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開科學家跨足新聞媒體的心鎖

「2024 臺灣科普環島列車」今（21）日自臺北火車站啟程，沿著西部幹線南下，將於 10 月 21 日至 26 日搭載全臺 202 所國小學生，展開 6 天的科普環島之旅。前副總統陳建仁、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數位發展部部長黃彥男、交通部臺灣鐵路公司副總經理賴興隆，美、荷、法、德、英國等駐臺代表、9 家車廂參與單位代表及師生們均蒞臨開幕式。

高中生成為科學傳播新力量 助力全臺科普教育

吳主委表示，自 2016 年以來，已連續 9 年舉辦科普環島列車活動，持續推動科學教育。今年活動規模擴大，火車將在 6 天內行經 17 個縣市、32 個站點，提供超過 300 項科學實驗，讓全臺學童能從小接觸科學。

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國科會積極邀請全臺高中學生，透過科學培訓後上車擔任「車廂關主」，帶領國小學童玩科普；高中生們由「知識接收者」轉為「科學傳播者」的角色，不僅加深其擔任小老師的使命感，也提升科學傳播、知識轉譯及組織規劃能力。

今年有 391 位來自全臺 18 所高中的學生參與培訓，其中 162 位為女學生，突破科技領域的性別刻板印象，展現女性在科學界的力量。這些科普小老師們將於 10 月 21 日至 26 日帶著全臺各縣市、鄉鎮國小學童學習更多有趣的科學實驗，為科普教育展開多面向的正循環。

2024 年的科普環島列車很不一樣! 全民一起上列車、長知識

今年臺灣科普環島列車首度開放全民上車體驗，活動開放報名迅速額滿，共有360位民眾參加，8節車廂搭載不同科技主題的特色實驗，包含今年最發燒的 AI 人工智慧、半導體、衛星通訊、以及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隔震減震知識，都設計在車廂的科學實驗活動中，讓參與活動的學生、民眾能獲得最新最熱的科技知識。各車廂活動由台灣默克集團、友達永續基金會、瑞健醫療、ASM 台灣先藝科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數位發展部、緯創資通、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和上銀科技等單位規劃設計。

國科會特別感謝各參與單位的支持與合作，讓此次活動更豐富多元。科普列車活動期間，在全國各地火車站及周邊地區也同時舉辦科學市集，歡迎各地民眾經過火車站時不要錯過難得的科學體驗機會！

不知從什麼時候，「量子」取代了磁場、奈米，成了時興的名詞。特別是把量子與資訊兜在一起，無論是在科學或是科技上，都深具潛力。或許有一天，我們將打開以量子位元建構的量子電腦，透過量子演算法進行各種計算，並把資訊用量子傳輸的方式傳遞出去。

這樣的日子可能真的不遠了。

為了因應量子科技時代的來臨，行政院在 2022 年 3 月宣布成立「量子國家隊」，由 17 個產學研團隊組成，包含了通用量子電腦硬體技術、光量子技術、量子軟體技術與應用開發這三大領域。

「量子熊 QuBear」身為量子國家隊的推廣擔當，針對年輕世代學子，激發量子科學與科技的興趣與瞭解，將全力推動 Quantum PAY，以三大多元管道「Podcast、 Article、YouTube」進行知識傳播，內容類型含括播客、文章跟影音短片。量子熊 QuBear 除了打造線上平台，更製作多個 quantum PAY 學習模組，努力朝著建立量子熊的微學習平台，以及建構長遠的科學知識傳播生態圈的目標前進。

最後，你或許會好奇，量子熊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量子電腦的核心技術是量子位元 (qubit)。英文發音快一點，就跟 QuBear 有點相似，於是就裝個可愛，叫做量子熊啦！

記得看到量子熊時，幫忙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kWM3vYaCd_VoPHQ1hrUdzA

文/ Leona Yi-Fan Su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博士生，研究興趣為科學傳播、民意調查和媒體研究）

「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是近年來傳播領域的新興研究方向，當科學成為我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科學傳播也就和我們的生活有了不可切割的關係。到底甚麼是科學傳播呢？科學傳播其實包含的層面非常廣泛，簡而言之就是「將科學概念傳達給社會大眾」，細細去深究就會發現科學傳播的主角無非就是：科學家、媒體和民眾。

