年前達到高峰,之後就一直保持穩定,直到滅絕,所以波動不像是主因。

用旅鴿粒線體 DNA 推估的遺傳族群數目,近幾萬年來不斷上升,距今 2 萬年前達到高峰。圖/取自 ref 2

新論文的見解是,一度有利的天擇,讓旅鴿族群大增,卻也付出遺傳多樣性嚴重損失的代價,反倒使得環境轉變時,難以適應人類獵捕的壓力而短時間內徹底滅團。不過這個解釋……看起來也就只是另一個解釋,沒有進一步證據。

旅鴿的遺產

曾經能跟智人數目相提並論的旅鴿,消失一百多年。但是藉由研究牠們的 DNA 遺產,我們仍然能得到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收獲。

一般認知中,族群大,遺傳多樣性也會跟著變高,然而旅鴿卻是極端的反例。對遺傳演化學家而言,即使都學過理論,知道大族群中天擇的作用力量也強,大概也難以想像現實世界中天擇的影響力,在極端龐大的鳥類族群中能如此驚人,強大到甚至會把正常累積的遺傳多樣性,大半排擠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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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的附錄中還有許多分析,附錄的圖 S25 修正一些參數後,重新計算 2014 年論文的歷年族群大小變化,與新的分析對照,兩者明顯有異。圖/取自 ref 2

重組率高低會導致基因組不同區域的 DNA 多樣性差異明顯,也告訴我們,探討抽象的演化力量作用時,不可忽略具體分子機制的影響。假如把旅鴿基因組視為一個整體,將無法釐清天擇的影響,而會把大部分區域錯誤地假設為中性演化,造成各種估計結果的偏差。

看完旅鴿的研究,雖然一些舊有認知受到挑戰,大家先別驚慌;也許旅鴿驚人的鳥口,讓牠們成為極端的特例,並非常態。可是回頭想想,遺傳學上大家研究最多,最在意的智人,不也是動物世界中,實際人口遠遠超過遺傳估計值的特例嗎?誰知道研究旅鴿獲得的知識,未來能有多少用於人類?

延伸閱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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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ng, C. M., Shaner, P. J. L., Zink, R. M., Liu, W. C., Chu, T. C., Huang, W. S., & Li, S. H. (2014). Drastic population fluctuations explain the rapid extinction of the passenger pige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29), 10636-10641.

2. Murray, G. G., Soares, A. E., Novak, B. J., Schaefer, N. K., Cahill, J. A., Baker, A. J., … & Gilbert, M. T. P. (2017). Natural selection shaped the rise and fall of passenger pigeon genomic diversity. Science, 358(6365), 951-954.

3. Ellegren, H. (2010). Evolutionary stasis: the stable chromosomes of birds.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5(5), 283-291.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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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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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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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添加光學元件 為研究打開大門的無限遠光學系統
顯微觀點_96
・2025/01/30 ・1763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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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顯微觀點

圖 / 顯微觀點

顯微鏡在科學發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讓人們得以突破肉眼的限制,深入微觀的世界探索。而隨著時間推進,顯微技術也日新月異,其中現代顯微鏡設計了所謂的「無限遠光學系統」(Infinity Optical Systems),更是提升了顯微鏡性能和突破過去的觀察瓶頸。因此主要的顯微鏡製造商現在都改為無限遠校正物鏡,成為顯微鏡的技術「標配」。

1930 年代,相位差顯微技術出現,利用光線在穿過透明的樣品時產生的微小的相位差造成對比,使透明樣本需染色就能更容易被觀察。1950 年左右,則出現使用兩個 Nomarski 稜鏡,將光路分割再合併產生 干涉效應的 DIC 顯微技術,讓透明樣本立體呈現、便於觀察。

在傳統「有限遠系統」中,單純的物鏡凸透鏡構造,會直接將光線聚焦到一個固定距離處,再經過目鏡放大成像。也因此過去顯微鏡的物鏡上通常會標示適用的鏡筒長度,通常以毫米數(160、170、210 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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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過渡到無限遠校正光學元件之前,選用的物鏡和鏡筒長度必須匹配才能獲得最佳影像,且大多數物鏡專門設計為與一組稱為補償目鏡的目鏡一起使用,來幫助消除橫向色差。

