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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國人?從「維根斯坦盒子」談台灣認同

林澤民_96
・2017/08/15 ・6454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49 ・八年級

圖/MikeWang@Flickr

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這是攸關兩千多萬人安身立命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大家並無一致的答案。

若根據憲法,台灣人是中華民國人。然而大陸上的中國人認為中華民國早已亡於 1949 年,這幾年雖然有人談起「民國範兒」,大約也只是一種對現實不滿的懷舊心情。即使 1949 年後在台灣出生、長大、居住的人,今天對中華民國也無共同認知。

2015 年三月作家朱天文來德州休士頓演講,提到她正在寫長篇小說《在民國的黃昏裡》。一年之後,旅美作家白先勇來奧斯汀德州大學演講,我問起「民國範兒」,他說對他而言,中華民國已亡於 1949 年。果真如此,那麼朱天文所寫的國家何在呢?黃昏國度裡的人們是哪一國人呢?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圖/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歐陽子:我們的國家是「吉–屋–卡–民–可–古」(ちゅうかみんこく)

與白先勇同輩的作家.定居奧斯汀的歐陽子其實早在 1949 年之前就碰到過這些問題,那時她才 5 歲!2015 年 1 月號的《印刻文學生活誌》刊登了她〈日本童年的回憶〉一文,其中有這一段她(智惠子)與姐姐(美惠子)兩位小女孩與她們三叔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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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子,智惠子,你們是哪一國的人?」他問。

「當然是日本人囉!」我搶著回答。

「美惠子呢?你說!」

美惠子眼望三叔,回答:「是日本人。」

「都不對!」他斥道。「你們不是日本人!」

我疑惑地看著他,問道:「我們是亞美利加人嗎?」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大日本國」和美國兩個國家。

「也不是!」三叔訓道。他把我和美惠拉近,讓我們一人坐他一隻腿上。於是他告訴我們,我們的國家叫作「吉─屋─卡─民─可─古。」「中華民國」的日語發音,聽起來好彆扭,我和美惠差點笑出來。

「跟著我說!」三叔叱罵:「吉─屋─卡─民─可─古。」我們吞下笑聲,跟著三叔說了好幾遍,卻總是說不順口。

「自己去練習!一遍一遍練習!」三叔瞪眼說。「明天如果講不出來,要痛打屁股!」我和美惠,那天就很緊張地拼命練習。次日,三叔果然考驗我們。

「美惠子,」他厲聲問。「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吉─屋─卡─民─可─古。」回答得十分流利。

「智惠子,」他又厲聲問。「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吉─屋─卡─民─可─古。」也十分流利。三叔嚴厲的臉,突然綻開大笑,他歡喜得把我們一一舉抱起來。接著,三叔向我們細述,我們的故鄉叫作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島,四面都是藍色的海。………

梁朝偉:「哇台灣人」

悲情城市。圖/IMDb

三叔為生為日治之下台灣人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吉─屋─卡─民─可─古」認同,很快地就受到考驗。兩年後的 228 事變中,外省人、台灣人涇渭分明:無辜的台灣人受到中華民國國軍集體屠殺,而無辜的外省人、甚至貌似外省人的台灣人也不乏受到民眾毆打。

電影《悲情城市》中梁朝偉飾演的啞巴林文清,在火車上被持棍棒尋毆外省人的民眾盤查,有這樣一幕:

民眾甲:「(台語)你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台語)你是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台語)要去哪裡?」

林文清:「(台語)哇…台灣人!」

民眾甲:「(日語)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日語)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乙:「(台語)這一定是阿山外省人!」

林文清:「哇…」(民眾作勢毆打林文清)