圖一、科學傳播的三核心

科學家、媒體和民眾三者的關係是互相關聯的，科學傳播研究也因此有不同的面向。包括科學家與新聞媒體的互動（例如科學記者及傳統新聞媒體上的科學版面）、科學家如何利用網路社群媒介傳播研究新知（例如科學網誌及臉書粉絲專頁）、社會大眾如何獲得科學訊息（例如各式新聞媒介、科學博物館、科學演講及科普叢書等）、科學訊息對民眾的影響（例如各種媒體理論與風險傳播），以及科學家和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對社會的影響（例如民眾對科學家信任程度與對科學研究支持程度間的關係）。科學傳播領域的研究範疇深且廣，這篇文章將會聚焦在其中「科學家與新聞媒體/記者的關係（science-mainstream media/journalism interaction）」。

在過去數十年來，科學家和新聞媒體間的互動往往受到不少抨擊或質疑。諾貝爾化學獎得主F. Sherwood Rowland在1993年時說過科學家面臨到嚴重的傳播危機（faulty communication），而Google共同創辦人也是現任總裁 – Larry Page- 在2007年時也說過科學界面臨到嚴重的行銷困境（serious marketing problem），最近美國化學協會（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的主席候選人之一 – Thomas J. Barton- 也在他的競選聲明中提到化學家應該要更努力地讓他們的研究成果被民眾看見，讓社會大眾知道化學研究對解決世界問題的重要性。

我們有時會在報章雜誌或是電視新聞上，看到國內外知名研究機構最新的科學研究結果，但其實這些科學報導往往只是眾多研究中的冰山一角，雖然科學文化在慢慢轉變，少部分科學學者和專家願意和媒體記者打交道、並選擇以傳統新聞媒體或是科學雜誌作為傳播新知的平台，但大部分的科學家仍以學術期刊作為發表學術的管道，甚至視傳統媒體與科學記者為洪水猛獸、退避三里。到底是甚麼因素驅使科學家願意將其研究透過新聞媒體和民眾分享？又是甚麼原因讓大部分的科學家選擇待在自己專業研究的範疇，只透過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期刊和同領域的學者切磋呢？

1) 社會化（socialization）：在這邊指的就是溝通及表達能力，包括是否受過正式訓練（formal training）以及科學家自我認同感（self-efficacy）。傳播學者發現當科學家受過正式的寫作及溝通訓練，或是他們對自我溝通或是表達能力的認同感越高，他們會更願意參與科學傳播。很多科學家都指出在與媒體溝通的過程中曾受到挫折，甚至發現媒體最後呈現的報導和其所述不符，也因此當他們對自我的溝通能力更有信心時，會更願意和科學記者互動。

2) 內在激勵與外在激勵（intrinsic rewards and extrinsic rewards）：內在激勵主要是去探究科學家是否會享受科學傳播的過程，像是科學家在解釋新的研究結果來幫助社會制定更好的科學政策，或和社會大眾溝通研究成果對社會甚至道德層面的影響時，是否可以獲得自我肯定。外在激勵則分為兩種，一種是正面激勵作用，像是增加社會知名度、提高在預算審核單位或是資金贊助者間的可見度，以及增加在同儕間的聲望；而負面激勵作用，則包括來自同儕間的排擠與批評、擔心系上單位的反應，甚至潛在的社會批判聲浪。研究發現，內在激勵和正面激勵作用都會鼓勵科學家和媒體記者互動，然而負面激勵作用則會遏止科學家對科學傳播的參與度，很多時候科學家是在正反兩面拉扯中做出抉擇。

3) 科學家的學術地位（status）：雖然年輕科學家對於公眾傳播參與表達出更高的興趣和認同感，但是研究發現科學家的學術地位（助理教授、副教授或是正教授，甚至資深教授）以及學術成就（也就是學術產出的多寡），和科學家在與科學媒體互動上呈現正比關係。也就是說當科學家學術地位越穩固且有越多穩定的發表，他們對於投身於科學傳播的參與度也越高，很有可能資深教授往往累積較多的溝通經驗，對自我表達能力有更多的信心，同時由於高學術地位幫忙降低他們可能受到的負面遏阻效應，也因此大大提升他們與新聞記者間互動的頻率。

美國許多知名大學都開設有幫助科學溝通的課程（例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DELTA計畫www.delta.wisc.edu以及美國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SciJourn計畫），希望藉由正式課程和提供實習機會來幫助學生更有效地溝通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領域的研究成果，並提升年輕科學家未來和大眾溝通的意願以及能力。部分大學也開始討論是否該將教授參與大眾傳播列為工作評比的一部分，希望藉由各系所的正式規定來弭平同儕間的潛在評判，並鼓勵各領域專家跨足學術體制外。

