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霍金也在世界末日的傳說中參一腳？！

填寫血型，是為了避免被輸錯血嗎？

很不可思議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會被要求填寫血型。

馬拉松的報名表和號碼牌、幼兒園或學校的文件、貼身的避難包等，都有血型註記欄位。

但是在不少國家，如果要求市民也填寫同樣的資料，這就困難了。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問了反而徒增困擾。

究竟我們填寫的血型資訊有什麼用？或許你會想，莫非是受傷需要輸血時可以派上用場？但這其實是誤會。

即便患者提前告知，輸血前仍會確認患者的血型

輸血前一定會進行血液檢查確認血型。每家醫院所需時間不同，但一般來說，血型檢查結果只需要數十分鐘就能出來。還有在輸血前，一定會進行將患者血液與一部分血液製劑混合，觀察是否出現有害反應的「交叉配合試驗」。

這些不會因為病患本人主張「我是 A 型」就省略。即使以前在同一家醫院接受過血液檢查，確切知道血型的狀況下，也一定要做交叉配合試驗（除了術前檢查等例外）。

為什麼呢？理由很單純。如果誤用了不同血型的血液，會引起危及性命的「溶血反應」，這麼重大的資訊，不能光靠患者自我表述。

另外，很多人是以出生時受檢的結果當作自己的血型，但新生兒的血液檢查不一定正確。有些人以為自己是 A 型，第一次手術時接受檢查才知道是 B 型，不能依賴自我表述的血型也有這個層面的考量。

什麼都不知道的緊急狀況下，到底該怎麼辦？

那麼，如果遇到不知道血型的患者大出血，也來不及做血型檢查的緊急狀況，該如何處置？這個時候就只能相信本人的自我表述嗎？

當然不能。這個時候就只能用 O 型血了，因為不管對方是什麼血型，應該都不會引起嚴重的反應。即使是緊急狀況，也不可能只利用自我表述的血型情報。

近年來因為有這樣的案例，所以出生時很多醫療機構不會驗血型。正在閱讀此書的你，或許不知道自己小孩的血型，完全不用擔心，需要的時候再去檢查即可。

順道一提，我也不知道自己小孩的血型。

緊急情況時，為什麼 O 型血能輸給所有人？

在 1900 年，奧地利人蘭德斯坦納發現「血液有不同類型」前，錯誤輸血的事故頻傳。

蘭德斯坦納注意到人的血清和他人的紅血球混合後，有的會凝結破裂，有的不會。在經過確認很多樣本配對的反應後，歸納出人有 A、B、C 三種血液類型的結論。之後的研究又發現了第四種 AB 型，C 型被改稱為 O 型。

所謂的血型，就是指紅血球表面的抗原種類。你可以想像細胞表面有很多棘刺狀物，輸血的時候最重要的「棘刺」有 ABO 和 Rh 二種系統。

A 型紅血球有 A 抗原，B 型紅血球有 B 抗原，AB 型則同時有 A 抗原和 B 抗原，O 型的沒有抗原；另一方面，A 型血清有抗 B 抗體、B 型血清有抗 A 抗體、O 型血清兩種抗體都有，AB 型則是兩種都沒有。

看起來非常複雜，但結論很簡單，我們只會有對自己的抗原不反應的抗體。

抗體和抗原就像鑰匙和鎖孔，如果 A 抗原對抗 A 抗體、B 抗原對抗 B 抗體就會產生凝集反應，紅血球就會被破壞。

因此如果把 B 型的紅血球輸給 A 型患者、把 A 型紅血球輸給 B 型患者，紅血球抗原和抗體會相互結合，凝結破裂。

另一方面，O 型的紅血球不管對方是誰都不會凝結，是因為 O 型紅血球沒有 A 抗原也沒有 B 抗原。不管是稱為 C 或 O，都是代表「沒有」抗原，也就是「零」的意思。

此一發現在安全輸血普及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1930 年，蘭德斯坦納以此成就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血型不只有 ABO，Rh 也有超過 40 種抗原