吳寬榮:「你們要幹甚麼!」

吳寬榮:「他是聾子。」

吳寬榮:「八歲就聽不見了!」

啞巴被逼急了竟冒出一句話來──「哇台灣人」──才替自己解圍。這是侯孝賢及其編劇朱天文、吳念真的神來之筆,但也反映了台灣人認同浮現初時的驚悸與悲憤。

二二八以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是中華民國認同在寶島台灣的全盛時期,我這一代人讀小學時體驗了說台語要受到處罰的恐怖。我就讀的台中國小就發給所有學生一張卡片,上面印滿了從 1 起忘了到好幾的數字,要學生隨身攜帶。規定每說一次「方言」被抓到便劃掉最小的數目,同學之間還要互相檢舉。然後一段時間之後總清算,按照卡片所記錄的次數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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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一位同學在回答老師提問時,不經意用台語回答,老師竟然立刻罰他跪下直到下課。而我自己有一次母親節不小心把卡片留在換洗的制服裡給媽媽洗了,星期一早上發現洗爛的卡片,大哭大鬧不敢上學。這些陳年往事,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浮現。

蔣經國:「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台灣人認同的壓抑,要一直到黨外運動在 1980 年代不斷衝撞國民黨政權之後,《悲情城市》啞巴林文清「哇台灣人」的話語才得到政府的認證。那是蔣經國在其晚年終於吐露出的外省人的悲情:

「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已經是台灣人了!」

蔣經國說了這話之後四年,也就是 1992 年,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開始在全國民調中作「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測量。其問卷問的問題是: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有趣的是:這裡「中華民國」已經不被列為選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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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來,這個問題在各機構的民調中被一問再問,台灣人認同趨勢攀升。根據民調結果的起伏動態,政治人物也紛紛在選舉中表態。當年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與三叔的問答、《悲情城市》劇中啞巴林文清與暴民的問答、臨終前蔣經國對國人的表態,已經成了台灣全民生活形式的一部份。

用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話來說,它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的一個「語言遊戲」。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圖/wikimedia commons

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語言使用者說出字詞,同一脈絡中的人自然懂得而有所回應。字詞的一來一往密切配合著生活形式中語言使用者人際之間的互動,有如在玩一種遊戲,因此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

因為生活形式不同,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語言遊戲中也會有不同的意義,這些不同的意義可能有所重疊,但不會有共同的核心意義。這種意義的蔓延,維根斯坦把它稱作「家人相貌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比如兒女跟父母在相貌上各有部分相似,但要說全家相貌的特徵,卻又舉不出來。維根斯坦的門徒們喜歡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口號來點明這種對字詞意義的理論;「意義就是用法」(meaning is use),並無所謂本質(essence)存在。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因此是反本質主義的哲學 (anti-ess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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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光復初長輩對幼兒的教導到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關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包括對認同的詢問、質疑、回答、表態:

  • 「(厲聲)你是什麼國家的人?」/「吉—屋—卡—民—可—古。」
  • 「(持棍棒作勢欲打)你是哪裡人?」/「哇…台灣人!」
  • (本土反對運動風起雲湧)/「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 「(單調聲)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台灣人」

這些「語言遊戲」都不只是語言,而是動作,而且即使同樣字詞如「台灣人」、「中國人」、「中華民國人」的發聲都是不同的動作、有不同的意義。它可能是討好尊長、避免毆打、迎合民心、或者表達感情。當台灣經歷日治結束、國府遷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經濟起飛、本土運動、到民主化,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發現他們或者有必要來詢問、質疑別人的認同,或者有必要來回答、表達自己的認同。

當政治及社會有所變遷,認同問答語言遊戲的脈絡也發生了變化。《悲情城市》中啞巴林文清「哇台灣人」、蔣經國晚年「我已經是台灣人了」、以及民調受訪者回答訪員的問題說「台灣人」,同樣的「台灣人」一詞在不同的時空脈絡裡其實只有「家人相貌的相似性」而難說有不變的抽象本質。

