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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國人?從「維根斯坦盒子」談台灣認同

林澤民_96
・2017/08/15 ・6452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SR值 549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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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MikeWang@Flickr

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這是攸關兩千多萬人安身立命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大家並無一致的答案。

若根據憲法,台灣人是中華民國人。然而大陸上的中國人認為中華民國早已亡於 1949 年,這幾年雖然有人談起「民國範兒」,大約也只是一種對現實不滿的懷舊心情。即使 1949 年後在台灣出生、長大、居住的人,今天對中華民國也無共同認知。

2015 年三月作家朱天文來德州休士頓演講,提到她正在寫長篇小說《在民國的黃昏裡》。一年之後,旅美作家白先勇來奧斯汀德州大學演講,我問起「民國範兒」,他說對他而言,中華民國已亡於 1949 年。果真如此,那麼朱天文所寫的國家何在呢?黃昏國度裡的人們是哪一國人呢?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圖/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歐陽子:我們的國家是「吉–屋–卡–民–可–古」(ちゅうかみんこく)

與白先勇同輩的作家.定居奧斯汀的歐陽子其實早在 1949 年之前就碰到過這些問題,那時她才 5 歲!2015 年 1 月號的《印刻文學生活誌》刊登了她〈日本童年的回憶〉一文,其中有這一段她(智惠子)與姐姐(美惠子)兩位小女孩與她們三叔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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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子,智惠子,你們是哪一國的人?」他問。

「當然是日本人囉!」我搶著回答。

「美惠子呢?你說!」

美惠子眼望三叔,回答:「是日本人。」

「都不對!」他斥道。「你們不是日本人!」

我疑惑地看著他,問道:「我們是亞美利加人嗎?」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大日本國」和美國兩個國家。

「也不是!」三叔訓道。他把我和美惠拉近,讓我們一人坐他一隻腿上。於是他告訴我們,我們的國家叫作「吉─屋─卡─民─可─古。」「中華民國」的日語發音,聽起來好彆扭,我和美惠差點笑出來。

「跟著我說!」三叔叱罵:「吉─屋─卡─民─可─古。」我們吞下笑聲,跟著三叔說了好幾遍,卻總是說不順口。

「自己去練習!一遍一遍練習!」三叔瞪眼說。「明天如果講不出來,要痛打屁股!」我和美惠,那天就很緊張地拼命練習。次日,三叔果然考驗我們。

「美惠子,」他厲聲問。「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吉─屋─卡─民─可─古。」回答得十分流利。

「智惠子,」他又厲聲問。「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吉─屋─卡─民─可─古。」也十分流利。三叔嚴厲的臉,突然綻開大笑,他歡喜得把我們一一舉抱起來。接著,三叔向我們細述,我們的故鄉叫作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島,四面都是藍色的海。………

梁朝偉:「哇台灣人」

悲情城市。圖/IMDb

三叔為生為日治之下台灣人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吉─屋─卡─民─可─古」認同,很快地就受到考驗。兩年後的 228 事變中,外省人、台灣人涇渭分明:無辜的台灣人受到中華民國國軍集體屠殺,而無辜的外省人、甚至貌似外省人的台灣人也不乏受到民眾毆打。

電影《悲情城市》中梁朝偉飾演的啞巴林文清,在火車上被持棍棒尋毆外省人的民眾盤查,有這樣一幕:

民眾甲:「(台語)你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台語)你是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台語)要去哪裡?」

林文清:「(台語)哇…台灣人!」

民眾甲:「(日語)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日語)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乙:「(台語)這一定是阿山外省人!」

林文清:「哇…」(民眾作勢毆打林文清)

吳寬榮:「你們要幹甚麼!」

吳寬榮:「他是聾子。」

吳寬榮:「八歲就聽不見了!」

啞巴被逼急了竟冒出一句話來──「哇台灣人」──才替自己解圍。這是侯孝賢及其編劇朱天文、吳念真的神來之筆,但也反映了台灣人認同浮現初時的驚悸與悲憤。

二二八以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是中華民國認同在寶島台灣的全盛時期,我這一代人讀小學時體驗了說台語要受到處罰的恐怖。我就讀的台中國小就發給所有學生一張卡片,上面印滿了從 1 起忘了到好幾的數字,要學生隨身攜帶。規定每說一次「方言」被抓到便劃掉最小的數目,同學之間還要互相檢舉。然後一段時間之後總清算,按照卡片所記錄的次數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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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一位同學在回答老師提問時,不經意用台語回答,老師竟然立刻罰他跪下直到下課。而我自己有一次母親節不小心把卡片留在換洗的制服裡給媽媽洗了,星期一早上發現洗爛的卡片,大哭大鬧不敢上學。這些陳年往事,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浮現。

蔣經國:「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台灣人認同的壓抑,要一直到黨外運動在 1980 年代不斷衝撞國民黨政權之後,《悲情城市》啞巴林文清「哇台灣人」的話語才得到政府的認證。那是蔣經國在其晚年終於吐露出的外省人的悲情:

「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已經是台灣人了!」

蔣經國說了這話之後四年,也就是 1992 年,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開始在全國民調中作「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測量。其問卷問的問題是: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有趣的是:這裡「中華民國」已經不被列為選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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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來,這個問題在各機構的民調中被一問再問,台灣人認同趨勢攀升。根據民調結果的起伏動態,政治人物也紛紛在選舉中表態。當年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與三叔的問答、《悲情城市》劇中啞巴林文清與暴民的問答、臨終前蔣經國對國人的表態,已經成了台灣全民生活形式的一部份。

用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話來說,它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的一個「語言遊戲」。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圖/wikimedia commons