當然其他潛在因素，包括科學家與媒體記者互動的經驗、媒體記者新聞素養也都會影響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意願。如何提升科學家對公眾參與的意願，不該只是科學家或是學術機構的責任，新聞媒體記者也有相對應的義務和努力的空間。期待有一天，科學家和媒體記者間的互動可以更為頻繁且正向、民眾可以看到更多科學研究上的發展與進步，最重要的是科學家可以藉著媒體與我們這些平民百姓靠得更近一些。

資料來源：
1.Larry Page: Science’s “Serious Marketing Problem”
2. Science 11 June 1993: Vol. 260 no. 5114 pp. 1571-1576 DOI: 10.1126/science.260.5114.1571
3. Dunwoody, S., Brossard, D., & Dudo, A. (2009). Socialization or rewards? Predicting U.S. scientists-media interaction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6(2), 299-314.
4. Martin-Sempere, M. J., & Garzon-Garci, B. (2008). Scientists’ motivation to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public: surveying participants at the Madrid Science Fai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7(3), 349-367.
5. Teaching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Science

本文原發表於作者部落格 Miss LEONA [2011-11-11]

• 文／郭立媛

1954 年夏季處於炎熱高溫的南臺灣，一間禮堂內湧入了近百人，臺下有許多穿著西裝或紳士服的男士們，一個個坐姿直挺聆聽臺上講者的發言，頻頻點頭應和；多數的學生們除了忙著拭去臉上的汗水，同時也更加勤奮地用手搧風消暑，與在座貴賓、家長仔細聆聽的樣貌呈現強烈對比。

講臺上站著一位六旬老人，用著流利優雅的閩南語，對這群剛進入高雄醫學院的學生們講述著「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信念。

這位老人就是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同時也是第一位臺灣醫學博士——杜聰明。

杜聰明在日治時期就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是當時許多臺籍學生的偶像，戰後更在醫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因此在他創辦高醫後，有許多學生或舊識，紛紛將子弟送來高醫就讀，這些來自醫生家庭的子弟，許多是父子兩代都師承杜聰明，成為一段杏林佳話。

體格丙下破格錄取，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1893－1986），號思牧，臺北淡水人。1909 年自滬尾公學校畢業後，以榜首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但因體格檢查被評定為丙下，險遭除名，幸有當時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將其破格錄取。

杜聰明在醫學校期間閱讀許多科學家傳記，最敬重德國的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和法國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這兩名細菌學家。或許是師法這些研究者，醫學校畢業後，杜聰明選擇從事醫學研究，他先進入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次年在堀內次雄老師的引薦下，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通過了學力測驗後進入賀屋隆吉教授的內科教室，一年後再轉到森島庫太教授的藥物學教室做研究。

1921 年，杜聰明以高等官的身份返臺，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是當時第三位被任命為日本高等官的臺灣人。1922 年甫滿 30 歲的杜聰明不僅已升任教授，同年底也順利通過博士申請，成為全日本國第 955 號博士，也是首位獲得日本博士學位的外地人，更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第一位榮獲博士學位者，頓時成為臺灣各界矚目的焦點。

在當時，要取得博士學位本身已非常困難，尤其又是醫學領域。杜聰明身為土生土長於殖民地的臺灣人，卻能得醫學博士，不僅帶給許多臺灣人希望，同時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有力的政策宣傳工具，往後只要提到臺灣，杜聰明的名字就一再被人提起，連帶被冠上了「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

鴉片、蛇毒、中醫藥，研究深具臺灣在地特色

校上課的時間外，杜聰明幾乎都待在研究所內做實驗。1925 年底杜聰明出發前往歐美留學，觀摩考察世界一流的研究室，為時約兩年半，1928 年人在巴黎的杜聰明還拜訪了正在環球旅行的林獻堂父子。

自歐美留學回國後的杜聰明，重新開設藥理學教室，但此時他身邊只有兩位助手和一位醫專應屆畢業生，但杜聰明不以為意，他認為比起實驗室的規模大小，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此後他便開始投入鴉片、蛇毒、中醫藥等三項深具臺灣在地特色之研究。

鴉片癮者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問題，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因此杜聰明在鴉片戒癮研究方面，主張以「漸減法」治療矯正吸食鴉片和施打嗎啡患者的毒癮，並發明微量嗎啡成分定性定量檢查法，藉由尿液檢查來決定療程，這種「尿檢法」至今仍是毒品檢驗的主要方式。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杜聰明帶領學生在愛愛寮及臺北更生院內進行大規模的鴉片戒癮療法，以總督府所設立的臺北更生院院內人數統計，在設立後的 17 年間共矯正了鴉片煙癮者 11,498 人。1937 年 8 月，杜聰明更因鴉片戒癮研究之成就，榮獲了日本學術協會賞。

