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這是大腦在面對討厭食物時的內心吶喊——2017搞笑諾貝爾醫學獎

宣揚「愛國主義」而掀起的人民戰爭

法國革命者大聲宣揚「不再有政治操弄、軍事藝術，只有火、鋼鐵和愛國情懷」。而拿破崙的天才之處在於將口號變為現實。拿破崙的軍隊放棄了只會拖慢職業軍隊行軍速度的補給線，轉而在當地購買或竊取所需的物資。

十七世紀以來，沒有人嘗試過這項做法，因為部隊規模太過龐大，無法在軍隊沿線的農場取得足夠食糧。拿破崙的應變之道是，將軍隊拆散成軍團和單位更小的師，每個軍團或師沿著不同路線行進，在必要情況下也能獨立作戰。但勝利的關鍵在於，這些軍團和師能在發現敵人後迅速集結，使拿破崙掌握壓倒性的軍事力量。

戰場上，拿破崙也遵循著同樣原則。他的部隊無法像舊式部隊那樣發動精心設計的火槍陣攻勢，所以他不要求軍隊這麼做，而是讓散兵排成鬆散的隊形狙擊敵人整齊的防線，大量步兵則在火力掩護下以不規則的陣形衝鋒。

接近敵軍時，部隊可以分散成大致陣列進行火槍陣射擊，以數量代替準度，或是用固定的刺刀殺入敵人防線。即使是敵人派出的專業軍隊，面對革命軍的衝鋒也常落荒而逃。

就在康德撰寫《永久和平論》期間，發動人民戰爭的法國軍隊在未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戰爭目的就由捍衛革命轉為擴大革命成果。拿破崙在一七九六年橫掃義大利北部，一七九八年入侵埃及，一八○○年十二月率軍一路攻打到離維也納僅五十英里處。一八○七年，康德去世三年後，拿破崙占領了康德的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註1]。

歐洲的人民戰爭與美國革命背道而馳。一七八一年，英軍在約克鎮投降後，美國人鑄劍為犁，將兵力投入生產中。革命將領回到他們的農場，而傑弗遜和志同道合的共和黨人則頑強抵制中央集權、稅制、國債、常備軍及利維坦的一切統治手段。

據此，某些美國人堅信他們比腐敗的歐洲人更有美德。然而，每當美國意識到危險時仍會向利維坦靠攏，一七九○年代當法國入侵的恐懼蔓延全國時就是如此。這證明歐美真正的差異在於政治地理層面。

美國在一七八一年後就鮮少面臨生存威脅，因此只要維持微小的軍事力量即已足夠，甚至能針對利維坦的存廢進行辯論。另一方面，歐洲列強則面臨著來自鄰國四面八方的威脅，最微小的弱點都相當致命，共和國若要生存就必須像其他君主國家一樣戰鬥。

權力的演變——「民族主權」最終成了「帝國主義」

在歐美兩大洲，愛國情操高漲只是權利開放的社會秩序興起後的現象之一。然而，當拿破崙意識到這熱情能與共和國體制脫鉤時，法國的人民戰爭開始走向與美國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七九九年，一場悄無聲息的政變使拿破崙成為法國君主，一八○四年他更公開加冕自己為皇帝。

從那時起，法國軍隊出征的目的不再是捍衛主權，而是帝國擴張這個老套的理由。

華盛頓曾認為商業使戰爭變得多餘，但拿破崙不這麼想，一八○六年後他更試圖證明情況恰恰相反，打算利用戰爭來壓制商業活動。他要求戰敗國加入法國的「大陸體系」，這個貿易禁令實際上是為了封鎖英國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路，企圖從經濟上拖垮英國。

歐洲要再經歷十年的戰爭，包括歐洲史上一些規模最大的戰役（如一八一三年動員六十萬人的萊比錫之役），才證明拿破崙的想法是錯的。以戰爭壓制商業的唯一辦法，就是透過法國艦隊封鎖英國貿易通路，但由於貿易是如此有利可圖，因此英國總能生產比法國更優良的船艦、訓練更優秀的船員。

拿破崙的海上封鎖宣告失敗，而由於英國在全球的貿易得以生存，歐陸國家很快就發現比起英國依賴歐陸，歐陸反而更依賴英國貿易。因此，其他歐陸國家漸漸找到繞過大陸體系的方法，和英國通商。