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語言使用者說出字詞,同一脈絡中的人自然懂得而有所回應。字詞的一來一往密切配合著生活形式中語言使用者人際之間的互動,有如在玩一種遊戲,因此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

因為生活形式不同,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語言遊戲中也會有不同的意義,這些不同的意義可能有所重疊,但不會有共同的核心意義。這種意義的蔓延,維根斯坦把它稱作「家人相貌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比如兒女跟父母在相貌上各有部分相似,但要說全家相貌的特徵,卻又舉不出來。維根斯坦的門徒們喜歡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口號來點明這種對字詞意義的理論;「意義就是用法」(meaning is use),並無所謂本質(essence)存在。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因此是反本質主義的哲學 (anti-essent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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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光復初長輩對幼兒的教導到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關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包括對認同的詢問、質疑、回答、表態:

  • 「(厲聲)你是什麼國家的人?」/「吉—屋—卡—民—可—古。」
  • 「(持棍棒作勢欲打)你是哪裡人?」/「哇…台灣人!」
  • (本土反對運動風起雲湧)/「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 「(單調聲)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台灣人」

這些「語言遊戲」都不只是語言,而是動作,而且即使同樣字詞如「台灣人」、「中國人」、「中華民國人」的發聲都是不同的動作、有不同的意義。它可能是討好尊長、避免毆打、迎合民心、或者表達感情。當台灣經歷日治結束、國府遷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經濟起飛、本土運動、到民主化,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發現他們或者有必要來詢問、質疑別人的認同,或者有必要來回答、表達自己的認同。

當政治及社會有所變遷,認同問答語言遊戲的脈絡也發生了變化。《悲情城市》中啞巴林文清「哇台灣人」、蔣經國晚年「我已經是台灣人了」、以及民調受訪者回答訪員的問題說「台灣人」,同樣的「台灣人」一詞在不同的時空脈絡裡其實只有「家人相貌的相似性」而難說有不變的抽象本質。

即使是政大選研民調中訪員與受訪者的問答,25 年來二十幾個民調所顯示出的、大家所熟知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誰能說每個受訪者口中「台灣人」、「中國人」都有一樣的意義?誰能說 25 年前和 25 年後受訪者口中的「台灣人」、「中國人」有一成不變的國族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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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同「中國人」者,也許只是早年黨國教育之下對祖國的自然反應,或是戒嚴時期養成的小心翼翼的答案,但也不能排除有人心中對崛起的強國充滿了孺慕憧憬。同樣的道理,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受訪者,可能在回答「台灣人」時心中會惴惴不安;致力於本土運動者,則可能熱血沸騰、充滿了驕傲;而對於民主鞏固後的世代,則在說「我是台灣人」時恐怕不過像美國人回答「Where are you from?」一樣的家常便飯。

中華民國106年元旦總統府升旗音樂會民眾側拍。圖/總統府 @ wikimedia commons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甲蟲

維根斯坦在闡釋像「痛」這樣的感覺的時候,說了一個比喻:想像有一個社群,社群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盒子,其中裝有一個我們姑且稱作「甲蟲」(beetle)的東西。由於大家都看不到別人盒子中的「甲蟲」,所以每個人對「甲蟲」的認知都只能從自己盒中的「甲蟲」得來。實際上,每個人的「甲蟲」可能都不一樣。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有些人的「甲蟲」不斷地變來變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根斯坦說,假如「甲蟲」這個字詞在社群的共同語言裏頭有被用到的話,它不可能是一個東西的名稱的。盒子裡的東西不可能是社群語言遊戲的對象,它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東西,因為盒子裡頭可能根本空無一物!(《哲學研究》§293)

圖/Anders Sandberg@Flickr

維根斯坦的意思並不是說「甲蟲」這個字詞不可能出現在社群的語言遊戲之中,而是說當它在語言遊戲中被使用的時候,它不可能是在指涉一個東西、一個實體事物。這與上述「意義就是用法」的反本質主義哲學是一致的:例如社群的人們可以談自己的「甲蟲」以資炫耀,或問起別人的「甲蟲」以為寒暄,「甲蟲」這字詞在炫耀、寒暄等生活形式及其所相應的語言遊戲中有用,但每人各自的盒中物不是這個字詞的意義或本質,因為每個人的盒中物根本可能就完全不一樣。更進一步說,只要在語言遊戲中有用,「甲蟲」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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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日常話語中的「台灣」、「中國」、「中華民國」亦然。這些字詞當然可以有時、空、法理上的指涉,但在日常使用時,我們通常會覺得它們代表了心中的一種感覺或印象;所謂「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之類。維根斯坦的哲學指出這樣把語言跟心中的感覺連結是無助於我們對語言的了解的。

不論是以前國慶日蔣介石帶頭喊「中華民國萬歲」、白先勇講「中華民國亡於 1949 年」或朱天文寫作《在民國的黃昏裡》,我們雖然在語言中提到「中華民國」或「民國」,我們心中的感覺何嘗一樣?有些人心中的「中華民國」可以萬年長存,有些人的早已滅亡,另有些人的則是餘燼將熄;有些人心中「中華民國」的版圖印象仍然包含蒙古,有些人的只有台澎金馬,另有些人的則早已一無所有。

維根斯坦「盒子裡的甲蟲」的比喻告訴我們:當人們使用「台灣」、「中國」、「中華民國」這些名詞的時候,我們不必去追究他們心中的感覺或印象為何,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們正在進行的語言遊戲的脈絡,也就是不要問他們想「表達什麼」,要問的是他們在「作什麼」、在什麼語言遊戲中與人互動。

中華民國總統府。圖/Fcuk1203 @ wikimedia commons

誰是台灣人?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

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秋水》篇)