如同 ABO 有 A 和 B 二種抗原，Rh 也有 C、c、D、E、e 等超過四十種抗原。其中有 D 抗原的統稱為 Rh 陽性、沒有的稱為 Rh 陰性。錯誤輸血會引起強烈反應的，是 D 抗原。

發現 Rh 的還是蘭德斯坦納，是在發現 ABO 後四十年的 1940 年。

Rh 是取恆河猴（Rhesus monkey，德語為 Rhesusaffe）頭兩個字母。因為 Rh 是恆河猴共通的抗原。順道一提，日本人罕有 Rh 陰性者，大約只有 0.5％，台灣人為 0.3％，但白人則有 15％。

血型還有很多其他分類。MNS 血型、P 血型、Lewis 血型、Kell 血型、Diego 血型等不勝枚舉。如果是罕見血型，即使 ABO 和 Rh 一致，也有可能發生錯誤輸血。

明明知道自己的血型沒什麼用，為什麼大家都很在意？

「血型」本來是沒有必要知道的醫學資料，但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記得呢？而且不只是自己的血型，有的人連家人、朋友、同事、上司的血型都一清二楚，實在是很驚人。

理由恐怕是很多人都認同血液性格學說。當然，血液和個性之間的關聯毫無科學根據，只要想到血型的機制，就會知道紅血球表面抗原跟個性有關的說法有多無稽。

當然，也不能受到「你是 O 型所以會有〇〇個性」的暗示，因而影響到人格形成。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對本人是有害的。

不管如何，還是有很多人期待用血型將人歸類。現在電視或雜誌上「O型的人一板一眼」「A 型和 B 型速配指數？」等不可思議的企畫仍舊源源不絕。

人與人之間，要靠直接對話、一起相處，才能初步互相認識。很遺憾的，這真的不是靠血型就可以了解的事。

——本文摘自《了不起的人體：如此精妙，如此有趣，說不定還能救你一命》，2022 年 7 月，如何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2020 年 7 月 15 日，佩斯頓（Robert Peston）在英國獨立電視台《十點新聞》（News at Ten）報導：「記者最近得知，在製藥界巨頭『阿斯特捷利康』的支持之下，牛津正在進行的疫苗開發工作有了非常重要的消息，同儕審查顯示，我們身上都具備的抗體，以及名為 T 細胞或稱殺手細胞所造成的免疫反應，跟研究者期待的一樣好。所以這是個好消息，是疫苗可能有效的證據……相關人士認為最快在秋天『這款疫苗』就有可能大量生產。」

我想我真的把紅酒噴了出來。這是在搞啥啊？所有參與這項計畫的人，只要是跟臨床試驗數據沾上一點邊，都會受到嚴格的指示，絕對不能談論它。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電腦裡保存副本，或是用電子郵件傳送。當然也不能告訴朋友。甚至有些人實際參與疫苗製造，也還未被告知數據是長什麼樣子。但是，佩斯頓卻在推特跟全國新聞上大談特談。

《泰唔士報》（The Times）及《每日電訊報》（Telegraph）上，立刻出現了對他的某些說法照單全收的文章（其他報紙則主要關注我們有必要在三明治連鎖店裡繼續戴口罩）。牛津大學甚至在推特上發推其中一條新聞連結；我們被禁止談論自己的研究發現，但洩密的科學卻可以，這似乎是精神錯亂了。

我不認為我們有人去調查消息從哪裡走漏（對於洩密的源頭為何，充斥著各種猜測：是英國疫苗任務小組的某人說出去的，還是有政府部長想要在那一天曝光一個好消息？）但這讓我們在未來更加小心。如果我們瞭解得還不夠清楚的話，這件事也讓我們更加明白了，當聚光燈照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時，燈光是多麽刺眼。

媒體的影響

在我小時候，我夢想著要成名：我會上電視，《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會刊登我的照片，所以我決定要成為科學家。以上純屬虛構，並沒有人這麼說過。

一整個 2020 年，團隊裡的每個人都挺身應付自己的人生課題。與此同時，由於事情還沒有難到爆表，我們以很快、有時快到嚇人的速度發展出全新的技能。我們一路走一路解決問題，也因為參與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故事」，我們學習著如何克服在溝通上所遇到的挑戰。