即使是政大選研民調中訪員與受訪者的問答,25 年來二十幾個民調所顯示出的、大家所熟知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誰能說每個受訪者口中「台灣人」、「中國人」都有一樣的意義?誰能說 25 年前和 25 年後受訪者口中的「台灣人」、「中國人」有一成不變的國族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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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同「中國人」者,也許只是早年黨國教育之下對祖國的自然反應,或是戒嚴時期養成的小心翼翼的答案,但也不能排除有人心中對崛起的強國充滿了孺慕憧憬。同樣的道理,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受訪者,可能在回答「台灣人」時心中會惴惴不安;致力於本土運動者,則可能熱血沸騰、充滿了驕傲;而對於民主鞏固後的世代,則在說「我是台灣人」時恐怕不過像美國人回答「Where are you from?」一樣的家常便飯。

中華民國106年元旦總統府升旗音樂會民眾側拍。圖/總統府 @ wikimedia commons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甲蟲

維根斯坦在闡釋像「痛」這樣的感覺的時候,說了一個比喻:想像有一個社群,社群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盒子,其中裝有一個我們姑且稱作「甲蟲」(beetle)的東西。由於大家都看不到別人盒子中的「甲蟲」,所以每個人對「甲蟲」的認知都只能從自己盒中的「甲蟲」得來。實際上,每個人的「甲蟲」可能都不一樣。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有些人的「甲蟲」不斷地變來變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根斯坦說,假如「甲蟲」這個字詞在社群的共同語言裏頭有被用到的話,它不可能是一個東西的名稱的。盒子裡的東西不可能是社群語言遊戲的對象,它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東西,因為盒子裡頭可能根本空無一物!(《哲學研究》§293)

圖/Anders Sandberg@Flickr

維根斯坦的意思並不是說「甲蟲」這個字詞不可能出現在社群的語言遊戲之中,而是說當它在語言遊戲中被使用的時候,它不可能是在指涉一個東西、一個實體事物。這與上述「意義就是用法」的反本質主義哲學是一致的:例如社群的人們可以談自己的「甲蟲」以資炫耀,或問起別人的「甲蟲」以為寒暄,「甲蟲」這字詞在炫耀、寒暄等生活形式及其所相應的語言遊戲中有用,但每人各自的盒中物不是這個字詞的意義或本質,因為每個人的盒中物根本可能就完全不一樣。更進一步說,只要在語言遊戲中有用,「甲蟲」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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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常話語中的「台灣」、「中國」、「中華民國」亦然。這些字詞當然可以有時、空、法理上的指涉,但在日常使用時,我們通常會覺得它們代表了心中的一種感覺或印象;所謂「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之類。維根斯坦的哲學指出這樣把語言跟心中的感覺連結是無助於我們對語言的了解的。

不論是以前國慶日蔣介石帶頭喊「中華民國萬歲」、白先勇講「中華民國亡於 1949 年」或朱天文寫作《在民國的黃昏裡》,我們雖然在語言中提到「中華民國」或「民國」,我們心中的感覺何嘗一樣?有些人心中的「中華民國」可以萬年長存,有些人的早已滅亡,另有些人的則是餘燼將熄;有些人心中「中華民國」的版圖印象仍然包含蒙古,有些人的只有台澎金馬,另有些人的則早已一無所有。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甲蟲」的比喻告訴我們:當人們使用「台灣」、「中國」、「中華民國」這些名詞的時候,我們不必去追究他們心中的感覺或印象為何,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們正在進行的語言遊戲的脈絡,也就是不要問他們想「表達什麼」,要問的是他們在「作什麼」、在什麼語言遊戲中與人互動。

中華民國總統府。圖/Fcuk1203 @ wikimedia commons

誰是台灣人?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

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秋水》篇)