「樂」與「痛」一樣,都是內心的感覺。在不能夠直視別人內心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知道別人快樂與否,別人又如何能知道我們快樂與否?一個人可以撫著胸口說:「我好快樂」,我們如何知道他不是心痛?維根斯坦會認為「樂」與「痛」一樣,都是「盒子裡的甲蟲」,這些字的意義並不在於它們指涉內裡感覺,而是在於當下語言遊戲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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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知道別人快樂與否,而是說我們不能、也不需要直視別人體內才能知道別人快樂與否。在共享各式各樣生活形式的社群裡,我們看到小孩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我們自然知道小孩是快樂的,而會在談話中使用「樂」這個字。我們看到鯈魚之「出游從容」,以我們的生活形式來了解,然後對身邊的朋友說「你看,魚兒這樣自自由由游來游去好快樂」其實是很自然的「我們的」一種語言遊戲。

國家認同並不是原生的屬性,而是一種內心的感覺。

《悲情城市》中啞巴林文清面臨暴徒質詢說不出話來,他心中難道沒有「哇台灣人」的強烈感覺?蔣經國面對風起雲湧的本土運動,他心中也何嘗不感慨:「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你們為何還不把我當台灣人?」但當一個人說出「我是台灣人」時,我們如何知道他心中是不是「台灣人」?我們不能直視別人的內心,但我們可以從社群共享的語言遊戲及其生活形式的脈絡來判斷「我是台灣人」這句話的意義。林文清說不出話來,難道他就不是台灣人?而信誓旦旦說自己是台灣人、別人不是的人,難道就一定是台灣人?

後記

本文從後期維根斯坦語言哲學的視角探索「國家認同」的語言遊戲。語言遊戲的探討對維根斯坦而言是哲學探討,畢竟他後期哲學結集成冊書名便叫做《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然而,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越來越普及的時代,維根斯坦語言哲學與科學的關聯性,特別是與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或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的關聯性卻越來越高。英國Sheffield大學人工智慧教授Yorick Wilks便曾撰文申論維根斯坦學說與計算語言學的關係[註1]。Wilks教授認為人工智慧從傳統的法則取向進展到今天的統計取向,從可計算性語言及邏輯(computational language and logic)進展到統計性語言模式(statistical model of language),使計算語言學越來越接近維根斯坦學派「意義即用法」的口號。

維根斯坦《哲學研究》一書其實可以說是一種語言的「文法研究」(a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只是維根斯坦的所謂「文法」並不是傳統觀念中那種由抽象法則所構成的系統,而是現實生活中日常語言的使用。所謂「意義即用法」即指語言的意義並無一成不變的本質或普遍法則,而是依附於時空脈絡當下的用法。人工智慧在1980年代曇花一現之後,一直要到自然語言處理把大量文本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做語境分析才能有今天的長足進展,其成功的關鍵正在於意義模式的轉變——從法則取向到用法取向的轉變。而在這過程中,網際網路的普及帶來大量時空脈絡中活生生的文本,更促成了用機器學習方法作自然語言處理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對「國家認同」所做的維根斯坦式探討,雖然是哲學探討,卻也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對「國家認同」的語言遊戲作自然語言處理研究以及機器學習分析的理論指導。其實,本文正是作者對解嚴以來「台灣人」、「中國人」等認同語言的使用情況作維根斯坦式的計算語言學分析的理論基礎。在這基礎之上,作者將以平面媒體的日常報導為文本,用機器學習的方法驗證認同語言在時空脈絡中用法的異質性。在這意義之下,本文及其相關的研究計畫不僅是哲學探討,也是科學探討。

備註:

  1.  Yorick Wilks, “A Wittgensteinia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本文原刊載於作者部落格,原文《「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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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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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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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吸收新突破:SEDDS 的魔力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5/03 ・1194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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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紐崔萊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營養品的吸收率如何?

藥物和營養補充品,似乎每天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關鍵分子,可能無法全部被人體吸收?那該怎麼辦呢?答案或許就在於吸收率!讓我們一起來揭開這個謎團吧!

你吃下去的營養品,可以有效地被吸收嗎?圖/envato

當我們吞下一顆膠囊時,這個小小的丸子就開始了一場奇妙的旅程。從口進入消化道,與胃液混合,然後被推送到小腸,最後透過腸道被吸收進入血液。這個過程看似簡單,但其實充滿了挑戰。

首先,我們要面對的挑戰是藥物的溶解度。有些成分很難在水中溶解,這意味著它們在進入人體後可能無法被有效吸收。特別是對於脂溶性成分,它們需要透過油脂的介入才能被吸收,而這個過程相對複雜,吸收率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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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聽過「藥物遞送系統」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們開發了許多藥物遞送系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乳化藥物遞送系統(Self-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s,簡稱 SEDDS),也被稱作吸收提升科技。這項科技的核心概念是利用遞送系統中的油脂、界面活性劑和輔助界面活性劑,讓藥物與營養補充品一進到腸道,就形成微細的乳糜微粒,從而提高藥物的吸收率。

自乳化藥物遞送系統,也被稱作吸收提升科技。 圖/envato

還有一點,這些經過 SEDDS 科技處理過的脂溶性藥物,在腸道中形成乳糜微粒之後,會經由腸道的淋巴系統吸收,因此可以繞過肝臟的首渡效應,減少損耗,同時保留了更多的藥物活性。這使得原本難以吸收的藥物,如用於愛滋病或新冠病毒療程的抗反轉錄病毒藥利托那韋(Ritonavir),以及緩解心絞痛的硝苯地平(Nifedipine),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除了在藥物治療中的應用,SEDDS 科技還廣泛運用於營養補充品領域。許多脂溶性營養素,如維生素 A、D、E、K 和魚油中的 EPA、DHA,都可以通過 SEDDS 科技提高其吸收效率,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體的營養需求。