拿破崙為強化大陸體系所發動的戰爭，很快就使人民戰爭達到勝利頂點。一七九九年以來，拿破崙已證明能透過人民戰爭取得王位，而歐洲朝代悠久的君主漸漸學會以同樣的方式扳倒他。

一八○八年，當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占領西班牙，打算將其納入大陸體系，法軍在當地陷入人民起義的泥潭中。西班牙起義者在英國派遣正規軍支援下，往後六年間成功在當地牽制住數十萬法軍。

但拿破崙仍執意強化大陸體系，他在半島戰爭後入侵俄羅斯，使情勢雪上加霜。如第三章所述，正是這次決斷失誤啟發了克勞塞維茨的「頂點論」。

克勞塞維茨的祖國普魯士投降法國後，憤恨之情促使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志願兵身分加入俄軍，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反法情緒僅僅是拿破崙做得太過頭造成的巨大效應而已。

戰爭的情勢正被逆轉，拿破崙占領莫斯科兩年後，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第六次反法聯盟占領巴黎，將拿破崙流放至義大利外海孤島上。然而，拿破崙於一八一五年潛回法國重新召集軍隊，並在滑鐵盧戰役迎戰英軍。但這場戰役最終功虧一簣，拿破崙被流放到更偏遠的大西洋小島上。

英國這座新式、權利開放的貿易帝國，最終在拿破崙軍國主義、人民戰爭新舊結合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倖存下來。一八二一年，拿破崙逝世於大西洋小島上（有傳聞指出是英國派人毒死他），大英帝國自此成為統治歐洲的巨人。

英國在各地充當世界警察的行為是有回報的。儘管派遣英國戰艦巡視航道相當花錢，但這麼做很值得，因為自一七八一至一八二一年間，英國的出口就增漲了兩倍，英國工人成為世界生產力最高的族群。

解決了前所未見的拿破崙戰爭後，英國也成長為一座前所未見的強盛帝國。

註釋

註1：今名加里寧格勒，隸屬於俄羅斯。

——本文摘自《戰爭憑什麼：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突與文明進程》，2022 年 11 月，黑體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 / 貝恩德・布倫納（Bernd Brunner）
• 譯者 / 林潔盈

編按：17、18世紀凡爾賽宮的「國王菜園」（Le Potager du Roi）比大家想像更加精采，由一位熱愛園藝的律師拉昆提涅（Jean-Baptiste de La Quintinie）開始，用愛發電，種植出許多優良蔬果，不僅能滿足挑剔的國王，還能供給整個皇宮的需求量。在這裡出產的梨子，奶油般的質地和麝香般的香氣，有著擄獲太陽王路易十四的魅力。

講到凡爾賽宮的「國王菜園」（Le Potager du Roi），這個名字會讓人聯想到種植蔬菜和香草的菜圃與藥圃，不過這其實是相當保守的陳述。宮廷園林的設計出自勒諾特（André Le Nôtre）之手，勒諾特是太陽王路易十四的首席園藝師。1678 年，醉心園藝的律師拉昆提涅（Jean-Baptiste de La Quintinie）開始在宮殿南邊布置一座占地 9 公頃的廣闊花園，為宮廷提供蔬果。早期的花園面積較小，不堪此任。為這個計畫選定的沼澤地似乎不是那麼大有可為：資料顯示這是一片發臭的沼澤。當時用上了好幾個團的瑞士衛隊，才將沼澤抽乾，並塡上肥沃的土壤。

巴黎附近的凡爾賽於 1682 年成為法國宮廷的住所和政府所在地。新的果菜園於次年完工。就如宮殿的其他部分，果菜園的設計也是為了維護國王的公眾形象。整個建築群就像一件精緻的藝術品，表達出那個時代的典型願望—展現對自然的征服。路易十四讓拉昆提涅管理他的菜園，經常讓拉昆提涅護送他穿過菜園。他使用的側門非常能彰顯出一位絕對君主的權力：那座大門經過特別打造，有豐富的鑄鐵裝飾。當威尼斯總督或暹羅大使等重要貴賓來訪，路易十四也會讓他們參觀這座果菜園。