當人們只想要簡單的答案時，我們試著想出方法讓人們瞭解事情的複雜性。在為病人保密（和避免內線交易）的同時，也要公開透明。要真實地介紹我們的工作，卻又不低估它的價值。既要跟人們討論與數據相關的注意事項、未知數及不確定性，又要能給人們安慰，讓人們信任我們的工作。在維持住個人生活界線的同時，我們也努力促進大眾對科學有更多瞭解。

有時候媒體（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會幫助我們應對這些緊張局面。大部分新聞記者跟我們一樣，都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盡力而為，在傳播新興的複雜科學方面，有許多記者做得相當出色。但是在其他時候，媒體似乎也確實造成了緊張狀態。有時候，某些記者有自己的目的，而其他記者根本沒仔細去查證真相，就把這位記者說的話當成事實報導出來，結果訊息被扭曲，或是故意聳人聽聞，讓我們深感挫折。

這同時也是我們的機會，畢竟可以接觸到通常不會對我們的研究感興趣的人群，並將確認過的正確訊息告訴全世界。我們始終清楚，疫苗之父詹納（Edward Jenner）的偉大成就不是發明對抗天花的疫苗。疫苗並非他的創見，他就跟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是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發展壯大。但是他做到了其他人沒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向大眾宣傳他的發現，並呼籲人們廣泛接種疫苗。

媒體像雙面刃一樣，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不是有影響力的人或是皇家成員，所以我想，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先前並沒有那麼關心媒體的本質。我們在實驗室裡隱姓埋名的工作，如果我們的最新發現能刊登在高度專業的科學期刊，我們會很高興。可是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好拿起這把雙面刃，盡我們所能地揮動。我們的工作很重要，而且人們想要瞭解我們的工作，即使我們不想涉入，也無法置身事外。在 2020 年最初的幾個月，關注、壓力及失言都在逐漸累加。1 月底，全世界開始擔憂疫情，我們收到很多請求，希望我們發表談話。2 月時，我們在研究實驗室首度進行照片拍攝（不是在臨床生物製造機構，畢竟我們正在製造疫苗，我不能冒險讓疫苗製造過程受到汙染或中斷），往後還又進行過好幾次。

讓攝影師及拍攝小組進實驗室，總是會一團混亂。三、四個人在實驗室裡踩來踩去，電線拉來拉去，有讓人絆倒的危險，拍攝小組將工具隨手棄置在實驗室的工作檯上，並要求深感壓力的團隊成員解釋目前正在做什麼，拍攝小組會說再講一次，最後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時候結局並不愉快，譬如有位工作人員認為原本要進行拍攝的辦公室不合適，會拍到窗外的鷹架，結果他們在免疫學實驗室裡最忙碌的角落拍攝訪談，毀了一整個早上的工作。

到了 3 月，我和團隊成員一直不斷收到媒體的採訪請求。我記得曾跟《每日快報》（Express）的記者做過電話訪談。我跟他談了大約半小時，我以為我有小心仔細地向他描述整個故事：我們如何製造疫苗，如何測試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對於臨床試驗的計畫。結果當我看到新聞標題時，想像一下我有多麼驚訝：「冠狀病毒疫苗：牛津大學科學家怕英國『把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裡』」。

愚蠢的是，我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就在訪談結束前，他問了我：「妳最擔心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顯然是記者的套話技巧。我們一直在聊天，我覺得很放鬆，所以我沒想太多就回答了。我其實說的是（我的想法埋在文章的字裡行間，文章其實寫得相當好，既清晰又準確），由於我們必須如此快速的工作，吉爾伯特無法先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測試不同版本的疫苗，再提出最後的設計，我們只能做出最簡單的選擇，重複之前對抗 MERS 的有效策略。但是標題暗示的跟我所說的並不一樣。上了一課，學到教訓了。

4 月時，聽說校園裡出現了狗仔隊（我想是有人在醫院停車場注意到某人持有長焦鏡頭的照相機）。我們並不習慣這種關注。格拉納托據稱死亡的假新聞所帶出的一連串事件，讓我們清楚的意識到，在跟媒體互動時，我們需要更有策略、更主動掌握局勢。