隨著科技的進步,藥品能打破過往的限制,發揮更大的療效,也就相當於有更高的 CP 值。SEDDS 科技的出現,便是增加藥物和營養補充品吸收率的解決方案之一。未來,隨著科學科技的不斷進步,相信會有更多藥物遞送系統 DDS(Drug Delivery System)問世,為人類健康帶來更多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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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黨是未來台灣政治的樞紐?
林澤民_96
・2024/01/30 ・338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一、前言

選後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但民眾黨有八席不分區立委,足以與民進黨或國民黨結成多數聯盟,勢將在國會居於樞紐地位。無獨有偶的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總統大選得到 26.5% 的選票,屈居第三,但因其獲得部分藍、綠選民的支持,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的基礎上,它卻也同樣地居於樞紐地位。這個地位,將足以讓柯文哲及民眾黨在選後的台灣政壇持續激盪。

二、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

這次總統大選,誰能脫穎而出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殷盼的問題,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藍白綠「三跤㧣」在選民偏好順序組態中的消長。台灣總統大選採多數決選制,多數決選制英文叫 first-past-the-post(FPTP),簡單來講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在 10 月中藍白合破局之後,賴蕭配會贏已經沒有懸念,但這只是選制定規之下的結果,換了另一個選制,同樣的選情可能就會險象環生。

從另一個角度想:選制是人為的,而選情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政治學者都知道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選制;既定的選制推出了一位總統,並不代表選情的張力就會成為過眼雲煙。當三股社會勢力在制度的帷幕後繼續激盪,台灣政治將無法因新總統的誕生而趨於穩定。

圖/作者自製

如果在「三跤㧣」選舉之下,選情的激盪從候選人的得票多少看不出來,那要從哪裡看?政治學提供的一個方法是把候選人配對 PK,看是否有一位候選人能在所有的 PK 中取勝。這樣的候選人並不一定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代表有 A 與 B 配對 A 勝,B 與 C 配對 B 勝,C 與 A 配對 C 勝的 A>B>C>A 的情形。這種情形,一般叫做「循環多數」(cyclical majorities),是 18 世紀法國學者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首先提出。循環多數的存在意涵選舉結果隱藏了政治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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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能在配對 PK 時擊敗所有的其他候選人,這樣的候選人稱作「孔多塞贏家」(Condorcet winner),而在配對 PK 時均被擊敗的候選人則稱作「孔多塞輸家」(Condorcet loser)。三角嘟的選舉若無循環多數,則一定會有孔多塞贏家和孔多塞輸家,然而孔多塞贏家不一定即是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而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卻可能是孔多塞輸家。

如果多數決選制中贏得選舉的候選人不是孔多塞贏家,那與循環多數一樣,意涵選後政治將不會穩定。

那麼,台灣這次總統大選,有沒有孔多塞贏家?如果有,是多數決選制之下當選的賴清德嗎?我根據戴立安先生調查規劃的《美麗島電子報》追蹤民調第 109 波(1 月 11 日至 12 日),也是選前最後民調的估計,得到的結果令人驚訝:得票墊後的柯文哲很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得票最多的賴清德很可能是孔多塞輸家。果然如此,那白色力量將會持續地激盪台灣政治!

我之前根據美麗島封關前第 101 波估計,侯友宜可能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現在得到不同的結果,顯示了封關期間的三股政治力量的消長。本來藍營期望的棄保不但沒有發生,而且柯文哲選前之夜在凱道浩大的造勢活動,還震驚了藍綠陣營。民調樣本估計出的孔多塞贏家本來就不準確,但短期內的改變,很可能反映了選情的激盪,甚至可能反映了循環多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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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從民調樣本估計孔多塞贏家

根據這波民調,總樣本 N=1001 位受訪者中,如果當時投票,會支持賴清德的受訪者共 355 人,佔 35.4%;支持侯友宜的受訪者共 247 人,佔 24.7%。支持柯文哲的受訪者共 200 人,佔 19.9%。

美麗島民調續問「最不希望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的候選人」,在會投票給三組候選人的 802 位支持者中,一共有 572 位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明確的回答。《美麗島電子報》在其網站提供了交叉表如圖:

根據這個交叉表,我們可以估計每一位明確回答了續問的受訪者對三組候選人的偏好順序,然後再依這 572 人的偏好順序組態來判定在兩兩 PK 的情形下,候選人之間的輸贏如何。我得到的結果是: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11 > 261(54.4% v. 45.6%)
  • 柯文哲 PK 侯友宜:287 > 285(50.2% v. 49.8%)
  • 侯友宜 PK 賴清德:293 > 279(51.2% v. 48.8%)

所以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當然我們如果考慮抽樣誤差(4.1%),除了柯文哲勝出賴清德具有統計顯著性之外,其他兩組配對可說難分難解。但在這 N=572 的小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0%,侯友宜 33%,柯文哲 27%,與選舉實際結果幾乎一模一樣。至少在這個反映了選舉結果的樣本中,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輸家賴清德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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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上的分析有一個問題:各陣營的支持者中,有不少人無法明確回答「最不希望看到誰當總統,也絕對不會投給他做總統」的候選人。最嚴重的是賴清德的支持者,其「無反應率」(nonresponse rate)高達 34.5%。相對而言,侯友宜、柯文哲的支持者則分別只有 24.1%、23.8% 無法明確回答。為什麼賴的支持者有較多人無法指認最討厭的候選人?一個假設是因為藍、白性質相近,對許多綠營選民而言,其候選人的討厭程度可能難分軒輊。反過來說,藍、白陣營的選民大多數會最討厭綠營候選人,因此指認較無困難。無論如何,把無法明確回答偏好順序的受訪者歸為「遺失值」(missing value)而棄置不用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在這裡尤其可能會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低估。