但是問題來了!當這些光學配件要添加到固定鏡筒長度的顯微鏡光路中,原本已完美校正的光學系統的有效鏡筒長度大於原先設定,顯微鏡製造商必須增加管長,但可能導致放大倍率增加和光線減少。因此廠商以「無限遠」光學系統來解決這樣的困境。

德國顯微鏡製造商 Reichert 在 1930 年代開始嘗試所謂的無限遠校正光學系統,這項技術隨後被徠卡、蔡司等其他顯微鏡公司採用,但直到 1980 年代才變得普遍。

無限遠系統的核心在於其物鏡光路設計。穿透樣本或是樣本反射的光線透過無限遠校正物鏡,從每個方位角以平行射線的方式射出,將影像投射到無限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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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遠(上)和無限遠(下)光學系統的光路差別
有限遠(上)和無限遠(下)光學系統的光路差別。圖 / 擷自 Optical microscopy

透過這種方法,當使用者將 DIC 稜鏡等光學配件添加到物鏡、目鏡間鏡筒的「無限空間」中,影像的位置和焦點便不會被改變,也就不會改變成像比例和產生像差,而影響影像品質。

但也因為無限遠系統物鏡將光線平行化,因此這些光線必須再經過套筒透鏡在目鏡前聚焦。有些顯微鏡的鏡筒透鏡是固定的,有些則設計為可更換的光學元件,以根據不同實驗需求更換不同焦距或特性的透鏡。

除了可以安插不同的光學元件到光路中而不影響成像品質外,大多數顯微鏡都有物鏡鼻輪,使用者可以根據所需的放大倍率安裝和旋轉更換不同的物鏡。

傳統上一旦更換物鏡,樣本可能就偏離焦點,而須重新對焦。但在無限遠光學系統的設計中,物鏡到套筒透鏡的光路長度固定,也就意味著無論更換哪個物鏡,只要物鏡設計遵循無限遠系統的標準,光路長度和光學路徑的一致性得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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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限遠光學系統也有助於保持齊焦性,減少焦距偏移。這對需要頻繁切換倍率的實驗操作來說,變得更為便利和具有效率。

不過使用上需要注意的是,每個顯微鏡製造商的無限遠概念都有其專利,混合使用不同製造商的無限遠物鏡可能導致不正確的放大倍率和色差。

改良顯微技術,使研究人員能夠看到更精確的目標;以及如何讓更多光學配件進入無限遠光學系統中的可能性仍然在不斷發展中。但無限遠光學系統的出現已為研究人員打開了大門,可以在不犧牲影像品質的情況下輕鬆連接其他光學設備,獲得更精密的顯微影像。

參考資料:

  1. M. W. Davidson and M. Abramowitz, “Optical microscopy”, Encyclopedia Imag. Sci. Technol., vol. 2, no. 1106, pp. 120, 2002.
  2. C. Greb,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From infinity optics to the infinity port,” Opt. Photonik 11(1), 34–37 (2016).
  3.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From infinity optics to the infinity port
  4. Basic Principle of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5. Infinity Optical Systems

延伸閱讀選擇適合物鏡 解析鏡頭上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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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觀點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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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細微的事物出發,關注微觀世界的一切,對肉眼所不能見的事物充滿好奇,發掘蘊藏在微觀影像之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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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有痛感嗎?我們是怎麼知道的?
F 編_96
・2025/01/16 ・1669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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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編按:本文編譯自 Live science

螃蟹一直是海鮮美食中的明星,從油炸軟殼蟹到清蒸螃蟹,餐桌上經常見到牠們的身影。有地方也習慣直接將活螃蟹丟沸水煮熟,認為這能保留最多的鮮味。過去人們認為甲殼類缺乏複雜神經結構,不會感受到痛苦,因此不必過度憂心道德問題。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開始挑戰此一想法,指出螃蟹與龍蝦等甲殼動物可能具備類似疼痛的神經機制。

以前大家相信甲殼類缺乏複雜神經結構,但近期這一認知逐漸受到質疑。 圖 / unsplash

甲殼類是否能感覺到痛?