媒體在許多方面對我們都很有幫助。我們能夠那麼快地招募到臨床試驗志願者，新聞報導很可能是重要關鍵之一，它也提升了我們的知名度，讓注意到的人慷慨捐助我們的計畫。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保護志願者及臨床試驗過程的隱私及安全性，並給我們自己空間，繼續研究工作。

我們在為疫苗臨床試驗而設立的網站上貼出告示：「我們知道臨床試驗的進展充斥著謠言及不實報導。我們懇請民眾不要相信這些訊息，也不要繼續轉傳。我們不會再提供關於臨床試驗的評論，所有的官方更新都會公布在這個網站上。」

我們也開始將所有來自新聞記者的要求轉給大學的新聞辦公室，他們會代表我們回絕絕大部分的要求。新聞辦公室幫我們安排跟幾位選定的記者做了幾次背景介紹。我們不再做任何形式的評論，而是討論一些一般性議題，譬如，比較兩次不同臨床試驗結果的困難之處，以及我們可能會如何處理；或者在臨床試驗中我們如何測量抗體。除此之外，我們會在有數據要發表以及有話要說時再進行溝通，而不是無話不說。

當然，這並未讓各方不再提出請求。儘管我的推特出了點狀況，相對來說我的私人資訊還是沒那麼公開，但吉爾伯特就得放棄手機了。大學網站上有她的手機號碼，記者不斷打來要她發言，公眾人士想聽她的保證，投資顧問希望得到內線消息，會議籌辦業者想找她當主講人。

可是吉爾伯特無法放棄電子信箱，因此她的收件箱中充滿了想得到及想不到的釣魚嘗試，企圖誘使她點擊惡意附件，也有人寄來各種訊息，要她放棄研究，採用他們的理論來治癒新冠肺炎，包括吃香蕉／大蒜／水仙花／日本梅精／植物／所有天然成分／複合配方／蜘蛛毒的解毒劑／水及鹽／動物（「我沒有指明什麼動物」）。

大學升級了網路安全防護。有傳言說俄羅斯特工試圖偷竊我們的疫苗數據，我們的資訊人員也遇到一些「不尋常」的問題。不過，無論他們做了什麼，肯定沒有過濾掉所有可能是善意、卻也造成困擾的方法。

我們的新策略其實就是在發表第一篇同儕審查論文之前，繼續埋頭苦幹。這個策略一直還滿順利，直到佩斯頓的洩密文刊出。他讓我們大吃一驚，但還好他的結論是正確的，不像 4 月時我們處理的假新聞。疫苗的表現確實如我們的預期。它讓免疫系統增強對新型冠狀病毒棘蛋白的防禦，並且沒有引起任何有問題的副作用。偶爾會有手臂痠痛，或是發燒的現象，這些副作用很容易用撲熱息痛（paracetamol）治療。

不過就像 4 月時的情況，希望我們做出評論的要求激增，突破新高。這讓我們首度感到相當為難。任何一絲訊息，即使是某人從其他管道洩漏出去的，都會讓我們受到質疑。當我們什麼都不說，會被批評不夠透明化，沒有盡到告知大眾的義務，但要是我們真的說了，批評者又會說我們是在做「新聞稿科學」。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在我的下半輩子，我相信人們會一再問我，當我聽到疫苗臨床試驗結果的那一刻到底有什麼感覺。答案是，我當時沒有任何強烈的情緒。當然，疫苗證明有效讓我鬆了一口氣。但我有點意外，結果竟然如此複雜；一群學者做出來的結果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三個數字。另外，我也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感到憂慮。最後，由於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試驗結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機會和我說話之前上床睡覺。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星期六。臨床試驗由我的同事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主持。早上他打電話告訴我，數據的分析結果會在週末出爐。我們和全世界的人一樣，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好幾個星期。2020 年 1 月，我們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將疫苗設計出來（那時，我們是為了預防萬一而設計疫苗）。後來，當我們發現疫苗的需求愈來愈明確，就以破紀錄的速度，在六十五天內製造出第一批疫苗。在病毒橫掃全球的過程中，我們在四大洲尋找志願者進行人體試驗，並且生產數百萬劑疫苗。

