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與讓你更快樂？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讓大腦「裝假成真」的實驗

幾年前，科學家決定對詹姆斯的假說展開終極的測試，他們對受測者進行腦部掃描，請受測者做出害怕的表情。研究者從機器窺探受測者的大腦，他們看到杏仁核非常活躍，因此推論受測者的確有恐懼的感覺。所以，研究人員得到了終極的證據，證明假裝感受可以直接影響大腦。

一九六○年代末期，年輕的詹姆斯．萊爾德（James Laird） 在羅切斯特大學攻讀臨床心理學博士。在某次實習課程中，指導教授要求他訪問患者，同時教授透過單面鏡在一旁觀察。訪談過程中，患者的臉上突然出現一抹不尋常的微笑，那微笑引起萊爾德的好奇，他想知道患者露出那不尋常的表情時是什麼感受。

他開車回家的途中，腦中一再浮現那次訪問的情況，對那抹微笑益發好奇。最後他逼自己做出同樣的表情，以了解那是什麼感受。他驚訝地發現那微笑讓他瞬間快樂了起來。好奇之下，他接著嘗試皺眉，心情馬上難過了起來。那次開車回家的奇怪體驗，從此改變了萊爾德的職業生涯。

當晚他回到家後，馬上走到書架前，查詢情感心理學的相關資訊。巧的是，他拿起的第一本書就是詹姆斯的《心理學原理》。

微笑就會變得快樂？

萊爾德閱讀詹姆斯失傳已久的理論，覺得那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在車內微笑後馬上變得更快樂了。他也意外發現那理論已歸入史書，從來沒做過應有的測試。為了測試，萊爾德邀一些志願受測者到他的實驗室，讓他們微笑或皺眉，然後告知感受。根據詹姆斯的理論，微笑的人應該會比皺眉的人快樂許多。

不過，萊爾德擔心受測者可能會迎合他，說出他想聽的結果，所以他必須想辦法在隱瞞實驗的真實目的下，讓他們微笑或皺眉。

後來，他巧立了一個名目。他告訴受測者，他們參與的實驗是研究臉部肌肉的電流活動，並在受測者的眉宇間、嘴角和下巴邊緣裝上電極。接著，他向受測者解釋，情緒的變化會影響實驗結果，為了避免情緒造成誤差，要求他們在實驗的過程中要告知情緒變化。

電極器當然是假的，但是那個巧立的名目讓萊爾德可以偷偷地把受測者的表情轉為笑臉或苦臉。為了塑造憤怒的表情，他叫受測者把眉宇間的電極器往下拉，用咬牙切齒的方式收縮下巴上的電極器。為了塑造快樂的表情，他叫受測者把嘴角的電極器往上揚。

受測者依照要求改變表情後，接著他給受測者一張表格， 上面列了一些情感的項目（例如，激動、不安、快樂、懊悔等等），請受測者評估各種情感的感受度。結果相當驚人，跟詹姆斯在十九世紀末的預測一樣。受測者在做出微笑的表情後，覺得更快樂；在皺眉後，覺得更生氣了。

研究過後，萊爾德訪問受測者，問他們是否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實驗中會有那些不同的感受。只有少數幾人把新感受歸因於臉部表情的操控，其他人都無法解釋感受的轉變。其中一位把表情轉為皺眉的受測者表示：「我其實毫無怒氣，卻不自覺地想到令我發怒的事情。這實在有點荒謬，我知道我正在接受測試，沒理由生氣，但我就是控制不了。」

立刻就快樂起來的方法

十九世紀初，俄國戲劇導演康斯坦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i）發明了方法演技（method acting）， 顛覆了戲劇界。這種表演方法的關鍵在於鼓勵演員以控制行為的方式，在舞台上體驗真實情感。

這種方法常稱為「魔力假使」（the magic if）（「假使我真的有這種感受，我會怎麼表現？」），一些知名演員也採用這種方式。例如，馬龍白蘭度、華倫比提、勞勃狄尼洛。

同樣的方法也用於探討「裝假成真」原理的實驗室研究中。假設你現在參與驗證「裝假成真」原理的研究，首先，用 1 到 10 來評估你目前快樂的程度，1 代表你剛跌進水溝裡的心情，10 則代表你看到最痛恨的敵人跌進水溝裡的心情。

接著，請開始微笑。不過，我要的不是短暫擠出沒什麼感覺的微笑，請依照以下的指示微笑： 

1. 坐在鏡子前。
2. 放鬆額頭和臉頰的肌肉，嘴唇微開。在科學界，你現在的表情稱為「中立」，像一張空白的畫布。
3. 將嘴角肌肉往後拉向耳朵，盡量把笑容拉大，笑到眼晴周圍產生紋路。最後，把眉部肌肉輕輕揚起，維持這個表情約二十秒。
4. 收起表情，想想你現在的感受。

——本文摘自《怪咖心理學之鍛鍊正能量思維，用科學方法讓好事成真》，2023 年 4 月，漫遊者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迪恩．柏奈特Dean Burnett
• 譯者／鄧子衿

給腦作「功」

「功」最基本的定義是「完成一件任務時所耗費的能量與心力」。所有的工作與任務都需要你耗費能量、付出某種形式的心力，可能是身體勞動，也可能是腦力消耗。就算在這最粗糙簡單的層次，工作對於腦部的影響亦顯而易見，可以讓人感到比較快樂，也可能真的讓人比較快樂。