人類長期習慣以哺乳類的神經構造作為痛覺判斷依據,由於螃蟹沒有哺乳動物那樣的大腦腦區,便被認為只憑簡單反射行動,談不上真正「痛」。然而,新興科學證據顯示包括螃蟹、龍蝦在內的甲殼類,除了可能存在被稱為「nociceptors」的神經末梢,更在行為上展現自我防禦模式。這些研究結果顯示,螃蟹對強烈刺激不僅是本能抽搐,還有可能進行風險評估或逃避策略,暗示牠們的認知或感受方式比我們想像更精緻。

關鍵證據:nociceptors 與自我保護行為

近期實驗在歐洲岸蟹(Carcinus maenas)中觀察到,當研究人員以刺針或醋等刺激手段測量神經反應,牠們顯示與痛覺反應類似的神經興奮;若只是海水或無害操作,則無此現象。此外,透過行為實驗也可看出,寄居蟹在受到電擊時,會毅然捨棄原本的殼子逃離電源,但若同時存在掠食者味道,牠們會猶豫要不要冒著風險離開殼子。這些結果使科學家認為,螃蟹並非單純反射,而可能有對於痛感的判斷。若只是「低等反射」,牠們不會考慮掠食風險等外在因素。

痛覺與保護:實驗結果引發的道德思考

以上發現已在科學界引發廣泛關注,因為餐飲業與漁業中常見「活煮」或「刺穿」處理螃蟹方式,如今看來很可能讓牠們承受相當程度的不適或疼痛。瑞士、挪威與紐西蘭等國已開始禁止活煮龍蝦或螃蟹,要求先以電擊或機械方法使其失去意識,試圖減少痛苦。英國也曾討論是否將甲殼類納入動物福利法保護範圍,最後暫時擱置,但此爭議仍在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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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對於是否將甲殼類列入動物福利法的保護範圍,有所爭議。 圖 / unsplash

部分學者保持保留態度,認為雖然甲殼類展現疑似痛覺的行為與神經反應,但與哺乳類相同的「主觀痛感」仍需更多研究證明。大腦與神經系統結構畢竟存在很大差異,有些反射也可能是進化而來的自衛機制,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感受。然而,科學家普遍同意,既然相關證據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毋寧先採取更謹慎與人道的處理模式,而非輕易推卸為「牠們不會痛」。

海洋生物福利:未來的規範與影響

如果螃蟹被證實擁有痛覺,將牽動更廣泛的海洋生物福利議題,包括鎖管、章魚或多種貝類也可能具有類似神經機制。人類一直以來習慣將無脊椎動物視為「低等生物」,未必給予與哺乳類相同的法律或倫理關注。但若更多實驗持續指出,牠們同樣對嚴重刺激展開避痛行為,社會或終將呼籲修訂漁業與餐飲相關法規。未來可能要求業者在捕撈與宰殺前使用電擊或麻醉,並限制活煮等方式。這勢必對漁業流程與餐廳文化造成衝擊,也引發經濟與文化折衷的爭議。

龐大的實驗數據雖已暗示螃蟹「會痛」,但確鑿的最終定論仍需更多嚴謹研究支持,包括更深入的大腦活動成像與突觸路徑分析。同時,落實到實際操作也需追問:是否存在更快、更人道的宰殺或料理方式?能否維持食材鮮度同時保障動物福利?這種思維轉變既考驗科學進程,也考驗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態度。也許未來,既然我們仍會食用海產,就該以最小痛苦的方式對待那些可能感受痛苦的生物,為牠們提供基本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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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編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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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小心闖入霍格華茲(科普)的麻瓜(文組).原泛科學編輯.現任家庭小精靈,至今仍潛伏在魔法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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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幾週?背後竟隱藏著宗教、政治與天文觀測的紛爭?為何決定一年有幾週如此大費周章?
F 編_96
・2025/01/06 ・325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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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編按:本文編譯自 Live Science