圍牆的一部分被擴建成一個露台，國王可以在那裡散步，俯瞰下方的豐餘。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建築特點，即面向南方、東方或西方的外牆上加入了二十九個封閉空間。由於這些小型空間有擋風設計，即使在一年當中較寒冷的時候，也能在晴天形成相對溫暖的微氣候。因此，這些地方是種植無花果樹、桃樹和杏樹的理想場所，這些樹對寒冷較敏感。甜瓜、草莓和覆盆子（梅斯甜莓﹝Sucrée de Metz﹞）等據說也種在這裡。果樹的枝條並不會任其生長，而是以樹籬整枝的方式引導，其中有一些被整成相當奇特的形狀，如此一來，這些果樹就與整座宮殿和其庭園高度人工的外觀互相協調。當然，拉昆提涅也知道，迫使樹木長成扇形，意味著會有更多陽光照射到樹枝上。

為了取悅他要求極高的客戶，並為數千人的宮廷提供所需數量的美麗優質水果，拉昆提涅肯定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夏天，果菜園每天要供應四千顆無花果。拉昆提涅的另一項卓越功績是在植物正常生長季節之外的時間成功栽植。據傳，他能在 1 月分端出草莓取悅宮廷眾人的味蕾。即使這個故事是眞的，這些漿果肯定不是特別甜。在該園建立時，溫室還沒有發明出來；溫室是在五十年後才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然而，拉昆提涅還有其他招數。他將玻璃穹頂放在生長季節較早的植物上，並在地上撒上新鮮馬糞來溫暖它們。其他統治者很快就對拉昆提涅的驚世之才起了興趣，據說他拒絕來自英國國王一個相當有競爭性的邀約。

在凡爾賽期間，拉昆提涅甚至抽空寫了一本關於果園和菜園的手冊，以英文出版，名為《園藝師全書；果園和果菜園種植及正確排序指南》（The Complete Gard’ner; Or, Directions for Cultivating and Right Ordering of Fruit-Gardens and Kitchen-Gardens）。除了涵蓋植物學的許多面向之外，這本精采的著作還描述五百種梨，這絕非偶然。拉昆提涅寫道：

「必須承認，在這個地方的所有水果中，沒有比這只梨更美麗高貴的了。梨是最能給餐桌增光的水果。」

太陽王特別偏愛這種水果，尤其是芳香甜膩的「Bon-chrétien d’hiver」（意譯「冬天的好基督徒」），這個品種的梨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初升太陽的象徵。這種梨有奶油般的黏稠質地和麝香般的香氣，圍繞著它的神話也有了自己的生命。1816 年，一位名叫威廉斯的果園經營者在倫敦園藝學會（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的水果展上展示了這種梨，而這種梨也因此被稱為「威廉斯梨」（Williams Bon Chrétien），並從此征服了世界。它已經傳到波士頓，在巴特利（Enoch Bartlett）收購種植這種梨的土地後，這種梨就開始以他為名。今天在美國和加拿大，「巴特利」仍然是這種梨最常見的名稱。

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凡爾賽宮的花園經歷幾個不同的階段。1735 年，出現了一個特別値得紀念的創新。拉昆提涅的繼任者雷諾曼（Louis Le Normand）自豪地向路易十五展示第一批在加熱的溫室中成功栽培的鳳梨。那裡甚至還種了香蕉樹。海利根失落花園（Lost Gardens of Heligan）位於幾十年前在英格蘭康沃爾郡（Cornwall）重新發現的一座莊園內，經過重建後，那裡仍然用馬糞保溫的特殊坑窪來種植鳳梨。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法國是果園的黃金時代，此時的法國是全球果園發展的先行者。到 17 世紀末，由樹木專家和果農組成的廣泛網絡已經遍布歐洲大部分地區。法國園藝師—主要來自巴黎周邊地區，即當時的水果生產中心—前往不列顚群島和德國，而他們的英國同行也來到法國。他們之間的銷售和交流非常活躍，熱烈追求最不尋常和最具吸引力的品種是常態。

沒過多久，這個網絡就拓展到北美地區。18 世紀，在德國和法國分別被稱為「Zwetschge」與「prunier de Damas」的西梅李已經傳入北美洲，在蒙特婁的果園和當地品種一起生長，而勒芒小皇后蘋果和卡維爾白蘋果也是如此。安德里厄家族（Andrieux）在法國擁有的一家苗圃非常自豪於他在世界各地經營的人脈。然而，安德里厄向客戶提供的「加拿大勒芒小皇后」嫁接樹，很可能源自法國諾曼第地區，而這個名稱可能只是一個行銷技巧，讓這種植物看來更有趣、更具異國風情。