我在 2 月的時候去找波拉德，邀請他擔任臨床試驗主持人。我的工作領域是早期的疫苗開發，而波拉德曾經負責幾個非常大型的疫苗試驗計畫，對於疫苗的相關政策（也就是疫苗如何使用在現實世界中）有豐富的應對經驗。在當時，波拉德並不知道自己會面對如此驚人的工作量。

我們知道這個疫苗很安全，而且在當時就確信它是有效的，但我們還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個看法。我們從數千名志願者取得數萬個數據點，並加以分析，以便得知我們的疫苗對於新冠肺炎有沒有保護力，以及保護力有多大。結果若超過 50%，就視為成功。

一旦分析結果出爐，我們就要開始通知所有的重要人物，並將結果填入我們早已準備好的新聞稿，波拉德認為大概會在星期日。他要我「晚上喝杯紅酒，好好睡一覺」，等待通知。

我預見自己在下星期會非常忙碌，所以我知道我必須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為了應付新聞發布的場合，我還從網路商店訂購了幾件新襯衫。試穿之後，發現其中一件襯衫非常不適合我，必須退貨。退貨其實並不急，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去完成一件事（不論有多小），對我的心理健康有益。退貨收貨點在一英里外的報刊販售店，在涼爽的 11 月天散個步應該很好。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聖誕節燈飾，現在才 11 月 21 日耶！經過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一年，人們似乎想早點把燈飾拿出來，振奮一下心情。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剛上學的那幾年，聖誕節的準備工作從 10 月底開始，他們為了準備聖誕話劇，必須在學校待得很晚，然後滿嘴聊的都是聖誕節話題，直到學期結束，放假在家，一方面覺得很累，一方面又覺得很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而那時聖誕節還沒到呢！今年，提早裝飾的聖誕樹似乎在提醒我們，年底快要到了，而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疫苗有沒有效。

充滿壓力的疫苗開發工作

我繼續忙著做各種小事。我不能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從去年開始習慣，就算我的工作不順利，我也不會說什麼。他們知道，我們的團隊在過去兩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兩萬四千名試驗志願者的血液樣本陸續送到實驗室，等著處理。

有一批從巴西來的樣本，本來應該在星期二下午六點半送到，但晚上九點半才抵達。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忙著檢查、解凍、分類、貼標、重新包裝與寄送，一直忙到星期三清晨。後來我不得不下令，和血液樣本無關的工作人員全都回家去，因為確診人數不斷上升，實驗室的人數限制再次出現嚴格規定。

到了星期五，我們的冷凍儲存空間告急，於是我那天下午跑到其他大樓，求同事把可上鎖的冷凍庫借我們用。星期六早上，我一個人安靜的待在辦公室，把標籤插進試管裡，為下一批從南非來的樣本做準備。許多人在那個星期都覺得壓力很大，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以為我不和他們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星期六晚上，我試著看書，但後來睡著了，直到手機的訊息提示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要我和他開視訊談談。這個情況有點異常。我以為他隔天早上才會和我聯絡，我也以為他只會告訴我一個數字，說疫苗的效力是 x%。我回訊息給他：我們不能用電話談就好嗎？回覆是：不行，他需要讓我看幾張投影片。

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臟跳得很快。時間為什麼提早了一天？為什麼需要看投影片？

我把筆電準備就緒之後，波拉德開始向我說明投影片的內容。他冷靜快速的說出重點。整體效力是 70%。這個數字沒有輝瑞（Pfizer）或是莫德納（Moderna）在 11 月稍早公布的 90%、95% 那麼高，不過，我們的結果還是高於疫苗效力的低標 50%，也高於一些評論員在幾個星期前警告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的 30%。總之，我們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在臨床試驗採用了不同的劑量。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效力是 70%，但有趣的是，有一群志願者接種第一劑疫苗時先使用標準劑量一半的劑量，第二劑才使用標準劑量，這組的效力是 90%，而兩劑都採用標準劑量的那組，效力是 62%。