每到歲末或年初時,大家常會打開新的行事曆,做新一年的計畫。從直覺來看,我們常以「一年有 365 天」或「閏年 366 天」的概念衡量時間。如果將 365 天除以 7(每週 7 天),得到的答案約是 52 週又 1 天;若遇到閏年(366 天),則是 52 週又 2 天。換句話說,無論是一般年還是閏年,一年都不可能整除,剛好 52 週,總要多出 1 或 2 天。

對多數人而言,這種「約 52 週加 1 天」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實際上人類在訂定「一年幾天」與「多久閏一次」的規則上,一路走來經歷了漫長探索與爭議。自古以來,不同文明先後採用依太陽或月亮運行週期為基準的曆法;儘管最終各國大多轉而採行以太陽週期為主的格里高利曆(Gregorian calendar),但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段包含宗教、政治、天文觀測的故事。

一年感覺很長,其實也就 52 週(+1 或 +2 天)。 圖/unsplash

從洪荒到曆法:人類如何決定時間單位

追溯人類對時間的測量,可遠至一萬多年前:考古發現顯示,澳洲原住民或新石器時代的部落,便會根據太陽、星象的移動,來推算季節變遷與祭典進行。後來,隨著農業興起,區分一年四季並掌握耕作節氣成了首要需求,日曆的概念亦逐漸成型。

  • 宗教推力:古埃及與蘇美等文明常需要在特定時刻進行祭祀或儀式,故對晝夜長短、月相週期乃至每年太陽位置頗為講究。
  • 日月曆法之爭:有些文明依月亮週期(約 29.5 天)為月數基礎,稱「陰曆」;也有採納太陽年度(約 365 日)稱「陽曆」,或折衷稱「陰陽合曆」。

就週數而言,古人或許更關注「每個月有幾天」與「一年有幾個月」,而非「一年到底可以分成幾週」。然而,週的概念在很多宗教與文化裡同樣重要,如猶太教及後來的基督宗教都強調「七天」一週之體系,用於安息日或祈禱輪替。因此,當今的一年分成「52 週多幾天」,也綜合了宗教傳統與太陽年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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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曆失準?教宗格里高利的關鍵校正

現行國際普及的格里高利曆,最早源自於古羅馬朱利安曆(Julian calendar)。公元前 46 年,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在天文學家蘇西根尼斯(Sosigenes)建議下,設定一年 365.25 天,並每四年加一天作閏年。看似精妙,但實際上太陽年長度約是 365.2422 天,每年多出的 0.0078 天、也就是大約 11 分鐘,雖然聽來微乎其微,卻在一段世紀之後累積成巨大的誤差。

對天主教而言,耶穌受難與復活日期影響了整年眾多教會節日。若曆法逐漸偏移,像復活節等慶典便逐年脫節了季節原意。至 16 世紀末時,朱利安曆已誤差累積多達 10 天。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遂在 1582 年宣佈大刀闊斧改革:10 月 4 日的次日直接跳到 10 月 15 日,並規定「百年年份如若非 400 整除,則不列為閏年」。如此,將一年的平均時長微調至更貼近 365.2422 天。

一些國家如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等迅速採納「新曆」,但英國則因宗教立場等因素拖延至 1752 年才肯切換。中國雖在 1912 年起算是「正式認可」,但廣泛實施延至 1929 年。這樣因曆制修整所產生的「失落日子」,在各國各時期都曾引發不小民眾抗議與混亂,但如今我們所熟知的「一年 365(或 366)天、每週 7 天」全球大體一致,正是拜此改革所賜。

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的改革,成了日後我們熟知的「一年 365(或 366)天、每週 7 天」。圖/unsplash

一年是 52 週又幾天?