——本書摘自《馴果記》，2022 年 6 月，臉譜，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14 世紀中葉，歐洲各地陸續爆發鼠疫。瘟疫在當時的歐洲並不稀罕，可是這回實在嚴重，大量人口慘遭消滅，後世稱之為「黑死病」。疫情主要發生在公元 1347 到 1352 年，有些學者估計令歐洲在短期內減少 30 到 50% 人口，或許高達 5000 萬人之多。

一項新上市的研究根據花粉分析，卻得到結論：黑死病對歐洲各地的影響差異不小，有些區域確實大受打擊，但是有些地區輕微得多。我們該怎麼解讀這些研究呢？

瘟疫殺死歐洲一半人！真的嗎？

黑死病的病原體是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可藉由老鼠和跳蚤輔助傳播。近年來由遺骸取得古代 DNA 的研究大行其道，令我們得知超過五千年前，便有人感染鼠疫桿菌。鼠疫桿菌能搭乘跳蚤便車，關鍵在於 ymt（Yersinia murine toxin）基因，晚於四千年前的鼠疫桿菌皆已經具備。

• 延伸閱讀：拉脫維亞5000年前，最古早的鼠疫桿菌，源自動物傳染？

歷史上三次大爆發：6世紀的查士丁尼瘟疫，14 世紀的黑死病，以及 19 世紀末的全球流行，人們面對的都是傳染力升級的細菌版本；除此之外，還有多次規模較小的流行。 遺傳變化有限的病原體，在不同時空的疫情差異很大。

歷次鼠疫桿菌導致的疫情中，黑死病的衝擊最大，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它消滅當時歐洲 50% 人口。這類死亡率的評估，主要來自歷史資料，如文書、稅務等紀錄；然而，這類資訊來源未必準確，有時文字會誇大不實，和實際數字有所差異。

還有一點侷限在，歷史資料主要紀錄人口聚居的城鎮，可是黑死病那個時候，歐洲超過 75% 人住在城市之外。人擠人的城市碰上鼠疫這類傳染病，通常受害較大，所以根據城市評估而得的結果，也許會高估瘟疫的危害。

另一方面，不同地區的受災程度很可能不同，就像正在進行的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遺傳上相同的病毒重擊秘魯，對澳洲的傷害卻相對有限。而黑死病也是如此，既有資料已經足以看出，相比於義大利深受打擊，波蘭更加輕微。幾處地區的狀況，不能擴大代表整個歐洲。

花粉大數據

要評估黑死病這類歷史大事件的影響，沒有一種理想辦法，一定要從不同方面尋找證據切入、互補，而環境變化可以作為切入點。突然爆發的疾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之後，也將造成經濟與社會的動盪，可想而知，自然環境也會受到牽連。

新發表的研究選擇以花粉作為指標，探討黑死病的影響，還創造一個看似 fancy 的新名詞描述：「大數據古生態學（big data palaeoecology，簡稱 BDP）」，反正大數據就是那樣。

概念是，受到黑死病負面影響愈嚴重的地區，人類活動會減少愈多，可以由花粉變化看出。具體樣本來自歐洲各地 261 處遺址，一共 1634 個沉積層樣本；年代介於公元 1250 到 1450 年，大致涵蓋黑死病發生之前到之後的各一百年，也就是前後約 4 代人。短時間內大量人口死亡，影響可能延續數代。

不同植物會生成不同花粉，有些花粉落到湖泊等環境，變成湖底的沉積物，有機會保存下來，成為歷史切片的見證。而人類活動影響環境，使得植物生態有別，便會留下不同的花粉組合。

例如農耕發達的地區，會留下大量農作物的花粉，畜牧業普及區則會是另一種風貌；若是人口減少令農牧活動降低，野生植物的花粉便會增加，不同階段又會生長不同野生植物。

地段，地段，地段！

新的分析思維看似很有道理，但是能相信嗎？研究者首先分析資訊最豐富的兩處地點：瑞典、波蘭。許多證據表示黑死病過去後，瑞典慘遭打擊，波蘭反而明顯成長；倘若花粉呈現的狀況一致，便說明這套分析是可靠的。結果花粉分析順利通過考驗。

花粉分析擴大到歐洲全境，最肯定的結論是：各地差異不小。黑死病前後，一些地區差異有限，有些甚至逆風高飛；農牧活動減少最多的地區位於斯堪地那維亞（北歐）、法國、德國西部、希臘、義大利中部。

有個假設是：瘟疫使人口減少以後，產業可能由勞力密集的農耕，轉向較不需要人力的畜牧。但是這回研究指出，所有農耕下降的地區， 畜牧也跟著減少；唯一例外是德國西南部，畜牧反而增長。