補救的辦法之一是在「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下,把「遺失值」平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也就是假設他們各有 1/2 的機會是無反應受訪者最討厭的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 柯文哲 PK 賴清德:389 > 413(48.5% v. 51.5%)
  • 柯文哲 PK 侯友宜:396 > 406(49.4% v. 50.6%)
  • 侯友宜 PK 賴清德:376 > 426(46.9% v. 53.1%)

此時賴清德是孔多塞贏家,而柯文哲是孔多塞輸家。在這 N=802 的樣本中,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雖然依多數決選制,孔多塞贏家賴清德當選,但賴的得票率超過實際選舉結果(40%)。用無實證的假設來填補遺失值,反而造成賴清德支持者數目的高估。

如果擔心「無法明確回答等於無法區別」的假設太勉強,補救的辦法之二是把「遺失值」依有反應受訪者選擇最討厭對象的同樣比例,分給投票對象之外的其他兩位候選人。這樣處理的結果,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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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文哲 PK 賴清德:409 > 393(51.0% v. 49.0%)
  • 柯文哲 PK 侯友宜:407 > 395(50.8% v. 49.2%)
  • 侯友宜 PK 賴清德:417 > 385(52.0% v. 48.0%)

此時柯文哲又是孔多塞贏家,而賴清德又是孔多塞輸家了。這個樣本也是 N=802,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分別是:賴清德 44%,侯友宜 31%,柯文哲 25%,與上面的結果一樣。

以上三種無反應處理方法都不盡完美。第一種把無反應直接當遺失值丟棄,看似最不可取。然而縮小的樣本裡,三位候選人的支持度與實際選舉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後兩種以不同的假設補足了遺失值,但卻過度膨脹了賴清德的支持度。如果以樣本中候選人支持度與實際結果的比較來判斷遺失值處理方法的效度,我們不能排斥第一種方法及其結果。

無論如何,在缺乏完全資訊的情況下,我們發現的確有可能多數決輸家柯文哲是孔多塞贏家,而多數決贏家賴清德是孔多塞輸家。因為配對 PK 結果缺乏統計顯著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循環多數的存在。此後四年,多數決選制產生的總統能否在三角嘟力量的激盪下有效維持政治穩定,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四、結語

柯文哲之所以可以是孔多塞贏家,是因為藍綠選民傾向於最不希望對方的候選人當總統。而白營的中間偏藍位置,讓柯文哲與賴清德 PK 時,能夠得到大多數藍營選民的奧援而勝出。同樣的,當他與侯友宜 PK 時,他也能夠得到一部份綠營選民的奧援。只要他的支持者足夠,他也能夠勝出。反過來看,當賴清德與侯友宜 PK 時,除非他的基本盤夠大,否則從白營得到的奧援不一定足夠讓他勝出。民調 N=572 的樣本中,賴清德得 40%,侯友宜得 33%,柯文哲得 27%。由於柯的支持者討厭賴清德(52.5%)遠遠超過討厭侯友宜(23.7%),賴雖然基本盤較大,能夠從白營得到的奧援卻不多。而侯雖基本盤較小,卻有足夠的奧援。柯文哲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贏家,賴清德之所以成為孔多塞輸家,都是這些因素的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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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37 篇文章 ・ 241 位粉絲
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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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評語、法餐菜單看出「石門水庫」的背後祕辛!——專訪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顧雅文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10/03 ・7733字 ・閱讀時間約 1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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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一批詳實記載石門水庫大小事的檔案

每到枯水期、颱風季,新聞常會報導水庫的蓄水率,供應新北、桃園、新竹用水的「石門水庫」往往是關注重點。石門水庫已陪伴臺灣民眾走過一甲子歲月,在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的庫房中,留有一批被視為鎮局之寶的檔案,記載石門水庫從設計到興建期間的大小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團隊自 2020 年起進駐北水局 19 個月,重新整編 7 千多件、數十萬頁的檔案,又花了近一年研究解讀,終在 2023 年公開其中的 1,700 件、約 14 多萬頁「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數位影像,並與北水局合作出版《石門水庫歷史檔案中的人與事》專書,藉由歷史檔案訴說一段段藏在紙張中的故事。

圖|研之有物(歷史照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說到臺灣北部的重要水庫,就不能不提「石門水庫」。這座橫跨桃園市大溪區、龍潭區、復興區與新竹縣關西鎮的水庫,是臺灣第一座多目標水庫,具備公共給水、灌溉、防洪、發電、觀光等功能。每到颱風季,觀看洪水從石門水庫溢洪道奔騰而出,是許多臺灣民眾共同的記憶;枯水期時,水庫的蓄水率也是近年民眾相當熟悉的新聞畫面。

儲存水流的水庫曾一度被視為解決水資源與洪水等問題的萬靈丹,但此一龐大水利工程的光環在環保運動中逐漸褪去。至今,人們對水庫充滿了複雜的情感與不同的評價。在此情形下,水庫的歷史更不該被淡忘,它就藏在石門水庫興建期間的檔案內,等待有心人為它們拂去灰塵、物歸原始脈絡,訴說一段段藏在紙張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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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管理石門水庫的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簡稱北水局),一直將這批石門水庫歷史檔案視為鎮局之寶。為了讓散落各處的檔案能有系統的典藏與近用,也希望透過研究深化檔案的歷史價值,北水局找上經驗豐富的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在與臺史所顧雅文副研究員、檔案館王麗蕉主任等團隊成員的合作下,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2 月間,臺史所團隊進駐北水局 19 個月,完成 7 千多件、數十萬頁檔案的整編工作,又花了近一年解讀研究。最終於 2023 年在臺史所檔案資源系統公開其中的 1,700 件、14 多萬頁的「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簡稱石建會檔案)數位影像,並出版《石門水庫歷史檔案中的人與事》專書。

(左起)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顧雅文副研究員、檔案館王麗蕉主任,帶領團隊完成「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數位影像公開,並出版《石門水庫歷史檔案中的人與事》專書。
圖|研之有物

究竟這批走過一甲子歲月的檔案藏著什麼樣的故事?有哪些人參與水庫建設、受到水庫工程影響?褪去偉大工程的光環後,我們又該怎麼看待水庫的歷史與文化價值?

