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實力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地區／城市／組織的價 值體系，能夠吸引外界越多的肯定與認同，軟實力就越強，國際聲望也越高；反之軟實力就弱，聲望也低。軟實力價值體系的建立，不完全在於你說些什麼，而在於你怎麼說、怎麼做…

科學無國界，然而科學傳播卻可以分成「國內」和「國際」等兩大研究區塊──以針對國內受眾所做的科學傳播而言，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尤其是大眾科學教育）無疑有著密切的關聯，有時甚至很難在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例如科學博物館、科學展覽等，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另一個區塊是以國際社 會為對象的科學傳播，而在這個層面上，科學傳播的教育意涵或許減少了，無形中卻也增添了至少兩個新的使命，其一是成為對外宣揚本國科學成就的展示窗口，其二是透過吸引外資或促進跨國合作等管道，提高科學發展的經濟價值，例如世界各國的科學園區，在某個程度上便都帶有科學外交（science diplomacy）的功能與色彩。

遠在「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名詞成為近來政治與傳播學界的熱門話題以前，國際性科學傳播早已是世界各國展現國力的重要工具之一，例如法國人在1886年送給美國人的自由女神像，便是科學外交的經典傑作，跟1889年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中完成的艾菲爾鐵塔一樣，都是法國建築工程師艾菲爾（Alexandre- Gustave Eiffle）的作品，既向世人宣示了美、法兩國堅定的友誼，更炫耀著法國融合了建築、美學和技術的多元科學文化。艾菲爾鐵塔保有「世界第一高」的頭銜達 41年之久，直到紐約在1930年建造了克萊斯勒大廈（Chrysler Building），不過艾菲爾鐵塔的建築智慧與優雅的造型，迄今仍是全世界吸引了最多遊客的收費性建築，同樣的，自由女神像也已被世人公認為美國自由精神的象徵。

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互爭雄長，比拼的不僅是軍事武裝的硬實力，也比意識型態（資本主義VS. 共產主義）和文化造詣（電影、文學、藝術等）的軟實力，因此當蘇聯搶先美國一步，在1957年成功發射出第一顆繞著地球軌道運行的人造衛星Sputnik 時，對以「科學超級強國」自詡的美國人來說，當真有如晴天霹靂，不但一百八十度扭轉了他們先前認為蘇聯人「無知」的錯誤偏見，刺激了美國當局卯足全勁發展 航太科技，並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致力提升美國民眾的科學素養，於是一方面有了美國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簡稱NASA）1958年的成立、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在1969年登陸月球，乃至於Internet隨後的誕生，另一方面也加快了科學教育的進程，兼且拓寬了科學傳播的發展幅度。

無可諱言，科學的「內容」本身（例如某種發明或技術）倘若缺乏深度，以此為根底的科學傳播無論是面向國內或國際，都將只是一種空洞而無太多意義的活 動而已；然而反過來看，如果沒有科學傳播──特別是對國際性科學傳播──的需求和壓力的話，國家機器不見得會在關鍵時刻挹注各種寶貴的行政資源，傾全力培 育科學人才、開發相關的智慧財產，也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國際性科學傳播毋寧是促進某些科學領域長足發展的一項重要動力。

在今天這個分工日益精細、國際關係漸趨複雜而微妙的世界裡，如要充分發揮國際性科學傳播的影響力，除了有必要加強整合科技、社會與人文知識的穿領域 科學教育理念，提高本國科學研究的創意和質量外，也有必要對「軟實力」的概念做進一步的掌握，以便發展出更完整、更前瞻也更具成效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策略。

科學成就、文化資產、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和體育表現……等，都是一個國家展現軟實力的籌碼，但並不等於這個國家的軟實力，例如台灣近幾年來特別喜歡打美食牌，可是一桌美味的台灣小吃本身並不代表台灣的軟實力，重點在於這些具有素民特色的籌碼是如何被運用的？展現出什麼樣的生活心態？釋放出了甚麼訊 息？

