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仙塵爆發生至今,網路上開始出現一些討論,其中有一部分是責難傷者,像是「如果是我,才不會去參加這種活動,根本玩命!」、「主辦單位沒腦、參加的人更沒腦!」等等,另一部分則是家屬質疑醫療、責怪救人不力。雖然,大多數這類的留言下面就會有其他人回應,希望留言者能將心比心,畢竟已經傷這麼大,我們需要的不是罵,而是互相同理(同理不等於同情,也不等於認同,你可以試著了解對方的感受,但不一定要認同他們的行為)。
只是,為什麼這些塵爆酸民要責難傷者?為什麼家屬明明知道警消醫護都很用心、好幾夜沒闔眼了,還要怪他們第一時間處置不當?真的只是他們沒有同理心嗎?還是他們可以從責難中獲得什麼?
責怪受害者效應
或許有很多理由,但如果從內外團體(in-group / out-group)的角度來看,我們經常會覺得自己的團體(學校、朋友群、性別、年齡群)比較好,其他團體比較糟,這就是「外團體貶損效應」(Outgroup derogation)[1]。例如,有些人會覺得「怎麼會去參加這種活動!」、「還好我不是Party咖」「像我就一定不會去……」,是因為這樣想能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
這就是典型的「責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心態[2]。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根據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3]我們會傾向將事情發生的原因歸因於受害者本身,認為那是他們自己的特質(沒有科學常識、不愛惜生命等等)造成。
這樣想有什麼好處呢?它可以維繫我們心中的「公平世界信念」(Just-world belief)[4-6]。我們大多數人對世界都抱持著一種「好人有好報,壞人有壞報」的想法,可是今天的受害者是跟你一樣的年輕人,這樣一來,我們的信念就受到挑戰了。於是你告訴自己:或許「他們」跟我不同,我才不會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只要這樣想,你就可以成功地把可能的傷害跟自己區隔開來了,獲得控制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只是,在做這樣區隔的同時,你也一併區隔了人們最珍貴的兩種情感,同理和愛。
家屬責怪醫護,可能只是一種悲傷反應
此外,基本歸因偏誤同樣也發生在傷者家屬上,他們會傾向怪罪第一線的醫師、送診的病院以及急救人員,因為把病患的傷勢與不治歸咎於「鮮明而具體」的個人疏失(儘管可能根本沒有疏失),比起歸咎於抽象而飄渺的「政府放任醫療體系的崩壞」、「護理人力的流失」、「燒燙傷公式」更為容易。再加上家屬們都在走過嚴峻的悲傷與等待轉院的焦急過程,各種情緒、複雜與失落,更難讓他們好好靜下來理性地去想,或為第一線奮戰的醫療人員著想。
這些攻擊性的語言如「要不是當初送錯醫院」、「都是你們害我的孩子……」,很可能只是Kuber Ross指出的悲傷心理反應:「討價還價」或「憤怒」[9]。
如同諮商心理師葉北辰所說:「些說法並不是針對我們(醫護人員),而是來自於家屬的內在世界,他們的悲傷反應,他們的焦慮、憤怒、無語問蒼天!我們不用認同他們的負向言語,只需要看到這些對我們很有傷害性的語言,其實來自於家屬自己的受傷。」(引自:家屬的「送錯醫院說」也可能是一種悲傷反應)
媒體渲染與後見之明
這事件也反應了其它的心理現象,例如為什麼有些人總是事後才諸葛?在心理學上稱為「後見之明的偏誤」(hindsight bias)[7],人們習慣總是在事後才說「我早就知道了!」
最後,部分媒體也用煽動的手法滿足我們滑臉書的三大需求[8]:
- 「情緒宣洩」:這就是為什麼有人在新聞下留言互罵、或罵媒體,有些只是藉機宣洩平常生活中對於其他事件的不滿與壓力(當然也有些的確是就事論事)。
- 「尋求刺激」:這也是為什麼媒體習慣貼爆炸、重傷的畫面賺點擊率,因為這真的會讓想尋求刺激的人想點下去看。
- 「扮演英雄」:當媒體渲染「傷者責怪醫療」時,很多人會跳出來叫不公平、或替辛苦的醫療人員說話(不過,這些問題的確需要被討論、被正視)。
姑且不論這些閱聽人、留言者行為背後的動機或對錯,媒體很精密的利用了人的心理需求,賺到點擊與討論數──但這些,卻可能是踩在傷者的疼痛上,並激起更多的憤怒。
綠豆薏仁的溫暖
想著想著,不知不覺變得更難過了起來。索性起身去巷口買綠豆薏仁冰。老闆娘一邊看著新聞轉播一邊問我:「你會去這種活動嗎?」
她一問完,我心想,老闆娘的問題根本早就預設好了答案,我只要說出「我才不會去」,她就會接「聰明!他們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太衝動了!」或是「對阿,這種活動不去比較好」之類的。