回到主題:基於現在格里高利曆的「年」長度,一般年 365 天,閏年 366 天。因此只要把 365 ÷ 7 = 52 餘 1,或 366 ÷ 7 = 52 餘 2。這樣看來,52 週是某種近似值,再加上 1 或 2 天則填補了週數的縫隙。有趣的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往往不深究這些「多一天」會落在哪裡,反而透過各國法定假期、節日分布或企業排班,來靈活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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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日曆如何安排,七天一週與太陽一年的 365.2422 天本質上不會整除。因而實際執行層面,才衍生「一月有 4 週多幾天」或「一年 52 週多幾天」。而根據格里高利曆規範,每 4 年遇到 2、6 結尾者時通常加閏日;再以百年刪除閏日,唯獨 400 年倍數的百年不刪。如此 400 年中有 97 個閏年,非 100 次,年均值約 365.2425 天,與真實太陽年極為貼近。

再度修正:米蘭科維奇曆與東正教的調整

與此同時,一些東正教教會或科學家,仍曾嘗試做更精準的校調。例如 1923 年出現的「米蘭科維奇曆」,由塞爾維亞天文學家米蘭科維奇(Milutin Milanković)提出:

  • 改進閏年規則:如果該年不是 100 的倍數,則正常計算;若是 100 的倍數,就得看除以 900 所餘下的數是否為 200 或 600,若是,則跳過閏年。
  • 應用範圍:此一方案被視為更貼近天文年,但只有部分東正教教會接納實施,對全球世俗時間並未產生重大影響。

有趣的是,若米蘭科維奇曆被大規模推廣,平均一年長度會更符合真實太陽年,但世界各國基礎已扎根於格里高利曆,也不太可能再冒然重新改革。畢竟,每次曆改都會使官方紀錄、民間活動和宗教節慶產生協調難題,且大眾的社會慣性早已落實在現行制度裡。

時間計算背後宗教、政治與科學的糾纏

我們眼中的「一年 52 週又 1~2 天」其實是長期政治、宗教、科學交互影響的產物。數世紀以來,不同文明為祭祀、政令或貿易往來而反覆調整曆制;伴隨天文觀測與數學演算的精進,人們才一步步從古老的朱利安曆轉到格里高利曆,避免每年多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分鐘數量,卻逐漸累積成整天的時差。在這些爭論、改革中,週數雖非爭議焦點,但它一同被帶入今日世界,最終定型為「一年 = 52 週 +1(或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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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目前的曆法存在些許時差,但已是目前全球通用的計日方式。圖/unsplash

另一方面,有些文化或地區在現代仍維持傳統的陰曆、陰陽曆搭配格里高利曆,如中國農曆可見節氣和月相紀錄;穆斯林世界則使用純陰曆,並以其方法計算齋戒月、開齋節等。全球一體化雖使格里高利曆成為主流,但不代表其他紀年方式就此消失。在各種曆法交錯下,「一週幾天,一年多少週」或許並非普世絕對,卻是人類根植於宗教、科學與經濟行為下逐漸形成的共識。

踏入 21 世紀,隨著全球高度互聯與商業活動頻繁,幾乎所有國際公約、金融市場、交通規劃都以格里高利曆為基準。此種高度一致有利經貿往來與跨國協作,但究其根源,私底下仍有一種「不完美但通用」的妥協性質。時至今日,要再度大規模推行新的曆制(比如米蘭科維奇曆)的機率微乎其微。

也許未來某天?

不管你是否每天翻開行事曆查看日期,或是習慣智慧型手機提醒,在全球主流價值裡,「一年 52 週又 1 或 2 天」已成幾乎不容置疑的常識。

也許未來仍有理論家建議以更精準的曆法取代格里高利曆,讓一年日數更貼合天文常數。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此種改革勢必付出巨大社會成本,還要面對全球龐雜的政治協調。最終,我們大概仍會安於現在這個略有瑕疵卻普及度最高的制度,繼續說著「一年有 52 週」,並在每年最後那 1 或 2 天裡,慶祝跨年、增添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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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時間的運行永不止息;地球仍舊繞著太陽旋轉,帶給我們四季遞嬗與新的挑戰。或許最重要的並非究竟一年「整除」了多少週,而是我們如何在這既定框架下規劃生活,在有限的時間裡,拓展出新的生活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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