軟實力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地區／城市／組織的價值體系，能夠吸引外界越多的肯定與認同，軟實力就越強，國際聲望也越高；反之軟實力就弱，聲望也低。 軟實力價值體系的建立，不完全在於你說些什麼，而在於你怎麼說、怎麼做，例如中東很多國家因為石油量產，經濟富裕，可是除了錢滾錢以外，政權紀錄惡劣，自 然就稱不上有什麼軟實力；又如中國政府開始致力扶植電影工業，當張藝謀的《英雄》在2002年成為第一部由大陸主導的全球性華語電影時，確實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並非基於《英雄》的故事內容──事實上，電影本身強調武力統一、歌頌獨裁霸主的訊息引人質疑，在某個程度上反倒為中國的軟實力扣分──而是因為本 片證明了中國電影環境無論人才、資金、技術和美學品味皆已到位，可以拍得出和好萊塢抗衡的主流電影。不過隨後十年間，當中國影壇只一味注重類似的大堆頭鉅片時，此類作品華而不實、缺乏新意的問題卻一再暴露出背後體制的缺陷，包括創作自由的侷限、電影市場的失衡……等，也所以拍片的投資雖然愈益龐大，對中國軟實力的強化卻未成正比。

台北市在2010年舉辦國際花卉博覽會，提供了寶島在國際上展現民間活力的重要契機，從整個規劃到展出的過程中，主辦單位是否在各方面都善用花博的 平台為台灣創造更多的軟實力，達成在國際社會上的宣傳效果，可謂見仁見智，不過標榜環保意識的主展館「環生方舟（EcoARK）」，運用150多萬支回收 寶特瓶，以低碳建築工法完成了一座碳足跡歸零的永續性綠建築，成為全亞洲、乃至全世界最環保的塑膠展覽館，透過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偉大工程巡禮》（Megastructures）的介紹，堪稱近年來台灣國際性科學傳播的亮點，尤其是紀錄片不避諱衝突與爭議的敘事手 法，強調了從設計草圖到建築施工，每個步驟都是老建築師與年輕新血之間在專業、品管、創意上的拔河比賽，不但增強了節目的可看性，也不著痕跡地突顯了台灣 民間科技人才輩出、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勃勃生機。

從【台灣環生方舟】的案例中，在此我想提出三個思考點：一、國際性科學傳播的推動，固然往往有軟實力的背後動機，但在實際操作上，卻必須回歸「科學無國界」的本質，讓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否則一但被受眾當成是政治傳播（propaganda）時，無論在可信度與傳播效益上都將大打折扣；二、環生 方舟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國際性與國際科學傳播的價值，因為它所標榜的環保意識是全球共通的議題，換句話說，台灣如果希望獲得國際的關懷，便需要關懷國際，放 眼台灣之外的全球脈動與世界萬象，才能真正與國際接軌；三、電視紀錄片固然是國際性科學傳播的重要途徑，但是否還有其他的傳播管道值得一試，以期發揮多管 齊下的加乘功效呢？或許穿領域科學傳播的作用之一，便是提倡科學家與傳播人的共同思考，在彼此的激盪中，擦撞出傳統思維以外更靈活、也更多元的傳播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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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Cole, Devin (8 November 2011) ‘Diplomacy meets science in Boston’, The Boston Globe (http://www.boston.com/business/blogs/global-business-hub/2011/11/when_diplomacy.html).
Nye, Joseph (2008) The Powers to Lead: Soft, Hard and Sm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wnsley, Gary (2011–2012)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blog (http://wwwpdic.blogspot.com/).
Zheng, Chenguang (3 January 2012) ‘How to build up China’s soft power’ radio broadcast, CRI English.com (http://english.cri.cn/7146/2011/12/31/1942s674081.htm).
國家地理頻道《偉大工程巡禮》系列紀錄片 (2011) 【台灣環生方舟／Megastructures: EcoARK】。
蔡明燁（26/10/2011）“跨科際科學傳播：科技、社會、人文的撞擊與對話”，跨科際對話平台（http://case.ntu.edu.tw/shs/?p=6888）。

原刊載於 東西交叉口、跨科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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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吃不胖，有些人沒抽菸卻得肺癌，有些人只是吃個感冒藥就全身皮膚紅腫發癢？這一切都跟我們的基因有關！無論是想探究生命的起源、物種間的差異，乃至於罹患疾病、用藥的風險，都必須從了解基因密碼著手，而揭開基因密碼的關鍵工具就是「基因定序」技術。