但我真的仔細的想了一下,選擇這樣回答:「不一定耶,看有沒有人約吧。如果朋友邀、我腹肌又練好的話,可能還是會去吧。」這是我悶心自問最真誠的回答(畢竟我事前真的不知道塵爆的相關資訊,我相信一些人也是透過這次事件才更清楚的。),我心想等等可能要承受老闆娘的奚落「你怎麼一點常識都沒有阿」之類的,沒想到老闆娘說了一句讓十億人都驚呆的話!
老闆娘:「也是,很多事都很難說。」
回去的路上,我心裡升起一股小小的感動,因為她能同理我的同理。
我突然想起來,從前上社會心理學的時候,也是絕望地認為心理學只負責解釋,不負責解決的時候,當時的系主任跟我說了一段話:「其實還是有解的。減少外團體貶損、基本歸因謬誤的重要方法,就是把對方,也劃進『我們』的團體裡。我們都是人,挑戰這些偏誤不容易,但並不表示不可能。」
醫療、傷者、家屬、甚至承租場地的八仙經理與彩色趴的活動主辦人,都是島上的一份子,我們都可能犯錯,也都不希望這樣的悲劇發生。
在這次的事件中我也印證了她的話:劃進「我們」,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在這個人稱「集體失憶」的鬼島上,其實很多事情逐漸在悄悄地轉變中。從去年到今年發生這麼多重大傷害事件,媒體無止盡的煽動報導依舊[8],儘管還是有些人在責備傷者、醫療人員、救災人員、政府政策,但還是有很大一群人,在提醒不要分享血腥畫面、在幫忙集氣、提供協助,還是有很多人跳出來,請大家停止責備。
在這麼重的傷害之後,我們還是能看到很多的愛,很多的希望。
或許,在這個時間點我們能做的有限,但是只要我們能用更多的柔軟和關懷,不去責難醫療、不去責怪傷者、甚至也同理家屬被情緒所覆蓋,這些難以承受的沈重就能漸漸被紓緩下來。
雖然,這可能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我一直記得一個燒傷的孩子跟我說的一句話:「以前,我一直以為我是一個人。在傷害發生之後,我覺得全世界都背棄了我,很想乾脆去死一死。可是,你的出現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雖然很多事情已經不能改變,很多傷痕已經在那邊,但我發現,我不是一個人。光是這樣,就讓我更有勇氣,繼續咬著牙撐著,走下去。」*
延伸閱讀
- Brewer, M.B.,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Ingroup Love and Outgroup H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9. 55(3): p. 429-444.
- Janoff-Bulman, R., C. Timko, and L.L. Carli, Cognitive biases in blaming the victi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5. 21(2): p. 161-177.
- Jones, E.E. and V.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7. 3(1): p. 1-24.
- Lerner, M.J. and D.T. Miller,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8. 85(5): p. 1030.
- Hafer, C.L. and L. Begu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just-world theory: problems,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1): p. 128.
- Furnham, A.,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3. 34(5): p. 795-817.
-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3. 5(2): p. 207-232.
- 陆时莉, 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社会控制的心理分析.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6(2006年 04): p. 20-22+8.
- Kübler-Ross, E., On Death and Dying. 1969, New York: Macmillan.
*基於保密原則,本案例經改寫與模糊,並不反映某一特定個案。