在揭曉檔案內容前,讓我們先將時間倒轉回日治時期的臺灣,回到那個築壩如築夢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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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對大壩的想像

顧雅文與團隊中的佛光大學助理教授簡佑丞,曾針對日治時期石門水庫的規劃與設計進行研究,揭開一段追求「大壩烏托邦」的歷史。

在日本領土建高壩的夢想源自曾任臺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1890 年赴德國留學的後藤受到歐陸建壩風潮影響,將「タールスペル(Talsperre)」(德文「山谷」及「阻塞」的複合字,意指「高壩」)水治理概念帶回日本。

在 1911 年一場日本帝國議會的預算審查會議中,時任遞信省大臣的後藤新平與議員展開關於水力發電調查費預算的辯論,揭示了他對多目標水庫的想法。後藤想像中的高壩具備蓄水、防洪、發電等功能,動工前需進行長期調查,掌握每年河川水量、流域地形、地質和雨量等資訊,才能以順應自然的方式築壩。但擔心潰堤造成嚴重災害的議員之言論,反映彼時世人對築壩仍感到陌生及擔憂。

在臺灣,後藤新平的想法也萌了芽。受到他的啟發,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的技師德見常雄,在 1907 年就提出要在石門興建多目標水庫的夢想。當時對水文環境條件的了解十分有限,這個構想在日治初期只是一個烏托邦,雖然沒有完整實現,但在石門築壩的企圖以「灌溉貯水池」的形式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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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見常雄提出以灌溉為主要目標的「石門大壩計畫」,被納入總督府的「官設埤圳事業」。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土木局最後放棄了築壩的核心設計,改由「桃園大圳」替代,直接從大嵙崁溪(今大漢溪)取水,將溪水透過隧道與圳路幹線引至桃園臺地灌溉。另一方面,下游淡水河氾濫造成臺北水患不斷,土木局只得採行「輪中」治水方式,也就是用堤防將臺北市街包圍起來。

桃園大圳灌溉系統平面圖
圖|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文號:7279-1

然而,這兩個脫鈎的利水(桃園大圳)與治水(臺北輪中)計畫,卻在 1920 年代有了轉變。以石門大壩同時解決兩大問題的思想再次復活,這與壩工技術發展、國際局勢變化有關。

開始對外擴張的日本,為了對抗「充滿敵意的世界」,高度重視河水統制事業,而大壩則被視為最佳的科學處方,它能灌溉增加糧食,將洪水變成資源,還能發電促進工業。昭和時期,在統制思潮下的臺灣水利建設規劃,多帶有全流域綜合治理、以多目標水庫或水庫群為核心的特質,由此便不難理解石門水庫為何在 1920 年代末期重啟建設,且長成一個以水庫為核心,兼顧防洪、灌溉、發電及築港的巨型計畫。

總督府將此任務交由興建嘉南大圳有功的八田與一負責,可惜因戰爭爆發及預算問題,大壩烏托邦終究無法實現。不過,不管是桃園大圳、淡水河治水或築壩計畫,皆是日治時期的報紙熱議焦點,官方與民間對多目標水庫的殷切盼望,即便到戰後也未曾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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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勝天?從多元視角看石門水庫的建成

興建石門水庫的計畫並沒有耽擱太久,1948 年起,臺灣省政府就有重啟計畫的企圖,鮮為人知的是,最初政府希望仰賴民間力量,以水利公司的形式籌措興建資金。而後,歷經國內外政經局勢的劇烈變化,石門水庫成為中央政府事業,並在美援的資源挹注下獲得建設經費,也得到美方專業技術的支援。

石門水庫的建設主要經歷三個階段,包括 1954 年的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簡稱石設會)、1955 年的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簡稱石籌會),以及 1956 年的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簡稱石建會)。耗費 10 年時間,主體工程終在 1964 年竣工。

1964 年主體工程竣工至今,石門水庫再經歷兩代建設。 2023 年最新完工的阿姆坪防淤隧道,每年約可增加 64 萬噸清淤量,有助延長水庫壽命。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今日我們常以大事紀方式回顧重要事件,但這就如同只看到冰山的一角,埋沒了微觀、多元的歷史樣貌,這時檔案的角色就變得相當重要。王麗蕉表示,從檔案學的角度來看:

檔案是研究歷史的關鍵證據,因此在整編檔案時,最重要的是盡量完整呈現全貌。

為了不漏掉任何一段屬於石門水庫的歷史,臺史所團隊進駐北水局期間,希望盡量把所有檔案交給團隊整編。團隊成員盤點庫房中的檔案,也清查塵封在紙箱內未整理的文件,目標是讓檔案回歸最初的分類脈絡,日後檢索時能清楚知道,這件檔案來自哪個單位、當初怎麼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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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編檔案的過程中發現,除了公文、會議紀錄、工程報告等公文書,還有為數眾多的照片與底片、設計大圖、工程師手稿與書信,甚至還留下一張菜單。檔案內容也遠不只與水庫建設相關,還能從中了解工程師生活、參訪賓客流程、民眾陳情等故事,這些也成為臺史所團隊構思專書敘事觀點的重要啟發。