許多證據指出，身體愈是活動，腦部的運作也會愈好。這自有道理，因腦是身體中的一個器官，需要能量與養分（而且需求量較其他器官要多）。身體活動增加，能夠改善心臟健康，加強心臟力量，降低體內脂肪與膽固醇含量，提高新陳代謝，這全都有助於提供血液和養分到腦中，使腦部的各種能力都得到提升。

身體活動能讓腦源神經營養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分泌量增加，刺激腦細胞的生長與數量，對於腦部還有更為「直接」的影響。這也說明身體活動為何能對神經系統帶來種種好處，例如促進學習能力與記憶、增加海馬回體積及整腦部灰質中較高層的部位。研究也指出，兒童若參加更多肢體活動和運動，學業測驗分數也會比較高。

如果你的工作得付出身體勞力，那麼對於腦部的正面影響能夠讓人快樂。雖然有句話說「有些事不要知道比較幸福」，學習與其他相關的能力增加（或許）能夠讓人比較聰明，有證據指出比較聰明能夠讓人稍微快樂一點。還有，運動能夠刺激腦內啡的釋放，在第一章中討論了這種「快樂化合物」。此外，身體整體比較健康，也代表更有能力去從事讓自己快樂的事，不會因為缺乏運動造成不適與緊張。

同樣地，心智活動顯然對於腦和身體有利，對於準時上班、不需要耗費身體勞力的工作者來說，是個好消息。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愈高的人，愈不容易罹患失智症和阿茲海默症。驗屍的結果也指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就算腦部因為這種疾病而嚴重退損，但是到死都不會出現明顯的臨床症狀。總的來說，愈活躍的腦也愈強韌。

我們知道腦有彈性與適應力，會持續產生新的連結，並強化已存在的連結，還會消除不需要的連結。腦的運作方式有點遵守「用進廢退」政策，因此愈是用腦，腦中的連結與灰質就愈多。當然，年紀和熱力學定律最後還是會占上風，但經常使用的腦衰退速度會更慢，我們通常會說這樣的腦有比較大的「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腦子愈用會愈聰明。

所以說，工作不是要付出體力，就是要付出腦力，而這些最終都增進了腦的功能，讓我們更聰明也更快樂，真是好棒棒。

研究指出，即使不多，對人慷慨能讓人感到富足。

無數的研究指出擁有大筆財富不一定能讓你快樂。一項新研究指出，即使你不富足，對人慷慨解囊還是能讓你感到富足，因此更加快樂。

聽起來好像違背常理嗎？但是並沒有。實驗作者哈佛大學商學院副教授諾頓（Michael Norton）在個性與心理學學會(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年會上發表這項研究結果。諾頓副教授說：「慷慨解囊是人們展現財富的一種方式」，他想知道，不富足的人對別人慷慨會是怎樣的情況。

結果，對人慷慨增加了專家所說的「主觀富足感」(subjective wealth)，就是你感到自身富足的程度。諾頓解釋，這種想法就是你會想說：「如果我還夠富足，能對別人慷慨，那或許我的情形並不糟」。研究團隊認為：「我們認為對人慷慨的行為也能給予自己一種富足的感覺，即使他們失去了一些財富，他們卻主觀地認為自己更富足」。

諾頓表示，捐贈也能讓捐贈者感到自己的影響力增加，因此讓他們感到更快樂，因為捐贈行為「滿足了一種表現富足地位的深層渴望」。

在這項新研究中諾頓並未詢問捐贈者捐贈幫助他人是否讓他們感到快樂。「但是我們先前的研究指出人們的確能感到快樂，實際上，他們從進行利社會(pro-social)行為得到快樂」，他表示。

在其中一個研究中，諾頓使用了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調查參與者過去一年是如何花用意外之財的，以及他們將多少比例的意外之財做慈善用途還有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有何感想。

2000位受訪者中有559位過去一年有得到意外之財。排除了三位得到1百萬美金以上的「特例」，平均得到的意外之財是1500美金。其中99個人說他們將3%的錢做為慈善用途。

諾頓藉由問問題來評估主觀富足感。即使是與更多的收入比較，捐贈可以帶來更多的主觀富足感。

他計算，捐贈500美金帶來的主觀富足感等同於額外一萬美金的收入。

在一則相關研究中，諾頓發現那些願意花時間當志工幫助病童或從事其他慈善活動的人比起那些沒當志工的人認為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他推論這是因為那些人認為自己有時間幫助他人，因此肯定自己有很多時間。

在捐贈過後感到更為富足是因為對於富有這個概念的認知，喬治梅森大學心理學系的名譽教授James Maddux對此表示認同。這是因為「我覺得我有足夠的錢做捐贈，我一定過得比我想的還富足」，他也補充說：「人們在感到更為富足後也對生活更為滿意」。

這個新研究也與其它比較自身與他人的研究有關聯，Maddux說。「心理層面來說，對人們重要的不是真正擁有多少錢，而是在與他人比較下擁有多少。」

原文來源：Give Away Your Money, Feel Happier? – U.S. NEWS [21 JANUARY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