基因定序對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

在歷史上，DNA 解碼從 1953 年的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兩位科學家確立 DNA 的雙螺旋結構，闡述 DNA 是以 4 個鹼基（A、T、C、G）的配對方式來傳遞遺傳訊息，並逐步發展出許多新的研究工具；1990 年，美國政府推動人類基因體計畫，接著英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印度等陸續加入，到了 2003 年，人體基因體密碼全數解碼完成，不僅是人類探索生命的重大里程碑，也成為推動醫學、生命科學領域大躍進的關鍵。原本這項計畫預計在 2005 年才能完成，卻因為基因定序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科學家得以提前完成這項壯舉。

提到基因定序技術的發展，早期科學家只能測量 DNA 跟 RNA 的結構單位，但無法排序；直到 1977 年，科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發明了第一代的基因定序技術，以生物化學的方式，讓 DNA 形成不同長度的片段，以判讀測量物的基因序列，成為日後定序技術的基礎。為了因應更快速、資料量更大的基因定序需求，出現了次世代定序技術（NGS），將 DNA 打成碎片，並擴增碎片到可偵測的濃度，再透過電腦大量讀取資料並拼裝序列。不僅更快速，且成本更低，讓科學家得以在短時間內讀取數百萬個鹼基對，解碼許多物種的基因序列、追蹤病毒的變化行蹤，也能用於疾病的檢測、預防及個人化醫療等等。

在疾病檢測方面，儘管目前 NGS 並不能找出全部遺傳性疾病的原因，但對於改善個體健康仍有積極的意義，例如：若透過基因檢測，得知將來罹患糖尿病機率比別人高，就可以透過健康諮詢，改變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降低發病機率。又如癌症基因檢測，可分為遺傳性的癌症檢測及癌症組織檢測：前者可偵測是否有單一基因的變異，導致罹癌風險增加；後者則針對是否有藥物易感性的基因變異，做為臨床用藥的參考，也是目前精準醫療的重要應用項目之一。再者，基因檢測後續的生物資訊分析，包含基因序列的註解、變異位點的篩選及人工智慧評估變異點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性等，對臨床醫療工作都有極大的助益。

建立屬於臺灣華人的基因庫

每個人的基因背景都不同，而不同族群之間更存在著基因差異，使得歐美國家基因庫的資料，幾乎不能直接應用於亞洲人身上，這也是我國自 2012 年發起「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希望建立臺灣人乃至亞洲人的基因資料庫的主因。而 2018 年起，中央研究院與全臺各大醫院共同發起的「臺灣精準醫療計畫」（TPMI），希望建立臺灣華人專屬的基因數據庫，促進臺灣民眾常見疾病的研究，並開發專屬華人的基因型鑑定晶片，促進我國精準醫療及生醫產業的發展。

目前招募了 20 萬名臺灣人，這些民眾在入組時沒有被診斷為癌症患者，超過 99％ 是來自中國不同省分的漢族移民人口，其中少數是臺灣原住民。這是東亞血統個體最大且可公開獲得的遺傳數據庫，其中，漢族的全部遺傳變異中，有 21.2％ 的人攜帶遺傳疾病的隱性基因；3.1％ 的人有癌症易感基因，比一般人罹癌風險更高；87.3％ 的人有藥物過敏的基因標誌。這些訊息對臨床診斷與治療都相當具實用性，例如：若患者具有某些藥物不良反應的特殊基因型，醫生在開藥時就能使用替代藥物，避免病人服藥後產生嚴重的不良反應。

基因時代大挑戰：個資保護與遺傳諮詢

雖然高科技與大數據分析的應用在生醫領域相當熱門，但有醫師對於研究結果能否運用在臨床上，存在著道德倫理的考量，例如：研究用途的資料是否能放在病歷中？個人資料是否受到法規保護？而且技術上各醫院之間的資料如何串流？這些都需要資通訊科技（ICT）產業的協助，而醫師本身相關知識的訓練也需與時俱進。對醫院端而言，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是因為出現症狀，希望找到原因，但是如何解釋以及病歷上如何註解，則是另一項重要議題。

從人性觀點來看，在技術更迭演進的同時，對於受測者及其家人的心理支持及社會資源是否相應產生？回到了解病因的初衷，在知道自己體內可能有遺傳疾病的基因變異時，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衝擊如何解決、是否有對應的治療方式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議題，也是目前遺傳諮詢門診中會詳細解說的部分。科技的初衷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好，因此，基因檢測如何搭配專業的遺傳諮詢系統，以及法規如何在科學發展與個資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將是下一個基因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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