「樂」與「痛」一樣,都是內心的感覺。在不能夠直視別人內心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知道別人快樂與否,別人又如何能知道我們快樂與否?一個人可以撫著胸口說:「我好快樂」,我們如何知道他不是心痛?維根斯坦會認為「樂」與「痛」一樣,都是「盒子裡的甲蟲」,這些字的意義並不在於它們指涉內裡感覺,而是在於當下語言遊戲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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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知道別人快樂與否,而是說我們不能、也不需要直視別人體內才能知道別人快樂與否。在共享各式各樣生活形式的社群裡,我們看到小孩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我們自然知道小孩是快樂的,而會在談話中使用「樂」這個字。我們看到鯈魚之「出游從容」,以我們的生活形式來了解,然後對身邊的朋友說「你看,魚兒這樣自自由由游來游去好快樂」其實是很自然的「我們的」一種語言遊戲。

國家認同並不是原生的屬性,而是一種內心的感覺。

《悲情城市》中啞巴林文清面臨暴徒質詢說不出話來,他心中難道沒有「哇台灣人」的強烈感覺?蔣經國面對風起雲湧的本土運動,他心中也何嘗不感慨:「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你們為何還不把我當台灣人?」但當一個人說出「我是台灣人」時,我們如何知道他心中是不是「台灣人」?我們不能直視別人的內心,但我們可以從社群共享的語言遊戲及其生活形式的脈絡來判斷「我是台灣人」這句話的意義。林文清說不出話來,難道他就不是台灣人?而信誓旦旦說自己是台灣人、別人不是的人,難道就一定是台灣人?

後記

本文從後期維根斯坦語言哲學的視角探索「國家認同」的語言遊戲。語言遊戲的探討對維根斯坦而言是哲學探討,畢竟他後期哲學結集成冊書名便叫做《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然而,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越來越普及的時代,維根斯坦語言哲學與科學的關聯性,特別是與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或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關聯性卻越來越高。英國Sheffield大學人工智慧教授Yorick Wilks便曾撰文申論維根斯坦學說與計算語言學的關係[註1]。Wilks教授認為人工智慧從傳統的法則取向進展到今天的統計取向,從可計算性語言及邏輯(computational language and logic)進展到統計性語言模式(statistical model of language),使計算語言學越來越接近維根斯坦學派「意義即用法」的口號。

維根斯坦《哲學研究》一書其實可以說是一種語言的「文法研究」(a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只是維根斯坦的所謂「文法」並不是傳統觀念中那種由抽象法則所構成的系統,而是現實生活中日常語言的使用。所謂「意義即用法」即指語言的意義並無一成不變的本質或普遍法則,而是依附於時空脈絡當下的用法。人工智慧在1980年代曇花一現之後,一直要到自然語言處理把大量文本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做語境分析才能有今天的長足進展,其成功的關鍵正在於意義模式的轉變——從法則取向到用法取向的轉變。而在這過程中,網際網路的普及帶來大量時空脈絡中活生生的文本,更促成了用機器學習方法作自然語言處理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對「國家認同」所做的維根斯坦式探討,雖然是哲學探討,卻也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對「國家認同」的語言遊戲作自然語言處理研究以及機器學習分析的理論指導。其實,本文正是作者對解嚴以來「台灣人」、「中國人」等認同語言的使用情況作維根斯坦式的計算語言學分析的理論基礎。在這基礎之上,作者將以平面媒體的日常報導為文本,用機器學習的方法驗證認同語言在時空脈絡中用法的異質性。在這意義之下,本文及其相關的研究計畫不僅是哲學探討,也是科學探討。

備註:

  1.  Yorick Wilks, “A Wittgensteinia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本文原刊載於作者部落格,原文《「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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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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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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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越累越難睡?當大腦想下班,「腸道」卻還在加班!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4/30 ・2519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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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 圖片來源:envato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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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圖片來源:益福生醫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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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了解更多PS150助眠益生菌:https://lihi3.me/KQ4zi

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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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 / 圖片來源 : env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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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為何會「結疤」?揭開比癌症更致命的「菜瓜布肺」,科學家如何找到破解惡性循環的新契機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5/08 ・2041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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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 / 圖示來源:shutterstock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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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 圖示來源:shutterstock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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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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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 圖示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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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是未來台灣政治的樞紐?
林澤民_96
・2024/01/30 ・338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一、前言

