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根本不是人吃的東西！」這是大腦在面對討厭食物時的內心吶喊——2017搞笑諾貝爾醫學獎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法國在路易十四的打造下成為時尚中心，即使過了百年，依然擁有絕對性的影響力，正如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於一七八二年寫道：

在巴黎的首要之務，永遠是先派人去找裁縫、假髮師傅跟鞋匠。
這個國家已經確立了它在時尚界的主宰地位，其他任何地方的衣服、假髮、鞋子在巴黎通通上不了檯面，此為法國向歐洲各國課徵關稅的眾多管道之一，對美國也不例外。
維持並提升國家在時尚方面的影響力，是法國王室政策相當重要的一環。

路易十四與柯爾貝推行的諸多政策不只為國家帶來豐碩的經濟成果，對內也滿足了政治上的需求。在路易十四手中，服裝成了一種精妙的控制手段，某些服飾成為寵臣的象徵，比方說由路易十四親自設計、綴有金銀刺繡的「裘斯特克」（just-aucorps à brevet）藍色絲綢外套，一次僅容許五十名貴族穿著，且只有穿上它的人才能跟隨路易十四外出打獵，是爭取他青睞的難得機會。能夠貼身接觸君王，對貴族而言是最重要的事。

路易十四本人就是這場宮廷古裝大戲的主角。他熱愛芭蕾舞，曾在宮廷舞劇中飾演太陽神阿波羅而獲得「太陽王」稱號，並持續領銜演出許多劇碼，藉此秀出他那雙據說非常自負的健美小腿。

他腳上的鞋子（不是靴子）將美腿的線條展現得淋漓盡致，在他執政期間風靡一時，尤其是那雙紅色高跟鞋。

但路易十四扮演過最偉大的角色終究還是他自己，就跟瑪莉蓮夢露（Marilyn Monroe）一樣，以精湛到位的演技展現出真正自我。事實上，他的著裝流程才是宮廷內最精心策劃的儀式。路易十四有所謂「早朝」的接見慣例，全程總共有六輪，由特權人士依序進入寢宮向他請安，可看出其地位高低及受寵程度，但幾乎所差無幾。能夠出席早朝並獲得接近國王的機會，是每個朝臣夢寐以求的無上殊榮。

前兩輪接見時，路易十四還躺在床上：先是他的婚生與私生子女，接著才是最受寵的貴族。

他一起身，負責宮廷內務的內廷大臣與首席寢宮侍從便將長袍擺好，接著讓下一批人進來；等他穿上鞋子，再開放下一輪。

王室內務總管及首席衣袍侍從兩人一左一右拉住衣袖，脫下他的睡衣，再小心翼翼替他換上內廷大臣遞上的日常服，由首席貼身侍從及衣袍侍從各自替他套上兩邊的袖子，接著繼續穿鞋、佩劍、披上外袍。

這一連串行禮如儀的動作不禁讓人想起遠古蘇美神話中掌管愛與生育的女神伊南娜（Inanna）：她決定去冥界找姊姊厄里斯奇格（Ereshkigal），途中必須穿過八道門，每一道都得脫下一件衣服才能通過。

儘管這些繁文縟節都是路易十四自己一手立下的規矩，但朝臣百官無不恪守，就連他死後也不例外。

法國王室對於人民穿著打扮及階級流動的焦慮並非在路易十四掌權期間才浮現。事實上早從十五世紀開始，政府就制定了一連串的禁奢令，從法律條文中便可看出端倪。一四八五至一六六○年間通過了十八項法令，意圖管制法國民眾的衣著及飾品穿戴。

例如，一五一四年頒布的法律在前言中開宗明義指出：「絕對嚴禁所有人，包括平民及非貴族人士……利用穿衣風格或服裝打扮假冒貴族之頭銜。」這兩百年來，法國君主試過各種手段，包括限定貴族才能使用絲綢、禁止將金銀用於織品（從而導致貴金屬無法轉入國庫或在市面流通）、建立顏色位階制度等。

從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在位期間，教會講道更進一步強化禁奢法的立意，要求每個人按照地位階序著裝，不可踰矩。

禁奢法是否真能奏效令人懷疑。以散文著稱的哲學家蒙田（Montaigne）認為此舉適得其反。他寫道：「我們的法律試圖規範愚蠢而虛榮的食衣開銷，反而弄巧成拙，」因為這些法令「只會激起大家更想花錢的欲望。」但就在路易十四於一七一五年逝世後，禁奢法隨之廢弛，彷彿打開了水閘，追逐時尚的浪潮正式從上流社會解放，傳入民間。