除了鴉片的問題，身處熱帶潮濕地區的臺灣，經常出沒的毒蛇也是杜聰明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原先日人對臺灣毒蛇研究多侷限於免疫學和血清學研究的範圍，杜聰明則將研究方向轉為其所擅長的毒物學和藥理學，更將蛇毒製成的鎮痛劑進行人體實驗，後來由李鎮源繼續傳承蛇毒的研究工作。關於臺灣蛇毒之研究，杜聰明共計發表 100 多篇論文，成績豐碩。

然而，杜聰明對於傳統的中醫藥也極有興趣，他主張應該要用現代科學角度去研究分析，也曾建議統治者讓中西醫研究一元化，雖未被採納，但他在生藥及中藥的藥理研究上仍有不少成果。

1930 年代在他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時，仍嘗試向學校當局提出設立漢醫學研究機關之建議；甚至到戰後初期，也曾向當局建議在臺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增設漢藥治療科，可惜最後仍未能如願。

造就臺灣的醫學教育，至高雄創設醫學院

在杜聰明所主持的藥理學教室中，先後有 40 名醫專畢業生跟隨杜聰明研究，共發表 131 篇論文，杜聰明因此建立其學術地位。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杜聰明被延攬為醫學部教授，是當時唯一的臺灣人教授，主持藥理學研究室，先後造就了 40 餘位醫學博士。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杜聰明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赤十字會醫院，順利完成接收工作。之後，獲任命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杜聰明在友人通知下，幸運地迴避風險，同時也保住臺大醫學院的實驗教室與多數儀器，但在此之後，對於政治的熱情逐漸降溫，將全數心力都放在醫學教育上。

經歷臺大校園及臺大醫院一系列的人事變化、制度改革後，他仍積極爭取設立牙醫學系和藥學系，至 1953 年 8 月，臺灣大學終於通過設置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案，但也因此得罪校方行政部門，最終杜聰明遭校方強制解聘，只能黯然離開醫學院院長職務。

杜聰明離開臺大後，1954 年 7 月在南臺灣創辦了高雄醫學院，來實踐他的醫學教育理想。

首屆招收了 61 名醫學系學生，師資則多由杜聰明從臺大力邀而來。1963 至 1966 年間，因人事及財政問題而爆發「高醫風波」，導致杜聰明於 1966 年 10 月辭職。但此時高雄醫學院已頗具規模，為國內醫學教育重鎮。

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原住民部落存在著「無醫村」的問題，轉而向杜聰明尋求協助。鑑於許多醫科畢業生多不肯前往山地服務，在省府的委託之下，1958、1959 年杜聰明協助在高雄醫學院特設公費的「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專門招收原住民青年，經過四年的醫學教育後，必須到山地部落的衛生所服務滿十年，藉此來解決山地原住民醫療缺乏的問題。後來省政府考量地處海島的澎湖縣也是醫療資源不足，因此在原住民青年外，另外增加 4 個澎湖縣的學生名額。

堅定於研究與教育，深刻影響臺灣醫學史

杜聰明有感於身體瘦小，自醫學校時代開始，每日早晨勤於鍛鍊身體，數十年如一日，平時也喜好游泳，在擔任高雄醫學院院長期間，每週前往西子灣游泳健身。

家人記憶中的他，白天待在學校的實驗室，回家後也總是在讀書、研究，是真正全心投入研究的典範。杜聰明也勤於寫作，除了大量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他也詳細記錄自己的各類演講稿、出國考察見聞；自 30 歲起，更努力練習書法，每天都要練字至少四張，藉以修心養性，至今許多後輩、學生都仍保留他的墨寶。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在面對不同的統治政權，都能堅定地扮演好醫學研究實踐者和醫學教育推動者的角色，不僅在鴉片戒癮、蛇毒和中醫藥理三方面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戰後更積極推動臺灣的醫學教育發展，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醫學界人士。

杜聰明畢生投入醫學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成果，堪稱為近代臺灣醫學史上影響最深刻的人物。

參考資料

1.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262。
2. 〈新醫學博士 杜聰明氏〉，《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23 日，日刊版 07。
3.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北：國史館，2005，頁 8。
4. 原載於《杜聰明先生榮哀錄》，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37。
5. 原載於《中外畫報》雜誌，振聲攝。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302。
6.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