選後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但民眾黨有八席不分區立委,足以與民進黨或國民黨結成多數聯盟,勢將在國會居於樞紐地位。無獨有偶的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得到 26.5% 的選票,屈居第三,但因其獲得部分藍、綠選民的支持,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的基礎上,它卻也同樣地居於樞紐地位。這個地位,將足以讓柯文哲及民眾黨在選後的台灣政壇持續激盪。

二、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

這次總統大選,誰能脫穎而出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殷盼的問題,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藍白綠「三跤㧣」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中的消長。台灣總統大選採多數決選制,多數決選制英文叫 first-past-the-post(FPTP),簡單來講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在 10 月中藍白合破局之後,賴蕭配會贏已經沒有懸念,但這只是選制定規之下的結果,換了另一個選制,同樣的選情可能就會險象環生。

從另一個角度想:選制是人為的,而選情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政治學者都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選制;既定的選制推出了一位總統,並不代表選情的張力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當三股社會勢力在制度的帷幕後繼續激盪,台灣政治將無法因新總統的誕生而趨於穩定。

圖/作者自製

如果在「三跤㧣」選舉之下,選情的激盪從候選人的得票多少看不出來,那要從哪裡看?政治學提供的一個方法是把候選人配對 PK,看是否有一位候選人能在所有的 PK 中取勝。這樣的候選人並不一定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代表有 A 與 B 配對 A 勝,B 與 C 配對 B 勝,C 與 A 配對 C 勝的 A>B>C>A 的情形。這種情形,一般叫做「循環多數」(cyclical majorities),是 18 世紀法國學者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首先提出。循環多數的存在意涵選舉結果隱藏了政治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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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能在配對 PK 時擊敗所有的其他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稱作「孔多塞贏家」(Condorcet winner),而在配對 PK 時均被擊敗的候選人則稱作「孔多塞輸家」(Condorcet loser)。三角嘟的選舉若無循環多數,則一定會有孔多塞贏家和孔多塞輸家,然而孔多塞贏家不一定即是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卻可能是孔多塞輸家。

如果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不是孔多塞贏家,那與循環多數一樣,意涵選後政治將不會穩定。

那麼,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有沒有孔多塞贏家?如果有,是多數決選制之下當選的賴清德嗎?我根據戴立安先生調查規劃的《美麗島電子報》追蹤民調第 109 波(1 月 11 日至 12 日),也是選前最後民調的估計,得到的結果令人驚訝:得票墊後的柯文哲很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得票最多的賴清德很可能是孔多塞輸家。果然如此,那白色力量將會持續地激盪台灣政治!

我之前根據美麗島封關前第 101 波估計,侯友宜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現在得到不同的結果,顯示了封關期間的三股政治力量的消長。本來藍營期望的棄保不但沒有發生,而且柯文哲選前之夜在凱道浩大的造勢活動,還震驚了藍綠陣營。民調樣本估計出的孔多塞贏家本來就不準確,但短期內的改變,很可能反映了選情的激盪,甚至可能反映了循環多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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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從民調樣本估計孔多塞贏家

根據這波民調,總樣本 N=1001 位受訪者中,如果當時投票,會支持賴清德的受訪者共 355 人,佔 35.4%;支持侯友宜的受訪者共 247 人,佔 24.7%。支持柯文哲的受訪者共 200 人,佔 19.9%。

美麗島民調續問「最不希望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的候選人」,在會投票給三組候選人的 802 位支持者中,一共有 572 位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美麗島電子報》在其網站提供了交叉表如圖:

根據這個交叉表,我們可以估計每一位明確回答了續問的受訪者對三組候選人的偏好順序,然後再依這 572 人的偏好順序組態來判定在兩兩 PK 的情形下,候選人之間的輸贏如何。我得到的結果是: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11 > 261(54.4% v. 45.6%)
  • 柯文哲 PK 侯友宜:287 > 285(50.2% v. 49.8%)
  • 侯友宜 PK 賴清德:293 > 279(51.2% v. 48.8%)