考察文獻得知，義大利、法國深受黑死病危害，這也反映在當地的花粉中，證實歷史紀錄的準確。農業開墾往往是森林的敵人，黑死病過後，義大利的森林甚至重新蓬勃復育；慘烈至此，難怪有薄伽丘《十日談》的誕生。

然而不少地區的農牧活動，黑死病前後的差異有限，或是顯著成長，像是伊比利、愛爾蘭，以及中歐、東歐多數地點。這些分析指出黑死病對歐洲各地的影響有別，整體死亡率大概沒有 50% 那麼誇張。

其實還是不清楚黑死病的死亡率

該如何看待上述論點呢？花粉分析有優點，也有缺點。一如文字、稅務等切入方向，花粉也有自己方法學上的侷限。它能告訴我們歐洲各地的死亡率不均值，卻無法真正評估死亡率高低。

根據花粉組成在不同年代的相對變化，可以推論當地農牧活動的改變，卻不直接等同於人口的死亡程度。

一個地區在黑死病後一段時間，農牧活動明顯增長，不見得意謂瘟疫時沒有死很多人，也可能是恢復速度很快，或是還有黑死病以外的其他因素。

也要注意這兒的評估是相對的，某地相對的受災比較輕微，不等於災情不嚴重。一個地區在幾十年的時段內，如果損失 30% 人口當然是大災難，但是就算死亡「只有」5%，也不可能馬照跑，舞照跳。

評估大瘟疫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儘管無法準確判斷死亡率，花粉能評估傳染病對社會更廣泛的影響。黑死病這類大瘟疫，不是只有鼠疫桿菌殺死多少人而已，還會牽連更廣泛的社會運作，累積間接傷害。

• 延伸閱讀：歷史大瘟疫：黑死病重塑社會貧富

即使是一個較小的地理範圍，受災程度也可能有內部差異，如城鎮中心及其周圍的郊區、鄉村。沉積物中的花粉，是一個地區一段時間內的集合紀錄，似乎較能避免城鄉差距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黑死病過後一個地區之所以沒有衰退，也可能是外地人口填補所致，故質疑新研究的論點。就算真是如此，新遷入的人口也是來自歐洲其他地方，同樣支持新論點的大方向：歐洲各地受災程度有異，並非每處一樣嚴重。何況過往公認疫情嚴重的地區，新分析中也看得出來。

有趣的是，一項 2019 年發表的研究在檢視多重證據後，也認為查士丁尼瘟疫的災情言過其實，不如過往認知的那麼嚴重。提醒各位千萬不能忽略「沒有那麼嚴重，跟不嚴重是兩回事」。

花粉無法回答的問題是：黑死病為什麼在各地影響有別？有人推測是鼠疫桿菌的品系不同，在西歐的殺傷力較強，東歐較弱。但是此一論點缺乏遺傳學、病理學的證據。

2019 年底至今的全球瘟疫清楚告訴我們，遺傳上一模一樣的品系，在不同國家的傳播與傷害天差地別，涉及許多複雜的因素。黑死病比當下冠狀病毒造成的疫情嚴重很多，基本道理大概還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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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Susat, J., Lübke, H., Immel, A., Brinker, U., Macāne, A., Meadows, J., … & Krause-Kyora, B. (2021). A 5,000-year-old hunter-gatherer already plagued by Yersinia pestis. Cell Reports, 35(13), 109278.
2. Spyrou, M. A., Tukhbatova, R. I., Wang, C. C., Valtueña, A. A., Lankapalli, A. K., Kondrashin, V. V., … & Krause, J. (2018). Analysis of 3800-year-old Yersinia pestis genomes suggests Bronze Age origin for bubonic plague. Nature Communications, 9(1), 1-10.
3. Izdebski, A., Guzowski, P., Poniat, R., Masci, L., Palli, J., Vignola, C., … & Masi, A. (2022). Palaeoecological data indicates land-use changes across Europe linked to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mortality during the Black Death pandemic.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1-10.
4. Black death mortality not as widespread as believed
5. Did the ‘Black Death’ Really Kill Half of Europe? New Research Says No
6. Mordechai, L., Eisenberg, M., Newfield, T. P., Izdebski, A., Kay, J. E., & Poinar, H. (2019). The Justinianic Plague: an inconsequential pandemi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51), 25546-25554.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