奢華的衣物不再是貴族的專利。在服裝類型全面解禁，人人皆能仿效的情況下，貴族只能在風格樣式上作文章，藉由不斷變化的細微差異來與大眾做出區隔。

套句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七六一年小說《新愛洛伊絲》（The New Eloise）核心人物聖波洛（Saint-Preux）的話：「舉目所及，人人不分貴賤，衣著大同小異；若非公爵夫人慧眼獨具，能看出資產階級女性所不敢模仿的風格特色，幾乎無從區分貴族與平民。」這種「一眼看出風格特色的本事」加快了十八世紀法國服裝樣式變化的腳步，而現代時尚之濫觴，即源自於這種日益加速的演變週期。

社會上各階層總是緊跟著上層人士的風向爭相模仿。大眾對時尚的議論尤其激烈，是因為有關服裝的爭辯已經演變成一種「代理人戰爭」，實際上的問題核心是舊制度一成不變的地位階序正逐漸被日益顯著的社會流動取代。社會階層產生新的可塑性，使某些人感到惴惴不安，服裝便成了代罪羔羊。

戲劇家埃德梅．鮑索（Edme Boursault）在一六九○年推出的《伊索寓言》（Les Fables d’Esope）寫道：

巡佐太太要是穿得起，

就會濃妝豔抹，打扮得像個老鴇；

皮條客的妻子為了給人留下好印象，

穿得跟律師太太一樣端莊；

律師太太甚至膽敢

模仿議員夫人的神態樣貌；

就連議員夫人也毫無顧忌，

與議長夫人爭妍比美。

紀錄顯示，法國在路易十四之後確實繼續立法規範布料的用途，但這些法令只是證明了當時社會鋪張炫富的風氣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僕人的制服被貴族拿來當成宣揚聲望的工具，貴族間的地位之爭最終促使政府在一七二四年立法禁止穿著制服的僕人使用綴有金銀裝飾的絲襪。

羅什在一份針對巴黎財產紀錄的詳細研究中明確點出，整個十八世紀，巴黎各個社會階層─舉凡貴族、專業職人、工匠、店舖業者、工人及家傭等─在服裝上的消費都有所增長：「每一種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ies）皆陷入不斷加速的變化更迭之中。」

路易十四時期興起的時尚出版業方興未艾，自一七○○至一八○○年間，法國有多達五十種不同的雜誌期刊在市面上流通，跟服裝有關的書籍亦出現爆炸性的成長，十八世紀後半的出版量比起前半世紀足足超出五倍以上。因此法國作家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一六九七年出版的改編童話《灰姑娘》（Cinderella）在此時大受歡迎，或許也不足為奇。

故事描述女主角透過一襲優雅禮服及精美便鞋的穿針引線，從可憐的廚房女傭飛上枝頭嫁給國王，成為皇后。新衣的魅力產生強大的吸引力，盜竊衣物的罪行亦隨之增加。

一七六○至一七六九年間，巴黎的一千七百起審判案件中，就有九百多起（占整體的五成二）與衣物及亞麻織品有關。服裝出租變成熱門行業，假如灰姑娘真有其人，她只需要租件禮服就能脫離苦海，從無名小卒搖身一變枝頭鳳凰，但實際上的社會底層並沒有如此幸運。

某位名叫拉方丹（Lafontaine）的人大吐苦水，說他把衣服租給那些「閱人無數的女性」（暗指妓女），最後她們卻穿著這些衣服死在醫院或牢裡，害他足足損失了四千五百里弗（livre）。

——本文摘自《穿過了：從人類服裝史發掘全球製衣體系背後的祕辛》，2023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宣揚「愛國主義」而掀起的人民戰爭

法國革命者大聲宣揚「不再有政治操弄、軍事藝術，只有火、鋼鐵和愛國情懷」。而拿破崙的天才之處在於將口號變為現實。拿破崙的軍隊放棄了只會拖慢職業軍隊行軍速度的補給線，轉而在當地購買或竊取所需的物資。

十七世紀以來，沒有人嘗試過這項做法，因為部隊規模太過龐大，無法在軍隊沿線的農場取得足夠食糧。拿破崙的應變之道是，將軍隊拆散成軍團和單位更小的師，每個軍團或師沿著不同路線行進，在必要情況下也能獨立作戰。但勝利的關鍵在於，這些軍團和師能在發現敵人後迅速集結，使拿破崙掌握壓倒性的軍事力量。

戰場上，拿破崙也遵循著同樣原則。他的部隊無法像舊式部隊那樣發動精心設計的火槍陣攻勢，所以他不要求軍隊這麼做，而是讓散兵排成鬆散的隊形狙擊敵人整齊的防線，大量步兵則在火力掩護下以不規則的陣形衝鋒。

接近敵軍時，部隊可以分散成大致陣列進行火槍陣射擊，以數量代替準度，或是用固定的刺刀殺入敵人防線。即使是敵人派出的專業軍隊，面對革命軍的衝鋒也常落荒而逃。

就在康德撰寫《永久和平論》期間，發動人民戰爭的法國軍隊在未深思熟慮的情況下，戰爭目的就由捍衛革命轉為擴大革命成果。拿破崙在一七九六年橫掃義大利北部，一七九八年入侵埃及，一八○○年十二月率軍一路攻打到離維也納僅五十英里處。一八○七年，康德去世三年後，拿破崙占領了康德的家鄉柯尼斯堡（Königsberg）^[註1]。