所以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當然我們如果考慮抽樣誤差(4.1%),除了柯文哲勝出賴清德具有統計顯著性之外,其他兩組配對可說難分難解。但在這 N=572 的小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0%,侯友宜 33%,柯文哲 27%,與選舉實際結果幾乎一模一樣。至少在這個反映了選舉結果的樣本中,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輸家賴清德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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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上的分析有一個問題:各陣營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無法明確回答「最不希望看到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做總統」的候選人。最嚴重的是賴清德的支持者,其「無反應率」(nonresponse rate)高達 34.5%。相對而言,侯友宜、柯文哲的支持者則分別只有 24.1%、23.8% 無法明確回答。為什麼賴的支持者有較多人無法指認最討厭的候選人?一個假設是因為藍、白性質相近,對許多綠營選民而言,其候選人的討厭程度可能難分軒輊。反過來說,藍、白陣營的選民大多數會最討厭綠營候選人,因此指認較無困難。無論如何,把無法明確回答偏好順序的受訪者歸為「遺失值」(missing value)而棄置不用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在這裡尤其可能會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低估。

補救的辦法之一是在「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下,把「遺失值」平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也就是假設他們各有 1/2 的機會是無反應受訪者最討厭的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89 > 413(48.5% v. 51.5%)
  • 柯文哲 PK 侯友宜:396 > 406(49.4% v. 50.6%)
  • 侯友宜 PK 賴清德:376 > 426(46.9% v. 53.1%)

此時賴清德是孔多塞贏家,而柯文哲是孔多塞輸家。在這 N=802 的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雖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贏家賴清德當選,但賴的得票率超過實際選舉結果(40%)。用無實證的假設來填補遺失值,反而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高估。

如果擔心「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太勉強,補救的辦法之二是把「遺失值」依有反應受訪者選擇最討厭對象的同樣比例,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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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文哲 PK 賴清德:409 > 393(51.0% v. 49.0%)
  • 柯文哲 PK 侯友宜:407 > 395(50.8% v. 49.2%)
  • 侯友宜 PK 賴清德:417 > 385(52.0% v. 48.0%)

此時柯文哲又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又是孔多塞輸家了。這個樣本也是 N=802,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與上面的結果一樣。

以上三種無反應處理方法都不盡完美。第一種把無反應直接當遺失值丟棄,看似最不可取。然而縮小的樣本裡,三位候選人的支持度與實際選舉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後兩種以不同的假設補足了遺失值,但卻過度膨脹了賴清德的支持度。如果以樣本中候選人支持度與實際結果的比較來判斷遺失值處理方法的效度,我們不能排斥第一種方法及其結果。

無論如何,在缺乏完全資訊的情況下,我們發現的確有可能多數決輸家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而多數決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因為配對 PK 結果缺乏統計顯著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循環多數的存在。此後四年,多數決選制產生的總統能否在三角嘟力量的激盪下有效維持政治穩定,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四、結語

柯文哲之所以可以是孔多塞贏家,是因為藍綠選民傾向於最不希望對方的候選人當總統。而白營的中間偏藍位置,讓柯文哲與賴清德 PK 時,能夠得到大多數藍營選民的奧援而勝出。同樣的,當他與侯友宜 PK 時,他也能夠得到一部份綠營選民的奧援。只要他的支持者足夠,他也能夠勝出。反過來看,當賴清德與侯友宜 PK 時,除非他的基本盤夠大,否則從白營得到的奧援不一定足夠讓他勝出。民調 N=572 的樣本中,賴清德得 40%,侯友宜得 33%,柯文哲得 27%。由於柯的支持者討厭賴清德(52.5%)遠遠超過討厭侯友宜(23.7%),賴雖然基本盤較大,能夠從白營得到的奧援卻不多。而侯雖基本盤較小,卻有足夠的奧援。柯文哲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贏家,賴清德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輸家,都是這些因素的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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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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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