石建會宴請越南總統吳廷琰的菜單。法式料理是 1960 年代的國宴標準形式,「牛肉茶」為當時流行的保健飲料,其源頭可追溯至普法戰爭時期法國士兵的營養品。「吉力明蝦」是以麵包粉裹炸的明蝦。主菜是烤雞佐火腿,配上法式炸薯條、奶油炒菜豆及蘆筍沙拉。甜點「香草沙法蘭」及「巧克力牛奶沙士」,今日更為大眾熟悉的名字是舒芙蕾及巧克力牛奶醬。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顧雅文回顧當初構思專書敘事觀點的靈感,來自石建會檔案中一份 1958 年委託臺灣省電影製片廠拍攝紀錄片的腳本。紀錄片開頭帶領觀眾從宇宙望向地球,再聚焦到中華民國、臺灣北部,講述政府秉持「人力勝天」的精神不斷開發水資源,使臺灣的農田水利和水力發電工程,具有相當規模。

這是一個以單一鳥瞰鏡頭凸顯偉大建設的英雄式敘事觀點,同時隱含以水庫征服大自然的人定勝天象徵。然而,在環保與人權意識抬頭後,水庫工程被視為破壞自然、與民爭地的元兇。

面對極端的論述,身為環境史學者的顧雅文試圖帶入不一樣的思考:一味陳述工程的宏偉與進步當然不是好的書寫方式,但把一切人工構造物都視為罪惡就能理解水庫嗎?一些研究者已試圖對環境史寫作中強烈的悲觀主義進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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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過去強調「科學勝利」的水利工程界也開始反省,在水患威脅或缺水危機不斷加劇的今日呼籲起「水文化」概念,避免以工程作為唯一的治理手段,而是嘗試從歷史中尋找解方,了解過去人們怎麼與水共存。

顧雅文注意到,環境史學界與水利工程界在看水庫問題時,逐漸趨向跨域共構,尊重並學習彼此的觀點。她希望這本書擺脫歌頌宏偉建設及治理效益的論調,從各種尺度與視角描繪石門水庫,因而將觀察時間拉長,試圖從日本帝國、戰後中華民國、國際與在地的各種視角探尋建水庫的歷史脈絡。更重要的是去追溯建設過程中身處不同時代、角色、立場的人物眼中的水庫,因為這正是跨域學習最好的橋樑。石建會檔案豐富多元的記錄,讓這種書寫方式成為可能。

編寫專書就像在拍另一部紀錄片,但這次不是將鏡頭定格在北臺灣,而是在不同視角中交錯切換,並從直昇機走下來,捕捉呈現統治者、外籍及國內工程師、水庫淹沒區與安置區居民、都市計畫專家或參訪賓客們對石門水庫的多重敘事。

針對美國工程師的犀利評價

在參與石門水庫工程的眾多人員中,有一群來自美國的工程師。石建會根據美援規定,透過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遴聘提愛姆斯公司協助工程設計與監驗、莫克公司擔任施工顧問,並協助訓練臺灣技術人員。

美國莫克公司協助訓練臺灣的技術人員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與美方的合作不僅為臺灣帶進建造水庫的工程技術,也讓施工與監工各司其職的制度成為日後臺灣營造工程的慣例。然而,看似順利的臺美合作,實際上是在不斷爭執與磨合的過程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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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建會檔案中,有一份美國莫克公司人員合約狀態報告表,上頭由臺灣高階工程師為美國工程師的工作表現寫上評語,方便石建會進行人事評估。只見泛黃紙張上的藍色墨水筆跡寫到:Bassette 工作熱心而負責、Bonnington 不善指揮訓練、Kingery 性情粗暴擬同意遣返等犀利評論。

這似乎暗示著美方與我方工程師之間,或許並非想像中簡單的「援助—被援助」、「指導—被指導」關係。事實上,石門水庫作為跨國、跨文化、跨部門的大規模工程,發生爭執在所難免,大至國際情勢、物料跨國移動、公款運用,小至職業操守、工作習慣、組織文化等,在在考驗兩國工程師的相處韌性。

標註著工作評語的莫克公司人員合約狀態報告表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臺、美兩國的工程師除了在工作上朝夕相處,在生活中也成為鄰居。浩大的水庫工程仰賴大批人力長期投入,並為水庫周遭帶入新居民。上千名工程人員攜家帶眷搬入位於桃園龍潭十一份地區的總辦公區域,或是鄰近大壩工區的臨時性宿舍。

其中,外籍顧問宿舍特別仿效美國獨門獨院社區型式,備有泳池、運動場、高爾夫球果嶺等設施。另設有飯廳、醫務所、幼稚園、福利社等公有設施,滿足全體員工及眷屬的基本生活需求。

1959 年十一份總辦公區平面圖,右區為外籍顧問宿舍、左區為一般員工宿舍,合計近 3 百戶。另設有飯廳、醫務所、幼稚園、福利社等公有設施。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在石建會檔案中還發現許多社團活動文件,為員工自發性組成的社團,包含集郵社、橋牌社、圍棋社、攝影社、羽毛球隊、排球隊、網球隊等。細看集郵社留下的集郵狀況調查表,有社員寫到「幼年曾集郵,兵亂遺失。赴美(1956-1958)集郵以解除旅中寂寞。」呈現大時代下小人物們的生命片段。

石建會水利橋社留下的橋牌玩法與規則,推測應是受美國文化影響而傳入臺灣。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水庫建造計畫之下的多方衝突

因水庫工程而遷入的新居民正準備迎接新生活,居住在水庫淹沒區的民眾則面臨被迫搬遷的命運。興建水庫的工程用地需徵購千餘公頃土地,開始蓄水後更將淹沒 6 百餘公頃的土地與民房,有 4 百多戶、2 千多位「水庫移民」需另尋他處安置。