歐洲的人民戰爭與美國革命背道而馳。一七八一年，英軍在約克鎮投降後，美國人鑄劍為犁，將兵力投入生產中。革命將領回到他們的農場，而傑弗遜和志同道合的共和黨人則頑強抵制中央集權、稅制、國債、常備軍及利維坦的一切統治手段。

據此，某些美國人堅信他們比腐敗的歐洲人更有美德。然而，每當美國意識到危險時仍會向利維坦靠攏，一七九○年代當法國入侵的恐懼蔓延全國時就是如此。這證明歐美真正的差異在於政治地理層面。

美國在一七八一年後就鮮少面臨生存威脅，因此只要維持微小的軍事力量即已足夠，甚至能針對利維坦的存廢進行辯論。另一方面，歐洲列強則面臨著來自鄰國四面八方的威脅，最微小的弱點都相當致命，共和國若要生存就必須像其他君主國家一樣戰鬥。

權力的演變——「民族主權」最終成了「帝國主義」

在歐美兩大洲，愛國情操高漲只是權利開放的社會秩序興起後的現象之一。然而，當拿破崙意識到這熱情能與共和國體制脫鉤時，法國的人民戰爭開始走向與美國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七九九年，一場悄無聲息的政變使拿破崙成為法國君主，一八○四年他更公開加冕自己為皇帝。

從那時起，法國軍隊出征的目的不再是捍衛主權，而是帝國擴張這個老套的理由。

華盛頓曾認為商業使戰爭變得多餘，但拿破崙不這麼想，一八○六年後他更試圖證明情況恰恰相反，打算利用戰爭來壓制商業活動。他要求戰敗國加入法國的「大陸體系」，這個貿易禁令實際上是為了封鎖英國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路，企圖從經濟上拖垮英國。

歐洲要再經歷十年的戰爭，包括歐洲史上一些規模最大的戰役（如一八一三年動員六十萬人的萊比錫之役），才證明拿破崙的想法是錯的。以戰爭壓制商業的唯一辦法，就是透過法國艦隊封鎖英國貿易通路，但由於貿易是如此有利可圖，因此英國總能生產比法國更優良的船艦、訓練更優秀的船員。

拿破崙的海上封鎖宣告失敗，而由於英國在全球的貿易得以生存，歐陸國家很快就發現比起英國依賴歐陸，歐陸反而更依賴英國貿易。因此，其他歐陸國家漸漸找到繞過大陸體系的方法，和英國通商。

拿破崙為強化大陸體系所發動的戰爭，很快就使人民戰爭達到勝利頂點。一七九九年以來，拿破崙已證明能透過人民戰爭取得王位，而歐洲朝代悠久的君主漸漸學會以同樣的方式扳倒他。

一八○八年，當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占領西班牙，打算將其納入大陸體系，法軍在當地陷入人民起義的泥潭中。西班牙起義者在英國派遣正規軍支援下，往後六年間成功在當地牽制住數十萬法軍。

但拿破崙仍執意強化大陸體系，他在半島戰爭後入侵俄羅斯，使情勢雪上加霜。如第三章所述，正是這次決斷失誤啟發了克勞塞維茨的「頂點論」。

克勞塞維茨的祖國普魯士投降法國後，憤恨之情促使他在一八一二年以志願兵身分加入俄軍，後來他意識到自己的反法情緒僅僅是拿破崙做得太過頭造成的巨大效應而已。

戰爭的情勢正被逆轉，拿破崙占領莫斯科兩年後，包括俄羅斯在內的第六次反法聯盟占領巴黎，將拿破崙流放至義大利外海孤島上。然而，拿破崙於一八一五年潛回法國重新召集軍隊，並在滑鐵盧戰役迎戰英軍。但這場戰役最終功虧一簣，拿破崙被流放到更偏遠的大西洋小島上。

英國這座新式、權利開放的貿易帝國，最終在拿破崙軍國主義、人民戰爭新舊結合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倖存下來。一八二一年，拿破崙逝世於大西洋小島上（有傳聞指出是英國派人毒死他），大英帝國自此成為統治歐洲的巨人。

英國在各地充當世界警察的行為是有回報的。儘管派遣英國戰艦巡視航道相當花錢，但這麼做很值得，因為自一七八一至一八二一年間，英國的出口就增漲了兩倍，英國工人成為世界生產力最高的族群。

解決了前所未見的拿破崙戰爭後，英國也成長為一座前所未見的強盛帝國。

註釋

註1：今名加里寧格勒，隸屬於俄羅斯。

——本文摘自《戰爭憑什麼：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突與文明進程》，2022 年 11 月，黑體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