一般來說，科學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數字時，通常會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統計上的誤差。但是當我們仔細研究之後，發現情況並非偶然。由於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須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開盤之前，將試驗結果透過新聞稿公諸於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學統計學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們得到了兩個獨立分析的數據。

準備新聞稿和媒體訪談

那個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和各個群組的同事透過 Zoom 會議討論分析工作和媒體計畫，偶爾到實驗室露個臉，看看一切是否順利。但我不能和他們久聊，因為我不能讓實驗室的人知道，我已經知道分析結果，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效力數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收到通知，他們很可能要透過新聞才能得知結果。我為了找點事做，走路到商店去買水果給實驗室團隊，畢竟他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披薩和蛋糕。

新聞稿需要由我做最後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點，新聞稿還沒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覺，但睡得很不安穩，凌晨三點就醒了。醒來時，我發現新聞稿已經寄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我發出核准新聞稿的通知，然後試著再睡一會兒。新聞稿會在早上七點發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體進行訪談。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點三十分出門，我知道自行車道沒有路燈，而且路上的水坑會結冰，於是放棄騎自行車的念頭。我把汽車表面的冰刮掉，開車上路。到了辦公大樓中庭，空蕩蕩的，只有兩個人在清潔環境，他們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點作用也沒有。我委婉的提醒他們，口罩要蓋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辦公室裡，覺得今年進這個辦公室的次數好像超過了一百萬。我開啟電腦，點擊媒體團隊的工作表格連結，想知道第一個和我進行訪談的記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開，點擊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只能放棄。我拿了梳子和化妝包到洗手間，結果發現我的左臉頰有一個被蟲子咬的紅腫叮痕。

約莫七點四十五分，當蘭貝（Teresa Lambe）進到我的辦公室時，我開始覺得有點想哭。蘭貝教授是免疫學家，不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設計疫苗，從此和我一樣賣命工作一直到現在。她看到我的模樣，以為我是因為我們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緒激動。於是她再三安慰我，有這種情緒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訴她，我只是覺得很沮喪。我睡眠不足，接下來又要面對一整天的媒體訪問。

後來我發現，第一通視訊電話八點三十分才開始，我根本不必那麼早出門，根本不需要趴在擋風玻璃上把冰霜刮掉，連早餐都沒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發揮作用之後，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來，我嚴陣以待，迎接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視訊電話，他在今年曾經來為我們團隊加油打氣。然後是一場線上新聞發布會，大多數的記者都想瞭解一半劑量／標準劑量模式的事（但我們在不到四十八小時之前才得到結果，其實也不完全瞭解情況）。接下來是在地下室的研討室，與好幾組新聞採訪團隊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是一連串的電話訪問。

訪問我的第二位記者問我，我有多厭煩媒體，而我說，「挺厭煩的」。他說他很同情我，因為他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在正職之外抽空應付媒體，感到厭煩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實上，新冠肺炎疫苗並不在我的正職範圍之內，它是額外的工作，我的正職是為另外五種疾病研發疫苗，但我也懶得向他解釋了。

到了下午，有人探頭進我的辦公室，提議買香檳讓大樓裡的團隊成員一同慶祝。我累壞了，很想改天再慶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須維持社交距離，也很渴望開香檳慶祝。他們的計畫是，每個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視訊電話一同祝酒。於是，下午五點左右，我在咖啡杯裡倒了一點點香檳（因為玻璃杯不夠用），啜飲幾口之後，我開始放鬆下來。我短暫的享受了彷彿週末般的鬆懈感覺，然後突然意識到今天才星期一。過去幾個月就像是無止境的週間，週末一直沒有來臨。

有幾位記者問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覺是什麼。我向他們坦承，還沒告訴家人，只是在早上七點用 WhatsApp 傳了一則訊息，寫著「新聞發布日」。回到家時，全家人過來擁抱我，然後把我帶到廚房，原來他們為我準備了慶祝大餐。我們一起吃飯，舉杯慶祝。最後，我終於可以去睡覺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