透過媒體報導及既有研究可知,水庫移民被迫多次搬遷、辛苦開墾海口與河川荒地、土地被大潭工業區污染等辛酸血淚史,但在時間壓力下如何取得安置地的詳細歷程卻少有人了解。尤其許多物色到的安置地並非想像中的無人荒地,早已被農民開墾,如何在兼顧農民生活與協助移民安置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一道難題。

在石建會檔案中,有多件農民抗議耕地遭奪取的陳情書,其中有一張辦公室遭破壞的照片,記錄下 1960 年 4 月在桃園觀音鄉樹林子安置地的衝突現場。

桃園觀音鄉樹林子移民小組辦公室遭破壞照片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當天負責移民事務的趙技正遇上前來理論土地問題的吳家父子,不只辦公桌被推翻,還被揍了一拳。吳家人之所以如此憤怒,與家中農地被劃入移民安置區有關。

經石建會調查,吳家的農地屬於禁止開墾的保安林地,現因安置需求而被規劃使用。為了讓安置作業及早完成,石建會不僅向新竹地方法院主動提供照片證據,還數度發文要求依法嚴辦。

地方法院要求在期限內將土地復原,並具結永不再犯,但此判決讓石建會與吳家都不滿意。石建會想要遏止侵墾歪風,上訴到高等法院;吳家也是滿腹委屈,自認是在戰後「反共抗俄、鼓勵墾荒」的口號下響應國策,因而轉向省政府、省議會、桃園縣議會陳情,甚至將陳情書上呈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希望政府能體恤貧民。

沒想到看似塵埃落定的事件竟出現轉機,原來要移做安置區的保安林地中還有桃園縣政府出租給人民的土地,縣府及觀音鄉人員皆主張「據以收回頗有窒礙」。為此, 1959 年特別訂定「移民新地處理四項原則」,當中規定:撥用前由縣府放租之土地,及撥用前人民濫墾成熟之土地一律暫不收回。吳家據此再度遞交陳情書,石建會在諮詢顧問律師確認該原則能溯及既往後,最終裁定把土地還給吳家。

吳家父子一吐多年怨氣,將之前遭受農損的情緒發洩在趙技正身上,該事件在當地派出所調停下以和解告終,但從趙技正呈給上級的報告可看到基層員工的處境:既要「辦理解除林木,推平土地,劃分田坵,興建學校,整修道路,規劃移民新村……試植各種農作物」等工作,又要晝夜巡守,力保土地不被侵墾,還需隨時面對地方居民的不滿。

從這個例子可得知,水庫移民的歷史不只兩個主角,有時是石建會、移民及安置區原墾民三方角力攻防的故事。

移民新村紅磚建築落成景觀,看似和平的畫面卻暗藏多方衝突。
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歷史檔案間的連結:官方文件下的暗潮洶湧

閱讀檔案有助我們了解過去身影模糊的一群人,從不同角度看到歷史耐人尋味的面向。檔案經過有系統整編與研究後,許多暗藏的驚喜也一一浮現。

王麗蕉提到,在整理石設會時期的會議紀錄時,其中一份 1954 年 11 月 29 日的石門水庫壩高決議紀錄中,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劉永楙」。劉永楙曾代表臺灣省建設廳出席石門水庫設計會議,而臺史所正好典藏了劉永楙的日記。

對照當天的日記才得知,整場會議出現意見分歧,從上午 11 點激辯到下午 3 點,水庫的壩高才定案。但從官方紀錄只看到平鋪直敘的「標高 250 公尺為石門水庫大壩之壩高,獲得通過」,絲毫感受不到會議現場的緊張氣氛。在不同類型文獻的交互參照下,事件的發生經過得以具體還原。

1954 年 11 月 29 日劉永楙在日記中寫到:「今日又赴石門開會,決定壩高為 250 公尺,爭辯劇烈,至三時方決定此數。」
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另一個驚喜則意外串起一段跨國緣分。某天臺大生命科學系于宏燦教授與顧雅文聯絡,表示自己正在蒐集資料,準備在恩師 William (Bill) Z. Lidicker Jr. 博士的紀念研討會上演講。聽說這位恩師的父親曾任職石門水庫,見過許多臺灣政要,希望顧雅文可以協助確認恩師父親的身分。

當時顧雅文剛好看完撰寫美國工程師篇章的作者羅文君的草稿,想起當中提及一位提愛姆斯公司的首席工程師 William Z. Lidicker,經確認果然是恩師的父親。在北水局及羅文君的協助下,于宏燦教授於石建會檔案中找到 Lidicker 的手稿、書信與年輕時的照片,成功完成演講。

演講當天出席的家屬大受感動,又輾轉寄來一本 Lidicker 生前與其孫 Jeffery Lidicker 共同完成的自傳,讓檔案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躍然紙上。

顧雅文與王麗蕉認為,檔案就像大壩一樣,大壩儲存了水流,讓洪水變成資源,而檔案儲存了時間洪流中的人與事,讓團隊的作者們據此撰寫成歷史,這些過往就不再是無意義的瑣碎細節,而是澆灌臺灣水文化的養分。民眾可從中知道石門水庫的治理思維從何而來、為何如此設計、為何尋求美援、帶來什麼深遠影響,以及作為文化資產有何價值。

你要先知道過去才能思索未來,我們的研究成果就是一個交流平台。

研究團隊翻閱精心編寫的專書,回顧一點一滴累積的成果,如今已水到渠成、充滿無限可能!

(左起)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王麗蕉主任、顧雅文副研究員、李依陵館員,翻閱精心編寫的專書,回顧一點一滴累積的研究成果。
圖|研之有物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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